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西方伦理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和背景

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16〕也即是说：“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7〕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发展相适应的。从本质上说，它是建立在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之上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时，如同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样，伦理学不仅受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反映着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状况，而且也直接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正是在特定时代的广阔社会文化背景下，并通过诸种文化中介的影响，才使伦理学产生其独特的历史特征和理论特征。因此，要深入了解和研究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要首先了解它所依据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道德实际状况，还要进一步洞察其社会文化背景，从而把握其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把握西方道德文化与西方社会历史进步的统一。

（一）社会历史条件

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时代向垄断时代的发展，是现代西方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其间，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一是过渡阶段，它包括19世纪中下期到20世纪伊始；与此相应的是西方伦理学由古典向现代发展的过渡时期，或曰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孕育和形成时期。二是现代发展阶段，它主要指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与此相应的是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全面发展时期。三是当代发展阶段，它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与此相应的是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当代发展时期。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也随之步入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统治地位，即使是发展缓慢的德国资本主义，也在1848—1849年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当它走上政治舞台，其统治意志的保守倾向丝毫不逊于率先完成革命的英法资产阶级。因此，虽然19世纪中期西欧各国尚处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但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已开始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千方百计维护其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因而，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封建地主阶级与新生资产阶级的对立，转化为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与作为被统治者的无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标志着前一矛盾的大爆发，而20世纪初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后一类矛盾极端尖锐化的历史见证。可以说，19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至20世纪初，是西方资产阶级由争取统治走向维护统治、由进步走向保守、资本主义由自由发展模式转向垄断发展模式的大转折时代。因此，在这一期间内所产生的各种伦理思想流派也自然而必然地打上了这一过渡时代的历史烙印。其理论上的表现是从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从传统经验主义规范伦理学的现实主义模式走向现代逻辑经验主义元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模式。

20世纪伊始，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步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随之而来的生产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世界性发展，因之也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到空前激烈的地步。20世纪前半期内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这种矛盾的总爆发。同时，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伴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此起彼伏，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突出一例。矛盾、战争、危机……不仅加剧了经济竞争和民族矛盾，使人们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也给人们的精神以沉重地打击。传统的价值观念在社会风雨中坍塌了，进取开拓和自由已经为怀疑迷茫和焦虑恐惧所代替。这是现代西方社会激烈动荡不安的年代，它给这一时期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和发展留下了间隙，尤其是给各种人文科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思想氛围和传播媒介。于是，各种哲学伦理学思潮纷纭迭起，甚至是在同一哲学伦理学旗帜下也出现了不同名目的流派。因此，这一时期的伦理学表现是较为复杂的，但大体上可以寻找到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和宗教伦理学这三条主线。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过短暂的战后振兴，并借助于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电子计算机、核能技术、空间技术、信息以及企业管理的科学化、程序化等），进入了当代迅猛发展的时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暂告平静，新型技术不断突破，西方世界的经济政治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甚至又开始趋于它早年上升时期的稳定状况，表现出某些返老还童的特征。这一背景同样也影响到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许多盛行于动荡岁月的伦理学派又逐渐丧失了它们原有的活力，如存在主义伦理思潮等。相反，一些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理论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开始了某种新的复归。如当代以美国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新功利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伦理思潮。同时，随着当代各种科学技术的大融合和一些边缘科学的出现，也影响到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随之也产生了一些新的伦理学流派，如行为主义、生物伦理学等等。从上述情况来看，传统的复归和新型的道德理论的萌生，构成了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基本特征。

（二）科学文化背景

毋庸置疑，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是现代西方伦理学形成和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但是，诚如恩格斯在谈到社会经济基础和哲学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哲学是一种“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18〕这就明确告诉我们，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直接的、单线式的因果关系。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伦理学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也是如此。事实将告诉我们，现代西方伦理学不仅受着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态的制约，同时，也受着现代西方各种其他文化思潮的影响；也正是通过各种文化中介的作用，才会在现代西方社会舞台上呈现形形色色的伦理学派别。因此，具体了解西方现代道德文化背景和结构，对于我们分析现代西方伦理学，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从宏观上说，现代西方文化背景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构成系统，它包括西方文化道德的传统、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价值观念等若干子系统。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巨细无遗地逐一分析，而只能就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关联的因素来谈。

简单地说，现代西方文化所面临的挑战有两个主要的方面：科学与战争。前者改变了西方传统文化的认识模式和思维方法，因而从方法论意义上影响到现代西方的哲学和伦理学。后者造成了现代西方道德状况的畸形发展，为各种人本主义的哲学伦理学思潮的形成提供了特定的环境和媒介。

我们知道，近代科学的兴起曾经给近代西方伦理学以巨大的方法论影响，注重经验材料整理和科学推理的方法，形成了近代以归纳和推演为主要类型的方法论，因之也影响到近代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大伦理学传统的形成。现代西方科学的进步，打破了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进一步拓展了人们认知世界、社会和自我的视野。量子力学、相对论、生物化学、遗传工程、电子技术和信息等新型科学的产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一切不再享有某种永恒的经典权威，相对性意义开始弥漫于各种科学、文艺和道德生活领域。观念的更迭、价值的变换以及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频率和态势。这一状况无疑影响到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道德相对主义取代传统的绝对主义而成为现代伦理思潮的一种普遍趋势。

现代自然科学对伦理学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由于现代数学的高度发展和应用，特别是数理逻辑的出现，极大地影响到伦理学理论的发展。注重语言、语词的意义和逻辑分析，已经深刻地渗透到伦理学的理论研究领域，由现代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思潮中所衍生出来的种种伦理学理论就是这一趋势的直接后果，它使得伦理学日益疏远现实生活，由一门实践性学科慢慢演变为一种形式化、逻辑化的纯理论科学。正是从这一现况来看，西方学者才把现代西方的哲学发展称之为“分析的时代”。〔19〕

此外，现代科学技术对伦理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理论方法上，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实际生活领域。应当承认，科技的发展促使西方社会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使人们的劳动方式和生活层次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所致，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加深了人自身的异化。人格价值的物化、客体化，反映出人在内在化创造的同时又被物质世界外在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军事应用，使它滋生了一种极端的社会否定性，人们不仅深深感受到技术对自身主体性的压迫，而且亲身体验了由于科技军事化所带来的严重灾难。因此，人们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琼浆的同时，也饱尝着它所带来的苦果；这又不能不使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发生紊乱。例如，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给整个人类投下了郁愍的阴影，也无情地摧毁了人们心中的传统价值理想。西方传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丧失殆尽，随之出现的是人们的无所适从、心绪忧然、孤独、烦恼、绝望，它沉重地压抑着人们的心灵。文学是现实生活最为具体和生动的反映，正是西方现代文学本身成为了这一历史境况的写照和见证。19世纪末叶以后的文学、美学和音乐都一反近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而转向形式主义、荒诞派或心理情绪主义。“只要比较一下19世纪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的小说或雨果式浪漫主义的小说与20世纪卡夫卡或乔哀斯式的小说，谁都会感到现代文学的独特性。巴尔扎克对客观历史进程的信赖和雨果对人性的期望，在现代作家身上似乎逐渐消失了。对常识、理性和客观真理本身的怀疑在荒诞的形式中表现出来。”〔20〕事实上，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文学作品来印证这一点，萨特的《呕吐》（一译《作呕》）、加缪的《陌生人》、《鼠疫》等，无一不反映着现代西方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畸形心理和性格。

事实证明，现代科技和战争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使西方道德观念发生了可怕的堕落和沦丧。吸毒、自杀、淫乱和为弥补人生的空虚无聊而采用的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刺激方式，以及由这些非道德的生存方式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如20世纪60、70年代的家庭解体、离婚率上升、凶杀带来的恐惧感、私生子、流行病等等，都严重败坏了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同时，为一些消极的悲观主义和情绪主义以及心理主义等道德理论提供了客观的传播媒介。这一切，都是影响现代西方伦理学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也是现代西方伦理学理论本身的历史局限和实践价值局限的一个现实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