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二、活动方式和效率的稳定性
在人的活动中，具有某种稳定的状态和趋向。正是由于这种稳定性，才使人活动的程序显出一定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形成为人的活动的特定方式，并使各种活动方式的区分成为可能。从人的活动方式中，隐约可见不同于纯客观事物的某种必定如此的趋势或过程。它受制于外部条件，更为人自身所决定。人的活动方式，宛如人类活动之流顺势而去的河床，既是人的活动所开辟的，又反过来规范着人活动的行程。一定的稳定性作为人的活动方式的肯定性特征，就是一定的活动方式的存在本身。
人类在物种进化和社会发展中形成的特定的活动模式，即人在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定方式，经历了无数次人的活动的检验，以其对于人的活动目的的有效性而得到肯定。正像列宁所指出的，“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7)。逻辑的式作为一种认识活动的方式，是人的行动的式即实践活动的方式在观念中沉积的结果。人之认识的、逻辑的顺序以人之行动的、实践的顺序为依归。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都是主体的活动方式，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主观的活动方式。人的活动方式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实践和认识活动在亿万次重复中的稳定性，规定了人的活动方式的稳定性。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任何稳定都是相对的。人的活动方式的稳定性也是一种相对的稳定性。人之所以选择和确定一定的活动方式，归根到底是因为该种活动方式对于达到特定活动目的相对而言的较高的有效性。因此，不论人们是否自觉意识到，人的活动方式总是与人的活动效率的追求相关联。假若人们可以不理会自己活动的效率，那么，任何一种活动程序对他来说都会是等价的，人们就不需要选择和确定某种活动程序为基本的活动方式。
各种活动程序的优劣，首先在于它是否能够实现特定的目的，其次在于它是否能够以较高的有效性比率实现活动目的。如果我们把前一个标准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那么，后一个标准即效率的标准就可以被视为衡量活动程序优劣的唯一标准。某种活动程序由特殊的活动形式而固定化为普遍的活动方式，必定与这种活动程序的较高效率有关。人们对于活动方式的讲究，恰恰说明了对于活动效率的重视。一般说来，人们力求保持某种活动方式的相对稳定性，其目的也在于保持某种水平的活动效率的相对稳定性，并非仅仅为了保持这种活动方式本身。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处处表现出人的活动方式的相对稳定性特征。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体制或制度，正是人们所创立的并使之固定化了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诸领域的活动方式。某种体制或制度的长期存在，不过是人们的某种活动方式长期存在的同义语。社会体制或制度的现实性和稳定性，并非得自这种体制或制度本身的某种抽象的永恒的本性，而是来自于社会的人相应的活动方式的现实性和稳定性。
人的活动本质上具有创造性的特点，这种创造性也包括创造适合自己需要的活动的特定方式。从理论上讲，无论在任何活动领域里，人们都可以创造出远不止一种活动方式。然而，人的活动常常相对稳定在某种特定的活动方式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人们在活动中对各种可能的方式加以优化选择的结果。在众多可能的活动方式中，唯独某种活动方式成为现实的、稳定的活动方式，仅仅归之于偶然性是不够的。偶然性或许可能解释一次两次活动程序的相似或雷同，但不可能说明反复出现某种活动程序的重复性、常规性。
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者，人的目的可以同人的理想乃至幻想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用以实现目的的手段及其所依赖的条件却不能不是现实的，这就迫使人们在实现目的的活动过程中采取现实主义的而非理想主义的态度。人在活动中带有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的选择，必然包含着对于特定活动的效率状态的现实的选择在内。一定的社会体制或制度之是否合理，要看其是否现实，看其是否适于该社会人们现实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是否合乎人活动的一定效率的现实要求。
如前所述，社会的文化与活动方式紧密相关。鉴于“文化”概念涵盖的广泛性，甚至不妨进一步认为人的社会的一定的文化也就是社会的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美国人类学家沃德·古迪纳夫说，当人类学家使用“文化”一词时，往往是指两类不同的东西：第一，“文化”一词常用来指“一个社群内的生活模式——有规则地一再发生的活动以及物质布局和社会布局”，这些都是一个特定人类群体所特有的；第二，“文化”一词用来指“知识和信仰的有组织的系统，一个民族用这种知识信仰系统来建构他们的经验和知觉，规范他们的行为，决定他们的选择”。(8)很明显，前者指人的生活模式或行为模式，后者则指对人的生活、行为起规范作用的意识模式或思维模式，二者相互区别而又有机地联为一个整体。
不论在以上任何一种意义上，文化实质上都是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广义的文化作为社会的生活方式，既包括物质生活方式，也包括精神生活方式，囊括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因而完全有理由说，社会的文化即人的活动方式。在这个意义之下，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观念形态，包括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道德、心理、风俗、习惯等等，皆可以当作人的活动的特定方式来把握。
苏联和东欧一些研究文化问题的学者们认为，文化体系构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人类特殊的活动方式，即用各种文化价值把适合于目的的行动具体化的过程和在掌握这些价值的过程中再一次把它们具体化的过程。人类文化不仅包括教育、艺术及其个别形式，而且还包括道德、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个人关系性质、国家的价值、规则、风俗和理想的体系。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为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所必需的一切东西。据此，他们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它是人造的第二自然界（环境），在此环境中，人以至于社会，以及整个人类整体全面地实现着自身并取得发展。”(9)
文化既是人类活动的过程，也是这种活动的结果，概括说来，文化乃是人的对象化的活动和人的活动对象化的统一。不论就活动的过程而言，抑或就活动的结果而言，文化在本质上都可以看作是人的活动方式。因为，一方面，人类不同于狭义动物界的特殊的活动过程，显然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动态实现，其间贯穿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方式。另一方面，人的活动对象化的静态结果，作为人的活动方式的物化形态和人们继续进行活动的现实条件，又融入人的活动方式之中。
具体说来，文化这种活动方式无非是人的社会活动方式和精神活动方式，并以此与纯粹自然界的存在方式及其他生物物种的活动方式相区别。而从与自然界的联系来看，文化是人凭借自己的活动（包括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活动）对于原初的自然界加以能动改造的过程，其结果则是一个人化自然界即第二自然界的出现。因而确切地说，文化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方式。人类文化具有累积、继承的性质，形成所谓的传统，体现着人的活动方式的历史联系。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之传统性，其实就是相应的人的活动方式的相对稳定性。
文化作为人的活动方式的过程与结果的二重性，内在地包含了人的活动效率关系。我们知道，人的活动结果与过程的比率正是人的活动效率。以此论之，文化并不仅仅是代代延续的人类生活的美丽的饰物，也不仅仅是在空间和时间坐标上各不相同的、无从比较的活动样式；在文化的积累和演变中明显地存在着人类活动的价值标准，包括人的活动方式的效率尺度，即是说，一定的文化作为人的活动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始终与相应的人活动的效率有关。排斥任何活动效率尺度的文化是不可思议的，忽视或贬低活动效率的文化不可能有辉煌的前途。
人的活动方式的效率尺度诚然不是唯一的尺度，然而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尺度。这种活动效率尺度所具有的价值导向作用，使人类文化即人的活动方式趋于高效率化，或者至少保持人的活动必要的效率水平。英国人类学家布伦尼斯洛·马林诺夫斯基写道：“文化根本是一种‘手段性的现实’，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其所取的方式却远胜于一切对于环境的直接适应。文化赋予人类以一种生理器官以外的扩充，一种防御保卫的甲胄，一种躯体上原有设备所完全不能达到的在空间中的移动及其速率。文化，人类的累积的创造物，提高了个人效率的程度和动作的力量；并且它与人以这样深刻的思想和远大的眼光，在任何其他动物中，都是梦想不到的。”(10)从人的活动效率的意义上考察人类文化，不一定能够看清其全貌或细节，但肯定有助于我们把握支撑人类文化大厦的骨架，并通过文化去深入理解人的活动方式与活动效率的关系。
人的活动方式的稳定性，意味着在这种活动方式下人的活动效率的稳定性，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在人的活动方式与活动效率之间，存在着二者的稳定性相关机制。回顾一些社会、国家、民族的历史，人们常常对于在漫长的岁月流逝中人的活动效率变化幅度之小而感到惊奇，似乎这是一种除了时间之外都处于停顿状态的世界。直到20世纪，在地球上还残存着某些古代的甚至原始的民族或氏族的社会生活的景象，为我们直接体验早已成为过去的人的活动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引起了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学者们浓厚的兴趣。
历史上的某种文化或文明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以至于今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文化或文明状态下人们的活动的稳定性，包括其活动的内容的稳定性和作为形式的人的活动方式的稳定性。人们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一代地安于某种活动方式，仅仅归结于“习惯的力量”或“历史的惰性”是不够的。一种活动方式只有在它同一定的、必要的活动效率相联系时，才能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才会成为人们的“习惯”并因而具有“惰性”。
相对稳定的活动方式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活动效率。反过来，相对稳定的活动效率又进一步固定化和强化这种活动方式，使之达到某种“超稳定”状态。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所谓“超稳态结构”，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应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上加以剖析。但是必须指出，文化并不限于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范围内，从根本上说，传统文化不过是传统的人的活动方式，因而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实质是该社会人的活动方式的稳定性。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活动方式的稳定性，造成了人的活动效率相应的稳定性。当然，这是以小农和小手工业为主体的小生产条件下的低水平的活动效率的稳定状态，反转过来又使传统的活动方式成为“超稳态”的，形成所谓“超稳态”的社会结构。
为什么人的活动方式的相对稳定性与活动效率的相对稳定性如此密切相关？就问题中的一般性前提而言，首先是由于人的活动方式与活动效率的直接关联的存在，二者在稳定性上的直接相关，不过是其全部相关性中的一个侧面。如前所述，人的活动效率取决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效益的关系，而怎样在人的活动过程中使用成本，进行投入，在活动结果中形成怎样的产出，获得怎样的效益，这些恰恰是人的活动方式的构成要素。人作为活动主体如何运用活动中介作用于活动客体，借以实现人的活动目的，在这中间贯穿着人的活动方式。
人的活动之中主体、中介、客体及其他因素对于人活动的效率的制约，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方式的制约。属于人的活动方式的各相关项，活动的主体、中介、客体和其他制约因素，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效益等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相对稳定性，构成了人的活动方式的相对稳定性，由此决定了人的活动效率的相对稳定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当人的活动系统之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相对稳定时，人的活动方式必然处于稳态，从而造成人的活动效率的相对稳定状态。以时间尺度来衡量，人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率的相对稳定虽然不可能充斥全部人类活动的历史，但它无疑占据了这一历史的大部分过程。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人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率的相对稳定状态中度过的。
从整体上看，人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率的相对稳定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种稳定性是维系社会存在和延续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当一种新的活动方式建树起来，显示出蓬勃的活力和效能，并达到较好的活动效率状态时，相应的稳定性必然带来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和持续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活动方式是符合人的活动目的和活动的内部与外部条件的，此时所实现的活动效率也是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中可能有的较高的水平。因而，以此为背景出现的是富有生命力的活动方式和较高的活动效率的稳定性，有如朝日初起，它对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活动目的和活动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某种变化，而人的活动方式仍保持不变，这种稳定的活动方式就会与人的目的发生一些矛盾，并由于与内外部条件的某种不适而减弱其效能。这时的活动效率看起来是稳定的，但实际上却可能是在滑落到下一个较低阶梯上所呈现的那种稳态。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说人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率的相对稳定是维持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问题只在于它是不是同时具有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当一种凝固化了的活动方式的继续存在同变化了的人的活动目的和活动的内外部条件发生剧烈冲突时，这种活动方式的稳定性就会成为消极的、保守的倾向，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进而威胁人类的生存。与此同时，相应的活动效率的稳定性，也会成为跌落在更低阶梯上的稳定性，令人难以容忍。人毕竟是自己活动的主体，他必将在必要时否定、扬弃过时的旧活动方式，从而也带来活动效率的相应变化。在人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率的历史进程中，与上述肯定的、稳定的方面相对立，体现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趋势的，还有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即人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率的变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