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生平和著作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今湖南衡阳市曲兰）⁽⁴⁾，故后人称其为船山先生。他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死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年74岁。

（一）家世

王夫之出生在一个中小地主家庭，他的先祖是武官，《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记述：

家世自太原受族以来，中衰无传。泝先君子而上，十世祖骁骑公⁽⁵⁾讳仲一，始可系述。骁骑公为直隶扬州府高邮州人。元末起兵，从高皇帝定中原，累功授世秩。骁骑公配冯宜人，生轻车公讳全，以靖难功，擢怀远将军轻车都尉，世衡州卫指挥同知，遂籍于衡。⁽⁶⁾

骁骑公王仲一原为高邮人，他儿子王全任衡阳卫指挥的时候，才迁居衡阳，因此说王氏“家世以武功显”⁽⁷⁾。到王夫之的太祖王震，既“掌卫事，戎兵”之事，“尤笃志经术理学”，从王震开始，王家便“束修文教，弦诵不衰”⁽⁸⁾。高祖王宁，则“以文墨教子弟，起家儒素焉”⁽⁹⁾，开始了由习武向学文的转变。王宁企望其子弟从师问道，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进入仕途。曾祖王雍，不仅“以文名著南楚”⁽¹⁰⁾，而且由乡贡而“升江西南城县学谕”⁽¹¹⁾，做起文官来。王夫之的八世孙王之春在《船山公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中说：“始以武勋，继以文德”，这是合乎事实的。

祖父王惟敬，“崇志节，尚气谊，隐处自怡，出入欬笑，皆有矩度”⁽¹²⁾，家教很严。在王惟敬督促下，其子王朝聘等人都成了饱学之士。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字逸生，信奉朱熹“道学”。据载：“根极理要，宗濂洛正传。”⁽¹³⁾学者称为武夷先生。当士大夫们以依傍释、老为新奇的时候，朝聘不与佛、老人游，并终身不向佛、老像前施一揖。他“敦尚践履，不务顽空”⁽¹⁴⁾，从这一点看，他虽信奉朱熹，但已与朱熹“道学”的崇尚“性理之学”不相合。这种“尚践履而不务顽空”的踏实学风，对于王夫之是有影响的。

二叔王廷聘，字蔚仲；三叔王家聘，字子翼，“皆郡文学”。王夫之的长兄名介之，字石子，世称石崖先生，他潜心经学，颇有所得。著有《周易本传质》、《春秋四传质》、《诗传合参》、《春秋家说补》、《诗经尊序》⁽¹⁵⁾等书。二兄参之，字立三，研究文史，“为文婉转有风度”⁽¹⁶⁾。这样的家学渊源和学风，无疑熏陶和培育了王夫之。

但是，王夫之家庭经济生活并不富裕。如果说曾祖王雍时还是“颇务豪盛”⁽¹⁷⁾的话，那么，到他祖父辈，家庭就衰落了。由于祖父“素不屑治家人产，及大故，囊不名一钱”，而且“称贷既广”⁽¹⁸⁾，因此，到他父亲的时候，已是“家徒壁立”⁽¹⁹⁾，只得清苦度日。这种经济地位，使王夫之能够体察人民的疾苦。

王夫之的生平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到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亡，王夫之从4岁到26岁，主要是读书，科举求仕。第二个时期，从清顺治二年（明福王弘光元年、唐王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到顺治十四年（明桂王永历十一年、公元1657年），王夫之从27岁到39岁，主要从事抗清斗争。第三个时期，从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公元1658年）到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王夫之从40岁到74岁，主要是隐居、著述，总结“理学”。现分述如下。

（二）读书、科举求仕

王夫之从小“颖悟过人”⁽²⁰⁾，4岁就与二哥参之入私塾，从长兄介之读书。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王夫之8岁便由私塾肄业。这年，他父亲王朝聘在北京国子监读书，候差达六年之久，才得到一个“正八品”官阶回到家乡。10岁从父亲读《五经》经义，广泛地阅读古代哲学和史学典籍。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王夫之14岁，由于他才气横溢，赢得了乡里父老的称赞，湖广提学佥事王志坚⁽²¹⁾选拔他到衡阳县学深造。在县学的几年里，他饱览县学的藏书，专心致志钻研学问。两次县学考试都名列第一，得到当时著名学者、县学老师水佳允（向若）和王永祚（澄川）的赏识。15岁便同他的哥哥介之和参之到武昌（今湖北武汉市）应乡试，没有考取，回来继续在县学学习。16岁开始致力于四声音韵之学，凡《诗经》、《离骚》、汉魏《乐府》，以及晋、宋、齐、梁、陈和唐人的诗集都在他研究之列，读诗不下十万首⁽²²⁾，可见其博学宏思。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夏天，18岁的王夫之再次和两个哥哥到武昌应乡试，落第。

尽管王夫之对科举并未灰心，但二次未中举，总归有一点茫然之感。他在一首《荡妇高楼月》的诗中写道：“白云不觉飞，但见月东去。碧海漫迢遥，瞥眼多疑误。妾梦恋金微，君今在何处。”⁽²³⁾寄托了何时能中举的期盼。然而，国家的命运，更引起他的忧虑。高迎祥、张献忠等反明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大会荥阳，声势大震。特别是由高、张率领的东路军，直捣中都凤阳，朝野震动。明王朝不顾清贵族的威逼侵扰，急忙从辽东抽回主力，镇压农民军。崇祯十一年，清贵族乘虚而入，大举进关，接连攻陷山东、河北七十余城，明王朝内外交困。这时，年轻气盛的王夫之与一班青年朋友在一起，饮酒作诗，纵谈时事，感慨势危。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21岁的王夫之第三次和两个哥哥到武昌应乡试，再次落第。科举道路的坎坷，国家民族的危机，使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担当起挽救国破家亡的责任。他以“东林”、“复社”为楷模，与郭季林（凤跹）、管冶仲（嗣裘）、文小勇（之勇）等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组织了“匡社”⁽²⁴⁾，作《匡社初集呈郭季林、管冶仲、文小勇》诗。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24岁的王夫之在取得衡阳县学的一等成绩后，四月与两个哥哥第四次赴武昌参加乡试。九月发榜，王夫之以《春秋》一门考第一，中了第五名。⁽²⁵⁾长兄王介之中第四十名。⁽²⁶⁾王夫之在候榜期间，寻朋访友，与沔阳章旷（于野）、长沙蔡道宪（元旦）“引为知己”，并以救国的志向和不屈的风节“互相砥砺”⁽²⁷⁾。同时，他开始把自己几年写的诗编成一部题为《漧涛园》的诗集，次年刻版。他在《述病枕忆得》中写道：“昔在癸未春，有《漧涛园初刻》，亡友熊渭公为序之。乱后失其锓木，赖以自免笑悔。”⁽²⁸⁾这本集子已佚，只是在晚年病中忆得几首，就是现收入其《诗文集》的《忆得》。冬天，他回到衡阳。十一月，奉父命和大哥北上，取道南昌去北京等候会试。到南昌以后，得知北上道路阻梗不通。只得在南昌城下船中，过了一个“寒雪透篷窗”的旧历年。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正月，下诏会试改于八月举行。于是，他与介之决计回家。《江行代记·序》记载：“余历冬春，自袁入章江，至南昌而反，改由吉（江西吉安）涉云阳下洣水归。”⁽²⁹⁾尽管科举受阻，但他更关心国家的命运。他写道：“中原多故，含意莫宣。”⁽³⁰⁾“虔兵入卫气骄横，归路庐陵屡夜惊。取次渚宫成贼垒，萧条淮北尽空城。”⁽³¹⁾对人民的痛苦，寄予了同情。

崇祯十六年十月，张献忠的军队占领了衡阳。曾聘王夫之弟兄参加农民军，王夫之虽有抗清之志，却绝不与农民军合作。于是，农民军便逮捕他父亲王朝聘，以王夫之弟兄参加农民军为释放条件。王夫之竟自毁容颜、肢体，以示不与农民军合作之意。《家世节录》记载：

崇祯癸未……先君为伪胥所得，勒至郡城。伪吏故为软语，诱先君致夫之兄弟。先君张目直视，终不答。……夫之闻先君在系，乃残毁支体，舁箦到郡，守候彻夜，乃不果。明日遂以计脱遁。⁽³²⁾

这件事，充分说明了王夫之代父受难、恪守忠孝道德信念和践履伦理的决心。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进入北京城，五月北京被清军占领。王夫之听到国变的消息，悲愤欲绝，不食者数日。⁽³³⁾在这“鲜民罍耻之年，正故国天崩之日”⁽³⁴⁾，作《悲愤诗》一百韵。此后，南明王朝每一政权的覆灭⁽³⁵⁾，他都用原韵作《悲愤诗》，来寄托他的忠诚和哀思。可惜，《悲愤诗》没有保留下来。

在这个时期，王夫之读儒家经典，学诗作文，四次赴乡试，以图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但明朝覆亡，山河破碎，这个愿望随之成了泡影。他为明朝的灭亡而悲愤，他为家庭的离散而忧患。忧国忧家，促使他早熟。

（三）厕身永历，抗清斗争

由于清贵族的入关，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王夫之曾经为抗清扶明而奔走呼号，但大势已去，便感到失望。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王夫之在家乡附近双髻峰中黑沙潭畔的“续梦庵”居住，有《续梦庵拈岸侧桃花示慈枝庵主》和《黑山访址》之诗作。并继续读书，开始注解《易经》，同时注意政治形势的发展。

在这两三年中，全国抗清形势变化很快。顺治二年在南京建立的福王政权，朝政操纵在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手中，他们只图排斥异己，不以抗清为意。仅仅一年即告覆灭。黄道周等在福州拥立的唐王政权也很快被灭。这两个政权的灭亡，使抗清形势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但南明并未因此被消灭。就在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十月，明朝遗臣宿将瞿式耜、何腾蛟、严起恒以及李自成部将李赤心等，拥立明宗室桂王称帝于广东肇庆，年号永历。这时，民间的抗清力量也纷纷组织起来。李自成、张献忠相继遇害后，这两支农民军都还保持了相当的实力，李自成的部将李过、高必正、郝摇旗拒绝了清朝的“招抚”，想主动与湖广总督何腾蛟和湖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但何、堵两人不仅对农民军存有猜忌，而且彼此也互不服气，团结不起来。面对这种形势，王夫之感到当务之急是联合农民军共同抗击清军。于是他满怀热情，自动赶到湘阴，向湖北巡抚章旷上书，恳求他调停何、堵之间的矛盾，以防溃变。但章旷不予重视，结果清军由江西进入湖南浏阳。这年王夫之写成《莲峰志》五卷，并遵照其父亲对《春秋》的见解，开始编《春秋家说》。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清军分两路进攻湖广，一路向两广，占肇庆、梧州，永历帝被迫退到了广西全州、武岗；另一路向湖南，占湘阴、长沙。何腾蛟只得退守衡阳。四月，29岁的王夫之闻知桂王在武岗，便和夏汝弼从湘乡徒步去武岗抗清。然而，淫雨连绵，他们被困在离湘乡西南90里的车架山中，不能前进。在这阴雨弥月的日子里，他仿照杜甫和文天祥作了《七歌》，抒发了抗清的意志，想起了父亲“虽死不辱犹生存”的离别叮咛，怀念死去不久的妻子和留下的孤儿，心情很不平静。

这年五月，清军攻陷王夫之的故乡衡阳，他十分悲愤，只得和夏汝弼躲到湘乡的白石峰上。六月⁽³⁶⁾，二哥王参之病死。随之父亲亦病倒，他和大哥先后回到家里。其父不久病故在潜圣峰。临终时嘱言：“我即不起，当葬我此山之麓。无以榇行城市，违吾雅志，且以茔兆在彼，累汝兄弟数见诸不净事也。”⁽³⁷⁾他父亲断然放弃了传统的“正首邱”的思想，就地安葬，不要运柩回乡。父亲的遗言，更坚定了他抗清的意志。

在守丧期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公元1648年），他带参之的儿子王敉避居在莲花峰，继续研究《周易》，开始写《周易内传》。这年，由于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愤恨清朝的猜忌，先后反清。何腾蛟在各地义军配合下，在两湖发动反攻，收复全州、常德、东安、道州，进兵武岗、宝庆、茶陵、郴州等地。八月，永历政权由浔州回迁肇庆，出现一次抗清高潮。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十月，王夫之和他的“匡社”知己管嗣裘在衡阳举兵起义。尽管力量单薄且缺乏必要的支援，但他抱定“能与仇战，虽败犹荣”⁽³⁸⁾的决心，与清军战斗。结果“战败军溃”⁽³⁹⁾，这年冬天，他到了肇庆，厕身永历小朝廷。他对这个政权曾经寄托很大的希望，很想有所作为，不料它表面上打着抗清的旗帜，但本质上仍是烂透了的明末君主专制政权。官场的腐败，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置抗清这件大事于不顾。看到这种情况，原来一腔美好的愿望被忧心忡忡所代替。他说：“戊子冬，既至行阙。所见尤为可忧，迟回再四，已复归楚，而情终系主。”⁽⁴⁰⁾堵胤锡推荐他为翰林院庶吉士，他以丁忧未满相辞。

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他“春去肇庆，由梧州平乐，至于桂林”⁽⁴¹⁾。桂林是大学士瞿式耜防守的地区，抗清气氛较浓，但是，由于何腾蛟部将马进忠和堵胤锡的不和，而使两湖战局再度陷于被动，何腾蛟不幸被捕殉国。三月，王夫之的故乡衡阳再次被清军攻陷。夏天，他由桂林回到故乡南岳，整理残书《买薇稿》。接着赶赴肇庆，“己丑夏，复由间道赴阙”⁽⁴²⁾。瞿式耜为王夫之和汪郊等请阁试，也以丧服未满相辞⁽⁴³⁾。王夫之在桂林时，结识了著名学者方以智，二人交情深厚。

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公元1650年），王夫之32岁，服丧期满，就行人司行人的官职⁽⁴⁴⁾。这时，清军攻下韶州，桂王只得离开肇庆走广西梧州。在这危急关头，永历政权内部，不是团结一致抗清，而是激烈党争内耗。东阁大学士王化澄勾结太监夏国祥为吴党，他们贪赃枉法，排斥异己，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他们“结叛臣陈邦傅，下谏者金堡等于狱，几杖杀之”⁽⁴⁵⁾。面对这样冤狱，王夫之挺身营救。他与中书舍人管嗣裘去见大学士严起恒，说明“‘诸君（金堡等五人）弃坟墓，捐妻子，从王于刀剑之下，而党人假不测之威而杀之，则君臣义绝而三纲斁，虽欲效南宋之亡，明白慷慨，谁与共之’，劝公匍匐为诸君请命”⁽⁴⁶⁾。严听从他们意见，“匍匐泣谏”，桂王不听。这时，清军攻下全州，形势紧迫。四月，王化澄、雷德复等开始攻击严起恒，他们“备极诬蔑”⁽⁴⁷⁾，必欲置严于死地。王夫之和行人董云骧上疏，要求“允辅臣之乞休”⁽⁴⁸⁾，“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⁴⁹⁾。吴党的万翱、鲁可藻要逮捕王夫之，由于“忠贞营”统帅高必正的力争，而未治罪。然王夫之为抗清而置生死于度外，“三上疏参化澄结奸误国，化澄恚甚，必欲杀之，其党竞致力焉”⁽⁵⁰⁾。于是，他们假攸县人作百梅恶诗一帙，冒王夫之之名作序，诬陷王夫之，而将其构大狱。以至王夫之“愤激咯血”，因求解职，“时有忠贞营降帅高必正慕义营救之，乃得给假”⁽⁵¹⁾，得以免于死。这样，他只得离开永历朝廷。王夫之虽受此严重打击，但抗清意志丝毫未减。他立即到桂林，协助瞿式耜谋划抗清。不久，他得悉母亲病重，回乡探望，但路途险阻难行，第二年的春天才回到家，母亲已于头年八月逝去。这时，桂林失守，瞿式耜牺牲，桂王奔南宁，严起恒又在南宁被孙可望所害。他希望再去永历朝廷从事抗清，然而，他看到孙可望挟持桂王，杀害严起恒，思量自己去了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便暂时屏迹幽居，遁于蒸水之原。

此后，李定国率大西军主力进攻湖南，收复衡阳，曾邀请王夫之。王夫之当然非常高兴，但他痛恨孙可望，“可望者，若巴蛇之饱，飏尾而游”⁽⁵²⁾。认为孙可望像巴蛇吞象，三年才出其骨，异常狠毒。因而，对投奔李定国军举棋不定：

可望别部大帅李定国，出粤楚，屡有克捷，兵威震耳。当斯时也，欲留则不得干净之土以藏身，欲往则不忍就窃柄之魁以受命，进退萦回，谁为吾所当崇事者哉

李定国抗清获得胜利，却被孙可望所妒忌，孙召回李定国，妄图杀害。因此，抗清的大好形势很快又消失了。王夫之在此进退萦回之时，“筮得睽（）之归妹（）一卦”，故未去。次年，又有人邀王夫之去事桂王，又筮得睽（）之归妹（）。睽兑下离上，归妹兑下震上。睽的上九爻辞是说有一孤儿夜行，见猪背上有泥，众鬼乘车而至，孤儿拉弓欲射，走近一看，非鬼非寇贼，是迎亲的人来了，前去遇雨就吉。但归妹上六爻辞是说女子捧筐，筐中无物，男子刺羊而羊不出血，无所利。本卦虽吉，别卦无利，故辞不赴。《章灵赋题注》是这样写的：“壬辰（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元日，筮得睽之归妹。明年癸巳（顺治十年），筮复如之。时孙可望挟主滇黔，有相邀赴之者。久陷异土，既以得主而死为歆。”⁽⁵⁴⁾可见他自谓身处“异土”的苦闷。以卜决疑，在当时是较流行的，王夫之相信这次卜筮，是可能的。

李定国的大西军在衡阳只待了两个月，便战败退出衡阳。这时，清军下令“薙发”，当时一些具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为反对“薙发令”而出家，好友方以智便在江西青原做了和尚，并屡劝王夫之出家以避风险，王夫之予以婉拒。他既不“薙发”，又不出家，只得隐姓埋名，改易衣冠，颠沛流离在零陵、常宁的荒山野岭之间，自称瑶人，居瑶洞。在这生活极其困苦的情况下，他仍不放松研究学问。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开始写作《周易外传》，八月写成《老子衍》，借《易》和《老子》阐发他的思想。次年，写成《黄书》，论述社会政治问题。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他结束了三年的颠沛流离、荒山瑶洞的生活，于这年夏天回到了家乡衡阳莲花峰下“续梦庵”。这年王夫之已39岁，他看到南明永历王朝的腐败，力量的消耗，已经不能担当起抗清复明的使命，自己也无力组织抗清，“既非所能为，则将退伏幽栖，俟曙而鸣”⁽⁵⁵⁾，决心总结明亡的教训，从事思想哲学领域的创建。

（四）隐居著述，总结理学

这个时期的头几年，永历政权每况愈下，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清军攻下武岗、新宁，桂王奔永昌。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桂王被执，南明最后一个朝廷覆灭了。这时王夫之已由“续梦庵”迁居湘西金兰乡高节里，在茱萸塘编篾为壁，筑造小屋，取名“败叶庐”。诗曰：“败叶留不扫，铮扣哀弦。虫吟凄切外，秋色倍清喧。”⁽⁵⁶⁾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王夫之46岁，这年夔东十三家农民军在荆襄、川东坚持抗清失败，李来亨粮尽援绝自杀。此时，欧大生拜王夫之为师。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唐端笏来从学。这年秋天在“败叶庐”完成《春秋家说》。次年，王夫之给唐端笏“剖示学术源流”，使唐“知有朱陆异同及后来心学之误”⁽⁵⁷⁾。冬天在茱萸塘又筑茅屋，南向开窗，名为“观生居”。此后几年，平时居此，夏秋居“败叶庐”⁽⁵⁸⁾。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方以智屡劝王夫之逃禅，王夫之答诗婉拒，诗云：“洪炉滴水试烹煎，穷措生涯有火传。哀雁频分弦上怨，冻蜂长惜纸中天。知恩不浅难忘此，别调相看更冁然。”⁽⁵⁹⁾他决心继续留在“野塘边”战斗。因此，他在“观生居”题了“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⁶⁰⁾的名句。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在哀悼友朋郭都贤因文字狱被害于江陵后，接踵而来的是方以智在泰和病死的噩耗，更增添了他无限的伤感：

一线不留夕照影，孤虹应绕点苍烟。

何人抱器归张楚，余有《南华》内七篇。

远游留作他生赋，土室聊安后死心。

恰恐相逢难下口，灵旗不杳寄空音。⁽⁶¹⁾

这种真挚深厚的情谊，衷心难言的悲伤，读来感人肺腑。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清王朝看到藩王势力日益膨胀，严重威胁到清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于是便下令“撤藩”，命令三王离开统治区北移。平西王吴三桂企图割据云、贵，便在康熙十三年起兵反清，自称“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打着“北伐胡虏，恢复明朝”的旗帜号召天下，得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父子和靖南王耿精忠的响应，这就是所谓“三藩之乱”。吴三桂在巩固云、贵之后，出兵四川、湖南。王夫之为避战祸和清朝的迫害，又开始流亡，往来于湖南、湖北、江西之间。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迁到离“观生居”二里许的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称为“湘西草堂”。石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而以之名”⁽⁶²⁾。王夫之在此度过了晚年17个寒暑。他在《船山记》中写道：

顾于此阅寒暑者十有七，而将毕命焉，因曰此吾山也。……而跼天之倾，蹐地之坼，扶寸之土不能信为吾有，则虽欲选之而不得。……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⁶³⁾

他坚贞顽强，以顽石自比。在这“良禽过而不栖”的荒山，17年如一日，奋笔疾书，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王夫之开始写作《周易大象解》，次年七月，写成《礼记章句》四十九卷。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吴三桂僭号称帝于衡阳。原来，吴三桂以复明为号召，曾唤起一些真正渴望复国的故臣的幻想，此时便完全暴露了其复明为假、称帝为真的野心。当一些热衷于名利的人劝王夫之作“劝进表”时，他严词拒绝：“某本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哉!”⁽⁶⁴⁾遂避入深山，作《祓禊赋》：

思芳春兮迢遥，谁与娱兮今朝。意不属兮情不生，予踌躇兮，倚空山而萧清。阗山中兮无人，蹇谁将兮望春。⁽⁶⁵⁾

他对吴三桂自然是“意不属”、“情不生”的。他盼望着真正的春天，然而又是那么遥远。清朝的迫害加上复明无望的伤感，“不欢”的心情怎能消失!八月，吴三桂战死，清军进衡阳。翌年，王夫之避乱石鸡村，著《庄子通》。在此期间，他遭监视。据《勘破窗纸者爰书·序》中载：

北窗久破，夜风袭枕，辄新糊之。甫逾夕而风自若，童子告曰：是复破矣。起而视之，乃锋刃之所触也，棂间无一完者，谁为之哉？莫知其人。⁽⁶⁶⁾

对于这些人，他是很蔑视的。

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王夫之62岁，辑50岁以来“所作古近诗为《六十自定稿》”⁽⁶⁷⁾。64岁作成《说文广义》和《噩梦》，66岁作《俟解题词》，67岁作《楚辞通释》十四卷和《周易内传》。68岁长兄王介之死，扶病去长乐乡奔丧。此后病魔缠身，渐入暮年，到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69岁时，咳喘病日益严重。“春正月病益衰，伤心无泪，从游者渐少。”然而，他抱病顽强写作，写成《读通鉴论》这样一部阐述其社会政治思想的名著。此年九月以后，病在湘西草堂，“自此不复出户”⁽⁶⁸⁾。但他仍写作不辍。70岁作《南窗漫记》，编《七十自定稿》并序。71岁作《识小录》，《序》中自称“船山病叟”。这年九月刘思肯来访，为王夫之画像，他自题画像《鹧鸪天》⁽⁶⁹⁾：

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薑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　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⁷⁰⁾

他怀着明遗臣的忠诚，在将朽之时，还惦记着能“圆梦”，故国会恢复。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王夫之72岁，病体已经非常虚弱，但他还在评选古今各家诗文，写成《夕堂永日绪论》。在《夕堂永日绪论·序》中说：“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经义亦数万首。既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点定。”⁽⁷¹⁾据王敔《行述》记载：王夫之“年七十三，久病喘嗽，而吟诵不辍”。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正月初二，王夫之病逝于荒僻的船山下湘西草堂内，时年74岁。葬在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他《自题墓石》碑文：

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其继配襄阳郑氏之所祔也。自为铭曰：

抱刘越石（刘琨）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⁷²⁾

铭文寄托了他在政治、思想上的宏愿和抱负。他要效法西晋时满腔孤愤、立志以颈血溅刘聪、石勒的刘琨，而命运使他无从实现；他仰慕张载的学说，而才力使他不能企及。这是王夫之对自己一生政治、思想上的总结。

王夫之潜居草堂17年，贫病交加，犹发愤著书，总宋明“理学”，有关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其子王敔在《行述》中写道：

自入山以来，启瓮牖，秉孤镫，读十三经、廿一史及朱（熹）、张（载）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于《四书》及《易》、《诗》、《书》、《春秋》，各有《稗疏》，悉考订草木、鱼虫、山川、器服，以及制度同异，字句参差，为前贤所疏略者。⁽⁷³⁾

这种潜心研究、刻苦好学、力疾著述、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感动!

王夫之著述很多，共有百多种，四百多卷。生前都未刻印，故散佚很多。船山逝世后十多年，其子王敔曾整理遗著，刻了十几种。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因湖广学政潘宗洛在《船山先生传》中述及王夫之著作，他才引起人们重视。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四库开馆后，对王夫之政治思想有所反映的《船山自定稿》、《夕堂永日绪论》、《夕堂戏墨》、《五言近诗》、《七言近体》等列为禁书，《夕堂永日绪论》版片被焚毁⁽⁷⁴⁾；属于经籍训诂、名物考订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四种“稗疏”及《易经》、《诗经》两种“考异”，则予以著录。从道光十九年到二十二年（公元1839—1842年），王夫之后裔王世全刻其遗著共十八种，一百五十卷。但校刊者邹汉勋窜改较多。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船山遗书》，收五十七种，二百八十八卷。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二年（公元1930—1933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船山遗书》，共七十二种，三百五十八卷。1982年湖南成立“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搜集各种版本、遗著、遗诗文，按四部分类排列。《船山全书》共16册，由岳麓书社于1988—1996年出齐，是目前国内最完备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