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传教士与太平天国的交往

一、早期的试探性接触

当太平军挟席卷之势从广西长歌涌进长江流域后，立即引起西方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他们看来，在这个儒教与佛教的影响几乎无孔不入的古老帝国内，突然涌现出一大群主动信奉《圣经》的“太平基督徒”，这着实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西方教会更是喜不自胜，认为这是一个使中国基督教化的黄金机会。1853年夏，英国本土基督徒发起了一场旨在为中国印刷100万册汉译《新约全书》的募捐活动，半年内筹措到1.6万英镑；到次年6月，认捐金额已达4万多英镑。注609

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更是跃跃欲试。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他们纷纷想去看个究竟。不过，按照条约规定，传教士当时仅获许在五个通商口岸活动，潜赴内地传教属于违法行为。此外，清军在南京与上海之间的水陆交通要道层层布防，防范甚严。其中，清钦差大臣向荣统领江南大营，在南京城东紫金山以南和东南七桥壅一线安营扎寨，封锁太平军东进苏、常的通道，并分兵围困从上海通往南京的咽喉要地镇江，双方频繁交战。在此背景下，传教士要想如愿以偿地来到南京，洵非易事。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传教士不惜冒险一试。1853年6月，在经过一番斟酌后，英国伦敦布道会的慕维廉（W.Muirhead）、伟烈亚力（A.Wylie）注610两位牧师假扮成华人，沿水路秘密前往南京，没曾想刚到苏州就露了马脚。当地民人拽掉他们的假发辫，并且打算砍下他们的脑袋，将他们作为“叛军”奸细去领赏。就在这时，恰好有一名官员打此路过，慕维廉两人连声呼救，这才躲过一劫，心有余悸地返回上海。美国浸礼会的贾本德（S.Carpenter）牧师比英国人走得更远些，但因船夫胆怯，拒绝再往前走，最后也只好放弃。

罗孝全牧师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于同年5月接到天王洪秀全派信使送来的邀请函，成为惟一一位受邀访问南京的西方传教士。罗孝全随即向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H.Marshall）汇报此事，希望能被获许以牧师的身份前去传教，并且不等接到答复就匆匆动身，于7月底从广州赶到上海。令罗孝全感到失望的是，马沙利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并且以把他遣送回国相威胁。罗孝全不甘心就此罢手。当得知有位商人表示将不顾困难前往南京做生意时，罗孝全更觉得不应当放弃：既然商人能够为了获利不惜冒生命危险，那我为何不能为了主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8月5日，在美国监理会传教医生戴作士（C.Taylor）的陪同下，罗孝全动身前往镇江，但进入长江后不久便遭到清军水师的拦截，被迫折回上海。

罗孝全的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但对戴作士来说，这已是他的第二次冒险经历。就在两个月前，他成功地到达镇江，成为第一个只身进入太平天国境内的西方传教士。

戴作士是于6月初行抵镇江江面的。他曾于一年前乔装成中国人到过镇江，所以对这里的地理环境较为熟悉。越过清军封锁线后，船只夜泊焦山南岸，而围困镇江的清军就驻扎在相距不远的几座山上。由于船夫们死活不肯继续前行，次日黎明时分，戴作士便拎着一个装有若干福音书和其他布道手册的毡制旅行袋上岸，独自一人从江边步行前往镇江城。一路上，他越过一道道木栅栏和深沟，小心翼翼地避开路面上的陷阱和竹签，摸到了城外炮台。在太平军营地，首先传到戴作士耳鼓的是太平军做晨祷的声音。随后，他被当做“洋兄弟”领进城，受到驻军统帅罗大纲的接见。

因为会说汉语，戴作士与太平军交流的障碍较小。在逗留镇江两三天的时间里，戴作士观摩了太平军的礼拜仪式，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认为惟一不够庄重之处是在唱赞美诗时用民间乐器伴奏。他还发现太平军不懂得在饭前做感恩祷告，并且居然用牲醴茶饭供奉上帝。戴作士据此推断太平军对《新约》教义比较陌生。他将随身所带的书籍赠给罗大纲，并且委婉指出了太平天国宗教中的一些缺陷。戴作士感到印象最深的是，太平军很守纪律，令行禁止，对事业的正义性和最终赢得胜利充满信心。

当再次回船取书时，戴作士还没有返回太平军堡垒，清军船队就猝然而至，向镇江发起了进攻。戴作士意识到自己已被怀疑是奸细，一切行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便知趣地向罗大纲辞行。由于将戴作士误以为是英国人，罗大纲托他捎一封信给上海的英国侨民。该信以眼下交兵往来不便为由，劝洋人暂时不要前来访问。尽管产生了误会，但罗大纲仍然对戴作士以礼相待，特意为他准备好返沪时一路上的食物，并派三名属下护送他回船。而戴作士为了挽回影响，不愿就此离去，在取了一个外科小器械箱和一些药品后折回，自告奋勇地提出医治城里的病号。太平军很快便打消了顾虑，求诊者之多令戴作士一时应接不暇。当路过一条街时，戴作士发现一个铁匠患有眼疾，只需做简单的外科手术就可以治愈。在戴作士和周围人的再三劝说下，这名铁匠终于接受了治疗。注611通过此次镇江之行，戴作士对太平军总体印象不错，于是便有了上文所说的陪罗孝全牧师来镇江一事，试图取道镇江前往南京，但未能如愿。

最终顺利来到南京的是以翻译身份随同官方代表团来访的法、美两国传教士。其中，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葛必达（Stanislas Clavelin）有幸成为第一位进入南京城的西方传教士。最早来访的英国使团因为拥有密迪乐等通晓中文的外交官，所以该国传教士未能应邀前往。

1853年12月6日，葛必达神父随法国使团来到南京。次日，与使馆秘书一同进城。10日，又陪同布尔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公使入城，并于当晚留在城里过夜。

葛必达一连在南京呆了两天两夜。11日上午，他与顶天侯秦日纲的一个手下围绕宗教话题进行了对话。葛必达冷不丁提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你是否相信洪秀全就像你们刊印的书中所说的那样，的确是上帝之子、耶稣胞弟？”这位广西老兄弟回答说：“不，上帝纯灵，不可能像常人那样拥有妻子儿女。我们仅相信下述事实，即上帝亲自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拯救人类；同样，也正是上帝赋予了洪秀全在世间铲除偶像崇拜的使命。我知道，一般人，包括一些首领，将这种使命或关系说得过于夸张和不同寻常，但由于其结果是增强了他们对事业的信心，因此，天王觉得眼下没有必要对此予以澄清。事实上，‘父’‘子’这两个字在中文里的含义要比法文宽泛得多。”接着，葛必达又问到天父下凡等细节，对方以外交辞令逐一作了诠释。这名广西人显然对正统基督教教义有所了解，所以不免对某些上帝教教义感到疑惑，但他仍然机智地替后者辩解，而这正是他奉命与葛必达会面的宗旨。

通过亲身观察，葛必达神父初步得出结论，认为洪秀全的宗教似乎是由各种因素组成，尽管基督教因素在其中占据着主要地位，但他们的信仰并不纯洁，具有类似于伊斯兰教的特征。葛必达还不无妒忌地说，虽然这个新宗教与基督教新教的关系更为密切，但太平军严禁鸦片，这对英国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相反，南京的天主教徒并没有受到粗暴对待，尽管有些士兵毁坏了一个十字架和一些偶像，但他们的首领却虔敬地从我们手中接过了这些东西。谈到在太平军中所受到的接待，这位神父表示：“平心而论，我们必须要说，除了受到猜疑外，我们在这里受到了不乏尊敬有时甚至是友善的关照。”注612

1854年5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麦莲（R.M.Mclane）率团访问了镇江、南京和芜湖，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牧师、长老会的克陛存（M.S.Culbertson）牧师随行。

美国人到南京时，恰逢太平军的安息日（即礼拜日）。克陛存牧师觉得太平军似乎是守安息日的，当天并不工作。他注意到南京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军营，尽管没有镇江那种凄凉荒芜的景象，但许多房屋空荡无人，而且内部结构已遭破坏。他还谈到该城的卫生状况：“不少街道不仅宽敞，而且看上去保持着清洁状态，这在中国的城市中并不多见。我还切实观察到，人们普遍很爱整洁，并且举止得体，而这正是他们的同胞所普遍忽视的问题。”在芜湖，克陛存牧师发现该城没有搞男女隔离，太平军正努力引导当地民众像从前那样各安其业，只要后者服从新颁布的规定就行。但他同时又认为，“官吏的名称改变了，但他们的职能和过去大体相同。新政权尽管比旧政权强大，但依旧武断专横”。

对于太平天国宗教，克陛存基本上持悲观态度，认为洪秀全自称是耶稣胞弟、杨秀清被视为圣灵等事实，“只能增加我们对这场革命运动之直接影响的担忧，而不是增加我们曾经抱有的期望”；表示“我并不认为去南京传教的道路目前已经打开”。不过，他仍然期望《圣经》的刊行将会在太平军中收到成效，因为“它毕竟是上帝所说的话，是不会白说的”注613。

裨治文牧师也谈了自己的观感。他指出，太平天国政府是一个半政治半宗教的混合体，所有国家事务都与“神”的事务奇特地混杂在一起；在他们的新体制中没有皇帝，只有王的集团，而且还自称是世界的统治者。三座城市都保持着良好的纪律和秩序；太平军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外国几乎一无所知；其武器装备完全是中国老式的，但服饰却十分新奇；他们有着良好的供给，士气高涨，看上去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在谈到宗教时，裨治文表示，他们的政府虽然是一个混合体，但却没有教会，没有举行公共礼拜的专用场所，没有类似于牧师或布道师的神职人员；他们也许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但的确是不折不扣的偶像崇拜的反对者；他们谈到过洗礼，但从未提到圣餐；他们的上帝观念存在着很大缺陷。裨治文判断说：“尽管他们的宗教信条或许多少承认《圣经》的全部或大部教义，但由于无知或曲解（或两者皆有）而带有谬误，变得一团糟。”注614

克陛存、裨治文关注的是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前景，而麦莲公使关注的则是美国的在华利益，但他们都对太平天国宗教大感失望。在写给国务卿马赛的一份报告中，麦莲分析说：

不管世界上文明进步的国家曾对太平天国运动抱有何种希望，如今已很明显，他们既不信奉也不理解基督教；同时，不管对他们的政治权力制度做出怎样正确的判断，现在再也不能怀疑，我们不可能与他们在平等的条件下建立或维持交往。同样不幸的是，他们的内政政策与宗教信仰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任何反对他们对《圣经》真理做极端错误理解的尝试，都会引起与他们内政机构的冲突。注615

美国人返回上海后不久，英国又派出第二个外交使团访问南京。结果，围绕宗教话题，麦华陀一行与太平天国展开了激烈争辩，已见前述。在事后提交的述职报告中，麦华陀等人对太平天国宗教持完全悲观的态度。他们写道：

东王有关上帝的臆说竟是如此亵渎和令人恶心，以至于完全动摇了我们原本可能对叛军自称笃信基督教所抱的任何信任……杨秀清所流露出的自大，再加上叛军普遍表现出来的狂热，使得在他们中间传教几乎毫无成功的希望。注616

上述宗教界和政界人士根据各自的亲身观察和体验，以近乎相同的笔墨，向西方社会描绘了一幅太平天国宗教的黯淡画面。这些日渐占据上风的观点澄清了西方人最初对太平天国宗教所产生的误解，同时也打破了他们所抱的幻想。

在随后数年间，西方传教士与太平天国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直接接触。1858年末，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率团考察长江沿线，伟烈亚力牧师偕行，成为这段时期惟一一位进入南京城的西方传教士。在事后所写的报道中，伟烈亚力牧师的调子仍然比较悲观，认为“与基督的门徒相比，他们目前的立场是一种很成问题的倾向”。在谈到引导太平军皈依正统基督教的可能性时，他说：

我得承认，我发现道路上横着巨大的困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困难恐怕对任何有意帮助他们的传教团来说都是存在的。我并不是说向他们传教完全行不通，但对任何将向他们布道的人来说，都必须特别谨慎；因为假如我们承认叛军的行为与基督教教义的原则并不一致（我认为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那就没有一个基督徒认为有理由同情他们的事业到如此地步。困难也就由此而产生。注617

在伟烈亚力看来，西方教会同情太平天国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太平天国必须接受正统基督教教义。这种心态说明，西方传教士对太平天国并没有完全心灰意冷，仍然在等候时机，试图在太平天国境内传播福音，进而影响太平天国宗教。

仅仅隔了一年多，传教士们便将这种念头付诸了行动。

二、后期的短暂蜜月

1860年6月2日，太平军占领清江苏省会苏州，随后又相继攻克昆山、新阳、太仓、嘉定等地，与上海近在咫尺。于是，一些传教士利用地理之便，相继前来投石问路，试探在太平天国境内传教的可能性。

美国南浸信传道会的高第丕（T.P.Crawford）、花雅各（J.L.Holmes，一译花兰芷）、海雅西是首批来访的传教士，其中高第丕牧师是洪仁玕的旧交。他们于6月19日沿水路从上海出发，21日中午行抵昆山城下。高第丕牧师手持一部《新约全书》站在船头，向守城的太平军喊话：“我们是兄弟！兄弟！”话音刚落，三人又齐声说道：“和平！和平！我们专为和平而来，我们是耶稣教义的传播者。”略作盘询后，太平军将他们领进城。城防指挥官亲自出面接见。在传教士说明来意后，该首领表示，如果对方需要，他可以派一名向导领他们去苏州，并许诺为此写一封信给忠王。一些下级军官还带着鸡和水果来到船上与传教士聊天。

23日下午，传教士来到苏州葑门外的一个河口，船夫横竖不肯再往前走。于是，高第丕留在船上，花雅各、海雅西两人徒步进城。在递上各自的英文名片和昆山首领所写的信件后，传教士在士兵的护送下骑马入城，受到盛情款待。一刘姓将领代表忠王出面接待。他主动与传教士握手，使后者不禁为他了解这一西方礼节而感到惊奇。花雅各表示：我们没有官职，也没有商业上的目的，我们只是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是来向你们传教，并弄清楚是否能够获许向你们治理下的人民传教。“放心吧”，刘姓将领回答说，“你们来，我们高兴；商人来，我们也高兴。我们对外国人不但没有敌意，而且渴望能得到他们的友谊。”传教士趁机询问了许多有关宗教、内政等方面的问题，并表示不欣赏太平军在某些事情上对老百姓所表现出的残忍。刘姓将领解释说，这并不是政府的政策残忍，我们只与清政府为敌，并不与民众为敌；这些残忍的行为并不是在我们授意下干的，而是少数士兵违反了军令；在目前的混乱状态下，对这帮人的管束难免会失控。

传教士在苏州前后逗留一天多。他们将随船带来的大量宗教书籍赠给太平军，并反复探询在太平军中公开传教的可行性。

返回上海后，三名美国传教士都毫不掩饰对太平军的好感。花雅各牧师在上海英文报刊《北华捷报》上刊文指出：

我们回来时对叛军的印象远比原先出发时要好得多。仅用一种公正的适用于他们（中国人的一部分）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似乎远比清军进步——观点更开明，目标不那么自私，实现目标的手段也不那么残忍。我们无意说他们人人都是改信基督的人，但根据我们的亲身观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圣经》要义有说得过去的正确观念……他们的士兵看上去要比清军强壮和健康得多。假如英、法政府不插手的话，他们无疑会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优势。注618

在与太平军隔绝这么长时间后，突然有人公开站出来替太平军辩解，这势必会引起其他欧美传教士的关注。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没过两三天，第二批传教士，即以艾约瑟、杨笃信等英国传教士为主的一行四人，也来到苏州访问。他们同样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并幸运地拜会了太平军苏浙战场统帅——忠王李秀成。

会见是在晚上进行的。在用中国炮铳鸣放六响礼炮后，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和锣鼓声，艾约瑟一行踩着大红地毯，穿过两旁约由100名官员组成的华美壮观的队列，依次走到忠王面前。开明的忠王同意免行跪拜礼，因此，传教士仅脱帽鞠躬，然后便被领到忠王的右侧站立。在整个接见过程中，大厅里仅有忠王一人坐着，两侧还有人打着大灯笼。对于这位率部兵临上海城下的太平军名将，西方人早就不感到陌生，但能够亲眼见到忠王的仪容实属难得。《北华捷报》7月7日刊登的由艾约瑟、杨笃信合写的报道描述道：“他（指忠王，引者按）短小精悍，戴着眼镜，身穿金黄色长袍，头戴有黄金饰物、仿古式样的帽子。”

双方交谈时，英国传教士相告，他们是作为基督门徒、上帝的崇拜者前来求见的。忠王表示，既然彼此信奉同一个宗教，那么大家就是兄弟；另称苏州因为刚被攻克，所以还没有来得及造教堂，否则对方可去教堂与太平军一同做礼拜。他还就传教士保护商贸的请求做出承诺，表示这也是天朝的愿望，如果继续贸易，天王将照章征收关税。会谈结束之前，忠王欣然收下对方赠送的书籍，并邀请他们在苏州住上两三天。

苏州之行使英国传教士也对太平军产生了良好印象。他们还意外地获悉，曾经正式受洗入教并在香港教会中服务多年的洪仁玕如今已是太平天国的总理大臣。这使传教士们兴奋不已，似乎看到了将太平天国宗教纳入正统基督教轨道的希望。为了尽快取得联系，艾约瑟当即在苏州致函洪仁玕。杨笃信牧师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宗旨全然是为了布道，对此片刻也没有懈怠过。你会为得知洪仁玕加入叛军一事而感到高兴。我相信，此人将是上帝手中的工具，将向叛军领袖阐明一些很重要的观点。他当然理应得到我们最热切的同情和祈祷时的深切关注。”注619

英国传教士的报道刊登后，西方教会对太平天国的兴趣又进一步升温。不久，各新教差会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气氛十分活跃，就连传教士的女眷也列席旁听。会议议题起初定为“我们是否承认南京叛党为基督兄弟”，后来改为“我们如何对待南京叛党？目前我们对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与会者意见不一，但大多持乐观态度，认为传教士应当接受邀请到太平军中间去，以纠正他们教义中的错误。在他们看来，这些错误的始作俑者是已故的东王杨秀清，而如今洪仁玕身居要职，他大有可能着手纠正太平天国宗教中的错误。注620相比之下，由于设在上海近郊的徐家汇教堂受到太平军侵扰，罗马天主教会对此反应平淡。

7月中旬，带着为进占上海一事与洋人进行外交斡旋的使命，洪仁玕从京城赶到苏州，随即分别致函艾约瑟牧师和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邀请对方来苏州访问。8月初，艾约瑟、杨笃信等人应邀再度来访。在双方长达数小时的无拘束的交谈中，洪仁玕有意淡化上帝教与基督教相冲突的内容，并明确表态说：“我们希望传教士来，若能提供一些士兵使用的祈祷文，将不胜感激。如果传教士来南京，将为他们修建教堂，并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观点来传教和工作。”注621

洪仁玕使传教士重新燃起了希望。几乎就在艾约瑟一行返沪的同时，花雅各牧师从水路动身，于8月8日抵达南京，由此揭开了传教士频繁访问太平天国都城的序幕。注622

最按捺不住的要数罗孝全牧师。1860年8月末，他从华南赶到上海。9月22日，在苏州拜会忠王李秀成。自起义立国后，洪秀全一直惦记着罗孝全，不时打听罗孝全的行踪，再三念叨他是个“好人”。因此，太平天国高层对罗孝全的名字并不陌生。忠王对罗孝全礼遇有加，并且对他前往南京的旅程做了精心安排。罗孝全对此十分感动，直夸忠王“是一千人当中难得的一个”注623。

10月13日，罗孝全抵达南京，下榻在干王府。11月12日，他前往天王府拜见天王洪秀全。双方见面时颇有些戏剧性。按照太平天国礼制，任何人朝见天王时都得下跪，但罗孝全拒绝向任何人下跪，包括他过去的学生洪秀全。当罗孝全随文武百官鱼贯而入站定后，整个大殿仅有天王和幼主坐着。就在群臣向天王行下跪礼的一刹那间，站在天王旁边的干王大声喊道：“罗孝全敬拜上帝！”罗孝全稍一犹豫，不由自主地随众人一起下跪，但故意没有将面孔正对天王。洪仁玕用智慧化解了一场棘手的礼仪之争，尽管罗孝全事后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天王与罗孝全交谈了将近一小时。作为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拜见过太平天国天子的西方人，罗孝全事后讲了自己对天王的印象——“他比我想象中的模样要好看得多。他高大，体格强壮，五官端正，蓄有漂亮的经过很好修饰的黑胡须，声音悦耳。与忠王不同，他的心思几乎完全被宗教这一主题所占据。忠王与我交谈时基本上以政治为题，几乎不涉及宗教”。一番对话后，罗孝全对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有了大致了解，但他并不灰心。他说：“我必须承认，天王的教义并不十分正确，但只要给我时间和机会，我会努力去改正它。”注624

同年11月18日，杨笃信牧师也来到南京，前后逗留一个多月。在洪仁玕和罗孝全的斡旋下，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一道《宗教自由诏》。该诏由幼主洪天贵福用朱笔写在黄绢上，并盖有天王金玺，其要点是准许各派（包括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入境布道，下令军民人等予以善待，不得加害。杨笃信如获至宝，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十分乐意并渴望传教士们能马上到民众中去传播基督教。就在民众中传教而言，他们是立刻并将永远敞开大门的……该诏不仅向传教士开放了乡村，而且还开放了城市”注625。

然而，蜜月的时间毕竟有限。当传教士仍沉浸在喜悦和幻想当中，尚未来得及仔细勾描未来的时候，他们便被劈头浇了一盆凉水。

引发这一变化的关键人物依然是洪仁玕。基于早年流亡香港期间的特殊经历，洪仁玕是一名较为纯正的基督徒。在总理朝政之初，出于调整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考虑，他曾一度尝试进行宗教改革，极力淡化上帝教与基督教相冲突的内容。但是，宗教是太平天国的立国之本和精神支柱，洪秀全视之为自己的禁脔，根本就不允许他人染指或改弦易辙。于是，为了维护洪秀全的权威，洪仁玕不得不知难而退，并反过来规劝那些远道来访的传教士打消在此布道的念头。

1861年2月8日傍晚，慕维廉牧师裹着寒意来到南京，随后便在干王府与洪仁玕会谈了约一小时。慕维廉相告，他此行的惟一目的是到南京周围的乡村布道，询问通过何种方式去何处呆上一周或10天较为便利。洪仁玕表示需要加以斟酌。次日，干王以自己正忙于准备带兵出征为由，委婉地劝说慕维廉暂缓此事，尤其是不要在京城布道。在以后的几次会面中，此事被完全搁置。干王解释说，传教士起初在向读书人和老百姓传播基督教的一般知识上不无帮助，但天王并不欣赏依赖外援的想法，认为中国人能够自己做好这件事，因为中国人一向自尊，无意从外国人手中接受福音。干王还就传教士来南京居住一事表了态，坦言南京实际上是一座军营，至少目前他不会劝传教士这么做，虽然他很乐意能不时见到一些老朋友，但他不能鼓励将南京变成传教活动中心的念头。干王最后强调说：“倘若有人坚信自己是奉上帝的旨意来此布道，那就尽可以让他来，但不要在这件事情上求助于我。”注626于是，慕维廉在逗留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后，一无所获地返回了上海。

然而，不到南京心不死的传教士大有人在。慕维廉前脚刚走，艾约瑟又接踵而至。

艾约瑟牧师同样走的是水路，沿途所见到的荒凉场景使他触目惊心。在从苏州前往无锡的路上，“两岸半英里范围内的土地处于废耕状态，丛生的野草取代了水稻和其他农作物。没有人收拾散乱地横在路旁的死尸，尸身经过数月太阳的暴晒都已泛白”。

从丹阳行至宝堰后，艾约瑟弃船登岸，穿行于村落之中，直奔句容。途中稍作休憩时，他与围观人群中的一位村民进行了如下对话：

“你们在长毛政府的统治下感到幸福吗？”

“差得远哩，我们十分不幸。我们每个月都得奉命缴纳钱粮。”

“在这一带，每一百人当中失去了多少人？”

“15或20人被杀，30到40人被掳去参加了叛军。”

“这些被征入伍的人去了什么地方？”

“很远的地方，苏州或嘉兴，或是别的省份。”

“你们的女人是不是也被掳走了？”

“是的，上了年纪和相貌平平的被送了回来，但年轻貌美的并没有回来。”

“如果你们蒙受了冤屈，能到附近的地方官那里伸冤吗？”

“可以，我们被告知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们不敢……”

这位村民所言不无夸张，但不少士兵侵扰百姓确是事实，导致军民关系较为紧张。在沿途经过的主要城镇，艾约瑟几乎都能看到太平军首领所张贴的整饬军纪的布告。他认为，尽管首领们希望建立起社会秩序，约束士兵的越轨行为，但这很难奏效。

3月21日，艾约瑟终于抵达南京。他兴冲冲地直接去拜访洪仁玕，这才得知干王已离京出征，仅见到住在干王府的罗孝全。在听罗孝全介绍近况后，艾约瑟的内心不禁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所有来访的传教士中，罗孝全无疑是最受礼遇的一位。不过，罗孝全所关心的是如何纠正上帝教中的“错误”，而洪秀全却反过来劝说罗孝全改信由天父上帝直接给他的启示，甚至希望罗孝全成为他的使徒，到番国去传播他的宗教。这种师生关系的倒置恰好说明了两人在宗教思想上的不可调和性。更令罗孝全感到诧异的是，洪秀全竟然随意修改《圣经》，并且堂而皇之地将修订版《圣经》正式刊行。他为此向天王质疑问难，但天王仍然固执己见，并派人送来新刊印的书籍让他仔细阅读，接受天朝“福音书”的指导。在写给罗孝全的诏旨中，洪秀全正告“朕来乃是成《约书》”，再三强调自己确实曾经上天。这使罗孝全十分气恼。

罗孝全还告诉艾约瑟，天王以君临世界的口吻，诏封他为通事官领袖注627，负责与外国进行谈判，以及审理外国人在境内的所有犯罪事件。他婉言拒绝，表示自己只是一名传教士，不能担任别的公职。天王最近再一次任命，他仍然坚辞不就。

艾约瑟对此不无感慨，认为天王“与其做遭到罗孝全先生一再拒绝的事，不如给予他更多的尊重”。他还对天王专注于宗教、象征性地将政事交给自己年仅13岁的儿子料理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位父亲盲目执拗的做法，加上他的臣僚缺乏管理才能，阻碍了和平与秩序在太平天国控制下的广大乡村的建立”。

不过，艾约瑟最关心的仍然是宗教问题。此次他是有备而来，行前便已用中文写好几篇论述上帝、基督纯灵的文稿。来到南京的当天下午，在身穿太平天国官服的罗孝全的陪同下，艾约瑟拜访了幼赞王蒙时雍，托他将自己的宗教论文转呈天王。注628幼赞王稍作浏览，便主动谈起天王升天和天父降附东王下凡等事。艾约瑟事后回忆说，与在此前后他所遇到的其他首领相似，幼赞王在讲述这些事时，面带一种认为它们属实并且至关紧要的神情，其虔信程度无可置疑。

当时，不少西方教会人士认为，太平天国宗教完全是一个骗局，太平天国起源于欺诈。通过与幼赞王等人的交谈，艾约瑟对天王受命于天等“妄说”所产生的影响深有感触，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

这一妄说盘踞在这些人的心中由来已久，并且广为流传。正是这种妄说给他们的运动增添了活力，使他们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他们相信洪秀全是上帝委派的，洪秀全本人也相信这一点。他们还相信他的首要助手“东王”是上帝降附的对象，东王本人可能也相信这一点。果真如此，那么，太平天国事业就不是起源于欺诈，而是起源于狂热的妄说。

艾约瑟强调，“这是正确理解这场运动的关键。只有这么认为，才能解释这些人最初的一连串胜利，他们在遇到挫折时的不屈不挠，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视死如归，以及他们对于这场运动取得最终胜利所抱的坚定信念”。

与幼赞王会面仅过了3天，即3月24日，艾约瑟对这一判断又有了更深的印象。当天，他与罗孝全又跑到大街上布道，并不时向旁听者提问。他曾经操着官话试探性地问一名士兵：“谁是圣灵？”对方不假思索地答道：“东王。”艾约瑟不禁感叹说：“从他们对提问的答复不难看出，绝大多数太平军成员对基督教十分无知……这种无知是由叛军领袖不幸的错误所造成的。”注629

艾约瑟没有能够见到天王，但他的宗教文章总算递到了天王手中。其中一文题为《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乃实论》，共两页，正楷墨书，署“艾约瑟敬撰”。洪秀全读后，将题目改为《上帝圣颜惟神子得见论》，正文或删或改，并在文末空白处用七言诗体裁加上批注，然后退还给了作者。

接到天王用朱笔批改过的原文后，艾约瑟仍想与前者继续对话。天王似乎感到有些厌倦。他在一道诏旨中解释说，因为自己视力衰退，所以尚未批改完所收到的所有书文，并继续敦促艾约瑟接受他的观点。3月28日、29日和30日，天王连续下发三道诏旨，受诏人包括“西洋同家众弟妹、众使徒”。这些诏旨均以宗教为题，正告“福音久传为今日，圣徒欢喜莫猜嫌”，并教训传教士说：“爷哥下来尔不认，哥诏临尔在不觉。哥在爷前不认尔，无信背逆实大错。何论浸水不浸水，不信定罪哥诏落。敬哥如爷理本当，但先有父脱根恶。欲求永福进窄门，循天口生习天学。”注630艾约瑟傻眼了！

4月2日，艾约瑟沮丧地离开了南京。

有过这种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经历的传教士远不止艾约瑟等人。

在谈到同年（1861年）初访问南京的感受时，美国圣公会施约瑟（S.Schereschewsky）牧师写道：“现在，我对太平叛乱者的印象着实坏透了。自从与他们进行接触，并亲眼看到他们的真实面目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根本不值得任何一名基督徒给予同情。”他还断言在太平天国境内传教很难行得通，也毫无用场，因为“不管对叛军抱有什么相反的看法，他们是很不欢迎传教士在他们中间定居的。他们似乎很怀疑外国人，情愿不与后者有任何交往。此外，在他们看来，传教士并没有什么可教给他们的东西，相反，传教士应当接受他们的指导”注631。

4月14日，杨笃信牧师在时隔4个多月后再度来访。他一到南京，便对该城的现状深感失望。杨笃信解释说，当他去年11月来访时，城里还有成千上万名居民，有数百家店铺开业，商业活跃，整座城市看上去充满了勃勃生机；但此次他却发现，除了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外，所有的居民都已被赶出城，而且所有的店铺都已关门歇业，没有任何商业活动。注632杨笃信还意识到，所谓的“宗教自由”实际上并不存在。

稍后来访的英国安立甘会霍布森（J.Hobson）牧师在讲述溯江旅行3周后的感受时写道：“在南京，我见到了叛军。最近的见闻丝毫没有改变我对他们的不良印象，反而加深了这种印象……我们乘船溯江而上，一路上不用别人相告就知道叛军在哪里。城市和农村都已成为废墟，广袤的乡村静谧得像座坟墓，肥沃的土地均处于废耕状态，正迅速地变成荒野。这些便是叛军辖境任何一个地方所呈现出的外部标志。”他认为太平天国宗教不过是伊斯兰教和摩门教的混合物，并对罗孝全表示不屑，说自己所见到的罗孝全先生身穿一件脏兮兮的中国式黄袍，一副肮脏龌龊的可怜相，声称“我也同样为我们的宗教大为担忧”注633。

同年12月，当英国循道会郭修理（J.Cox）牧师来访时，更是时过境迁。洪仁玕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传教士们不应当到这里来，因为彼此教义不同，而天王除了自己的教义外，不允许有别的教义存在。”注634郭修理同样对南京城荒凉残败的景象感到吃惊，表示“此番首次来访，使我在心中对南京所建立的政治统治和基督教的前景产生了很坏的印象”。他指出：“我发现他们惟一的能耐就是作战和破坏。这些没有文化的人得不到任何读书人或有影响阶层的人的信任，对民法和境内的民生漠不关心，他们又怎么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王朝呢？我简直无法想象。”注635

同期陆续来访的传教士还有美国监理会的林乐知（Young J.Allen）牧师，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医生麦嘉缔（D.B.McCartee），等等。所有这些传教士，包括像杨笃信这样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的传教士，都纷纷改变了看法，对太平天国的宗教和政治前景感到悲观失望。

1861年成为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作为滞留南京时间最长的一名传教士，罗孝全牧师最终也感染上了这种情绪。

1862年1月20日，罗孝全不辞而别，悄悄地从干王府寓所溜到停泊在江面上的英国军舰，随即便反目为仇。2月4日，他在《北华捷报》刊文表白说：

由于我在1847年曾经一度做过洪秀全的宗教老师，因此，我曾期望他地位的提升将有益于中国的宗教、商业和政治……但在他们中间生活15个月以后，通过详尽观察他们在政治、商业和宗教上的行为，我的态度完全转变了。我现在反对他们的程度并不亚于当初我支持他们的程度…… 他的宗教自由和众多的教堂成了闹剧——不但对传播基督教毫无益处，而且比无用更坏。他仅仅是为了传播自己的政治宗教。

他还指斥洪秀全“是个狂人，根本不适宜做一个统治者”注636。

据洪仁玕讲，罗孝全出走的直接原因是他俩之间发生了“误会”注637。但罗孝全的解释颇为耸人听闻。在公开发表的2月8日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信中，罗孝全说，干王于1月13日闯进其住处，持刀杀死他的一个仆人，并左右开弓抽他的耳光；当他20日离城时，干王不仅扣下他的行李，还禁止他的传教助手和两名仆人一同出城。罗孝全愤慨地说：“看来干王不仅是一个杀人犯，还是一个强盗，因为他扣留我的行李。”让人感到滑稽的是，在该信的附记中，罗孝全又写道：“当写完这封信时，我很高兴地告诉阁下，我的助手和两个仆人连同行李已经到达上海，忠王的兄弟还送来100两银子（合美金136元），作为赠给我的礼物，也许这是在分别时作为和解之意。”注638他后来又补充说：“至于那名男童（仆人），后来我被告知他又出现了生命的征兆。”注639

罗孝全的说法明显前后矛盾。关于导致他出走的真正原因，教会中人作了种种推测，诸如罗孝全仅受过有限的教育；性情暴躁，不易相处；他本人是一名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其实，罗孝全之所以离开南京，根本原因在于他已对在太平天国境内传教的前景感到绝望。

罗孝全的离去标志着西方传教士与太平天国关系的彻底破裂。注640

太平天国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交往既是当时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侧面，同时又构成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由于太平天国宗教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不少西方人片面地认为这场运动是《圣经》启示的结果，甚至认为这是一场“宗教革命”或“宗教运动”。当时，洋人普遍抱有一种优越感，自以为西方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在这种心理的驱策下，鉴于以往基督教在华传播屡屡受挫的历史，他们将太平天国的崛起视为使中国基督教化的绝好机会，幻想借助太平军之力，祛除儒教和佛教对中国民众的影响，用基督教来统一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的信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传教士们才打着正本清源的旗号，不遗余力地欲把上帝教纳入正统基督教的轨道。说到底，这是“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在作祟。

洋人此举的另一目的则已远远超出向崇拜偶像的中国民众传播“福音”的文化意义，而是出于对华贸易的考虑。按照他们的理解，基督教与国际平等、自由贸易等观念是互为一体的。因此，在太平天国定都初期，西方朝野一致将目光投向了尊崇《圣经》的“太平基督徒”，试图以宗教为媒介，在太平天国承认不平等条约的前提下，与之建立起联系，以便在中国内战中待价而沽，坐收渔利，进而推动对华贸易的发展，促成中国门户的进一步开放。这是典型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然而，这毕竟仅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宣扬忍耐顺从之说的基督教本身绝不可能引发出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洪秀全等人始终尊奉自己的宗教为正统，一直拒绝承认西方基督教的权威。从这个角度来说，传教士与太平天国关系的破裂是一种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