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顺适当下

罗汝芳既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宗旨，则他的功夫便是顺适当下。他认为，人心思虑憧憧，不是对已有事件的追忆，就是对未来境况的逆臆，这样就堕入孟子所谓“忘”、“助”，他提出顺适当下的功夫途径。《近溪语录》载：

一友执持恳切，久觉过苦，求一脱洒功夫。曰：“汝且莫求工夫，同在讲会，随时卧起，再作商量。”旬日，其友跃然喜曰：“近觉中心生意勃勃，虽未用力而明白洞达，自可爱乐。”曰：“汝信得当下即是工夫否？”曰：“亦能信得。不知何如乃可不忘失？”曰：“忘原与助对。汝欲不忘，即必有忘时。不追心之既往，不逆心之将来，任他宽洪活泼，涵蓄熏陶。真是水流物生，任天机之自然而充之，至于恒久不息而无难矣。”(《近溪子集》数编第35页)

随众起坐，忘怀一切，外在的戒律和束缚已渐渐消除，能感觉到的只是勃勃生意，这生意就是本体之心。此当下显现的本体之心，天机活泼。只顺适当下，不作别求，即与赤子良心为一。在罗汝芳看来，赤子良心本是《大学》所谓“明德”，它是有无合一的。越能虚则越灵；顺适当下，就是求一最大限度的虚，从而得一最大限度的灵。《近溪语录》载：

问：“‘知得良知却是谁？’今欲知良知，从何下手？”罗子曰：“明德者虚灵不昧。虚灵虽是一言，却有二义。今若说良知是个灵的，便苦苦地去求它精明。殊不知要它精，则愈不精；要它明，则愈不明。岂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座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过了。若肯反转头来，将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坦荡荡，更无戚戚之怀，也无憧憧之扰，此却是从虚上用功了。世岂有其体既虚而其用不灵者哉？”(《近溪子集》御编第10页)

求良知精明，便是有意去做功夫，有意便不能一切放下；不能一切放下，本心便不能顺畅流行。所以罗汝芳主张：“一切醒转，更不去此等去处计较寻觅，却得本心浑沦，只不合分别，便自无间断，真是坦坦荡荡而悠然顺适也。”(《明儒学案》第770页)顺适当下，即得本性流行，有物横于心中，则反为心障。他概括他顺适当下的功夫说：

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力气，有大识见，就此安心乐意而居天下之广居，明目张胆而行天下之达道。工夫难得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胸次茫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则巨浸汪洋，纵横任我，岂不一大快事也哉！(《近溪子集》乐编第40页)

认取当下，浑沦顺适，就是孟子所谓“居天下之广居，行天下之达道”。觉功夫难做，就以不做功夫为功夫；无特定的目标，无预期的希望，也无准则、规范、格式，只顺适当下，纵横自在。

王阳明之学到王龙溪这里进入一种高朗放任的路径，泰州之学至罗汝芳进入更加主体化的境界。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此道还有律则、规范等外在强制性内容，不过这种内容与百姓日常生活所呈现的节奏与规律是一致的。而“庄敬”、“持养”、“变化气质”等以人从天的概念还常见于王艮语录中。罗汝芳与之不同，他把王艮从王阳明那里接过来的良知现成、当下即是的一面大大推进了一步。他的宇宙本体是生意、生机等涌动着蓬勃生命意味的东西。他的人心本体是赤子良心，功夫是顺适当下。道的外在律则、节奏、规范等意思在他这里褪色了。庄敬持养等把捉自己的涵养功夫被融释在浑沦顺适、不学不虑的修养形式中，直觉的东西所占的位置大大上升。事上磨炼、扩充推致等等渐修功夫处在极次要的地位。所以黄宗羲说罗汝芳“真得祖师禅之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