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序、无序与效率

所谓序即程序、顺序、秩序，是事物作为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的条理性。有序表明系统的组织性。增序是系统组织性的增强，减序是系统组织性的减弱，而无序则是系统的无组织性。事物或系统的条理性、组织性即其规则性，相反，无条理性、无组织性也就是无规则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有序，是指事物内部的要素和事物之间有规则的联系或转化，所谓无序，是指事物内部诸要素或事物之间混乱而无规则的组合，以及事物运动转化的无规则性”⁽⁵⁾。

人的活动作为复杂的、高级的物质运动无疑是有序的，但并非只与有序相关。有序和无序之间的联系和转化，不仅存在于大尺度的宇观过程中，而且在具体的人的活动中时时表现出来。人的活动的有序程度及其变化趋势，这种有序和无序、增序和减序的辩证的相互作用，构成活动系统的组织状态，直接制约着人的活动的效率。

经验表明，在一般情况下，人的活动的有序化是同活动的有效性相联系的，因而会带来活动效率的增长。人的活动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对活动的引导或支配，整个活动由过程到结果即由投入、成本到产出、效益，本身就内在地贯穿着程序、顺序或秩序。换言之，有序性是人的自觉活动的内在要求，体现着人的活动的规律性。

具体说来，人的活动的有序性在于：（1）计划的有序性。计划是活动目的实现过程事前在思想中的具体化，是旨在取得活动产出的活动投入过程在人的观念中的预演。整个现实的活动过程的有序性，首先以凝缩的、简化的形态呈现为活动计划的有序性。（2）组织的有序性。这里所说的组织包括静态和动态的双重含义，既是作为活动要素、因素的结构关系的组织，也是对这些要素、因素投入活动过程的组织、安排或控制。人的活动计划的有序性转化为活动组织的有序性，使活动的预想过程转变为现实的过程。（3）过程的有序性。现实的活动过程不单是主体的活动，它是活动之主体、中介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在人的活动中，主体通过中介客体化，客体通过中介主体化。活动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的这种有序性，来自活动计划和活动组织的有序性，最终又作为客观过程而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

人的活动在其计划、组织和过程中能否始终贯彻某种有序性，并不主要取决于某一程序、顺序、秩序自身是否完善或优美，而是从根本上决定于这种有序性是否符合特定的人的活动和活动的人的本性以及制约人的活动的客观规律性。一个较为简单的、有序度不甚高的程序、顺序或秩序，如果适应人的活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就可能顺利地贯彻下去，使活动显出相当的有序性，并达到较好的活动效率状态。反之，一个较复杂的、有序度很高的程序、顺序或秩序，如果不适应活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就无法贯彻下去，并且会给活动带来混乱。

活动的程序、顺序或秩序与活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的适应、协调，作为活动系统的要素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组织性、有序性。缺乏这种适应和协调的活动系统，肯定是组织性、有序性较差的活动系统。活动系统中个别要素、因素有序度的升高，可能有助于整个活动系统有序化的发展；但要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必须有活动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某种适应、协调。

如果把适应、协调也看作是一种有序性，那么，这里似乎出现了循环论证：要实现有序性，必先有有序性。实际上，我们的论证可以简化为这样的一句话：要实现更多的有序性，必先有必要的有序性。有序性的提高本身就是有序的，是有序性积累的过程。较高的有序性需要以一定程度的、必要的有序性为前提，这是合乎实际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在这个推理中，前项和后项并不是同一个有序性，故无所谓循环论证的问题。

关于人的活动之序与活动具体条件相适应，英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所主张的“中间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例证。他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具体条件的限制，比较适于采用一种中间技术。这种技术“大大超过以往年代的原始技术，同时又比富国的超级技术简单得多，便宜得多，自由得多”。“它把具有熟练的双手和创造性大脑的人重新组合到生产过程中”，因而是“具有人性的技术”。⁽⁶⁾

显然，这种“中间技术”远不如“超级技术”有序度高，但它只要符合第三世界国家各方面的条件，特别是人的素质条件，就会是最适当的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技术，使劳动生产率稳步增长。相反，过分依赖“超级技术”，其结果往往是花费甚多而收效较小，效率不高或不稳定，反而会造成有序度下降以至出现停滞。

人的活动有追求最优、最佳的倾向。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能激励人的进取精神，形成巨大的热情和前进的动力。然而我们也知道，所谓最优、最佳并不是抽象的、悬空的标准，作为人的现实的追求，它应是人的特定活动所可能达到的最优或最佳。理想的最优或最佳的实现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唯有脚踏实地不断地追求，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理想的最优或最佳状态。

从哲学意义上看，有序性只是事物或系统组织性的一般抽象。人的具体活动的有序性，并不表现为单一的规定性，而是表现为多样的存在和变化的形态。不同性质的活动自然具有不同的有序性表现。同一性质的活动甚至同一个活动本身，由于其结构和功能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特点，也会有不同的有序性表现。因此，与特定活动的有序性相关的人的活动效率状态会随之变得复杂起来，以致难以捉摸。

我们不能笼统地认为，在人的活动中，任何方面或层次上的有序性的增加，都必定引起活动效率的增长。不应当把人对活动效率的追求简单地变成对某一种有序性的追求。就活动的主体而论，属于个人、群体、社会或全人类各层次的活动，显然有不同的有序性要求和表现，同时在各个层次的活动之间也贯穿着某种有序性。不同层次的活动的有序性，表现为不同层次的活动主体、中介和客体相互作用的有规则的关系，因而直接与特定层次的活动效率相关。撇开人类活动的系统整体关系，不考虑特定的活动有序性的层级性特点，把有序和效率的关系看作线性的决定关系，指望单靠某种形式的有序性解决有关活动效率的全部问题，当然不可能奏效。

谁都知道，一支由杰出的统帅指挥的组织得当、纪律严明、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军队，由于活动的高度有序化而具有极高的活动效率，可以对紧急情况作出灵活而又恰当的反应。这样的军队可以迅速赶到指定地点并做好战斗准备，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辉煌的战绩。大规模的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确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借助军事组织的活动方式形成某种生产组织的有序性，从而赢得较高的生产效率，历来不乏成功的先例。然而，在非战争环境下的常规的生产活动毕竟有其特殊的有序性要求，不完成由军事组织活动的有序性向生产组织活动的有序性的变换，生产效率既难以保持，更难以提高。这也是为实践所证实了的。

至于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科学、文化、教育等活动领域，尤其具有自己独特的活动有序性。在那里，机械地套用军事组织或生产组织的活动方式或程序，不仅无益，反而可能有害。特别是在以个人的智力活动为主的精神文化生产领域里，有序性在于精神文化活动的主体、中介和客体之间的和谐的相互配合，并且从根本上说，在于活动主体富有激情的想象和思维的创造性活动。如果用军事组织或生产组织那种铁的纪律来约束科学、艺术、理论工作者的全部活动，固然也可以造成某种外在的有序性，却不会真正取得丰硕的精神生产成果，因而也就没有这种活动的高效率可言。所以，并非任何有序、增序都注定能导致人的活动效率的提高。在这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符合人的活动本性的内在的有序和增序。

应当指出，人的活动的有序性的变化及与之相关的活动效率的变化，不仅仅限于量的变化范围，它同时也包含着质的变化。这就是说，除了序的增加和减少而外，从无序向有序和从有序向无序的转化也需要加以研究，并且后者可能更值得重视。“著名的熵增加定律把世界描绘成从有序到无序的演变。然而生物或社会的进化向我们表明的却是从简单中出现的复杂性。……非平衡（即物质和能量的流）可能成为有序的源泉。”⁽⁷⁾

根据比利时物理学家伊利亚·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和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的协同学等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理论，我们知道，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从外界获得负熵流来抵消自身的熵的产生，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系统从一种混沌无序的状态发展成一种稳定有序的结构。⁽⁸⁾

人的活动，无论个人、群体、社会或人类的活动，均可以看作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这种系统具有自组织的功能。在人的活动中，经常发生从混沌状态到有序状态的转化。许多原先是自发的、随意的活动，由于相互之间的干扰和冲突随着活动量的增加而加剧，活动的有效性和效率必然降低。只有当人们找到某种方式来组织、规范人的活动时，才会把这种活动纳入一定的秩序之中，使活动的有效性和效率回升。

从这个角度看，在西方思想界源远流长的著名的社会契约论，实际上是试图揭示，初民社会在原始的活动的混沌状态中，如何通过建立社会契约关系实现向有序状态的转变。就社会整体的质变即从无序到有序的跃迁而言，其机制无疑十分复杂，仅仅把它归结为社会契约的作用可能会失之偏颇。但是，建立契约关系作为社会的人的活动的协调方式，在社会自组织和有序化的过程中，显然有其不容忽视的贡献。这一点，在人类社会组织有序度提高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佐证。

相反的趋向，即从有序状态退回到混沌无序的情况，也是时常发生的。按照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整个宇宙有走向无序的热平衡的倾向。生物界和人类社会系统依靠其自组织能力，与外界变换物质和能量，并从外界补充负熵流，因而才能作为进化着的有序系统之岛，挺立在流向无序的潮水中间。从无序到有序是艰难曲折的，生物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尽千辛万苦，才有今日地球的生物圈和人类社会的繁荣。然而，从有序到无序却容易得多，甚至可以说“条条道路通混沌”，人类活动中的任何失误都在加剧这种退化的趋向。

人们在自己的活动中总是极力避免由有序向无序的倒退，一旦发生了混乱，就得采取有力的措施，输入物质、能量和负熵流，对活动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加以调整，力求达到新的活动有序状态。但是，“熵定律也告诉我们，每当我们加快人或机械劳动的能量消耗速度时，熵的减小或产品价值的提高便会在整个环境中的其它地方引起更严重的混乱。因此，只要生产率按照单位产量速度来量度，将资源转化成经济效用的过程就要耗费不必要多的能量，而这种增加了的能量流通势必将引起更大的混乱，或者引起熵的增大。最后，社会得为此付出代价”⁽⁹⁾。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在人的活动间歇或变换中出现无序状态，作为活动的过渡状态是正常的，条件是在这种过渡阶段结束、活动重又继续下去时，能够迅速恢复活动的有序状态。这种无序是短时间的、局部的状态，也可能周期性地出现，从总体上看是整个有序的活动过程中的组成部分。一个活动过程如果丧失了从短暂的无序中恢复有序状态的能力，那就意味着它作为有序过程已告终结，沉沦于流向无序的潮水之中。

总之，人的活动的有序状态包含着无序的成分和向无序转化的可能性，而在这种活动的无序状态中，也包含着有序的因素和向有序演化的可能性。有序和无序在人的活动领域里的辩证转化，归根到底受制于支配物质运动的普遍性的自然规律，又直接受制于本质上与自然规律相一致的人的活动的特殊规律。一般来说，人的活动的有序度与其活动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增序是提高活动效率的重要方法之一；但也不应将这种关联绝对化，以为任何增序都会带来活动效率的增加。

实际上，只有符合人的活动的本性和客观规律性的有序、增序，才有利于活动效率的提高。人的活动系统有序性的增加，意味着负熵流投入的增加。如果投入甚多而收效甚微，那么，这种旨在增序的活动本身就是低效率的。根据活动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使人的活动稳定在适当的有序度上，避免混乱即熵的增大，往往更易于达到活动目的并保持较高的活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