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全集》：20世纪史学的

一座高峰和一面镜子注1179

罗尔纲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当代大学问家，1997年逝世后，不少人都期盼着能早日将他的文稿汇编出版。罗老之女罗文起担起这一任务，前后历时七年。我与罗文起老师有联系，对整理文稿的艰辛和落实出版资金的周折有所了解。如今《罗尔纲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终告出版，令人倍感欣慰，同时也感慨不已。

罗老生于1901年，与20世纪同龄，经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目睹了国家的沧桑巨变；前后治学71载，早年师从胡适先生，以考据治学，后又接受唯物史观，学术之演进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因文稿写作时间跨度大、不易搜集，“全集”大多难“全”，遗漏在所难免。这部《全集》，将能够见到的罗老存世著述基本上都收齐了。全书计22卷22册，近1100万字，分太平天国史、兵志、金石、文史杂考、文学、生涯回忆、师友回忆、书信、杂著九大类编排，以罗老生平年表、论著目录作为附编，集中展现了罗老的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

太平天国研究：折射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轨迹

作为一代名家，罗老涉猎广、建树多，尤以太平天国研究的成就最为突出。这部分著述，占《全集》的13卷。

辛亥革命后，洪秀全被正式尊为民族革命运动先驱，太平天国成为民间热议的话题，相关研究随之揭开序幕。但最初的研究受到很大局限，主要是太平天国文献已被清政府禁毁殆尽，包括笔记资料在内的清方记载有待搜集整理，相关史实众说纷纭、讹误甚多。一些学者筚路蓝缕，在史料发掘、史事考订上用力甚勤，成为该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第一代学者，罗老便是其一。1934年，陈独秀在狱中读到罗老未刊稿《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特意托人请罗老来南京与他晤谈。

新中国成立后，罗老对太平天国研究之勃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卓越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持筹建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后扩建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牵头大规模地搜集、整理太平天国资料，主持编纂《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册以及《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艺术》等，另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8册，为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等7本文集，为后学提供了一把入门锁钥，推动了新生研究力量的崛起；广泛调查、鉴定太平天国遗址和文物，促进了相关文物的保护工作。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日本及我国港台地区的研究也达到高潮，太平天国研究一时成为世界性显学，罗老的名字也为更多人所熟知。积数十年之功力，罗老84岁时将《太平天国史》杀青，凡88卷154万言，开创著史新体裁，融合了叙论、纪年、表、志、传五种体例；内容广博，考订缜密，多有创见。该书出版后广受关注，被誉为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罗老治学十分严谨。他曾说：“我研究太平天国史，首先是做辨伪、考信的工作。做这种工作，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砂锅纹（问）到底’。这些习惯，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第20卷，165页）注释忠王李秀成“自述”集中体现了罗老的这种治学态度。

当年李秀成被俘后，在囚笼中写下5万余字，结合自身经历详述太平天国兴亡始末。曾国藩处死李秀成，将其亲供删改后在安庆刊刻，原稿则一直秘不示人。罗老1931年开始据安庆本《李秀成供》作注；1944年广西通志馆派人赴湘乡曾氏故宅，据忠王手稿补抄被删的5600余字，罗老遂调整版本、增订注释；1962年曾氏后人在台北影印出版忠王亲供手迹，罗老再次调整版本。有学者感叹说：“在我国学术史上，注释史籍的名家不少，如裴松之注《三国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等等。但在版本方面遭到如此曲折，还是没有过的。”1980年《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完稿，罗老自嘲地写道：“四十九年来，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地去作注。有些注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却又自笑无知。”（第11卷，193～194页）。时隔十余年之后，罗老根据新史料增补注释，又推出了增补本。该书名物训诂与史实考订并重，从典章制度、避讳字、特殊称谓等12个方面详加训诂，另从事实、时间等10个方面订正原文错误或补充缺略，共注释700条左右，注文是原文的4倍多，堪称当代考据学经典之作。罗老穷半个多世纪之力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一直注到白首，在史学界传为佳话。由此不禁联想到，时下有些青年学人舍本求末，对唯物史观、考据学都不上心，一味在概念或观点上标新立异、追求轰动效应，或搞低水平重复性研究。针对这种浮躁浮夸之风，我们尤其需要大力提倡罗老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也改变了罗老的命运。他努力适应新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但仍因极左思潮泛滥吃到苦头。1964年，戚本禹等人断言忠王不“忠”，打着揪“叛徒”、彰“气节”的旗号，掀起对李秀成的大批判，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罗老因坚持认为李秀成是伪降而遭到批判，承受巨大压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罚擦洗单位厕所的门，写了三年高可盈尺的检讨，正常的学术研究被打断，直至1971年奉调参加校点《清史稿》，处境才有所好转。1986年夏，我随祁龙威教授拜访罗老，罗老在谈笑中平静地讲到，他原先也抽烟，“文化大革命”中买不起烟，偶尔拾点烟头，后来连烟头也捡不到，就把烟戒了。听罢令人嘘唏不已。

但就总体而论，罗老的后半生是得远大于失、喜远大于忧。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代学者中，简又文、萧一山、郭廷以等移居港台地区。罗老留在大陆，得到党和政府的鼓励和关心，成为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的领军人物和奠基者，其生活困顿、常为补贴家用写稿的状况也随之改变。没有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不会成为显学，罗老也就不会拥有如此广阔的学术平台。因为扎根大陆，罗老守住了治学之根，像大规模搜集、整理、编纂资料，离开大陆是无法进行的——截至1961年，在罗老主持下，采用在图书馆摸底筛查等方法，共发掘1200万字太平天国资料，其收获是空前的。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罗老迎来学术生涯又一春。仍以资料整理为例，他牵头编纂出版《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和《太平天国资料汇编》（3册），并与王庆成研究员共同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10册。新中国还使罗老的人生境界发生变化。他通过工作和学习改变了人生观，接受了唯物史观，明确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学术研究有了新方向、新动力，并于1958年入党。简又文先生也对推动太平天国研究作出了贡献，但始终排斥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运动而非农民运动，认为太平军与湘军交战“分明是农民打农民”。这就限制了他的学术成就。相比之下，罗老将考据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既继承从乾嘉学派到胡适的考据学精髓，同时又打破为考据而考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重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站在人民立场进行研究，打开了研究新视野，其学术成就自然超过同侪。

毋庸讳言，国内太平天国研究也存在偏差，主要表现为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有简单化、教条化倾向。1951年，罗老《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出版，书中有段文字，说忠王打算伪降曾国藩，彼此属英雄惜英雄，一个是革命的英雄，一个是反革命的英雄。罗老单位负责人抓住称曾国藩是“反革命的英雄”一语，指责罗老“反人民反革命”，并致函出版社阻止该书发行。出版社提出由罗老赔偿所有损失，相当于罗老两年的工资。所幸上级领导思想开明，商议后仍准予发行。罗老叹曰：“于是一场风波始得平静，否则我一家六口那两年内只好喝西北风了！”（第20卷，56页）有了前车之鉴，人们不免心存顾忌，故而片面强调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给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有意美化太平天国遂成为普遍现象，削弱了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新时期以来，绝大多数学者主动反思并努力纠偏，张守常教授在写给笔者的便笺中便坦言，“我们老一些的，都有太平天国遗民的心理”。罗老耄耋之年写成的《太平天国史》也反映了这种变化。在分析太平天国政权时，罗老认为神权主义加上封建主义，使太平天国产生了一个特权阶层。他指出：“太平天国革命，要创立一个大同的人间天国，却沿袭封建制度制定了种种礼法成规，使特权阶层藉以骄侈腐化，争权夺利，为非作歹，腐蚀了革命，给农民政权以至深至重的危害。”（第9卷，535页）这体现了罗老的求索精神和勇气。

收入《全集》的著述，绝大多数是罗老在1949年后完成的。正如祁龙威教授在纪念罗老的文章中所说，“时代的车轮把罗先生的学术推前了一大步”。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史，罗老的学术生涯很值得作为个案进行深入考究，而《全集》便是绝好的资料。

在太平天国研究领域，罗老研究时间最长、成果最丰、贡献最大，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宗师。诚如王庆成研究员所言，“罗先生是中国和全世界研究太平天国的最杰出者”。1999年6月，罗尔纲史学馆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落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在开馆仪式上发表题为《纪念罗尔纲　学习罗尔纲》的演讲。在中国近代史学界，论著述之宏富，首推罗老；身后受敬重规格之高，亦无人能及。

罗尔纲与胡适：割不断的师生情

生涯回忆、师友回忆、书信在《全集》中占2卷，述及罗老身世尤其是治学经历，包括与胡适、徐志摩、陈寅恪、吴晗、沈从文、范文澜等人的交往，为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在罗老师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胡适先生。1930年自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罗老获校长胡适赏识，留在其身边做学术助手达5年之久，承担整理胡适父亲胡传遗稿、编纂蒲松龄《聊斋全集》等工作，朝夕过从，深受胡适治学态度和方法的浸染。罗老感叹说，胡适对他的督教“严似冰霜，却也煦如春阳，令人向上，使人奋发”（第20卷，37页）。胡适倡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既重视提出新见解，探索新领域，又强调不苟且，有一分证据（资料）说一分话。罗老后来在太平天国研究领域开辨伪考证之风气，以及研究晚清兵制、金石学，考订《水浒传》版本等，都与胡适的引导有关。胡适从不写行草，罗老写字一横一捺相当工整，这也是两人的相近之处。

不过，师生之间也有分歧。罗老1937年出版第一本学术专著《太平天国史纲》，通过考释史实，否定了清季官私著述中对太平天国的许多恶意歪曲之词，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是贫农革命。该书问世后受到好评，但胡适却大为光火，面斥罗老带有主观、没有写太平天国的破坏性，是“学时髦”，尽管他也认为“此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很可读的小史”。1948年，胡适赴美，师生从此天各一方。

1954年底，大陆发起对胡适思想的大规模批判，罗老无法置身事外，写了题为《两个人生》的表态文章。4年后，移居台湾的胡适在68岁生日前赶印罗老旧著《师门辱教记》（书名改为《师门五年记》），作馈赠贺寿人之用，并在“后记”中感喟道：“尔纲和我两人，成了‘隔世’的人已近10年了。”毫无嗔怪之意，似乎很体谅罗老的苦衷。在他心目中，罗老仍是那位尊师好学的门生。而罗老内心对胡适给予的教导、爱护也一直念兹在兹。及至后来国内不再全盘否定胡适、评价渐趋客观，罗老广泛搜集整理有关胡适生平及学术的研究资料，以寄托怀念之情。在93岁撰写《胡适琐记》时，罗老谈及胡适侨居美国不愿领居留证，说“他是堂堂的中国人，不肯偷安异国”，并为其赴台后晚景凄凉而扼腕，认为胡适是“开创一代风气的伟大历史风云人物”（第20卷，352页）。这说明外在因素和岁月流逝终究没有割断两人的师生情。

仁者寿：道德文章永垂范

罗老悉心奖掖后学，诲人不倦。他专注学术研究，勤于事而讷于言，平素惜时如金不喜应酬，但对求教者从不拒绝，为此耗费大量时间和心血。国内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二代学者，均以能见到罗老、得其亲炙为荣幸，几乎都得到过罗老指教，自视为罗老的私淑弟子，如笔者业师王庆成、祁龙威，以及茅家琦、钟文典、郭毅生、苏双碧等前辈。据钟文典教授回忆，他向罗老请教问题时，罗老不仅作了完善回答，还指出相关问题，甚至数次抄录十余页资料寄来。这方面事例甚多，兹不赘述。太平天国研究之所以能形成好风气，之所以能保持数十年繁荣，研究之深入、成果之丰富在中国近代史学科首屈一指，罗老居功至伟，起了传帮带作用。

罗老谦虚谨慎，从善如流。他成名早，1956年被评为一级研究员，但从不以权威自居，倡言“为学要有大无畏追求真理的精神，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第20卷，195页）。1984年，罗老读到《安徽史学》一篇对自己某观点提出商榷的文章，特意写出订正旧说的一文寄给该刊，并在信函中针砭了自古文人相轻、同行成仇的现象，建议在文前加一按语，“以纲为‘的’，论述著者承认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态度，而提意见的同志则应有与人为善的态度，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第21卷，295页）。此事经《光明日报》《文汇报》报道，一时传为美谈。笔者对此则有亲身体会。1987年春，我拜读到罗老一文，内引《天父诗》第237首“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认为这说明洪秀全的私生活“极顶严肃”。当时我正在读硕士学位，贸然给罗老写信，指出夫权意识严重的洪秀全实际上是在教训后宫“非礼勿视”，《天父诗》第197首可作注脚：“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低头垂眼草虔对，为得丈夫敬倒天。”出乎意料的是，罗老亲笔复信，称该文系急就篇，赞同我对该诗的解释，并赞许我就如何深化太平天国研究提出的粗浅看法，表示“极佩卓见”“望努力攀登”（第20卷，380页）。这使我颇感汗颜，受到鞭策。真正的大学者不单学问大，胸襟也大；不单学问好，人品也好。罗老就是这样的人。

罗老淡泊名利，做人低调。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为领一级研究员的高薪而不安，主动提出降薪。在南京前后工作14年，出差自掏腰包，不花公款。主持筹建太平天国纪念馆，但对馆长一职坚辞不就。主持编纂出版数百万字文献资料，每篇文献还写了题解，但封面一律署“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不署自己的名，也不肯要稿费，执意将之作为博物馆经费；馆方只好存入银行，在罗老1964年返北京工作后寄还，又被退回。1986年，罗老又将《困学丛书》稿酬全部捐给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图书馆，以示对家乡发展的关切。而生活中的罗老十分俭朴，布衣布鞋，粗茶淡饭，怡然自得。某记者在采访后写道：“乍见到罗老，我心中一怔：这位和本世纪同龄的大学者，却很像农民，已届高龄仍在操心劳作的农民！”罗老因而博得“布衣学者”雅号。那些贪官污吏、伪学者与罗老相比，不啻有霄壤之别。

罗老胸无城府，待人真诚。《全集》中有篇怀念好友吴晗的文章，谈两人的相识相知，谈对吴晗不幸遭遇的痛惜之情，读来十分感人。

罗老从小体弱多病，一生都在与疾病抗争，《生涯六记》中的《抗病记》对此记述甚详。他能取得如此突出的学术成就，享年97岁，除坚毅、乐观等因素外，与人品也有很大关系。茅家琦教授说得好：“无私无畏，心中无一点私心杂念，是先生一生事业和成就的精神基础。”李文治先生亦感叹说：“关于《抗病记》，对我启发也大。看来人之长寿与一个人的品德不无关系。”因为胸怀坦荡，罗老活得从容淡定，处之晏然。这对延年益寿显然是有帮助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罗老无权无势，以德学双馨，赢得人们真心敬重。罗老逝世后，郭毅生教授写有一副挽联，额题“道德文章第一流”，上联为“金田起义何日？着佃交粮何时？军师制、伪降考，探微索隐，阐发幽赜。卓见永垂翰苑，晚生痛悼太平天国学一代宗师”；下联为“洪门创始奚年？水浒真义奚在？金石门、考据学，旁征远引，雅博宏通。巨著长留人间，八方缅怀中国近代史传世名家”。这道出了人们的共同心声。罗老走了，但留下了《全集》，留下了道德文章。罗老依然活在大家的心中。

时代需要罗老这样的学术大师，多多益善。如今有关部门和高校定下在多少年内造就多少位学术大师的目标，这很鼓舞人心。不过，学术大师能够像模具那样批量生产吗？我感到有些茫然。学术大师的诞生需要诸多因素，包括个人禀赋和操守。现在国家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外部条件越来越好，投入经费越来越多，成果数量也确实上去了，但成果质量不成正比，学术风气堪忧。读罗老等前辈学者的著述，学嘉言懿行、做道德文章，对扭转这种现象不无裨益。从这个角度讲，罗老《全集》出版的意义并非仅限于学术层面。

注释

注985原载《福建论坛》，2009（2）。

注986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111页。

注987Theodore Hamberg, op.cit.,p.28.

注988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6册，853页。

注989持“他称”说的学者指出，简氏的译文并不准确，应译为：“他们自己成群地会合起来，在一起举行宗教礼拜。很快，他们以‘拜上帝会’的名称而远近驰名。”不过，“congregation”一词既指“人群”“集会”，也可译为“宗教团体”。译法不同，文义也就不同。因此，仅凭译文似不能直接断定“拜上帝会”是他称。

注990T.T.Meadows,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View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National Philosophy,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1856; Reprinte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85.

注991A.F.Lindley, Ti-Ping Tien 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 2 Vols., London, 1866, p.44.

注992A Report fro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See P.Clarke and J.Gregory eds. ,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9. 按：当时西方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方法很不规范，导致所标注的拼音不统一，可谓五花八门。《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一书在卷末列有所收文献中原始拼音与现代汉语拼音、威妥玛―贾尔斯式拼写法的对照表。

注993A Report from 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p.17、18.

注994A letter from the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Rev. I.J.Roberts,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19.

注995E.G.Fishbourne, Impressions of China, and the Present Revolution: It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London ,1855, p.57.

注996A Letter by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Rev. A.Happer,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78. 按：关于洪秀全是否曾经派信使赴广州邀请罗孝全牧师来天京，学术界存有争议。王庆成经考证，认为确有其事。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413～422页。

注997A Letter by the Italian Franciscan Missionary Mgr Rizzolati,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31.

注99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131～132页。

注999参见上书，140、159页。

注1000《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44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注1001姚莹：《复贵州黎平府胡》，见《中复堂遗稿》卷五，转引自汪士铎辑：《胡文忠公抚鄂记》，51～52页。

注1002《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5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注1003《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4册，25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按：“十余年前”说不确，上帝会系问世于道光二十六年至次年上半年间。

注1004同上书，442页。

注1005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九，《太平天国》第3册，249页。

注1006转引自《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100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注1007谭熙龄：《紫荆事略》，见《太平天国续编》第5册，1页。

注1008《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全2册），127、128页。

注1009冯德材、文德馨：《玉林州志》卷十八，光绪二十年重修。

注1010古济勋、吕浚堃：《陆川县志》卷二十一，民国十二年重修。

注1011《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26页。

注1012《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77页。

注1013《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132页。

注1014《李进富口述》，见《太平天国续编》第3册，271～273页。

注1015参见拙著《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第2版，1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注1016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全2册），36、5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郭毅生、史式主编：《太平天国大辞典》，15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注1017《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411、412页。

注1018《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127页。

注1019值得注意的是，王维周译本与简又文译本一致，也将“congregation”译为“教会”“会”。“拜上帝会”是自称，这似乎是洪仁玕的原意。

注1020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均谈到有一“诏书”，是记述洪秀全起兵前后史事的手稿本；李秀成在供词中也谈到一部记述天王“出身起义之由”的“诏书”。考太平天国将自身出版的书籍统称为“诏书”，并推行“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制度，而谢氏等人所说的“诏书”究竟何指，难以确定，似乎并不是指某一具体的书名。在太平天国已刊书籍中，仅《太平天日》《天兄圣旨》直接记述了洪秀全的早期行迹，但其主旨是为了说明和渲染洪秀全系受命于天，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

注1021洪秀全等人的思维和表述与今人显然是有区别的。不少在我们看来十分重要的事情，诸如洪秀全等首义诸王被确认为上帝亲生子或“帝婿”（萧朝贵）的时间和经过、起义初期关于定都问题的论争等，太平天国文献均语焉不详甚或只字未提。

注1022参见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53页。

注1023《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128页。

注1024关于这一点，拙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35页已有明确说明。

注1025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注1026太平天国改“亥”为“开”，故“辛亥”作“辛开”。

注1027《太平天国印书》，40、41、47、49页。按：从语气、字面上看，两首诗的文字在《太平天日》刊行时已有改动，如改“九仙庙”为“九妖庙”，但“天王”“太平天王”称号在原诗应已出现。

注1028洪秀全、冯云山创立的宗教组织名为“上帝会”，“拜上帝会”一说系讹传。参见拙文《“拜上帝会”说辨正》，载《近代史研究》，2005（5）；《“拜上帝会”说再辨正》，载《福建论坛》，2009（2）。

注1029《天兄圣旨》卷一，见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8、10页。

注1030同上书，12页。

注1031《天兄圣旨》卷一，见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25、30、31、32～40页。按：文中黑体系笔者所加。“外小”指老百姓。又，洪秀全这段时间主要藏身平在山。平在山，或作“平隘山”“鹏隘山”，《天兄圣旨》又作“平山”，是紫荆山区的一部分，萧朝贵居所（下古棚村）之地，毗邻杨秀清居住的东旺冲。天兄（萧）常在此下凡。

注1032《天兄圣旨》卷二，见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77页。

注1033《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见《太平天国印书》，481页。

注1034参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见《太平天国》第3册，126页。

注1035据民国二十三年《武宣县志》第五编，金田村是年八月在韦昌辉家“竖旗举事”。

注1036《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116、131页。

注1037参见拙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188页。按：在天历六节中，仅“东王升天节”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设置，其余五个节日的日期都是洪秀全人为设定的。耶稣（太兄）遇难40天后升天的日期也并非在二月二十一日。

注1038此说认为洪秀全系于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在武宣东乡登极，属误解。尽管此时天历尚未颁行，但洪秀全后来是按照天历而不是旧历来设置节日的。郭廷以先生依据“太兄暨朕登极节”，较早持武宣东乡登极说，但仍认为“此二月二十一日，自系太平天国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08页）。这种理解是正确的。

注1039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11页。

注1040在《天兄圣旨》卷一中，洪秀全还被称为“禾王”“太平主”“主”，但这些称号均为特定称谓，非正式王号。“禾王”系析“秀”“全”二字而来，隐指洪秀全。《十全大吉诗》有云：“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洪秀全因此又被称为“主”或“太平主”，后又作“真主”“真圣主”。

注1041《天兄圣旨》卷二，见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78页。按：同时并提的还有东王称号；天兄（萧）辛开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武宣降谕时，另提到“西王”“南王”等称号（参见上书，80页）。洪秀全同年七月在茶地下诏，也提到“东王”称号（参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31页）。而史学界通常认为洪秀全是在永安分封五王。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怀疑，引文中的“东王”称谓是后期刊刻《天兄圣旨》时改易的。按照常理，对话应保持原貌。如果此处确属改易，那么，《天兄圣旨》中所有的对话也都存在这种可能。这就给史实考订带来极大困惑：论及早期历史的太平天国文献原本寥寥，尤其是《天父圣旨》前两卷业已亡佚，我们判断何处属于改易的依据不足，对某些细节难下定论。单就此处而论，即便“东王”称谓系后来改易，似也不能就此推断“天王”称谓也属类似情形。

注1042《天命诏旨书》，见《太平天国印书》，117页。

注1043“太平王”称号的影响仍依稀可见。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曾水源等就萧朝贵在长沙城下阵亡一事具文禀报杨秀清，末署“太平王壬子二年”等字（参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10页）。《太平天日》是记述上帝在高天册封洪秀全为天子以及洪秀全早期布道经历最为详细的一部书。按照太平天国规定，“王乃天日也”，故所谓“太平天日”即“太平王”，指洪秀全。

注1044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482页。

注1045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108页。

注1046《太平天国印书》，520页。

注1047《太平天国》第2册，862页。

注1048《太平天国印书》，626页。

注1049王仁钟、梁吉祥：光绪二十年《贵县志》卷六。

注1050冯德材、文德馨：《玉林州志》卷十八，光绪二十年重修。

注1051覃元苏：《象州乱略记》，转引自《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100页。

注1052原载《福建论坛》，2007（5），《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摘登。

注1053相关论文主要有：王庆成《金田起义记》（收入《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985），龙盛运《太平天国革命策源地广西试探》（《太平天国学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5），彭大雍等《论清道光朝以前广西人口增加和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同上），方之光、崔之清《广西天地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兴起》（同上），方之光、崔之清《太平天国革命前夕湘桂局势初探》（《太平天国学刊》第4辑，中华书局，1987）。凡上述论著已有较多论述的内容，本文从略。

注1054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0、60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按：清顺治年间广西耕地面积500余万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达1000万亩以上，随后基本持平并呈减少之势，咸丰元年为896万亩。另一方面，顺治十八年（1661年）广西纳赋丁口为11.6万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省人口为197.6万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骤增至629.4万人，咸丰元年为782.3万人。参见李文治前引书，9～10、60～61页。

注1055社会的急遽分化和穷民、流民的大量出现，是嘉道年间全国的普遍现象，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前兆。龚自珍指出，自乾隆末年以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西域置行省议》，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1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汪士铎亦慨叹道：“人多之害，山顶已殖［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他还分析说，“患起人多，人多故弥望皆村庄，弥望皆穷人，急之则生变，任之则掣肘”；“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需］人”，“地不足以养之，不为乱不止”（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二，16页；卷三，26、27页，民国二十五年明斋丛刻本）。

注1056黄体正：《带江园诗草》卷一，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41页。

注1057覃玉成：《宜北县志》第八编，民国二十六年刊。

注1058黄志勋、龙泰任：《融县志》第六编，民国二十五年刊。

注1059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见《经德堂文集》卷二，光绪四年京师刊本，17页。按：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有该省“通计土著十之三四”一说。可见到咸丰初年，广西土著的总人口已低于客民。

注1060魏笃：《浔州府志》卷四, 同治十三年刊。

注1061温德浦、曾唯儒：《武鸣县志》卷十, 民国四年刊。按：土客械斗客观上刺激了民间的尚武之风。广西后来民变蜂起，官方应对时颇感棘手，与此有一定关联。

注1062邹鸣鹤咸丰元年八月十三日奏折，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 227～228页。

注1063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5页。

注1064同上书，6页。

注1065欧仰义、梁崇鼎：《贵县志》卷四，民国二十三年重修。

注1066《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79页。按：在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奏折中，鸿胪寺卿吕贤基亦认为，“今日胁从之民皆前日之赤子也，其势迫于无可奈何，遂苟且以延残喘耳”（ 同上书第1册，48页）。

注1067《清宣宗实录》卷十二，影印本，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按：因为广西林峦甚密、易于藏匿，且官府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广东、湖南等省民人犯事后，常避实就虚，选择广西落脚。就此而论，广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邻省的社会矛盾。又，文中“添弟”系“天地”之避改字。

注1068参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19～21页。

注1069参见黄体正：《带江园诗草》卷首、《带江园杂著草》卷五，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31、34页。

注1070相比之下，后来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以及李文茂率广东天地会武装在广西浔州建立“大成国”，其影响与冲击力远在此之上。

注1071杜受田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奏折，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06、207页。按：道光二十七年二次入桂时，洪秀全就曾在途中遇劫，事详《太平天日》。

注1072苏凤文：《股匪总录》卷二，光绪十五年刊，8页。

注1073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

注1074“艇匪”拥有枪炮器械，主要劫掠浔、梧江面的商船和沿江圩市的当铺、富户，并不时攻掠城池。主要首领张钊（绰号“大头羊”）、田芳（绰号“大鲤鱼”），均为广东水手出身，金田起义后一度投奔太平军，旋因不能接受纪律约束而倒戈，后分别被地方团练和官府所杀。太平天国刊行的《天情道理书》对张钊有零星记述，称其“借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肆行无忌，只图目下快心，不顾后来永福”，“未几而大头妖果然叛逆”（《太平天国印书》，520页）。

注1075袁甲三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八日奏折，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46页。按：张嘉祥受抚后，改名张国樑，官授把总，后随战局发展，从广西一直追击太平军至南京，成为清军一名悍将，官至提督，咸丰十年（1860年）在丹阳阵亡。

注1076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见《太平天国续编》第4册，3页。

注1077同上书，5页。按：所谓“不敢出兵”，指会党武装逼近柳州府城时，闵氏在城内按兵不出一月有余。

注1078道光三十年十一月，盛筠因“畏葸无能，又先期告病，规避取巧”被革职，不久病死。闵正凤一度打通关节，于同年九月奉文与向荣对调，任固原提督，旋以“畏葸无能,纵贼养寇”被革职查办，后被遣戍新疆。参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8、56、110、233、239页。

注1079《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7、68页。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广缙后来顶替赛尚阿出任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但同样迭遭败绩，太平军攻克武汉后被革职拿问（咸丰八年病死）。咸丰帝怒斥徐广缙“军情缓急但凭禀报，如在梦中”，表示“自愧自恨用人失当”。舆情更是一片哗然，指斥徐氏“拥兵观望，尾贼徐行”，“畏死倖生，巧于推避”，纷纷吁请将其处斩。其实，此时的清政府弊病丛生，整个军政系统都已运转失灵，其根源并不在某个大臣疲玩泄沓，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到定都金陵，一路势如破竹，与此有很大关系。

注1080周天爵：《致周二南书》，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页。

注1081在某种意义上，郑祖琛是在替他的前任梁章钜、周之琦背黑锅。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即云：“赭寇之祸，先由历年官吏惜费纵奸，后误于粤督某制府见危不救，非郑公一人之过，粤人皆知之。公受任于艰难之日，疆事为前官所坏，地方疲弊不堪，伏莽之患已深。”（《太平天国续编》第4册, 7页）严正基也认为，广西吏治之不饬，“则由于十数年前，院司以文酒征逐为豪举，于地方惩办盗案之员目为‘俗吏’，或加以摈斥。有司讳匿不报，遂至盗势益张，涓涓不塞，终成江河，厥有由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6页） 。又，广西藩司张云藻久病，不在任上。这客观上也加重了郑祖琛的负担。

注1082徐广缙对广西局势作壁上观，除与郑祖琛有隙外，与广东自顾不暇也有关系。据罗惇衍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奏陈，“广东盗风素炽，而近来横行尤甚”，公然围城勒赎、设厂收税；在新会、四会、清远、韶关、南雄、廉州一带，“贼匪往来如织，商旅不行，各处道路阻艰，几与广西无异。屡年以来，凡掳人勒赎不下百数十次，从未闻严办一案；凡打劫典铺、渡船不下千数百次，又未闻参劾地方官一案。驯至贼匪无所畏惮”（《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49～50页）。

注1083龙启瑞：《与梅伯言书》，见《经德堂文集》卷三，22页。按：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亦云，某相国致书郑祖琛，“再三告诫切勿以贼多入奏”，并附注“某相国与郑公同年至好”（《太平天国续编》第4册，8页）。有论者推测“某相国”系指潘世恩（乾隆状元），误；应为穆彰阿（穆、郑同为嘉庆进士）。

注1084龙启瑞：《上某公书》，见《经世堂文集》卷六，5页。

注1085广西局势惊动朝廷后，郑祖琛想有所补救，曾在省城外督师四个多月，先后平定陈亚贵部和攻陷迁江县城的钟亚春等部，并率先派兵进剿金田村。但这并没有平息清廷对他的怨愤。同年十月，咸丰帝谕令将郑祖琛著即革职；时隔五个多月，又下令将他谪戍新疆，“以为封疆大吏玩误者戒”。郑氏不久在原籍（浙江乌程）病逝。

注1086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5～6页。

注1087杜受田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奏折，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 206～207页。

注1088周天爵：《致周二南书》，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 3～4页。按：周氏在信中还有一些具体细节描写，颇堪玩味。据载，咸丰元年二月初一日，他自省城赴武宣县督师攻打太平军，“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勇]一百名，又如石壕驿，未走先哭”；正式交战时，“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周氏还就该县官吏的表现写道：“方到时县官一人，一县皆空，而纷纷向西逃者渡江船无歇时。问县官刘作肃有何准备，答云‘只有一绳’，则大哭。”

注1089《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 36、37、39页。

注1090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

注1091龙启瑞：《上某公书》，见《经世堂文集》卷六，5页。

注1092杜受田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奏折，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07页。

注1093关于洪秀全皈依上帝的具体原因，详参拙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14～18页。

注1094如火如荼的天地会暴动吸引了广西官府的视线，牵制了其军事力量，为洪秀全等人酝酿起义提供了便利。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咸丰帝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其赶赴广西镇压太平军。此说不确。在获悉平乐府两座县城失陷后，清廷终于意识到广西事态的严重性，赶紧调兵遣将，所针对的目标主要是攻城劫狱的天地会众。清廷起初对广西的具体情况仍是一头雾水，洪秀全等人的活动还没有进入其视野。在给林则徐及继任钦差大臣李星沅的谕旨中，咸丰帝只字未提上帝会和金田村。郑祖琛最早注意到金田团营动向，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奏称桂平县属金田村等地“均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十一月十三日又奏报调兵进剿情形，称金田等地“匪徒纠聚拜会，人数众多，内有老幼妇女，被其诱胁从行”。十二月初八日，署理广西巡抚劳崇光奏报副将伊克坦布攻打金田阵亡一事，称“贼势浩大”，已知会广西提督向荣率部赶来会剿。同月二十日，李星沅奏称“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贴]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断言金田“实为群盗之尤”（《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79、97、100、104、116、131～132页）。正是从这时起，清政府终于意识到洪秀全等人才是广西最具威胁、最难对付的力量。按：文中“尚弟会”系“上帝会”之避改词，“伪号”指太平天国国号。

注1095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并没有从战败中警醒，积极求变，而是无视危机和挑战，继续在天朝大国的残梦中昏昏欲睡：传统的夷夏观念没有变，祖宗成法（兵制等）没有变，吏治腐败、文恬武嬉的现象没有变，土地与人口问题没有减缓，等等，从而使中国积弱积弊的状况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另一方面,清政府又不得不在西方列强的胁迫下接受一些变化， 诸如割地赔款、五口通商、设立租界、领事裁判权、传教士的涌入等。这些变化既引发了新矛盾、新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以东南沿海地区最为直接和显著），同时又使旧矛盾、旧问题进一步激化，两者交汇，最终导致咸丰朝内外危机的总爆发，即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除太平天国外，同期国内还接踵爆发了其他一些较有声势的反清起事，诸如广东天地会、上海小刀会、两淮捻军，以及贵州苗民、云南回民、西北回民起事等，整个中国几乎成为一片火海。倘若撇开清政府的因素，忽视当时空前激化的种种社会矛盾，单纯从个人角度来推究引发这些事件的原因，那就难以作出正确的解释。

注1096该文辑入曾业英主编：《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收入本书时，又增补不少内容。

注1097柳亚子：《石达开遗诗书后》，见《广东文物》卷10。

注1098太平天国称自己刊行的书籍为“诏书”，亦称“天书”“真书”或“圣书”。今之学者统称为“印书”。

注1099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77～79、81～105页，上海，光华书局，1930；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32～40、125～152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李群杰：《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原序”，上海，真理出版社，1937。

注1100以上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原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全2册）“凡例”；萧一山：《清代史》（原名《清史大纲》），19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1～18页。

注1101朱谦之：《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1、21～27、76～91页，江西赣县，中华正气出版社，1944。

注1102参见罗尔纲：《〈贼情汇纂〉订误》，载《北平图书馆馆刊》，8卷4期（1934年8月）；罗尔纲：《洪大全考》，载《社会科学》，1卷3期（1936年4月）。罗先生后来考证出所谓的“天德王洪大全”实为湖南天地会某山堂首领焦亮，详参《困学集》，50～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注1103详参郭廷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注1104该书1937年完稿，出版因战事延搁。时隔半个多世纪，茅家琦推出《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2001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注1105太平天国纪念馆于1956年正式成立，两年后从堂子街迁至瞻园（东王府遗址），1961年改为现名。

注1106《胡绳全书》第2卷，88～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注110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86、191～192页。按：《救世》《醒世》《觉世》指洪秀全的早期宗教作品《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

注1108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载《历史研究》，1954（1）。

注1109郭毅生：《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载《教学与研究》，1957（2）。

注1110章开沅：《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几个问题》，载《理论战线》，1958（2）。

注1111详参吴雁南：《试论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载《历史研究》，1958（2）；曹国祉：《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及其赋税政策》（上篇），载《中山大学学报》，1959（3）；龙盛运：《关于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载《历史研究》，1963（6）。

注1112参见王天奖：《太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份》，载《历史研究》，1958（3）；董蔡时：《太平天国的乡官多是地主分子吗？》，载《江苏师院学报》，1962（5）。

注1113戴逸：《论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载《光明日报》，1961-01-11。

注1114参见年子敏、束世澂：《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商榷》，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6（4）。

注1115详参罗尔纲：《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注1116靳一舟：《太平天国研究述评》，载《历史研究》，1961（2）。

注1117祁龙威：《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载《光明日报》，1957-05-23。

注1118赵矢元：《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载《历史研究》，1959（3）。

注1119参见苑书义：《略论农民革命英雄李秀成》，载《北京日报》，1961-09-07。

注1120祁龙威：《罗先生赞》，见“庆祝罗尔纲学术研究六十周年编委会”编：《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57页，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注1121参见沈嘉荣：《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四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载《群众论坛》，1980（4）。

注1122孙祚民：《判断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标准——五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载《学术研究》，1981（5）。

注1123段本洛：《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特征与前途》，载《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80（2）。

注1124参见孙克复、关捷：《太平天国政权性质商榷》，载《社会科学辑刊》，1981（1）。

注1125参见董蔡时：《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特点和性质》，载《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80（2）。

注1126参见王天奖：《太平天国与地主阶级——兼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载《中州学刊》，1981（1）。

注1127苏双碧：《太平天国史综论》，359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注1128参见李锦全：《试论洪秀全思想及太平天国政权的两重性》，载《南方日报》，1981-03-30。

注1129孙祚民：《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北方论坛》，1980（1）。

注1130参见《历史研究必须提倡真实性和科学性》，载《光明日报》，1979-10-27。

注1131参见牟安世：《论太平天国运动能否称为革命》，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1）。按：近20年来，从官方正式文件到学界各种著述，在谈到太平天国时，基本上弃用了“革命”一词。

注1132以上参见罗尔纲：《金田起义日期再考》，载《学术论坛》，1980（3）；荣孟源：《金田起义日期的探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1）；茅家琦：《太平天国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质疑》，见《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注1133参见王庆成：《金田起义的准备、事实和日期诸问题试说》，见《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姜涛：《洪秀全“登极”史实辨正》，载《历史研究》，1993（1）；姜涛：《金田起义再辨析》，载《近代史研究》，1996（2）。

注1134王庆成：《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载《历史研究》，1979（8～9）。

注1135苏双碧：《石达开评传》，8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注1136参见拙著《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第2版，73、240、246～247页。

注1137参见钟文典：《试说洪宣娇》，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1）。

注1138参见罗尔纲：《重考“洪宣娇”从何而来》，载《历史研究》，1987（5）。

注1139参见吴良祚：《关于〈天父诗〉》，载《历史研究》，1957（9）。

注1140王庆成：《〈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太平天国的历史》，载《近代史研究》，1986（2）。

注1141钟文典选编：《罗尔纲文选》，5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注1142参见梁义群：《太平天国军师制考略》，载《江海学刊》，1993（5）。

注1143参见王国平：《太平天国史论》，57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

注1144参见郭豫明：《捻军史》，58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注1145参见方诗铭、刘修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特点》，载《历史学》，1979（3）。

注1146参见朱从兵：《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关系重考》，200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注1147骆宝善：《广东天地会起义期间中外反动派的勾结》，见《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

注1148参见罗尔纲：《杜文秀“卖国”说辟谬》，载《学术月刊》，1980（4）。

注1149参见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549～55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注1150龙盛运：《湘军史稿》，512～51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注1151《董蔡时学术论文选集》，472～485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

注1152该卷部分章节的初稿由朱从兵撰写。

注1153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420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注1154参见张守常：《太平天国北伐史》，1～13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按：学术界对建都天京与北伐之关系的争议由来已久。在195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平天国》一书中，牟安世指出，太平天国在占领南京后，未倾全力北伐，错失了攻取北京的良机，进而认为建都天京是太平天国在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1963年，茅家琦、方之光刊文提出异议，认为从全国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正确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建都天京，据长江之险，分攻东南，徐图北伐；牟安世撰文回应，力持己说（详参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1）。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再次就此展开讨论，但仍然未能取得共识。

注1155崔之清主编：《太平天国战争全史》，269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注1156参见沈渭滨：《曾经沧海》，155～15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注1157参见王建华：《关于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常的几个问题》，见《历史与社会》第1辑，180～190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

注1158参见张铁宝：《天京地保城考略》，载《江海学刊》，1986（3）。

注1159参见茅家琦：《太平天国与列强》，31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注1160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观念》，载《历史研究》，1991（1）。

注1161参见许金芳：《太平天国对外军火贸易的探讨》，载《安徽史学》，1993（2）；夏春涛：《太平军中的英国雇佣军问题初探》，载《近代史研究》，1994（5）。

注1162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238～28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注1163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379～398页。

注1164参见胡思庸：《太平天国与佛教》，见《太平天国史论文集》，263～28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注1165参见华国梁：《陈玉成官爵考》，见《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507～519页；《太平天国的官爵等级》，见《太平天国史学导论》，293～309页。

注1166吴良祚：《太平天国避讳研究》，30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注1167华强：《太平天国地理志》序一，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注1168参见周新国：《太平天国刑法研究》，14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注1169参见吴善中：《太平天国历法研究》，244～256页。

注1170参见郭存孝：《太平天国官印研究》，载《军事历史研究》，1992（2）；《太平天国的音乐活动》，见《太平天国学刊》第2辑。

注1171参见张铁宝：《从南京黄泥岗新发现的“作战图”谈太平天国人物画问题》，载《文物》，1986（4）。

注1172徐绪典《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载《文史哲》，1963（5））是前期少有的正面探讨太平天国宗教的论文。

注1173参见董蔡时：《太平天国在苏州》，139～15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注1174参见邢凤麟：《论太平天国与土客问题》，见《太平天国史论文集》，459～483页；钟文典：《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1）；夏春涛：《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3（1）；姜涛：《人口与太平天国革命》，载《南京社会科学》，1991（1）；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人口变动及其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2）；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下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康沛竹：《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载《北方论坛》，1995（6）；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5）。

注1175此前出版的太平天国通史类著作主要有：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茅家琦、方之光、童光华合著《太平天国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合著《太平天国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6），饶任坤、陆仰渊、李福彦合著《天国兴亡》（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篇幅大多在30万字上下。

注1176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358～393页。

注1177李文海认为：“《天国的陨落》对太平天国宗教的辩证分析，特别是对上帝教是否‘邪教’的有力辨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为什么不能把太平天国的上帝教看作‘邪教’——夏春涛〈天国的陨落〉评介》，载《中华读书报》，2006-06-28）

注1178参见王庆成：《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经历和体会》，见《习史启示录——专家谈如何学习中国近代史》，118～119页，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注1179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3-28。因版面所限，发表时删略部分文字，今一仍其旧。按：《罗尔纲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