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宋明理学中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差分和联系

宋明理学中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其区别就在于其作用和影响不同，社会效果不同。所谓主流、非主流，是指是否起主导作用或居重要地位。濂、洛、关、闽，周（敦颐）、程（程颢、程颐）、张（张载）、朱（朱熹），加之邵雍、司马光、张栻以及陆九渊、王守仁等为主流派；王安石、苏轼、苏辙、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为非主流派。主流派中又分出正统派，则为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及门弟子等。其图式如下：

从这个图中，可以得见：

第一，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来考察，全祖望等以胡瑗、孙复、石介为宋代学术的先河，是有道理的。“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³⁷⁾然而，他们的作用仅是矩范，而开创还是周敦颐。黄百家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³⁸⁾以“心性义理”之学，为周敦颐所“破暗”而明。同时，朱震《汉上易解》肯定周敦颐与陈抟的关系，认为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

第二，濂、洛、关、闽一脉相承，为“理学”中的正统派，即以为得“道统”之正。其实陆、王也是正统派，他们都是以直接孟子“道统”自诩，而排斥程朱的，特别是朱、陆死后，其门弟子各立门户，互为水火。只是因为历代王朝奉程朱为正统，且在后期宗法社会成为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强烈支配和影响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故在主流派中分出正统派。

第三，闽学作为宋代“道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绍承和发展了濂、洛、关学的哲学理论，同时亦汲取了欧阳修的疑经观，王安石的“道器”论，二苏的“道”的思想。融合诸家，综罗百代之长。是时永嘉学派叶适、永康学派陈亮以倡“功利”之学与程朱“心性”之学相对待，而陆九渊以主“心学”颃颉其间，学术界出现百家争鸣的气氛。

第四，婺学代表吕祖谦鉴于学术不一，力图调和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的冲突，并吸收永嘉、永康学派的经世致用之学，而被朱熹目为“杂博”⁽³⁹⁾。但从总体上看，吕氏主要倾向于“心学”。他说：“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尝有心外之神，乌可舍此而他求哉。心由气而荡，气由心而出。”⁽⁴⁰⁾“心”即“天”即“神”，宇宙万物及其变化不能存于“心”外。“心”的一念之发，可以流金铄石，奔雷走霆。天象的变异，山川的鸣沸，“皆吾心之发见”⁽⁴¹⁾。因此，他得出了“万物皆备于我”的结论。“圣人之心，万物皆备。”⁽⁴²⁾万物如何皆备于“我”，亦沿用了陆九渊“镜中观花”之喻。从其“心即天”、“气由心出”等命题来看，吕与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相类。然而，有时他亦讲“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⁴³⁾，而与朱熹“天下只是一个理”相似。具有游离于朱、陆之间的特性。

第五，永嘉、永康之学与朱、陆鼎足而三。他们上承张载实事实功的思想，反对空谈“心性”。在“道”与“事”、“理”（道）与“物”等范畴上与程、朱异趣，认为道是事物的根据，又以道不离器，道在物中，批评道学家在“道”之外求宇宙根据，便是“自贻蔽蒙”⁽⁴⁴⁾。“气”的思想由张载而叶适，经明中叶王廷相、罗钦顺、吴廷翰的发挥，而由王夫之总其成。

第六，明代陈献章由宗朱而转为宗陆。黄宗羲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⁴⁵⁾由陈白沙至湛甘泉到王守仁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并成为理学在野的主流派。刘宗周为明末之大师。其学推本于周、程，得源于王守仁，而与朱、王皆异。他开始了王学自身的反省，以“慎独为宗”，针砭王学各派的王畿、罗汝芳、王艮等；他承朱熹之道德伦理，舍空谈而趋道德之实践。并以“盈天地间皆气也，其在人心一气之流行”⁽⁴⁶⁾，而得其实。具有综合各派学术思想的性质。黄宗羲赞扬说：“识者谓五星聚奎，濂、洛、关、闽出焉；五星聚室，阳明子之说昌；五星聚张，子刘子之道通。”⁽⁴⁷⁾其后王夫之汲取其合理的部分，而成为古代气本论的集大成者。

理学各派与其他学派的发展，是互动、互渗、互济的，既互相冲突，又互相融合，在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中建构了新理论思维形态的新和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