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悟与修

高攀龙以格物知本为学问纲领。知本者，知修身为本；格物者，修身之实功。故高攀龙非常重视实修。而高攀龙的本体论，其“浑身是心”，其“六合皆心”，其即心即物的体验，多从悟中得来。故高攀龙一生的功夫特点是悟修并重，行解双至。

高攀龙首先讨论了悟与修的性质，他把悟与修同乾知与坤能相比拟，就各自在整个修养功夫中的作用作了说明，他说：

凡了悟者皆乾也，修持者皆坤也。人从迷中忽觉其非，此属乾知；一觉之后，尊道而行，此属坤能。……必至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如《大畜》之上九，畜极而通，曰“何天之衢”，乃如是乎？心境都忘，宇宙始辟，方是乾知。知之既真，故守之必力；细行克矜，小物克谨，视听言动，防如关津，镇如山岳，方是坤能。譬之于谷，乾者阳，发生耳，根苗华实皆坤也。盖乾知其始，坤成其终，无坤不成物也。故学者了悟在片时，修持在毕世。若曰“悟矣”，一切冒嫌疑，毁藩篱，曰“吾道甚大，奈何为此拘拘者？”则有生无成，苗不秀，秀不实，惜哉！(《乾坤说》，《高子遗书》卷三)

高攀龙认为，悟是突然有得，一旦因物相触而觉前此之非，心地开朗，宕开一境。修是在此突然有得的基础上下渐进工夫。悟靠积久之学力，蓄积既厚，一旦而通。但知之真，还要靠守之力。守之力即修，而且修比悟更重要，因为“了悟在片时，修持在毕世”。悟是一点开明，修是使之巩固。如乾坤，乾是开始，坤是遂成。乾是奠立根基，坤是成长壮大。所以在“悟”与“修”两者中，高攀龙更强调修，强调“成”。这一点虽是针对王学中现成良知派“悟本体即是功夫”，专在悟上着眼，不用具体实修功夫，“一悟无余事”这种弊病，但也是他自己学问途程中辛苦体验所得。在重修这一点上，高攀龙与顾宪成及后来的刘宗周、黄宗羲同一主张。

高攀龙对悟与修的功夫指向也作了说明，并以之批评对悟的正确方向的偏离，他说：

默而识之曰悟，循而体之曰修。修之则彝伦日用也，悟之则神化性命也。圣人所以下学而上达，与天地同流，如此而已矣。……今之悟者何如邪？或摄心而乍见心境之开明，或专气而乍得气机之宣畅，以是为悟，遂欲举吾圣人明善诚身之教，一扫而无之。决堤防以自恣，灭是非而安心，谓可以了生死。呜呼！其不至于率禽兽食人而人相食不止矣。(《重锲近思录序》，《高子遗书》卷九上)

高攀龙承认悟在学中的重要性，认为悟是学问精进不可少的步骤，悟对学者来说十分可贵，小悟则小进，大悟则大进。世人以悟为禅家作派而讳言之，实不足取。但悟是对宇宙根本道理有所见，它的形式是心中恍然有觉。悟必有修相辅，修是在人伦日用中对所悟之理加以实践，它的形式是见诸实行。这样悟与修夹持而行，境界才能不断长进。朱熹所谓“上下与天地同流”，是境界的极致，但也是从逐渐的悟与修得来。他所指斥的悟者，是或对心的妙用偶有所得，或是因情绪突然遇机宣畅而一时痛快淋漓，这样的悟皆是气机鼓荡，皆是“见光景”，皆于宇宙人生根本道理无所觉，因此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悟，至于有此悟而恃任之，废却明善诚身的实际功夫，演成恣纵不加节制的风习，则偏离了儒家的修身方向。

高攀龙强调修，但他主张悟基础上的修，以上达为目的的下学；对修而不悟及悟而不澈者，他都持批评态度。他说：

修而不悟者，徇末而迷本；悟而不澈者，认物以为则。不知欲修者正须求之本体，欲悟者正须求之功夫。无本体无功夫，无功夫无本体。(《冯少墟先生集序》，《高子遗书》卷九上)

修是具体功夫，是下学；悟是对道体有所觉，为上达。修而不悟，囿于下学之内，悟而不修，空有知觉。修者，应是修其悟之所得，故修以悟为基础；悟者应经功夫积累而成。本体功夫是体用关系，二者不离不杂。无本体之功夫，功夫为支离，无功夫之本体，本体为空寂。必须悟为知道，修为履道，下学而上达，即功夫即本体。如果违背了此正途，悟或修都有弊病：“不悟之修，止是装饰；不修之悟，止是见解。二者皆圣人所谓文而已，岂躬行之谓哉！”(《答萧康侯》，《高子遗书》卷八上)

高攀龙在悟修两样功夫中，虽着重提掇修这一方面，以针砭功夫上的脱略，但他实际上认为若要性地通透，悟字最为重要。悟上不透，功夫都无着落。所以如果说他强调修只是针对少数高朗明快颖悟特达之人而发，强调悟却是针对绝大多数循规蹈矩的儒者而发。对于前辈学人，他最钦敬的方面是透悟。他也以是否有透悟比较前辈学者所得深浅。比如他尝评论陈献章、吴与弼、薛瑄诸大儒：“说者谓康斋不及白沙透悟。盖白沙于性地上穷研极究，以臻一旦豁然；康斋只是行谊洁修，心境静乐，如享现成家当者。即敬轩先生，亦不见作此样工夫。至其易箦之诗谓：‘此心惟觉性天通’，原是此样境界，不可谓其不悟。”(《答曹真予论辛复元书》，《高子遗书》卷八上)吴与弼功夫路向承宋儒，以敬义夹持，诚明两进为修养要法。薛瑄以敬为门户，以复性为宗，“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有不见性之讥。陈献章是由朱子学向心学转型的关键性人物，所谓“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之说，是有理由的。陈献章之学，主静中体认，悟即心即理。其学在透悟上超出薛瑄与吴与弼。高攀龙之看重悟，可以看做明代总体学术趋向对他的影响。明代学术王学为大端，理气论不甚为学者所重，心性论是代表学者特点，区别学者归属，甚至衡量其所得深浅的标志。即使思想体系较为广大的学者，欲吐纳一代学术，气论不能不作为哲学重要内容，但也多综合理气心性为一，这是明代学术的特点。刘宗周、黄宗羲即其显例。一般儒者学术重点多在心性论，内外动静、已发未发、先天后天、洒落敬畏等内心体验是学者最关注的，所以特别看重悟。换句话说，明代儒者内向型功夫更为突出，故更重悟。高攀龙注意到这一点，加上他一生学问途程中的许多关节都得之于悟，所以重悟是他的自然趋向，但他又反对现成良知派的脱略功夫，所以他最终悟修并重。悟与修的关系也就成为他学术中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