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宋明理学对宗法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如何估价宋明理学对宗法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此实无力述其详。但对此应与评价其他历史现象一样，需遵循“一分为二”的原则，既要肯定其应有的历史作用，亦要看到其消极方面。

第一，宋明理学逐渐趋为宗法社会发展的惰力。宋末至元初，“理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社会的意义开始被统治集团所体认，元仁宗在皇庆二年至延祐二年（公元1313—1315年），复科举，“理学”特别是朱子之学列为科场程式，始为钦定官方意识形态。明初，朱元璋、朱棣父子都尊崇“理学”，以朱熹《四书集注》和理学家注释的《五经》命题试士，“理学”便成为统一全国意识形态的官学。后朱棣敕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辑宋元理学诸儒之说，《四书集注》被目为科举取士的法典，《四书》及理学家注释被经典化，并使儒家思想经一千七八百年之久，而获得真正的、普遍的、法定的“独尊”地位。顾炎武在《日知录》引礼部尚书冯琦上书：

臣窃惟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列于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

上曰：

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取士，表章宋儒。⁽⁴⁸⁾

以“理学”为标志的儒学的一尊地位就由此绝对确立了，其他思想均被目为“异端邪说”，而遭压抑、排斥，其结果是思想界的情势日益恶化。一是，促使思想愈来愈僵化，成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钳制思想的武器，因而墨守师说、陈陈相因，众人一口，千篇一律，严重桎梏了人们的思想。李贽说：“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⁴⁹⁾而使思想界陷入了一潭死水的境地，官场、知识界被那种愚昧、迂腐的习俗牢牢羁络，而无一点生气。二是，《四书》、《五经》一旦成为科举试士的标准答案，人们便把它当作教条，朝野只准遵守，不准怀疑。士子们以它为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而不敢标新立异。原典的生命智慧、学术慧命被削弱了，其自身生命力亦被窒息了。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实行，而且有益于宗法社会的稳定。

由“理学”而使“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它不仅渗透和支配了我国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而且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制约和桎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排斥和阻碍了接受外来新科学技术知识及成就，扼杀和阻挠了自身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从而成为社会前进的惰力。

第二，宋明理学从思想解放的思潮，逐渐转化为束缚人民思想的绳索。宗法社会统治集团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加强了以宗子和族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而成为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的社会基础。在以宗子和族长为统治的一宗族内，组织严密，法规森严，以至掌握着族人的生杀之权，这便是“族权”。统治者把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权”与宗法制度结合起来，便形成了等级统治秩序。被理学家系统化和强化了的“三纲五常”，便是维系宗法关系的主要链条。“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以父子和夫妻为中心的宗族关系，它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等级关系，即“族权”、“父权”和“夫权”。“君为臣纲”，则是以父子为中心的宗法关系的延续和扩大，即“政权”或“皇权”。这样便构成了以君臣、父子、夫妇等级关系为主轴，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五常”便是这种关系的体现和保证这种关系实行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理学家把“三纲五常”之伦理哲学化，将其升华为“天理”，使它既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性、永恒性，又具有普遍性，人、物、禽兽都无逃乎“三纲五常”之外，由此巩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宗法社会统治集团，把以“三纲五常”为主要链条的宗法家族制度作为巩固宗法统治的重要手段，用“族权”、“夫权”、“政权”（皇权）这三大绳索紧紧地捆绑着人民的手脚和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以言《诗》、《易》，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⁵⁰⁾。又说：“言不合朱子，率鸣鼓百面而攻之。”⁽⁵¹⁾起着延续宗法君主专制主义寿命的作用。

第三，宋明理学给宗法社会造成巨大的祸害和损伤。这种祸害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字狱的大兴。君主专制的统治者片面利用、强化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从一本书、一首诗、一篇文章，甚至一个字中罗织罪名，残杀具有所谓违“理”的人，株连所及，九族和师弟子均无例外。戴震曾抨击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⁵²⁾这就是所谓“理”。在此“理”下，文字惨案不断发生，杀人毁书不计其数，其残酷之状，不可言说。是其文化专制主义，桎梏思维的创造。另一方面是节妇、节孝、节烈之事愈演愈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宗法道德的极力倡导下，不知残害了多少年轻女子，那一座座用血和泪凝聚成的贞节牌坊、烈女牌坊，说明了由“存天理，灭人欲”所强化了的礼教，具有残杀之具的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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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子语类》卷一。

(2) 《朱子语类》卷一。

(3) 《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八，《二程集》，399页。

(4) 《朱子语类》卷一。

(5) 《近思录》卷十三；另见《正蒙·乾称篇》第十七，《张载集》，64页。

(6) 《近思录》卷十三。

(7) 《近思录》卷十三。

(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34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

(9) 《天论》，《荀子新注》，270页。

(10)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11) 《春秋繁露·王道》。

(12)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13)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14)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15) 《左传》昭公十八年。

(16) 《祀义》，《论衡》，388页。

(17) 《谈天》，《论衡》，165页。

(18) 《说日》，《论衡》，171页。

(19) 《自然》，《论衡》，277页。

(20) 《物势》，《论衡》，47页。

(21) 《自然》，《论衡》，277页。

(22) 《物势》，《论衡》，47页。

(23) 《钟会传·附》，《三国志》卷二十八，7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4) 《老子道德经注·第一章》，《王弼集校注》，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25) 《老子指略》，《王弼集校注》，195页。

(26) 《论语·先进篇》。

(27) 见《新论·形神》。

(28) 《论死》，《论衡》，317页。

(29) 《神灭论》。

(30) 《神灭论》。

(31) 《非国语·三川震》，《柳宗元集》卷四十四，1269页。

(32) 《天论上》，《刘宾客文集》卷五，畿辅丛书本。

(33) 《周子全书》卷二。

(34) 《心学》第十二，《观物外篇》，《皇极经世绪言》卷八下。

(35) 《凡例》，《明儒学案》卷首。

(36) 《姚江学案》，《明儒学案》卷十。

(37) 《宋元儒学案序录》，《宋元学案》卷首。

(38) 《濂溪学案》，《宋元学案》卷十一。

(39) 《朱子语类》卷一二一。

(40) 《楚武王心荡》，《东莱左氏博议》卷五。

(41) 《齐桓公辞郑大子华》，《东莱左氏博议》卷十。

(42) 《齐桓公辞郑大子华》，《东莱左氏博议》卷十。

(43) 《颍考叔争车》，《东莱左氏博议》卷三。

(44) 《子华子·阳城胥渠问》，《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六，2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45) 《白沙学案》，《明儒学案》卷五。

(46) 《蕺山学案·忠端刘念台先生宗周》，《明儒学案》卷六十二。

(47) 《蕺山学案·忠端刘念台先生宗周》，《明儒学案》卷六十二。

(48) 《日知录集释》卷十八，660～661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49) 《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续焚书》卷四，1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50) 《道传录序》，《曝书亭集》卷三十五，光绪十五年刊，寒梅馆藏版。

(51) 《道传录序》，《曝书亭集》卷三十五，光绪十五年刊，寒梅馆藏版。

(52) 《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