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世、生平活动和著作

朱熹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祖籍婺源（古属安徽徽州，今属江西婺源县），出生在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尤溪县。生于南宋高宗赵构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卒于南宋宁宗赵扩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

根据朱熹门人黄榦在《朱子行状》中记载：朱熹的家世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但《宋史·朱熹传》没有采取这个说法，而清人王懋竑编《朱子年谱》则取《行状》之说。清代所修《婺源县志·朱子世家》这样写道：

唐末有朱古寮者，仕为婺源镇将，因家焉。历传至森，以子赠承事郎。森生松，字乔年，号韦斋，官吏部。年逾冠以上舍登第，授建州政和尉。父卒贫不能归，因葬承事于政和。服除，调剑州尤溪尉……迁著作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两曹兼领史职如故。……秦桧当国，决意讲和，公抗疏出知饶州。

朱熹祖辈历代当官，家族以“著姓”称，但到了朱熹出生时，正是他父亲朱松从尤溪县尉去官，在尤溪教书之际，家境并不十分充裕。朱熹祖父朱森死时，也因清贫不能扶灵归葬婺源故里，而葬在政和任所。朱熹父亲朱松死时，少年的朱熹便依靠父友刘子羽而生活。据《宋史·朱熹传》记载：朱家常常是“簟瓢屡空，晏如也。……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可见，朱熹出身于一个衰落下来的官宦之家。

朱熹的生平求道的心路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初登仕途，受学李侗；第二个时期，设“社仓”、主“经界”，集道学之大成；第三个时期，诏免侍讲，“道学”遭禁。

（一）初登仕途，受学李侗

朱熹少年时，正是南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之际。他出生的那年，既爆发了由钟相领导的著名农民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口号；又遭金贵族进攻杭州之难，高宗赵构仓皇逃窜；同时前御史中丞秦桧被金俘后投降，又受金贵族的派遣，回到宋廷，充当内奸。南宋王朝，内外交困。在重重矛盾之中，对待金是战是和，在当时存在着尖锐分歧和激烈斗争。朱熹两岁时（公元1131年），秦桧由于在对金主和方面与高宗赵构意见一致，因此取得了高宗信任，“帝谓辅臣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³⁾。因而秦桧被拜为右相兼枢密院事，掌握了军政大权，此后，他便变本加厉地推行投降主义。朱熹10岁（公元1139年）的时候，秦桧代替赵构以跪拜礼接受金诏书中所提的各项和议条件，即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金归还宋徽宗和皇后棺木。消息传出后，朝野愤慨。11岁（公元1140年）时，抗金派岳飞在各地义军的支持下，击败金军主力“铁浮图”，宗弼闻风丧胆，准备放弃汴京北撤，在此大好形势下，投降派高宗赵构和秦桧竟然命令岳飞退兵回军，岳飞据理力争，高宗乃以日下12道金牌相逼，岳飞不得不遵命回朝；此后高宗和秦桧按照金统治者的旨意，剥夺了抗战派将领张浚、韩世忠、岳飞等人的兵权，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抗金最力的岳飞，张宪、岳云也被杀害。朝野震惊，日夕惕息。朱熹的父亲朱松，也由于上章反对秦桧议和，而遭排斥。“秦桧决策议和，松与同列上章，极言其不可，桧怒……出知饶州。”⁽⁴⁾国家的耻辱，父亲的被贬，不能不给朱熹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影响。

朱熹较小的时候，就在其深受二程影响的父亲直接教育下，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十来岁就攻读“圣贤之学”⁽⁵⁾，慨然发奋，日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无间断，以做“圣人”为自己愿望。

朱熹14岁（公元1143年）时，其父朱松病死。临死前遗命朱熹，父事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朱熹遵父遗言，受学于此三人。

这时朱熹虽以儒家经典为其学习主要内容，然于佛家、道学，也无不问津。《朱子语类》中有一段回忆：“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⁶⁾可见，这时朱熹为学并未专攻，对于佛、道等书，都是要看的，甚至在应举考试之前也还注意佛书。《大慧（宗杲）普觉禅师语录序》记载：

朱文公少年不乐读时文，因听一尊宿说禅，直指本心，遂悟昭昭灵灵一著，十八岁请举时从刘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举业，暨披其箧，只大慧语录一帙尔。⁽⁷⁾

据朱熹自己说，他赴试时，就是用禅学应试，考官为他说动，遂得举。然而，这只是朱熹自我感觉。据建州乡贡的考官蔡兹说：“吾取中一后生，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⁸⁾是说三篇文章都是为宋王朝的政事提出精辟的主张，这可能是实情。

朱熹19时考取了进士，可是他并不满足自己的学问，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思量“义理”上。往往彻夜不寐，直至把义理穷究透彻为止。

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朱熹22岁，被授予左迪功郎，出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三年秋天到同安赴任。在任职期间，朱熹“莅职勤敏，纤悉必亲”，对于农民所交纳的繁重赋税，他“每点追税”，如果“违限遭点”，拖迟了交纳期限，那就“定断不恕，所以人怕”⁽⁹⁾。朱熹为国家催逼赋税，可谓不遗余力!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夏天，同安县“饥民”暴动，很快包围了同安县城，朱熹等担心饥民攻破城池，他便亲自守备过去曾被攻陷的西北方一带，结果饥民暴动被平定。

朱熹从维护宗法礼教的立场出发，对于同安县贫苦人民由于“贫不能聘”而沿袭下来的“引伴为妻”的风俗习惯，认为是“乖违礼典，渎乱国章”⁽¹⁰⁾而严加禁止；同时，他整理和搜集藏书，成立“经史阁”和“学宫”⁽¹¹⁾。朱熹常取《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相互参考，绘成礼仪器用衣服等图，要学生们“朝夕观览”，以使“临事无舛”⁽¹²⁾。从上述三事可见朱熹热衷于维护宗法制礼教和纲常。

这期间，朱熹曾会见和请教过李侗，但正式受学于李侗却是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的事。李侗是罗从彦的学生，罗从彦是杨时的学生，而杨时则是二程的大弟子。罗从彦被欧阳佑视为“受业龟山（杨时）之门，独得不传之秘”⁽¹³⁾的人。李侗又被认为是尽得罗从彦“所传之奥”⁽¹⁴⁾的人。应该说李侗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这就是朱熹的师承系统和学术渊源。

朱熹拜李侗为师以后，学术思想发生了变化，据他自己回忆，年轻时曾习禅学，初见李侗时，还曾以禅学请问李侗，李侗只说不是。《语类》记载：

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

从“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到认为释氏之说漏洞百出，不能不说是朱熹思想的重要转变。此后专心经学，而求义理，从而得到李侗的赞扬，认为“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被誉为“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¹⁶⁾的人物，遂得李侗之正传。这样，朱熹便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儒家“道统”谱系中的重要人物。

就在这一年，民族矛盾又尖锐起来。金统治者完颜亮动员40万大军，编成27军，准备向南进攻。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秋天，完颜亮便分兵四路，大举南进。完颜亮亲率主力，渡淮南下，很快进到长江北岸，消息传来，高宗十分惶恐，准备“解散百官，浮海避狄”⁽¹⁷⁾，只是由于右相陈康伯的坚决劝阻，才暂留临安观望。十一月完颜亮抵达和州（今安徽和县），推军到达长江北岸杨林渡，企图渡江攻采石。在此危急关头，虞允文整顿溃军，激励士气，击败金军。其他三路也由于李宝、吴璘的抵抗和义军的配合，使金军受挫，收复了邓、蔡、秦、洮等十余州。这种形势，激发了金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政变，完颜雍自立为帝，完颜亮被军中部将击杀。金军渡淮北退。面对着抗金胜利的形势，是乘胜北上，收复中原？还是退而求和，甘作“藩臣”?正是在这个时候，朱熹曾有“渡淮诸将已争驰，兔脱鹰扬不会期。杀尽残胡方反旆，里闾元未有人知”的诗句。可见他对抗金胜利表露出惊喜的心情。

（二）集道学之大成

朱熹受学李侗，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高宗正想以抗金的胜利，作为向金投降的资本。这就不能不激起朝野的愤慨。高宗只得在一片反对和议、主张抗金声中宣布退位，孝宗赵昚继位后，支持抗金。他贬退秦桧党人，起用张浚，追复岳飞官爵，按官礼改葬，这就打击了投降派，抗战形势大有转机。朱熹在一派主战热潮中，主张抗金复仇。他在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八月以监潭州南岳庙的臣职向孝宗上《封事》，提出三方面建议，其中有“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的主张。所谓“修攘”之计，就是“修政事，攘夷狄”。他明确提出：“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以臣策之，所谓讲和者，有百害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故今日讲和之说不罢，则陛下之励志必浅，大臣之任责必轻，将士之赴功必缓，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听上之所欲为。”⁽¹⁸⁾朱熹反和主战态度十分鲜明。

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孝宗罢史浩，支持张浚出兵抗金。张浚派濠州李显忠和泗州邵宏渊分别出击，但由于李、邵不和，不协同作战，以致符离战败，动摇了孝宗抗战决心。于是便又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右相，十月派王之望到金廷议和。十一月六日，朱熹受诏垂拱殿奏事，他慷慨陈词，连上三札，仍坚持反和主战的立场，他在第二奏札中论复仇时说：

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然则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间者不知何人辄复唱为邪议，以荧惑圣聪，至遣朝臣持书以复虏帅，而为讲和之计。臣窃恨陛下于所不当为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举也。⁽¹⁹⁾

由于他主张复仇，持抗战态度，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被命为“武学博士”，“既至而洪适为相，复主和，论不和，归”⁽²⁰⁾。回家后，朱熹从事于“道学”的研究和讲学活动。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大水，朝廷派朱熹视察水灾，并与县官议论“赈恤”的事。由于粮食无收，到次年（公元1168年）青黄不接的春夏之交，崇安发生大饥荒，随之爆发农民起义，人情大震。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便“劝豪民发藏粟”⁽²¹⁾，以赈济下民，并请朝廷以“粟六百斛”赈济，缓和矛盾。这样，防止了崇安饥民的暴动，使“浦城（距崇安二十华里）之盗无复随和而束手就擒矣”⁽²²⁾。从这里，朱熹得到一条经验：不能竭泽而渔，否则便会激起农民动乱。因而他主张设“社仓”，赈济农民。他说：

山谷细民，无盖藏之积，新陈未接，虽乐岁，不免出倍称之息贷食豪右，而官粟积于无用之地，后将红腐，不复可食。愿自今以来，岁一敛散，既以纾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弛半息，大侵则尽蠲之，于以惠活鳏寡，塞祸乱原，甚大惠也，请著为例。⁽²³⁾

这年，朱熹完成了宣扬“道学”和“存天理，灭人欲”的《二程遗书》的编辑。

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创立“五夫社仓”于五夫里，后又在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加以推广。朱熹对其“社仓法”曾经十分得意，他甚至以此和王安石的“青苗法”作了比较，说：“予观于前贤之论，而以今日之事验之，则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是以王氏能以行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²⁴⁾朱熹有时严厉批评王安石变法，这里肯定王氏“青苗法”的本意是好的，两者实有相似之处。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夏，吕祖谦从浙江东阳到福建朱熹的“寒泉精舍”，相与读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书，并商讨编辑《近思录》，作为道学入门的教科书。当朱熹送吕祖谦回浙江，途经江西上饶时，吕便约陆九龄、陆九渊来会。吕祖谦本是想调和朱、陆为学之方的分歧，但鹅湖之会的讨论结果，不是调和而是明确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朱熹从形上学客体理出发，主张“即物穷理”，而被陆九渊讥为“支离事业”；陆九渊则从形上学主体心出发，主张“发明本心”，而自称为“易简工夫”，结果不欢而散。此后，人们尝称朱学为“道学”学派，陆学为“心学”学派。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作为集道学之大成的代表作——《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编成。朱熹首先编成《论语集义》和《孟子集义》，然后按“道学”的观点取其“精粹”为《集注》，又把为什么这样取舍的道理或与学生的问答编为《论语或问》和《孟子或问》。同时还完成了《周易本义》和《诗集传》的撰写。《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的编成，标志着朱熹理学哲学体系的建立。

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由于史浩的推荐，朱熹被任命为知南康军（军治今江西星子县），次年（公元1179年）三月到任，朱熹从公元1153年任同安县主簿至此，已家居著书、讲学二十余年。是年，南康军灾荒。他曾两次上疏，要求减除星子县的税钱。⁽²⁵⁾他说：

窃见本军诸县，大抵荒凉，田野榛芜，人烟稀少，而星子一县为尤甚。……而官吏节次增起税额，及和买折帛，数目浩瀚，人户尽力供输，有所不给，则复转徙流亡，无复顾恋乡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为子孙长久之虑。⁽²⁶⁾

他还请求政府雇用饥民，拨钱米修筑沿长江的石堤，以解决缺食问题。他说，由于历年石堤失修，“每有大风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后抛失官私钱物不可胜计”⁽²⁷⁾，因而需要修筑。而今“本军旱伤至重，细民缺食”，这样，“使饥民就役，不致缺食”⁽²⁸⁾，既解决饥民缺食问题，也解决修筑石堤问题，“实为公私久远利济之惠”⁽²⁹⁾。由此看来，作为一个官吏，朱熹是有眼光的，是力求为国为民做好事的。

朱熹在南康军任上，还曾积极办学，以宣传“道学”。他在庐山唐代文人李渤隐居的地方，修复“白鹿洞书院”，并制定了一整套书院制度章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他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之序”；并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身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³⁰⁾。白鹿洞书院遂成为当时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所效法的楷模。以白鹿洞书院为基地，以其《学规》为指导，朱熹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浙东饥荒，宰相王淮推荐朱熹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首陈灾异之由，与修德任人之说”⁽³¹⁾；建议“选建英豪，任以政事”；指出“纲纪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怨民愁，盗贼间作……群小相挺”⁽³²⁾的时弊。到浙东以后，他“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³³⁾，“访民隐，至废寝食”⁽³⁴⁾，弄清楚了一些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并奏劾了偷盗赈济官米的绍兴府差指使密克勤，“令绍兴府疾速根勘监追所盗米斛，送纳入官，庶副赈济”⁽³⁵⁾。他弹劾了隐瞒灾情、谎报政绩、横征赋税的浙江衢州守臣李峄、元差监酒库张大声等。不仅如此，他还弹劾了兼并土地，不伏赈粜的豪右朱熙绩。朱熹指出，朱县尉（熙绩）平时“结托权贵，凌蔑州县，豪横纵恣，靡所不为”，并大肆兼并土地，侵吞财产，“本乡田产尽卖与豪户朱县尉”，“典买产业，累年白收花利”，成为“田亩物力，雄于一郡”的大地主。他在出粜赈济米时，“减克升斗”。朱熹提议“将朱熙绩重赐黜责，以为豪右奸猾不恤乡邻之戒”⁽³⁶⁾。

作为一个地方官，从自己实际体察出发，朱熹还请求孝宗皇帝“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籴之本”，诏户部减免所欠的旧税，撤换不称职的官吏，“遴选贤能，责以荒政”。朱熹认为这样做可以“下结人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³⁷⁾。否则，“忧者，不止于饥殍，而将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也”⁽³⁸⁾。这进一步说明，为了维护宗法国家，朱熹是深谋远虑的。

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他在漳州的一年间，曾蠲减经总制钱，据《宋元学案·晦翁学案》引《行状》说：“奏除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这一年，首次刊刻四经（《书》、《易》［本义］、《诗》［集传］、《春秋》）及四子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此事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年，朱熹提出了行“经界”的主张，并要求核实田亩，画图造册。理由是：

版籍不正，田税不均，虽若小事，然其实最为公私莫大之害。盖贫者无业而有税，则私家有输纳欠负、追呼监系之苦；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家有隐瞒失陷、岁计不足之患。⁽³⁹⁾

好处在于：

细民业去产存，其苦固不胜言，而州县坐失常赋，日朘月削，其势亦将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于官府、细民。⁽⁴⁰⁾

贫苦农民的土地虽被豪家、猾吏、奸民兼并去了，但产量和税额并没有划拨过去，贫苦农民还要缴“无业之税”，而豪家、猾吏、奸民却“有业而无税”。朱熹企图纠正这种“田税不均”的现象，而核实田亩，“随亩均产”，但由于豪家、猾吏、奸民的阻挠，而没有实行。对此，他所采取的措施是辞官不做。在1191年12月，他以“经界”不行而自劾，在《辞免湖南运使状二》中说：

熹窃见本州绍兴年中经界良法方行遽罢，贫民产去税存，不堪追呼之扰；富家业多税小，益长兼并之势。后来朝廷节次欲再举行，皆以豪右浮言沮挠而辍，积至于今。苦乐不均，公私受弊，有害国家发政施仁之实。……由熹愚昧，思虑不审，上误朝廷……诚无心复效奔走，无颜复临吏民，无宜复当委寄，辄冒万死，自劾以闻。⁽⁴¹⁾

朱熹在做地方官的过程中的确看出了社会的某些弊病，也想实行若干改革。

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十二月，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他正想辞免。“会（1194年2月）洞獠侵扰属郡，恐其滋炽，遂拜，四月启行。”⁽⁴²⁾五月五日一到潭州（今湖南长沙），便立即采取军事和招抚相结合的办法，对少数民族的动乱进行平定。他在《甲寅行宫便殿奏札四·贴黄》中说：

臣昨招到徭贼蒲来矢等，已赴安抚司公参。……今已伏降，则于事理不得不存恤……毋失大信，庶几异日复有此辈，易以招纳。⁽⁴³⁾

可以看得出，这时的朱熹是颇为自得的。他以65岁的高龄，任安抚使，平定少数民族的动乱，并在湖南策划了一系列措施。也就在这时他修复了岳麓书院，据《朱子年谱》卷四上记载：

先生（指朱熹）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

岳麓书院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道学的阵地。

这个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程氏遗书》、《外书》、《八朝名臣言行录》、《近思录》、《论语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伊洛渊源录》、《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四书或问》等。

（三）诏免侍讲，道学遭禁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朱熹已65岁，这年七月，光宗内禅，宁宗即位，朱熹得到赵汝愚的密报，便抢在宁宗登基大赦令来到之前，在潭州杀了18个大囚犯。据《长沙县志·拾遗》记载：

朱晦翁帅潭日，得赵丞相简，已立加王（宁宗）为上，当首以经筵召公。晦翁藏简袖中，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报赦至。翁恐赦至而大恶脱网也。⁽⁴⁴⁾

是年八月，经赵汝愚推荐，朱熹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初见宁宗，便上《行宫便殿奏札》。认为“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⁴⁵⁾和“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⁴⁶⁾等“大伦”、“大本”不可改变。

十月，朱熹接受侍讲职位，进讲《大学》，除单日外，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他借向皇帝进讲的机会，面陈四事：（1）“首罢修葺东宫之役……而慰斯民饥饿流离之难”；（2）“下诏自责，减省舆卫”；（3）“使朝廷尊严，纪纲振肃……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4）“寿皇之遗体，得安于内，则宗社生灵，皆蒙福于外矣”⁽⁴⁷⁾。由于多次进言，宁宗认为朱熹是越俎代庖，干预朝廷事务。闰十月，宁宗免去了朱熹侍讲的职位。赵汝愚曾上书固谏，要求留熹，宁宗不听。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郎刘光祖、起居舍人邓驿、吏部侍郎孙逢吉等，也上书留熹在朝，同样被宁宗拒绝。后来工部侍郎黄艾问宁宗，为什么逐朱熹，宁宗说：“始除经筵耳，今乃事事欲与闻。”⁽⁴⁸⁾事事干预朝政，而“朱某所言，多不可用”。这样，朱熹便在十一月回到福建考亭，十二月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州精舍”）继续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

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南宋朝中爆发了反“道学”的斗争。事情是以去赵汝愚相位为开端。据《续资治通鉴》记载：

初，韩侂胄欲逐汝愚而难其名，京镗曰：“彼宗姓也，诬以谋危社稷，则一网打尽矣!”侂胄然之，以秘书监李沐有怨于汝愚，引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福州。⁽⁴⁹⁾

右丞相赵汝愚被罢出朝。兵部侍郎章颖、国子祭酒李祥、临安知府徐谊、国子博士杨简抗论留汝愚，皆以赵党而被罢斥。太府寺丞吕祖俭上《封事》，为赵汝愚辩解，被贬韶州（今广东韶关）。朱熹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撰《封事》，为赵汝愚辩护。据朱熹门人黄榦在《朱子行状》中记载：

先生自念身虽闲退，尚带侍从职名，不敢自嘿，遂草书万言，极言奸邪蔽主之祸。因以明其宪词旨痛切，诸生更谏，以筮决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谏稿焚之，自号遯翁。⁽⁵⁰⁾

朱熹门人蔡元定筮占的结果，究竟是否是“遇《遯》之《同人》”?宋元之时，似无异议。朱熹门人李方子（号果斋）作《朱子年谱》，亦同《行状》。王懋竑在《朱子年谱考异》中说：“［李洪］⁽⁵¹⁾《年谱》遇《遯》之《同人》。《行状》同。”⁽⁵²⁾然而，至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年间，朱熹同邑人戴铣有鉴于：（1）南宋李方子的《朱子年谱》“屡经锓补，颇涉淆舛”⁽⁵³⁾，或“事或逸于时，寖增于后，未有粹其全者”⁽⁵⁴⁾；（2）《年谱》只能记载朱熹在世时的事迹，《实纪》则可将其死后历朝的追封并包无遗。于是撰《朱子实纪》十二卷。在《实纪》中则提出，朱熹筮占结果，“得《遯》之《家人》”。

究竟筮“得《遯》之《家人》”或“遇《遯》之《同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据戴铣甥汪愈《刻朱子实纪后序》云：《实纪》于“正德丙寅编成，自为序”。“丙寅”即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与此同时代的朝鲜朱子学者李滉（字退溪，公元1501—1570年）在辑注《朱子行状》中，仍袭“遇《遯》之《同人》”说。

清代，王懋竑在《朱子年谱》中采戴铣说，曰：“草《封事》数万言，极陈奸邪蔽主之祸，因此明丞相（指赵汝愚）之冤。子弟诸生更进迭谏，以为必且贾祸，先生不听。蔡元定入谏，请以蓍决之，遇《遯》之《家人》。先生默然退，取奏稿焚之，更号遯翁。”⁽⁵⁵⁾但清郑士范以“订白田（王懋竑号）之错”，又编集《朱子年谱》，仍沿“遇《遯》之《同人》”之说。

钱穆教授在其《宋明理学概述》采“遇《遯》之《同人》”说。日本安冈正笃教授在《朱子小传》中亦沿此说。云：宰相赵汝愚被谪之时，朱熹慨然痛论汝愚之冤，门人谏正，因此占筮决之，得遯之同人。即遯（）初爻由阴变阳而为同人（），以通于学道同人之运命。⁽⁵⁶⁾

鉴于宋以后历代学者各执其说，国内及国外日本、朝鲜等学者至今仍沿用“遇《遯》之《同人》”说，兹予辨正。

考诸朱熹之著作和其思想之逻辑，应以“得《遯》之《家人》”为是。

其一，“遇《遯》之《家人》”，见之于朱熹的《别集》。在《答刘德修（光祖）》书中曰：

病中痊发狂疾，欲舒愤懑，一诉穹苍，既复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为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稿舌，然胸中犹勃勃不能已也。⁽⁵⁷⁾

有疑而卜，卜以决疑，这是合情理的。朱熹自谓“得《遯》之《家人》”，应为可信。虽在《与章侍郎（茂献）》书中言及以《周易》筮之，然未明言“遇《遯》之《家人》”或《同人》而只云：

某自四月初大病至今，中间危急，已为纳禄之请。近报未允，前此辞职亦未果决。适间闻有疏其名字，牵连四十余人，以白于上者，如此则非久势，须别有行遣。然数日前尝以《周易》筮之，偶得“遯尾”之占，见乎蓍龟者如此，则亦非彼之所能为矣。将安避之哉?⁽⁵⁸⁾

可见，朱熹只讲“得《遯》之《家人》”，而无他论。

其二，《遯》（），艮下乾上，山下天上，是朱熹筮得的本卦。朱熹注曰：

遯，退避也。为卦二阴浸长，阳当退避，故为遯。……但二阴浸长于下，则其势不可以不遯，故其占为君子能遯，则身虽退而道亨；小人则利于守卫，不可以浸长之故，而遂侵迫于阳也。⁽⁵⁹⁾

“遯”为退避的意思。对君子来说，则身退而道亨；小人则利于守正。《家人》（），离下巽上，火下风上。朱熹注曰：

家人者，一家之人。……外内各得其正，故为家人。利女贞者，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则外无不正矣。⁽⁶⁰⁾

据《周易·序卦传》曰：“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周易·杂卦传》曰：“家人，内也。”朱熹于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以上疏忤韩侂胄被罢回里，次年好友右丞相赵汝愚被罢出朝。对此，朱熹很是愤懑，因而上《封事》以“一诉穹苍”。门人怕贾祸，而筮得此卦，就是要退避于家，以正于内，毋先正于外。故焚稿，而更号“遯翁”。筮得《遯》之《家人》合于情理。

若为“遇《遯》之《同人》”。《同人》（），离下乾上，火下天上。朱熹注云：

同人，与人同也。以离遇乾，火上同于天。……为卦内文明而外刚健……占者能如是则亨而又可涉险。⁽⁶¹⁾

《周易·杂卦传》曰：“同人，亲也。”又《乾》为天、为君、为父，《离》为火，为日、为甲胄、为兵戈。如是，则与筮者之原意不符：第一，以《离》遇《乾》，火性炎上，离火上升而同于天（乾、君、父），而有上下、君臣相同之嫌。此与朱熹的“君臣父子，定位不易”⁽⁶²⁾，“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⁶³⁾的思想相违戾，亦与上或不上《封事》以替赵汝愚辩护之初意不合。第二，《离》既为甲胄、为兵戈，离火上同于天，则有以兵戈、甲胄与乾（君、天）相抗之意，此恐非朱熹之原意。第三，《同人》为卦内文明而外刚健，亨而可涉险。既然外刚健，又可涉险，则应上《封事》，而为赵汝愚辩解。然朱熹占筮后，默然退，取奏稿焚之。显然与《同人》卦义相违。如上所述，则朱熹毋需焚稿，而更号为“遯翁”矣。

其三，从《左传》、《国语》的占法来看，有一爻变，如《左庄公二十二年》周史筮陈敬仲，遇观（）之否（），六四阴爻变阳爻；闵公元年毕万筮，遇屯（）之比（），初九阳爻变阴爻。有数爻变，如《国语》晋筮成公，遇乾（）之否（），初九、九二、九三阳爻变为阴爻。朱熹筮得“遇《遯》之《家人》”。《遯》为初得之卦，为本卦；《家人》为所变之卦，为之卦。由遯（）变为家人（），即初爻由阴变阳，第四爻由阳变阴，属于数爻而变者。《遯》初六爻辞为：“遯尾，厉，勿用有攸往。”朱熹注曰：

遯而在后，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处静俟，可免灾耳。⁽⁶⁴⁾

此爻为“危之道”，占筮者不可有所往。如果晦处静待，可以免灾。《遯》九四爻辞为：“好避，君子吉，小人否。”朱熹注曰：

下应初六，而乾体刚健，有所好而能绝之以遯之象也。唯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则吉，而小人否也。⁽⁶⁵⁾

虽乾体刚健，若能自己克服，君子则吉利。《遯》初六为“遯尾”，九四为“好遯”，故朱熹在《答刘德修》书中称之“为遯尾好遯之占”，就是指《遯》初六、九四两爻变为《家人》初九、六四两爻而言的。

然而，如何“晦处静俟”?如何“唯自克之”?则《家人》卦有所解答。《家人》初九爻辞曰：“闲有家，悔亡。”《说文》：“闲，阑也。从门，中有木。”闭门而以木拒之的意思。《遯》初六是说，静俟在家，可免灾耳，两爻意思相合。《家人》六四爻辞：“富家，大吉”。朱熹注曰：“阳主义（即《遯》之九四爻辞为阳），阴主利。以阴居阴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⁶⁶⁾故在家对君子是吉利的。如果是《遯》（）之《同人》（），则只《遯》之初六由阴变初九阳，则如王懋竑所说：“则止占遯尾矣。”⁽⁶⁷⁾与朱熹《答刘德修》书“为遯尾好遯之占”不符。黄榦的《朱子行状》和李方子的《朱子年谱》可能是传闻之误，或锓补之讹。

其四，若以朱熹《与章侍郎》书云：“偶得遯尾之占”，为《遯》（）之初爻由阴变阳为《同人》（），则自没有解决如朱熹注所说的如何“晦处静俟”的问题，故他接着曰：“将安避之哉?”“安”，在这里为疑问代词，如“沛公安在”⁽⁶⁸⁾，“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⁶⁹⁾的意思。若以卜以决疑，则朱熹的“自疑”在这里并未决，既未决，也便不会“遂亟焚稿舌”，而更号“遯翁”了。

上述，从朱熹自己之著作和思想之逻辑，可证明其卜筮之谜为“《遯》之《家人》”，而非“《遯》之《同人》”⁽⁷⁰⁾，后者可能系传闻之误。

于是，赵汝愚终被罢，韩侂胄以拥立宁宗有定策之功而掌握大权，由韩主使的反“道学”风潮便愈演愈烈。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二月右正言刘德秀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⁷¹⁾并请求把道学家的语录之类尽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⁷²⁾即涉及程朱义理的，统统不取。同时，“《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⁷³⁾。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有六罪。⁽⁷⁴⁾在批判“伪学”的浪潮中，朱熹学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属今湖南零陵地区）编管，朱熹率诸生百余人在净安寺为蔡元定饯别，后蔡元定病死在贬所。庆元三年十二月，立“伪学逆党籍”。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朝廷以“道学”为“逆党”，“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⁷⁵⁾。士人不敢以儒自命。然而，朱熹面对此情境，仍“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⁷⁶⁾。而且在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去世之前，还在改《大学·诚意章》。然而，据《宋史·朱熹传》记载，朱熹十一月“将葬，言者谓：‘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⁷⁷⁾。若时人无短，时政无失，又怕什么“妄谈”和“谬议”!假如有短、有失，又何谓“妄谈”、“谬议”!“道学”在当时所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这个时期朱熹的主要著作有《韩文考异》、《书集传》等。

朱熹死时71岁，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四朝，做官约10年，其余40余年都从事讲学和著作。他从政期间，对于贪官污吏不管人民死活的横征暴敛，主张给以抑制；对于灾荒主张实行救济，这对于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社会生产则是有益的。他对金贵族的侵犯，反对和议，主守主战，也是颇有正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