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活动中介

在活动主体和活动客体之间，当然可以直接发生相互作用。人类作为生物物种进化的产物，同自然界其他生物物种一样，具有以自己的机体和器官直接与外在客体发生作用关系的能力。以主体和客体直接作用为特征的人的活动，至今仍然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形式，是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的最初的形态。

然而，活动之与客体的这种直接性，与其说是表现了人的活动的特殊性，不如说是体现了任何物种生命活动的共同性。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活动之所以高于其他物种的生命活动之上，恰恰不在于活动的直接性，而在于人的活动的中介性特征。

固然，其他生物物种的生命活动也不一定只有直接性，没有任何中介性。植物借助风力和昆虫传播花粉，靠动物的活动把种子带到远方，在这一物种生命的延续中显然有中介因素的作用。某些种类的动物能够利用一定的气味、声音、动作等接收和传递信息，感知活动对象并作出反应，甚至组成具有某种结构和功能的动物“社会”。动物活动中的信息联系方式，作为动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环节，也带有活动中介的性质。有的比较高级的动物，在特定的情境中，还可能利用简单的自然物为工具来达到某一活动的目的。但是，对于上述生物物种，所有这一切都是被动的、不自觉的、偶然的；活动的中介性仅仅对于人来说才是主动的、自觉的、经常的，才成为人的活动的明显特征。

黑格尔在论述目的性时写道：“目的通过其手段的那种外在活动，必须规定自身为中介并扬弃本身。”目的“摆出一个客体来作为手段，让这个客体代替它外在地消耗，把这客体委之于磨损，而面对机械的强力时则躲在这个客体的后面来保存自己”。在他看来，“目的既然把自身建立为与客体的直接关系”，又“在自身和那个客体之间插入另一客体，这就可以认为是理性的狡狯”⁽¹⁵⁾。

这里所说的“目的”，实际上是非人格化的有目的的活动主体。人这个带有目的性的活动主体，本来可以直接与其活动客体发生相互作用，但他为了使自己免于外在的消耗，就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加进一个中介物，让它去代替主体承受在与客体直接作用时的磨损。这种中介物不是来自于主体，而是来自于客体，是取之于自然的或经过加工、改造、制造的自然客体。

既然活动中介的功能在于代替活动主体而与活动客体相互作用，它就必须具有类似活动主体的某种功能。正因为如此，人所制造和使用的工具都可以看作是人的肢体和器官的延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活动中介的工具系统——机器越来越自动化、智能化，越来越能执行类似主体的某些功能，其最集中、最发达的形态就是智能机器人。由此可见，活动主体从活动客体中造就出活动中介，不只是引起活动客体的分化，而且还把活动主体本身投射到活动中介上，使作为活动中介的客体主体化。

由于活动主体和活动客体都是多样的，不同的活动主体和活动客体之间的活动中介必然有所不同。前面引证的黑格尔所讲的中介，是一种实体性的活动中介，它的作用在于避免活动主体在与活动客体作用中的外在磨损，并且使活动主体的功能专门化、强化或集约化、综合化。人造的机器系统，就是实体性的活动中介的典型代表。

此外，还有一种非实体的信息性的活动中介，在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特别是在人与人的活动关系中广泛存在着。人所创造的语言、文字等符号系统，以及借此来表述的概念、判断、理论框架等思维工具，作为活动主体与活动客体相互作用的中间环节，属于信息性的活动中介。

对于上述两类活动中介，不能只理解为实体的和信息的工具，还应包括这些工具的操作方法。“中介系统包括工具系统和操作工具的方法系统。它们又可以分为物质工具和操作物质工具的方法与思维工具和操作思维工具的方法。”⁽¹⁶⁾如果说工具系统是整个活动中介系统的硬件，那么操作工具的方法即一定的操作程序则是相应的软件系统。无论硬件或软件，都是完整的活动中介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中介之为中介，就在于它的二重性。中介意味着此物“向他物的转化”，而且“这个转化而成的他物还必须重新被吸收回来”，“中介不是别的，只是运动着的自身同一”⁽¹⁷⁾。人的活动的中介手段，介于活动主体和活动客体之间，是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中间环节。活动中介兼具活动主体和活动客体双重特征，既作为客体的存在参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又作为主体的延伸参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

活动的中介是主体化的客体和客体化的主体。对于活动客体，活动中介传递着活动主体的作用，体现活动主体的主动和被动、能动和受动；对于活动主体，活动中介实际上又是主体直接面对和掌握的客体，与活动主体发生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在活动主体与活动客体之间，中介意味着某种间接性，但它同时又是这种间接性的否定和扬弃，“既是正在形成中的直接性又是直接的东西自身”⁽¹⁸⁾。活动中介是一个具体的、相对的概念。某物之成为中介，不仅仅是由于它是某物，也不仅仅是由于它恰好处于相互作用的两极之间，而主要是由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具体的同一性决定的。因此，对于活动中介应当侧重从人的活动的具体结构中去加以把握，不能把活动中介抽象化、绝对化。

活动中介在人的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制约人的活动效率的第三大要素。人类之所以优于其他生物物种，本质上只是因为人创造了由实体性的物质工具和信息性的思维工具及其操作方法构成的活动中介系统。在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中介系统就是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¹⁹⁾马克思的这个定义，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劳动资料在劳动主体和劳动客体之间的中介性质。

马克思还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²⁰⁾人类社会的进步，在其物质技术基础上是以生产工具的发展程度为标志的。从历史上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到近代以来的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计算机时代，这种以生产工具为主要标志的阶段划分和顺序，勾画出了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伴随其活动中介系统的发展而发展的基本轮廓。

人的其他领域活动的实体性中介系统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这些实体性中介系统的发展，对于诸如政治、军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等活动领域的进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人的各种活动的效率状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这些活动所能有效利用的实体性中介系统。

如果说人们比较容易看到实体性活动中介系统的作用，那么相对来说，人们更容易忽视信息性活动中介系统的重要性。信息性活动中介在主体的认识活动和人与人的交往活动中的地位是没有疑问的，就是在其他运用实体性中介系统进行活动的实践领域里，信息性活动中介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活动内容日益复杂多变，因此越来越依赖于人自身和活动中的人与人关系的自我控制与协调，而这些都必须借助于信息性活动中介来进行。

在现代商品经济的社会环境中，离开信息中介而进行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是不可想象的。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在人的活动的中介系统中，信息性活动中介的作用日渐增强，实体性活动中介与信息性活动中介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以具有某种“人工智能”的电子计算机系统为中心的活动中介系统，正是集实体性活动中介和信息性活动中介于一身的统一体。所有这些，都为大幅度地提高人的活动效率创造了新的条件。

概而言之，活动中介是活动主体与活动客体之间的过渡环节，是二者之间的转化即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桥梁。人作为主体通过活动中介而与活动客体发生作用，在这种作用的合目的的即有效的结果中证实自己的本质力量。并且，人创造和利用活动中介这一活动过程和结果本身，就已经是活动主体即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活动主体凭借活动中介作用于活动客体，在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似乎已经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然而，人的活动中的主动与被动、能动与受动、作用与反作用、支配与被支配总是相伴而行的。黑格尔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人以他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在自然界的威力，尽管就他的目的说来，他倒是要服从自然界的。”⁽²¹⁾人与自然界的支配和服从是一对辩证的矛盾，不能靠支配排斥服从或服从排斥支配的极端的形而上学方式去解决。只有服从自然界的必然性的活动主体，才能以自己的活动中介即工具取得对于自然界的某种支配，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

被活动主体改造或创造出来的活动中介系统，作为现实的存在物是同活动主体相对独立的力量。由于它处于活动主体和活动客体之间，具有主体和客体二重性的特点，一方面，它作为活动客体在受到活动主体作用的同时反作用于活动主体；另一方面，它又作为活动主体的延伸作用于活动客体而引起客体的反作用，并把这种反作用传递给活动主体。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活动中介作为工具、手段加强了活动主体对活动客体的作用，而且应看到活动中介作为客体存在所发生的和作为中间环节所传递的对活动主体的反作用。

这种对于活动主体的反作用有时是违背人的目的性要求的逆向作用，是活动主体所不能忽视的一个侧面。我们知道，现代机器大工业和发达的科学技术造成了威力巨大的活动中介系统，改变了现实世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烦恼。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在已有的活动中介系统中，还包括足以将我们这个星球毁灭若干次的庞大的核武器系统。事实证明，仅仅片面地依靠某种活动中介去支配、征服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其他人，不仅没有给世界带来安宁，而且也没有给活动主体带来自由。

今天的人类所面临的任务，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在1844年就提出的目标：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²²⁾。共产主义的目标即在于此。共产主义运动所争取的人的解放，包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和在人的社会关系上获得解放。这种解放即自由并不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和人类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征服，而是在于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尽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不经历艰难曲折以至严酷的斗争。但斗争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斗争达到和谐的境地。

因此，马克思写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²³⁾高度发展起来的合乎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要求的活动中介系统，应当成为实现人和自然之间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和解的有效手段和方法。而对于这种活动的有效性要求，首先是对这种活动的合目的性要求，同时也是对其活动效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