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压力、竞争与效率

人的活动的外部自然界和社会环境，既作为实际的客观存在制约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人的活动，又以这种实际的客观存在给人造成的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活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的不同的心理状态，对于人的特定活动的影响千差万别，这里只涉及压力、竞争与人的活动及其效率的关系。

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界和社会，以其可感受到的实际存在和作用，常常在活动主体的心理上形成一种压力感觉。这种心理压力因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反应方式的不同而结果迥异，并在人的活动中表现出来。外部世界潜伏着的与人利益攸关的危险、危机、困难，环境对人的严峻挑战或迫切要求等等，会使人特别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同寻常，从而产生明显的危机感或紧迫感。

人本来就有从自己的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种本能，即在危急情境中由常态迅即转向紧张的应激状态的能力；危机感或紧迫感将人的这种本能迅速调动起来，只不过更带有理性的、自觉的色彩罢了。在较为紧张的心理状态下，人们活动的目的更明确，精力更集中，节奏加快而力度加大，并且有较好的灵活性，因而往往会有较高的有效性和活动效率。

环境形成的心理压力达到某种极限状态，时常会把人逼到无处可退的地步，促使人高度振奋，全力拼搏。因为人们知道，继续后退或者消极等待只能失败甚至毁灭，唯有勇敢地作“最后的斗争”，或许还有生存、胜利的希望。结局自然也有悲壮的失败甚至毁灭，但也确有许多次生存、胜利是在胜负存亡的十字路口上夺得的。这个道理，用中国古代兵家的话来说，就是“陷之死地然后生”⁽¹⁸⁾。如此而获得的成功，作为活动的有效结果具有极高的价值。尽管人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可能非常之大，但比较起来，取得这样大成果的活动其效率仍然相当高，以至可以看作是一种超效率。

人们有时有意地使自己置于险境中，借以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激发人们奋力活动的力量。这种置之死地须不伤其求生的能力，方可在加上心理因素作用后增强这种能力，充分发挥这种能力并得到成功。据《史记》记载，项羽率军解巨鹿之围，“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不久，“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¹⁹⁾。后来，韩信率兵攻赵，出井陉口，也曾令万人背水列阵，大败赵军。这些都是成功地利用心理压力的积极作用的范例。

三国时，马谡镇守街亭，在远离水源的山顶扎营，自以为置之死地，欲效法项羽、韩信之举，结果败军失地。运用同样的方法，何以导致完全相反的结局？根本原因就在于，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一战，只是在心理上置自己于死地，并未真正损伤自己的实际战斗力。因而当激起求生、求胜的精神力量时，就会使实际的战斗力得到强化，以至锐不可当。相反，马谡屯兵山顶，远离水源，不只在心理上，而且在事实上已置自己于死地。结果是未经直接交锋即已削弱了自己一方的实际战斗力，虽有求生、求胜的愿望，也不能改变实际战斗中的力量对比。

在紧急状态下，奋力拼搏的弱者可能战胜疏忽懈怠的强者，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软弱本身的胜利。拼搏的弱者在与懈怠的强者的直接较量中，至少在局部的范围和决定性的时刻里，是以强者压倒弱者的形势取胜的。要想成功，就得成为强者，特别是要在直接较量的局部范围和决定性时刻里做个强者。软弱无力除了有时能使对手疏忽大意以外，不能给人任何帮助。

心理上的压力，作为人对外部环境作用的感受，并不直接就是催人奋进的力量。对于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的感觉，人自身的精神世界有一个接纳和转换的过程，仿佛是心理上的一种消化的机能。外来的压力通过人自身的这种机制转化为内在的动力，环境对人的作用因此而转变为人对环境的反作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成正比。如果人自身没有这种心理转换机制，或者这种机制很微弱，那么，外部压力就仅仅是外在的压力，并不会自然而然成为内在的动力。

在客观环境所造成的心理压力面前，人首先需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假若这种能力过低，承受不住较大的心理压力，就会导致精神委靡乃至崩溃。反之，假若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任何压力都像古希腊怀疑主义者皮浪那样“不动心”，一概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结果也是一样：不对外来的压力作出任何反应。对于人的活动具有积极意义的是既能经受住外来压力，又能感受到这种压力，并善于化解它，把它变为激励自己的内在力量，成为人的有效活动的推动因素之一。

意志坚强的聪明人总是深谙这种矛盾转化的辩证法，能够把任何外在的压力都转化为内在的动力，保持或者提高自己活动的效率。在他们看来，困难、失败会造成一定的压力，顺利、成功也会形成某种压力；客观环境构成外在的压力，人为自己设立的理想、目标、任务也可以作为一种压力起作用。所有这些，都能够通过健康的心理转换机制转化为人的活动的动力，成为有利于提高活动效率的因素。

但是也应指出，在通常情况下，以适度的心理压力为宜。过大的压力造成过度的紧张，形成沉重的心理负担，不仅不能增强，反倒可能影响人的活动效率。尤其是不能轻易地制造人为的紧急状态，诚如古人所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²⁰⁾频繁出现的紧急状态引起心理疲劳，将失去其激励人奋进的作用。

社会活动中的竞争具有双重性质。对于人来说，它既是一种外在的压力，也是一种内在的动力。竞争，作为人的活动的特殊的外部环境，使人感受到某种紧迫的压力；作为人的活动的特殊的内部状态，又是推动人积极活动的动力。这种动力是主体对外来压力的反弹。相对于特定的人的活动而言，外部环境指自然界和社会，其中包括人与人的现实关系。

之所以说竞争是特殊的外部环境，是因为并非笼统的整个外部环境，而主要是人与人的现实关系构成竞争的特定环境。一旦人参与或投入竞争，他就不在这种环境之外，而是进入这种环境之中。在这种情境下，作为环境的人与人的关系就变成了人本身的现实关系。活动的人成为人与人的竞争关系中的一个侧面，成为一个竞争者，因而竞争也就成了人的活动的推动力量。

由于人的活动具有多方面、多层级的动力结构，竞争只是诸多动力因素之一，故应将竞争看作是人的活动的一种特殊的动力。在这种特殊的动力发挥作用时，能够激发起一种特殊的活动状态——竞争状态，并可能因此而达到某种活动效率的峰巅。

将上述二重性质统一起来看，人类活动中的竞争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机制：把人的同类活动相对集中起来，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形成横向对比关系，在动态的活动过程中加以较量、对抗、竞长争高，最后由活动的结果分出胜负高下。

对于每个参与竞争活动的主体来说，全体竞争参与者是其活动的小环境，而对于全体竞争者来说，整个竞争活动又处于一个大环境之内。这是一种社会环境，它对小环境中的竞争者实行优胜劣汰的原则，因此而构成对参与竞争者的压力和动力的双重作用。在这种社会性的活动竞争机制下，能够激起人们从事特定活动的兴趣、热情、勇气和毅力，充分调动人的活动潜能，取得在平时无竞争的环境中达不到的成就。

竞争显然有助于活动效率的提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²¹⁾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社会生活中处处都有竞争，只是有激烈和缓和、公开和隐蔽的区别而已。人们习惯于把激烈的、公开的竞争叫做竞争，而对于缓和的、隐蔽的竞争则常常忽略。

除了拒绝参与任何竞争的超脱的旁观者以外，公开的激烈竞争对人的活动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缓和的、隐蔽的竞争则不同，它只能促进能够感受和理解这种竞争的人的活动。总的看来，竞争激烈、公开比缓和、隐蔽更容易提高人活动的效率。当然，人的活动效率不完全由竞争来决定，所以应该说“效率部分地取决于竞争的程度”⁽²²⁾。

竞争，从质上可以分为生存竞争和发展竞争两种类型。众所周知，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生存竞争同自然选择一起，构成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理论支柱。人类社会中的生存竞争，究其最初的自然根源，无疑应当追溯到生物的生存竞争。当某一物种的生存有了保障时，继续展开的竞争即具有谋求发展的性质。

通过生存竞争，生物物种不仅生存和延续下来，而且还得到进化、发展。可见，就连社会的发展竞争的根源，也可以寻觅到人类的动物祖先那里去。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人类的生存竞争和发展竞争中，时常看到在动物世界里就有的那种竞争场面，甚至有时比动物更像动物。当人像狼那样对待他人时，他确实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动物，并且是作为最凶残的动物来行动的。

然而，就整个物种而言，人类毕竟已经实现了物种的提升，脱离了狭义的动物界，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化。人在活动的竞争中，虽然还不时出现动物式的野蛮的行为，但从总的趋势上看肯定是越来越文明。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竞争和发展竞争，是与人类活动的需要和目的的性质相关的两个层次上的竞争。生存竞争涉及活动主体的存亡、温饱、安全等最基本的需要，属于较低层次的竞争。在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之后，进一步就有发展问题，它涉及人的较高层次的需要和目的，这个层次上的竞争即发展竞争。

在当今世界上，不能说人类的生存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但总的说来，人类活动的重心在于发展竞争。可是发展问题又离不开生存问题，人类的发展时时关联着人类的生存。仅仅注意生存问题，不一定能够真正解决生存问题。在求得发展的同时进一步解决生存问题，被认为是一种有远见的积极的态势。而在社会和人的发展中，以竞争促发展，无疑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动力机制。

当然，笼统地赞扬竞争的作用，把竞争理想化，未免显得过于天真。在人类社会的竞争中，人们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手段参加角逐：正当的和不正当的，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人道的和不人道的，等等。我们反对为了竞争胜利而不择手段，又难以在事实上保证杜绝任何使用不正当手段的行为。但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总是有一定的选择、规范机制，肯定和鼓励正当的、平等的、合法的和人道的竞争方式，否定和摒弃不正当的、不平等的、不合法的和不人道的竞争方式。简而言之，人类社会总是倾向于选择文明的竞争方式，拒斥不文明的竞争方式。

在竞争的方式、手段之间，实际上也存在着某种竞争。凡是采取不文明的方式、手段赢得特定竞争胜利的人，同时在竞争的方式、手段的竞争中却是更为严重的失败者。人毕竟是人，在人类的竞争中不仅有具体活动及其结果的竞争，而且有精神、品质、气质和人格的竞争。所谓文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一种人道的竞争。文明的、人道的竞争的原则是：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在生存中分优劣；自己发展，也让别人发展，在发展中比高下。违背这一原则的竞争或竞争的方式、手段，都是不文明、不人道的。

毫无疑问，正是文明的竞争，以及文明与不文明的竞争，推动着社会活动系统和人的活动能力的发展。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注意到人性的这种差异和矛盾，因而很有分寸地说：“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²³⁾充分利用社会的竞争机制，变压力为动力，是提高人的活动效率的重要途径。要使这条途径畅通，需要有正常的、文明的竞争环境；而这种良性的竞争环境的形成和保持，又需要整个社会及其成员不懈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