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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 内在机制和现代特点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论，是正确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指导性线索。社会主义改革的大潮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反思，敦促着人们以极大的兴趣来重新审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
1.生产力的特征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生产力无疑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它决不是一种具有独立人格意志的超历史存在物，始终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人类历史的命运。生产力不是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而是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它是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形成的解决社会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实际能力。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注409人的需要的对象归根到底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必然要和自然界发生一定的关系。然而，自然界永远不会自动地满足人的需要，不会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为人所需要的现成的物质生活资料，这又决定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一种矛盾的关系。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占有自然以满足自身的内在需要，人们必须进行劳动。
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物质生产活动。同时，这也是人们为了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基本的历史活动。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人的需要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或者说人们在解决自身需要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时具有多大的能力，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生产力。这就是说，生产力是在人的需要向劳动的转化中形成的，劳动是生产力形成的现实基础。离开了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生产力只能是一个空洞无物的抽象范畴。
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来看，生产力标志着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关系，是作为主体的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的能力。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不仅付出自身的体力和智力，而且还借助于自然力；不仅改变外部自然，而且也改变着他“自身的自然”。这是一个以人的本质力量物质对象化而实现的“自然的人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自然力被同化于人的体力、自然规律转化为人的智力的过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成一种双向运动。正是在这种双向运动中形成了现实的生产力。“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注410，二者的统一构成了生产力的本质内容，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现实的生产力。
生产力的本质内容决定了生产力具有四个特征：
第一，生产力具有属人性。
生产力是在人的劳动中形成的、人能够直接掌握的力量。人是生产力的主体。从静态上看，生产力是人们“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是人们的实践能力，它标志着人的本质力量和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从动态上看，生产力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活动方式，是人们解决社会和自然之间矛盾并占有自然，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唯一可能的形式”。
因此，生产力不是超历史的预成的实体，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本身就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具有属于人的性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注411，“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注412。这表明，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确定为发展生产力，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理论并不矛盾，相反，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第二，生产力具有社会性。
个人的劳动能力是生产力构成的要素和基础，生产力的作用、运行和发展都离不开个人的劳动能力这个“细胞”。“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注413，而“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注414。但是，生产力又不是由个人劳动能力简单相加所得出的“算术和”，而是个人的劳动能力通过一定的社会结合方式，包括分工、协作等中介环节而形成的集体力、社会力。这是一种在质上不同于个人劳动能力“算术和”的总体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注415。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只有在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个人只有作为“社会个人”、“社会体的存在”，才能真正占有生产力。注重对个人劳动能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生产力的研究，并认定社会生产力在质上高于个人劳动能力，这正是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的特色之一。
第三，生产力具有客观性。
从现实性看，只有依靠物质力量才能实现对物质东西的有效改造。作为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实际力量，生产力必然具有客观性、物质性，它首先是在人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中形成的客观的、物质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生产力称为“物质生产力”。生产力的客观性、物质性集中体现在生产工具中。生产工具是已经“人化”了的自然力，是“人化自然”所蕴涵的物质力量，它是人的智力施展威力的凭借。
确认生产力的客观性、物质性，并不否定生产力本身就凝聚着人的智力、“社会智力”。马克思指出，从人类生产力形成之日起，就表现为既有个人特性的主观的生产力，也有客观的生产力，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但是，“主观生产力”或“精神生产力”毕竟属于知识形态，它只有“物化”为生产工具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才能转化为“有物质创造力”的改造自然的现实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既要重视科学研究，又要重视科学向技术和生产力的转化。这样，才能全面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促进生产力的现实发展。
第四，生产力具有历史性。
如前所述，生产力是在人的需要向劳动的转化中形成的。然而，不仅需要向劳动转化，而且劳动也向需要转化，这就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注416。由于人的需要在与劳动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增长和扩大，因此，人们进行劳动的动因在客观上是永恒的；在劳动中形成的生产力不管如何发达，总是具有继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必然随着人的需要的变化和劳动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
由此引起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是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
生产力是在人的需要向劳动的转化中形成的。但这里所说的需要，已不是动物式的本能需要，而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的需要，它不仅包括对生活资料的需要，而且包括对制造和改进生产工具的需要以及其他各种社会需要；这些需要已不是单纯的主观意图，而首先是不得不如此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即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工具的改进所引起的需要。人的需要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作为一种客观的、强制性的力量，推动着生产力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换言之，生产力之所以具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向前发展的趋势，是由人的需要和自然之间矛盾的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这一客观必然性所决定的。人的需要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或源泉。
发展的源泉是较深层次的矛盾，动力则是较浅层次的矛盾，而较深层次的矛盾往往在较浅层次的矛盾上得到解决。一般说来，发展的源泉或根本原因创造出事物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而动力则为这种可能性“开凿渠道”，使之转化为现实。从可能和现实的辩证关系看，人的需要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只是使生产力不断发展具有了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还需直接的动力。
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就是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矛盾。这是因为，新的需要的满足需要有新的生产工具，而原有的生产工具不能适应这种新情况时，劳动者就会改进原有的生产工具或创造出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反过来又会造就出具有新的劳动技能的新的劳动者。劳动者、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劳动者、更新的生产工具……矛盾双方的相互促进、相互转化，不断地解决着人的需要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从而直接推动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这表明，生产力是一个具有内在动力的自组织系统，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系统运动，具有不可分离的整体性，在生产力变革中，某一要素的重大变化，必然引起连锁反应，迅速波及、影响到其他要素，以至改变整个生产力的状况。
当然，我们注意到，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性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处于绝对均衡的状态，相反，各个要素的发展必然显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在不同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生长点或突破口。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注417。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却是“精神生产力”。以计算机技术为主的微电子技术领域、以超导技术为先导的新材料领域和生物工程研究的成果成了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
生产力发展的这一特点，要求我们具有高度的预见和判断力，善于选择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或突破口，并善于把握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性，把在生长点上取得的成果迅速扩展到生产力的其他要素上去。只有借助于这种转化能力、移植能力，才能形成一种全新的生产力。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人们是熟知的。然而，“熟知并非真知”。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内在机制都是完全忽略或语焉不详的。我们感兴趣的却正是这个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能够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介的，必须具有双重属性，即既有生产力的属性又有生产关系的属性，否则，它就不能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部、纽带和“桥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分工具有二重性：就它是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结合方式来说，它属于生产力范畴；就它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结合方式而言，它又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正是这种二重性，使得分工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
分工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一个环节，具有生产力的属性。分工首先同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生产工具直接相关。“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即“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注418。这就是说，生产工具的性质和发展决定着分工的性质和发展，分工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促进生产工具的发展。“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注419。分工实际上就是以一定的生产工具为前提，把统一的生产分解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结的部分，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分工不过是物质生产的各个不同过程的组合方式。
因此，分工本质上是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和工具的具体结合方式，标志着生产的技术构成。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注420同时，分工“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注421。
分工构成了社会生产力的一环，是生产工具水平和劳动者水平的综合体现，因而是生产力水平的表现。“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注422。
分工和分配、交换等环节的有机结合构成所有制关系，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分工首先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分离，但它同时又是一种人与人的组合，分工无非是并存劳动。分工不仅是生产过程中人与工具的结合方式，而且也是人与人的结合方式。人们之间的分配、交换等关系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发生的，是从事不同劳动的人们之间必然联系的外部表现形式。“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注423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正是以此为理论出发点，通过对平均利润的分析，揭示出各类资本家怎样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的离合中，不断达到利润平均化，从而在经济利益上形成为一个阶级的；而对于劳动者来说，由于生产的社会结合形式变了——既和本企业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也和其他企业、行业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因而同资本家的关系就不是个人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这就是说，分工又是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分工和所有制是“同义语”，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注424。所有制关系“总是由于劳动方式和分工的经常改变而被推翻的”注425。显然，分工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
分工的二重性，使之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分工状况以生产工具的性质为前提，本身就体现着生产的技术构成形式，同时又形成着特定的经济活动方式。由此，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链条：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的技术形式分工经济活动方式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这一链条展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一般说来，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是通过分工这个中介实现的。正是这种通过分工而实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和内在机制的考察，引发这样一种思考：所有制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对所有制关系的考察绝对不能离开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所有制和生产过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离开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所有制无论如何得不到正确的理解。
所有制关系当然是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所有制的实质就在于，一定的社会集团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达到对产品的占有；而为了从生产资料的占有达到对产品的占有，中间必须经过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一定的所有制关系才能维持和发展下去。马克思指出：“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注426
这就是说，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所有制一方面是生产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是生产的结果，所有制并不是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的独立的实体，它不可能给人们的经济活动预先设置一个不变的框架和外在的前提。相反，这些前提正是在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地被重新生产出来。离开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无法实现，无从谈起，只能是空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是同一概念，“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注427我们只有从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从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所有制或生产关系的本质，才能真正理解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作用机制。
确认所有制关系内在地包含在生产过程之中，就应当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去把握所有制关系，从生产的技术构成、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活动方式中去理解所有制形式及其变革。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工和竞争、垄断、贸易等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东西”注428。
如前所述，特定的分工体现着特定的生产技术构成，同时又形成着特定的经济活动方式或经济组织形式，而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必然引起所有制形式的改变，直至所有制根本性质的变革。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在根本性质未变的前提下，就先后经历了个体所有制、联合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几种形式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内适应由特定的分工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方式的要求，并通过生产、分配等环节实现出来。离开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以及由特定的分工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方式，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变化。
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就是：生产力对所有制关系或生产关系的作用机制，是随着生产的不断进行而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运动过程展开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不能仅仅以所有制本身来进行，也不能仅仅在“收权”还是“放权”的问题上做文章。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应是现实的生产过程，以及由分工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方式，而着眼点应是经济运行机制。正是在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中，所有制形式得以改变，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得以在更高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新发展。
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现代特点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特征就是，在世界性发展的背景下以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方式表现出来。
人类历史首先在几个古老的民族那里取得其相应的独立起源，这些古老的民族一开始就是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获得各自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的。历史越往前追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就越突出。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和信息传递的困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民族的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的，其显著特点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马克思指出：“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注429
在民族之间的交往有了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原来“单独进行”的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之间便会产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例如，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被征服民族的较高生产力水平与征服者原来的生产关系产生交互作用，结果使日耳曼民族直接建立了封建制。所以，马克思指出：“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注430这里已经显露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的萌芽。
随着生产力和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世界市场、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431。于是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被消除，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此，世界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原来“单独进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便真正越出了民族的疆域，进入了世界“运动场”，具有了世界性，即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的历史阶段。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以其民族性为基础，但它又不是民族性的简单叠加。作为一种整合值，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能够使民族性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形”，使之协调于世界性之中。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某些民族或国家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会较快地达到激化状态。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注432。
在这种“类似的矛盾”的支配下，较为落后的民族就不必一切“从头开始”，亦步亦趋地沿着发达国家的历史道路走下去；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较为落后的民族可以自觉地利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从而缩短自身矛盾的解决过程，以“跳跃式”的发展走向世界先进行列。中国以及东方一些较为落后国家之所以能够跨越完整的或典型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其秘密正在于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注433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434现代实践充分证实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真理性。随着生产力的现代发展，各民族的交往日益增多，其层次在不断扩大，节奏在不断加快，从远古时代的战争交往、契约交往和血缘交往一直发展到现代的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政治交往、科学交往等，形成了交往的“系统值”，并产生了规模更加宏大的“世界市场”、“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联合体，以及全球循环的物质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世界的整体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地球村”。现在的世界的确是开放的世界。
现代世界的开放性增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以及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开放性、世界性、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外，如同人的“器官”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在现代，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的联系，并尽可能利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来发展自己，才能获得生存资格。
对于经济仍然落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来说，这一问题尤为重要，具有迫切性。这是因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要想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奠定可靠的基础，一切“从头开始”，“单独进行”发展生产力的运动是不行的。如此下去，只能仍然处于历史落伍者的地位。历史已经并仍在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向世界开放，自觉地利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才能使中国的发展获得一种“爆发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马克思早就指出，随着交往的普遍发展，生产力的普遍增长才能获得真正保证，而生产力的普遍增长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产生的两大前提，“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注435。中国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相互作用中走向社会主义的；同样，中国也只有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相互作用中走向共产主义。
(杨 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