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世、生平活动和著作

陆九渊字子静，后人尊称为象山先生，江西抚州金溪（今江西临川县）人。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死于光宗绍熙三年十二月（公元1193年）。⁽³⁾

（一）陆氏家世

陆九渊在为其五哥陆九龄所作的《全州教授先生行状》中叙述了其家世：

其先妫姓，田敬仲裔孙，齐宣王少子通，封于平原般县陆乡，即陆终故地，因以为氏。通曾孙烈……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为希声（陆九渊的八世祖）……晚岁相昭宗……次子崇，生德迁、德晟，以五代末，避地于抚之金溪。解橐中装，买田治生，赀高闾里。……德迁遂为金溪陆氏之祖。⁽⁴⁾

陆家在迁居金溪之初，“买田治生，赀高闾里”，属富有之家。但从陆九渊的高祖陆有程至其父亲陆贺都没有做官。到他父亲的时候，这个家族已经衰落。据陆九渊在《宋故陆公（九叙）墓志》中说：“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⁵⁾又说：“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⁶⁾“家素贫”，基本上依靠开药店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可见这时已失去了富裕的经济地位。到了陆九渊兄弟开始经营家族产业的时候，经济状况有了好转，渐渐地置田治产，经济、政治地位逐渐上升。

陆氏家庭是一个典型的宗法式大家族。《宋元学案》卷五十七《梭山复斋学案》介绍陆九渊之兄陆九韶时说：

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岁迁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内（纳）、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先生以训戒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

这种宗法家规，与国家法律一样具有绝对权威。家族中的政治、土地、租税以至教育权都操控在家族长手中。家族成员都要严格遵守宗法家规，而不能逾越。陆九渊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并深受这个宗法家族家规熏陶，成为从这个家族中培养出来的哲学家。

（二）生平活动

据《象山先生行状》记载，陆九渊三四岁时，就曾问他的父亲，“天地何所穷际”?父亲笑而不答，“（陆九渊）遂深思至忘寝食”。这种早熟的性情，哲学思辨的追根究底精神，为高扬其道德主体精神打下了根基。8岁的时候，“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亦尝谓人曰：‘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⁷⁾也即是他从小就发现孔子讲天、讲仁，孟子继孔子讲心、讲性，程颐讲理的哲学分野，这不免流于传奇。不过，从这里也可以得见陆九渊的哲学是从“天地何所穷际”这个曾使他“深思至忘寝食”的问题开始，转而向内，并由内向外拓展，建立起“心学”哲学逻辑结构的。

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抗战派遭到投降派高宗、秦桧的镇压和迫害，韩世忠罢职家居，闭门谢客，借读佛经，以避祸害。16岁的陆九渊，年少气盛，读三国六朝史，“见夷狄乱华”⁽⁸⁾，很有感慨，“又闻长上道靖康之事”，便立志习武，以图复仇。他说：

曾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仇，岂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无事，优游以食，亦可为耻，乃怀安非怀义也。此皆是实理实说。⁽⁹⁾

陆九渊从“华夷”问题出发，来谈复仇，这种民族情感值得商榷。然而，反对金统治集团的侵扰，收复失去的故土，这是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他提出复二圣之仇，在当时社会是可接受的。他还以一些人处国家患难之际，而不忧国忧民，高居无事，优游以食为可耻，这就是“实理实说”。因此，他认为：“做得工夫实，则所说即实事。”⁽¹⁰⁾以实事实功为要务，而以苟且偷安为非“义”。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陆九渊参加乡试，以《周礼》中举，考官为王景文；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他再次参加乡试，以《易经》再中举。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试南宫，中选，赐同进士出身。时考官为吕祖谦，杨简称赞吕有眼光，“能识先生之文，于数千人之中”⁽¹¹⁾。陆九渊登进士第后，朝夕应酬问答，学者踵至，至不得寝，杨简问“如何是本心”，而拜陆九渊为老师。秋天回到金溪家乡，“远迩闻风而至，求亲炙问道者益盛”⁽¹²⁾，于是陆九渊便把家里的东偏房一槐堂辟为讲学的场所。

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陆九渊授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拜访吕祖谦。次年吕祖谦约陆九渊、陆九龄和朱熹于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企图调解朱、陆之间的分歧。《年谱》记载：“伯恭（吕祖谦）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伯恭盖有志于此语。”⁽¹³⁾参加这次学术议论的，除他们四人以外，还有刘子澄、赵景明、赵景昭等七人⁽¹⁴⁾。这次争论，不仅没有统一朱、陆的学术思想，反而更明确了其分歧的所在。据朱亨道（泰卿）载：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¹⁵⁾

在治学和道德修养工夫上，朱熹反对陆九渊兄弟的易简工夫，陆九渊则反对朱熹的烦琐支离，这次讨论只是两派论争的开始。尽管不欢而散，但在清初著名哲学家黄宗羲看来，鹅湖之会是一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他在《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中写道：

假令当日鹅湖之会，朱陆辩难之时，忽有苍头仆子，历阶升堂，摔陆子而殴之曰：“我以助朱子也。”将谓朱子喜乎不喜乎?定知朱子必且挞而逐之矣。

可见这次学术切磋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从此后朱、陆的彼此交往、致函及论争来看⁽¹⁶⁾，黄宗羲的这个评论是有道理的。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陆九渊调建宁府崇安县主簿。读书讲学在崇安的滋。⁽¹⁷⁾这时朱熹知南康军，并在庐山建白鹿洞书院，讲学授徒，宣扬“道学”。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陆九渊率门徒朱克家、陆麟之、周清叟、熊鉴、路谦亨、胥训等到南康访朱熹。朱熹亲率同僚诸生迎接，同至白鹿洞书堂，听陆九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提出“以义利判君子小人”。朱熹在《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后》中赞扬道：“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¹⁸⁾因而，请陆九渊将其所讲书于简，以谂同志。尽管陆九渊以其“心学”与朱熹的“道学”相抗衡，但此时没有因此而影响私交，彼此还是相互尊重的。这年六月，丞相少师史浩推荐陆九渊为都堂审察，他没有赴任。

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陆九渊得荐为国子正，赴国学。讲《春秋》，享明堂，为分献官。次年继续讲《春秋》，诸生叩请，孜孜启谕，如家居教授，感发良多。此年冬天，迁敕令所删定官。淳熙十一年，在敕局春祀祚德庙为献官。由于陆九渊在敕局，因此，朱熹写信给陆九渊，认为律令中极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之处，因随事改正得一二才好。

陆九渊同意朱熹设立“社仓”的奏札，以缓和高利贷剥削，并把这些奏札编辑一起。其兄陆九韶欲立“社仓”于浙江青田。还主张以“四物汤”（即“四君子汤”）医国。“四物”就是任贤、使能、赏功、罚罪。⁽¹⁹⁾他在《删定官轮对札子》中提出：第一，君臣之间，可相与论辩，各极其意，而丝毫不“忌讳嫌疑”。如唐太宗和魏徵，君臣同德，一能如此，便能取得成效。第二，要复仇，目前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可为寒心。第三，要知人任贤使能。他说：“臣尝谓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诚能知人，则天下无余事矣。”⁽²⁰⁾譬如韩信被萧何发现，汉高祖拔于亡卒之中；又如诸葛亮，南阳耕夫而蜀先主枉驾顾之。而见其对任贤使能的重视。第四，君臣分工负责。陆九渊引荀况的话说：“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臣闻人主不亲细事”，“臣观今日之事，有宜责之令者”。如果天下“米盐靡密之务”，都由皇帝处理，那么，君主有什么时间来议“论道经邦”的事呢?⁽²¹⁾主张以任贤使能、赏罚分明来医治国病，但他没有看到这种主张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很难行得通的。

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冬，主管台州崇道观闲职，归江西故里讲学。“时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观寺。县大夫为设讲坐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涂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²²⁾陆九渊的思想，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次年，在江西贵溪应天山讲学，四方学徒大集，建“精舍”，作为讲习的场所。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改应天山名为象山。每年二月登山，九月末始归，中间往来无定。据《年谱》记载，他的象山书院犹似寺院，讲学犹如说法。

冯元质云：“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诸生皆俯首拱听，非徒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也。间举经语为证。……初见者，或欲质疑，或欲致辩，或以学自负，或有立崖岸自高者，闻诲之后，多自屈服，不敢复发。……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²³⁾

维持一定的教学秩序，以使学生专心听讲，这是必要的。但严肃过了会使欲质疑、欲致辩的学生都不敢质疑、致辩，并不能解惑，也不能使学生独立思考，便不能教学相长。陆九渊居山五年间，来听讲者逾数千人。他还与朱熹书信往来，继续辩论“太极”、“无极”的问题。

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孝宗内禅，光宗即位，诏知荆门军，陆九渊欲著书，未即赴任，他自认为续孟子之“道统”者，是他而不是朱熹。他在《与路彦彬》书中说：“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²⁴⁾“至是而始一明”，即以自己为“道统”继承者自诩。

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陆九渊出于“愿鞭其绵力，以自效于昌时”⁽²⁵⁾的心愿，即行单骑赴任，但听见县丞说金人有南犯之意，便断然地说：

如此则荆门乃次边之地，某当挈家以行，未免少迟。若以单骑，却似某有所畏避也。⁽²⁶⁾

为抗金侵犯，防守荆门次边之地，陆九渊不畏避强虏，决定改单骑速行为挈家以行。治荆实践，是他政治抱负的施展。然而，其志未售，任期未满，便去世了。他在荆门军短短的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里，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严边防，二是改弊政，三是修郡学。

关于严边防。陆九渊从三方面着手。一方面，修筑城池。荆门虽为宋金攻守之要地，但无城郭。历任郡守企图修建，因苦于役费难筹，未能实践。陆九渊考虑到战备的需要，必须修城郭。他说：“某窃谓郡无城郭，使在内地，尚且不可，况其在边?平居形势不立，扃钥不固，无以系民心，待暴客。脱有缓急，区区仓库之储，适足以启戎召寇，患害之致，何啻丘山。”⁽²⁷⁾如无城郭，一旦有虞，即使义勇强壮可用，亦无以守。城郭之筑，可使攻守有防，民心有赖，思患预防。由于民无边虑，于是商业毕集，国家税收日增。因筑城是当地人民的愿望，人心齐一，竭力功倍，二旬讫筑。原计划费用缗钱20万，结果仅花了3万。权衡利弊，确益多费少。

另一方面，修保伍，组织烟火队。他说：

境内盗贼绝少，有则立获，讼牒有无以旬计。……始至即修烟火保伍，贼盗之少，多赖其力。近忽有劫盗九人，劫南境村中软堰寺长生库⁽²⁸⁾。迟明，为烟火队所捕。敌杀一人，生擒九人，皆勇悍之盗。义勇之外，烟火队今亦可恃。⁽²⁹⁾

以烟火队配合义勇，维持地方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定社会秩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修烟火保伍亦有抗金的积极作用。他以建炎间史事为例：“建炎间，盗贼蜂起，所在为保伍以自卫。郡每被寇，必檄以捍御。临川为寇冲，虏骑侵轶亦尝及城下，皆赖乡社以免。”⁽³⁰⁾以“保伍自卫”，镇压盗贼，并直接抵抗金兵的进犯。

再一方面，整顿军队，严肃纪律，追捕逃卒。荆门为次边重镇，屯兵较多，逃卒问题很突出，这关系到巩固边防的大事。《年谱》载：“湖北诸郡军士多逃徙，视官府如传舍，不可禁止，缓急无可使者。”⁽³¹⁾陆九渊为禁止士卒逃亡，采取了追捕逃卒措施。他说：

荆州（门）逃卒，视州郡为逆旅，周流自如，莫知禁戢。……丐与邻郡为约，以绝逃逸之患。适得公移，甚惬下意，即已行下巡尉义勇等，严其迹捕。近有襄阳逃卒投募在此，捕者寻至，即令擒去矣。敝邑自某入境，逃卒亦不少，有未获者，恐在府下，经差人迹捕。……倘蒙捕获，亦可惩后也。⁽³²⁾

“逃卒”在当时是严重问题，涣散军心，亦使士卒无纪律、无战斗力。这样如何抵御金的犯境，保卫人民?因此，陆九渊采取断然措施，联合近邻各郡县，信捕获之赏，重逃窜之刑，进行追捕，并整顿军纪，防止逃卒；同时，抓紧训练，鼓励士气。后来，湖北路兵官按阅，独荆门整习，为他郡所无，可见陆九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积弱”的问题。

关于改弊政。荆门军财政困难，“诸库日支，率多于所入”，“军资库尤为匮乏”⁽³³⁾。这与陆九渊最初闻知的情况大不相同。“元章初交割时，公库缗钱万八千有奇，今才五千耳。”⁽³⁴⁾出入很大。陆九渊为解决“积贫”问题，进行了改革：其一，“罢三门引，减援例”⁽³⁵⁾。所谓“三门引”，就是“小吏伺商人于门，检货给引，然后至务，务唯据引入税，出门又复视。官收无几，而出入其费已多”⁽³⁶⁾。层层勒索，虽政府收税不多，但商人化去费用已巨，增加了商人的负担。由于“罢三门引，减援例”⁽³⁷⁾，荆门地方税收增加，财政匮乏有所缓和。其二，断然因民之请而尽罢税钱役钱纳铜钱之弊，而主张地方当输铁钱，以减轻民众在铁钱换铜钱时所受的损失，并进行救荒工作。其三，去专断，从所宜。他说：“事惟其宜，理惟其当，议论设施，不必在己，相期相勉，大抵以此。平居论事，始有未合，各献其宜，侃然自竭，反复之久，是非已明，伏义如响，人得所欲，殆莫知初说焉谁主之也。”⁽³⁸⁾发表意见，不自以为是，以“事宜”与“理当”为标准。如果平常论事意见未合，则应各献己见，畅所欲言，让人把话说完，“侃然自竭”，反复议论，以求明是非。最后形成不以谁为主的，而是大家共同的意见。这是他治荆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修郡学。《象山先生行状》记载：“朔望及暇日，诣学讲诲诸生。”⁽³⁹⁾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和道德素质。荆门习俗，于每年正月十三上元节，郡府设醮黄堂，以酒祭神，这是荆楚人神互渗民俗文化。陆九渊改祭神为讲演会，为吏民讲《洪范》敛福锡民一章，以代醮事，发明人心之善，自求多福。官员、士人、吏卒、百姓听讲者五六百人，莫不感动，或为之泣下。其演讲内容是：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今圣天子重明于上，代天理物，承天从事，皇建其极，是彝是训，于帝其训，无非敛此五福，以锡尔庶民。郡守县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圣天子所锡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为保极。⁽⁴⁰⁾

把神权和皇权联系起来。说明皇帝是“代天理物，承天从事”的，天子代天锡福。

由于陆九渊在荆门政绩显著，“政行今修，民俗为变”⁽⁴¹⁾。于是诸司交章论荐，得到周必大的赏识，周必大说：“荆门之政，于以验躬行之效。”⁽⁴²⁾时人对陆九渊的荆门政绩评价很高。如周益公在给《傅子渊书》中说：“荆门之政，如古循吏，躬行之效至矣。”⁽⁴³⁾是有其据的。

从陆九渊生平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来看，一是提出了一套治国的方案和设想，尽管这些方案在宗法社会中是不能实行的；二是筑荆门城郭，整顿军纪，巩固次边之地的防御力量；三是在与朱熹的论争中，明确了各自的分歧，建构了“心学”哲学逻辑结构。

（三）著作

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陆九渊的著作由其长子陆持之编《遗文》二十八卷，外集六卷，杨简作序。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秋天，由抚州守、陆九渊的学生高商老（浙江括苍人）刊《陆象山文集》于郡庠。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陆持之“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江西提举袁燮作序，刊于江西仓司。理宗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陈埙刊《陆象山语录》，自为序。其后裔孙陆邦瑞刊于家塾“槐堂书斋”。《四部丛刊·象山先生全集》为影印明嘉靖四十年江西刊本，有袁燮、杨简的序，当为嘉定本三十二卷的复刻；其后四卷为谥议、行状、语录、年谱，合三十六卷。《四部备要》本《象山全集》则为清李穆堂评点本的重排，基本与《丛刊》本同，附录年谱略详。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陆九渊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