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认识表述的效率要求

人的认识需要表达，借助表达在人与人之间交流。认识的表达所使用的语言和符号，是适应人类提高认识和实践效率的需要而产生和进步的，必然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这种发展总的来说，是同其效率的提高呈正相关态势的。

但是也应看到，仅仅认识和语言、符号的复杂化，并不一定意味着高级化、高效率化。人的思维和语言、符号常常会发生异化，由于过分的复杂化、繁琐化而背离其效率功能。不着边际、没有中心、不得要领的胡思乱想，信口开河、啰啰唆唆、不知所云的胡言乱语，不仅无助于提高人活动的效率，反而会降低这种效率。健康的思维和语言、符号是有序化的，提供的是使无序向有序转化的信息，即负熵流。异化的思维和语言、符号则相反，只能导致信息混乱，使信息熵化。

因此，在思维和语言、符号发展的必要的复杂化的同时，为了消除不必要的人为的复杂化，又出现了思维和语言、符号简约化的趋势。这是人类克服其思维和语言、符号非效率化的倾向，使之重新回到效率化轨道上来的努力。例如，孔子整理古代典籍，选编《诗经》等书；韩愈提倡革新文风，主张“唯陈言之务去”⁽⁷⁾，都是力求使思想和语言的表述由繁返简。这种“简”不是简单，而是简明、简要、简洁，是如郑板桥所说的“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更能够从根本上、本质上来认识和表达。

西欧中世纪时，经院哲学的繁琐论证盛行，成为科学和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的发展，正是由否定宗教神学的繁琐哲学开始的。如前所述，在中世纪末期与近代之交，奥卡姆的维廉所主张的“能以较少者完成的事物若以较多者去作即是徒劳”，也就是所谓“奥卡姆的剃刀”，实际上讲的就是思维和语言中的效率原则，是保证产出、减少投入的原则。我们需要思考和表达的内容太多了，不能不尽量简化，并去掉那些不必要的东西。

马克思以自己的著作，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在思维和语言文字上讲求效率的典范。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说过，“马克思的风格就是马克思自己。有人责备他，说他力图用最少的字句来包含尽量多的内容，然而这正是马克思。……他对于语言的简洁和正确是一丝不苟的”⁽⁸⁾。任何严肃负责的思想家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绝不容许用无效的思维和语言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

在现实生活中，思维和语言上的无形浪费比比皆是。所谓“信息爆炸”中急剧膨胀的并不都是有效的信息，更大量的是各种形式的信息垃圾。信息垃圾的泛滥是社会文化演进中熵即混乱度的增加，如不制止这种趋势，必然导致人类文化的退化。思维和语言的有效性即效率的降低，其实是社会停滞、落后的表现。为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必须坚持反对繁琐哲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等等，保持思维和语言、符号的效率功能。

人类的理性具有信息的选择、建构和创造的能力。理性思维不应单纯追求速度或过程的直接性。从表面上看，理性思维总是要反复进行，再思三思多思，似乎在时间和精力投入上缺乏效率意识。实际上，对于理性思维来说，最重要的不在于速度，即不在于通过该过程的迅速，而在于所达到的结果的品质。

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固然值得称道，但我们更应当重视结果中的高产出，为此而付出较多的投入也是值得的。假设莎士比亚写一部剧本平均花费两个月时间，可他完成《哈姆雷特》剧本用去了四个月，我们不会说莎翁创作《哈姆雷特》是低效率的。一部不朽杰作的品质远在普通作品之上，在杰出作品上多花一倍的时间和精力，其投入成倍的增加，在产出上会得到多倍的回报。因此，尽管写作《哈姆雷特》剧本的速度可能很慢，但这种杰作创作的效率仍然是高的。

总之，认识的本性中内在地包含着效率的含义。认识是人类活动效率增长的产物，反过来，又推动着人类活动效率的增长。这种良性循环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机制。但在人类认识及其表述中，也存在着人为复杂化的繁琐、无效的成分，需要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克服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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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305页。

(2) 同上书，306页。

(3)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424页。

(4) ［美］阿瑞提：《创造的秘密》，113页。

(5)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186页。

(6) 同上书，191页。

(7) 韩愈：《答李翊书》。

(8) ［法］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