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991年夏，笔者开始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撰写《太平天国宗教》一书。该书于次年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先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994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不过，该书对上帝教的探讨说不上全面，在某些方面也有待深入。因此，我一直存有日后重写此书的念头，今天终于了却了这一心愿。

在《太平天国宗教》一书的“后记”中，我写有这样一段话：“1992年4月1日凌晨，我带着一种虚脱感写完了这部书稿的最后一行字。几小时后，我便匆匆背上行囊，赶赴河北农村，开始了为期8个月的基层锻炼生活。两年多来所经历的那种艰辛劳瘁令人难以忘怀，我为自己没有辜负美好的青春岁月而感到宽慰。”13年前写这段话时，我还不到而立之年，而如今已年逾不惑。蓦然回首，不免令人感喟不已。

2003年初，我的工作岗位有所变动。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我并没有舍弃原先拟订的研究计划。本书的撰写始于2004年初春。由于每天要坐班，写作主要利用晚上时间进行；有时候连晚上时间也被挤占，只好见缝插针。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午夜时分。在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体味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轻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活得充实，活得真实，活得坦然——这或许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书稿于2004年末毕稿后，出版事宜颇费了些周折。曾有两家大出版社主动与我联系，表示愿意出版该书，但最终都提出需要出版资助，于是只好作罢。出版一时没有着落，反而使我能够从容地对书稿进行反复修订。近些日子，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经过组织专家匿名评审、开会审议，决定将该书纳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出版计划。此事至此终于尘埃落定。这使我颇感欣慰。

一部太平天国宗教史，实际上是一部太平天国思想史，而且所涵盖的内容更为宽泛。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若要深入认识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自然绕不开宗教这个话题。反过来说，研究太平天国宗教，不能单纯地就宗教论宗教，还必须以小见大、由表及里，研究相关的太平天国历史和思想。对太平天国来说，宗教兼有兴奋剂与麻醉剂的双重作用（本书正文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本书冠名为《天国的陨落》，主要是从太平天国最终败亡、从宗教本质上是一种虚幻的世界观来立意的，并非有意抹煞它的前一种功能。与旧著《太平天国宗教》相比，本书篇幅多出约20万字；框架重叠的部分，其内容与表述也有明显区别。全书在结构上作了较大调整，内容上有所充实，补充了不少新资料，探讨了一些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见解，融会了笔者近13年来新的相关研究成果。所谓“再研究”，本意是写出一本新书，力争有助于将上帝教与太平天国史研究推向深入。

太平天国史研究至今已持续了一个世纪左右，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名家辈出，著述如林。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该研究在国内达到一个高潮，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成果最丰、研究最为深入的一个分支。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因成绩巨大而被誉为国内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乃至太平天国史研究一度被称为“太学”。与此同时，海外学术界也相继有一批重要论著问世；太平天国与美国内战、法国大革命一并成为欧美历史学专业博士论文的热门选题。近20年来，随着研究难度的加大和学者们研究兴趣的转移，该研究日趋冷落。若从1985年攻读硕士学位算起，我一直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迄今刚好20年，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潮流、吃力不讨好。曾有不少友人善意地劝我转移研究方向。愚以为，拓宽研究范围、涉足新的领域是必然和必须的，时代不同，史学研究的侧重点必然会有所变化，但研究者应顺其自然，在选择具体研究领域时，不必刻意去赶时髦、追新潮，而应结合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研究兴趣，同时也要加强对学术史的了解。在我看来，太平天国史研究远未穷尽，仍存有不小的研究空间。无论是过去的一哄而上，还是现在的门可罗雀，都不是一种正常现象。研究课题本质上并没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影响大小固然与该课题是否热门不无关系，但主要取决于学者自身的研究水平；老题新做，对研究者的学识和视野更是一种考验；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学者应当耐得住寂寞。

近20年来，社会史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已取得重大进展。关于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等，时贤多有论述，见解不一。其实，从当年法国年鉴学派开风气之先起，社会史研究便一直是以反思并打破传统史学研究框架的面目出现的。我赞同常宗虎先生的观点，即社会史不是一个新的学科分支，而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参见常宗虎：《社会史浅论》，载《历史研究》，1995（1））。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多学科渗透、交融的研究方法，对社会动态的关注，这些都应当是社会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既然社会史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有别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之类，那么，它的研究对象也就具有相当的弹性或包容性，似不必画地为牢，过于拘泥和强调总体史、区域史之类的概念。举凡社会生活、社会组织、社会群体以及人口、灾荒、宗教等研究，固然可以视作社会史研究，但何尝不是专门史研究。依我看，社会史研究的精髓和真谛在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包括文字表述的方式）上的推陈出新，在于如何研究，而不在于研究什么。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不同，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必然会有所不同。倘若仅是在研究课题上标新立异，但研究视角和方法依然如故，那就与社会史研究的主旨有所游离。另一方面，包括政治史在内的一切传统课题，都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展开研究。美国学者魏斐德（F.Wakeman）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孔飞力（P.Kuhn）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便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范例。傅衣凌先生是国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等，也堪称这方面的范例。不过，社会经济史也好，社会文化史、社会政治史也罢，从严格意义上讲，本质上还是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史。

本书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笔者的上述理解和理念。至于这些看法是否正确，该书究竟写得如何，仍有待大家来评判。任何善意的批评指正，都是我所期待并乐于接受的。

为本书作序的王庆成先生、祁龙威先生是我的恩师。13年前，两位先生为拙著《太平天国宗教》写序；如今又以八旬上下高龄再度欣然赐序。这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我的学术成长过程，同时更见证了两位恩师对我的悉心指导和关爱。多年来，这份情感一直是我生活中的精神支柱之一。我还要感谢冷溶、李慎明两位同志。他们待人谦和诚恳，给我创造了一个十分宽松的工作环境，使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始终保持着一种愉悦的心情；而不时的耳提面命，更使我获益良多。

李文海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前辈学者，当年参与主持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此次又具体主持了对本书的评审工作。他与编委会成员的认真负责态度，使我十分感怀。而他本人对书稿所给予的肯定性评价，对我是一种鼓舞，更是一种鞭策。我在学术研究上的点滴收获，与海内外众多师友所给予的指导、关心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此无法一一细述，谨默默地向大家道声“谢谢”。

近三年来，我的妻子周艳独自承担了照料孩子的责任，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犬子夏逸舟也很争气，今夏考取了市重点中学实验班，使我省心不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顺利问世，也有她（他）们的一份功劳。

夏春涛

2005年中秋节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