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和经历

程颢，字伯淳，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是年，父亲程珦任黄陂尉秩满不能调，闲居，程颢可能生于黄陂寓舍⁽⁴⁾，死于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后人称其为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黄州黄陂寓舍，死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后人称其为伊川先生。两人为亲兄弟，祖籍安徽歙县篁敦，后迁中山博野⁽⁵⁾，因为在中山住的时间较长，因此《宋史》称其家族“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⁶⁾。“先生（指程颢）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⁷⁾高祖程羽，“赐第京师，始居开封”，并“隶籍于洛”。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程珦将其父程遹、祖父程希振坟茔迁葬伊川，并把家迁到洛阳。关于二程籍贯，记载不一：《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作河南人；《河南通志》（雍正九年本）作洛阳人⁽⁸⁾；又有作伊川人。⁽⁹⁾今以二程为洛阳人较妥。

（一）家世

二程家族，世代官宦。高祖程羽“受圣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晋藩，亲自选擢，俾之辅佑，于时真宗皇帝亲受经训”⁽¹⁰⁾。程羽是赵匡胤的将领，宋太宗为晋王时的腹心幕僚，宋真宗的老师。官“尚书兵部侍郎，赠太子少师”⁽¹¹⁾。曾祖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程遹，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亲程珦在《自撰墓志》中说：“予性质颛蒙，学术黯浅，不能自奋，以嗣先世。天圣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旧臣，例录子孙一人，补郊社斋郎。”⁽¹²⁾程珦以荫庇得官，历黄州黄陂、吉州庐陵二县尉，润州观察支使。后改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龚州，徐州沛县。后又监在京西染院，知凤、磁、汉三州事。⁽¹³⁾“熙宁中，议行新法”，“及法出，为守令者奉行惟恐后。成都一道，抗议指其有未便者，独公（程珦）一人”⁽¹⁴⁾。他对王安石变法持不赞成态度。年及70，乞致仕。他的仕途为：“官，自大理寺丞十三迁至太中大夫。勋，自骑都尉至上柱国。爵，永年县伯。食邑，户九百。”⁽¹⁵⁾这里的“官”指官职，“勋”指功劳的级别，“爵”指政治上的等级地位。退休后是“太中大夫致仕上柱国永年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¹⁶⁾头衔，说明程珦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与富裕的家庭经济情况。

（二）程颢的生涯

程颢数岁诵诗书，强记过人，10岁能为诗赋，现存《河南程氏文集·遗文》中有《酌贪泉诗》两句：“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¹⁷⁾年十五六，跟周敦颐学习，时程珦代理南安军通判，周敦颐为南安军司理参军。程珦视周“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因与为友”⁽¹⁸⁾。据朱熹《伊川先生年谱》载：“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学舂陵周茂叔先生。”⁽¹⁹⁾程颐则说：“先生（程颢）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²⁰⁾受周氏思想的影响。“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²¹⁾依此，亦承认受学周敦颐。然有的本子作“昔见周茂叔”，“见”与“受学于”是有区别的。道学家常讲“孔颜乐处”，便是指做人的最高境界和“大本”。全祖望说：“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²²⁾这样，二程受周敦颐的影响也似乎不多，显然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不管是“闻”其论道也好，或是“见”也好，二程少时听过周敦颐讲学，并受其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

程颢少年时，随父在各任所就读儒家经典。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中进士第。次年，调京兆府鄠县主簿。“嘉祐二年，始应举得官，遂请于天官氏，愿主簿书于是邑。”⁽²³⁾在鄠县的三年间，“中间被符移奔走，外干者三居其二，其一则簿书期会，仓廥出入，固无暇息”⁽²⁴⁾。甚为忙碌，无论断案、治役皆有方，“折疑狱如神”⁽²⁵⁾。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游鄠山后有诗曰：

功名未是关心事，富贵由来自有天。

任是榷酤亏课利，不过抽得俸中钱。

有生得遇唐虞圣，为政仍逢守令贤。

纵得无能闲主簿，嬉游不负艳阳天。⁽²⁶⁾

既表明自己淡薄功名利禄，不刻意追求富贵，也表现了一种职低而不能施展抱负的怀才不遇的心情。

鄠县“南山僧舍有石佛，岁传其首放光，远近男女聚观，昼夜杂处，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颢戒其僧曰：‘俟复见（指石佛首放光），必先白吾，职事不能往，当取其首就观之。’自是不复有光矣”⁽²⁷⁾。他不信佛，而主旨是禁止男女“昼夜杂处”，以整风俗。

其时，程颢虽不佞佛，然于释、老之书，却颇觉兴趣。自十五六岁闻周敦颐论道后，便有求道之志，但“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²⁸⁾。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他作《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定性书》），是一篇道学家重要著作，但亦可见佛学之影响。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程颢30岁，调任江宁府上元县主簿，上元县田税不均，比他邑尤甚。“盖近府美田，为贵家富室以厚价薄其税而买之，小民苟一时之利，久则不胜其弊。先生为令画法，民不知扰，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为浮论，欲摇止其事，既而无一人敢不服者。”⁽²⁹⁾改革田税不均，制止贵家富室作弊，小民受损的现象。并时与江东转运判官谢景温论《春秋》和《易》，探究学问。次年。原县令去，程颢摄县事。县里“诉讼日不下二百。为政者疲于省览，奚暇及治道?先生处之有方，不阅月，民讼遂简”⁽³⁰⁾。并修整塘堤，以利稻田灌溉。他不迷信神物，“茅山有龙池，其龙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龙。至中途，中使奏一龙飞空而去。自昔严奉以为神物，先生尝捕而脯之，使人不惑。”⁽³¹⁾此事虽传为美谈，但是言过其实，还须查考。是年仁宗赵祯病卒，英宗赵曙登极。

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任满，至磁州探望父母。翌年，程颢34岁，调泽州晋城令，“其俗朴陋，民不知学，中间几百年无登科者，先生择其秀异，为置学舍粮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厉诱进学者，风靡日盛，熙宁元丰间，应书者至数百，登科者十余人”⁽³²⁾。他在晋城三年间，做了四件事。一是以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乡民，使“诸乡皆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而与之语”。“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长上。”⁽³³⁾二是订乡约，立保伍，别善恶。“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³⁴⁾三年之间，所治之邑，无强盗及斗死者。三是设“杂纳钱”，预购粟边郡。“县库有杂纳钱数百千，常借以补助民力。”“民税常移近边，载往则道远，就籴则价高。先生择富民之可任者，预使购粟边郡，所费大省，民力用纾。”⁽³⁵⁾四是训练义勇。“河东义勇，农隙则教以武事，然应文备数而已。”⁽³⁶⁾也即是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安定社会，减轻百姓负担，训练义勇，以化解积贫积弱的弊病。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改任著作佐郎。是年英宗卒，神宗赵顼即位。父程珦覃恩，迁司门郎中。二程兄弟随父往汉州，侍父游成都。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议行新法。四月，遣使往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程颢为农田水利使。八月，因御史中丞吕公著荐，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³⁷⁾，是一个临时的见习谏官。“明道昔见上称介甫之学，对曰：王安石之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对曰：臣不敢远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³⁸⁾他反对“荆公新学”。所上奏疏有《论王霸札子》、《上殿札子》、《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论十事札子》、《论养贤札子》。《上殿札子》（吕留良本作《论君道》）主张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而未尝及功利。“惟陛下稽圣人之训，法先王之治，一心诚意，体乾刚健而力行之，则天下幸甚!”⁽³⁹⁾治理天下要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⁴⁰⁾，醇教化，正风俗，得贤才，又需从修学校着手。他说：“宋兴百余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士人微谦退之节，乡闾无廉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不止，官虽冗而材不足者，此盖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无以风劝养励之使然耳。”⁽⁴¹⁾由此，他提出了“王”与“霸”的问题：“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⁴²⁾然神宗皇帝却以尧、舜作比，他说：“此尧舜之事，朕何敢当?”程颢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⁴³⁾神宗听取王安石建议，便实行改革。程颢与王安石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并提出“十事”：修师傅之职，以成其德业；奉天建官，以正官秩混乱；正经界，以均井地；复乡党，使民相安知耻；本贡士于乡里，养秀民于学校；更府史胥徒之役，以免大患；均田务农，以解决民食；均多恤寡，使四民就业；惟修虞衡之职，养山泽之利；定名数以旌别贵贱，分等差莫敢逾僭。程颢的这些建议，虽也讲到以“井田”来解决土地不均的问题及兵役问题，但多数是讲如何维护专制统治与加强传统伦理道德的钳制以及防止盗贼横肆等。此“十事”与王安石的新法相较，无论从性质、作用，还是内容、效果，都是不同的。何况程颢的建议也未实行。它在王安石“新法”颁行的过程中提出此“十事”，实是对实行“新法”的修正。

是年闰十一月，张载被召入对，除崇文院校书，因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神宗令往勘苗振狱，程颢上《乞留张载状》。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正月，神宗诏：“诸路常平、广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今虑官吏不体此意，均配抑勒，翻成骚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立以名闻，敢沮遏者亦如之。”⁽⁴⁴⁾三月四日，程颢上《谏新法疏》⁽⁴⁵⁾，“乞罢预俵青苗钱利息及汰去提举官事”⁽⁴⁶⁾。神宗未纳，四月十七日《再上疏》曰：

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置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与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者乎?⁽⁴⁷⁾

此是对王安石新法的指斥，“国政异出”、“名分不正”、“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这个批判可谓严厉，罪名也可谓大矣!王安石非之，由是罢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程颢则又上《辞京西提刑奏状》。《行状》载:“既而神宗手批……改差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⁴⁸⁾徐必达本和吕留良本注曰:“上谓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纷纷，奈何?’安石曰：‘陈襄、程颢专党吕公著，都无助陛下为治之实。今当邪说纷纷之时，乃用襄知制诰，颢提点刑狱，人称其平正。此辈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则天下之利皆归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奖用，何为肯退听而不为善?’乃以为佥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⁴⁹⁾程颢上《谢澶州签判表》。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在澶州，八月，“会［澶州］曹村埽决……先生谓帅⁽⁵⁰⁾曰：‘曹村决，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为之。’”⁽⁵¹⁾遂督工堵塞决口。次年，其父程珦自蜀归朝，“厌于职事，丐就闲局，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⁵²⁾。十二月，程颢遂求监局，以便养亲，罢归回洛。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得监西京洛河竹木务。荐者言其未尝“叙年劳，丐迁秩”，特改太常丞。程颢在洛期间，日以读书劝学为事，“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⁵³⁾。讲学授徒，为“洛学”奠下基础。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十月，彗星出东方，诏求直言，应诏论朝政极切。神宗手批与府界知县，差知扶沟县事。复求监局，不得改。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王安石罢相判江宁府。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程颢46岁，吕公著起知河阳，河南尹贾昌衡率其与司马光等饯于福光寺。程颢赠吕公著和司马光诗曰：

晓日都门飐旆旌，晚风铙吹入三城。

知君再为苍生起，不是寻常刺史行。⁽⁵⁴⁾

二龙闲卧洛波清，今日都门独饯行。

愿得贤人均出处，始知深意在苍生。⁽⁵⁵⁾

龙在古代通常象征德高望重的在高位者或皇帝，程颢以“二龙”喻吕公著和司马光，亦可谓至矣。他对王安石的罢官，吕、司马的起用，怀着欣喜的心情。然而称他们“为苍生”、“在苍生”，实是赞誉之辞。两人复官后，便废除王安石新法。

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程颢奉命知扶沟县。是年游酢、谢良佐受学于二程兄弟。在扶沟任内，程颢办了三件事。其一，平盗。扶沟多盗，且广济渠、蔡河出扶沟县境，“濒河不逞之民，不复治生业，专以胁取舟人物为事，岁必焚舟十数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类，得数十人，不复根治旧恶，分地而处之，使以挽舟为业，且察为恶者。自是邑境无焚舟之患”⁽⁵⁶⁾。其二，权谷价，不使谷价甚贵或甚贱。会大旱，麦苗且枯，教民掘井以溉，或水灾民饥，便发粟贷之。其三，内侍都知王中正巡阅保甲，权宠至盛，所到之处，凌慢县官，诸邑竞侈供帐悦奉，主吏以请，程颢拒绝。他说：“吾邑贫，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帐，可用之。”⁽⁵⁷⁾因此，程颢在职期间，王中正往来境上，卒不入。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除判武学，“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为异论，罢归故官”⁽⁵⁸⁾。吕公著鸣不平⁽⁵⁹⁾，复以便亲乞汝州监局不得。次年六月，改除承议郎，旋罢扶沟任，寓颍昌，侍父。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杨时至颍昌见二程，并师事二程。翌年居洛，冬天刘绚见二程。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得监汝州酒税。六月富弼卒，作《祭富韩公文》。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薨，哲宗即位，程珦受覃恩，迁太中大夫，程颢亦受覃恩，改承议郎。五月，召为宗正寺丞。这时，反对荆公新法派执政，程颢为他们所属，未行，六月十五日因病卒。“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为且大用。乃闻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闾巷士民，莫不哀之。”⁽⁶⁰⁾时年54岁。

程颢一生任官十五六年，均为地方小官，如主簿、知县等，未任大官。大部分时间是读书和讲学授徒，建构和发展“洛学”学派及其思想。范祖禹说：“先生以亲老，求为闲官，居洛阳殆十余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先生于经，不务解析为枝词，要其用在己而明于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盖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学不传，后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先生以独智自得，去圣人千有余岁，发其关键，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故其貌肃而气和，志定而言厉，望之可畏，即之可亲，叩之者无穷，从容以应之，其出愈新，真学者之师也。成就人才，于时为多。”⁽⁶¹⁾这便是从“道学”角度对程颢后期活动及学说的概括。

（三）程颐的经历

程颐少年时，随父在任所。17岁读《论语》，自称已晓文义。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年18岁即撰《上仁宗皇帝书》，自称“草莽贱臣”，上陈库空民贫，狄强宋弱，切中时弊。他说：“窃惟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匮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岁失望，便须流亡。”⁽⁶²⁾民衣食不足，而国家财用又常不足，不足则责于三司，三司责诸路转运，转运又从哪里来呢?于是便“诛剥于民”。一旦四方有事，往往配卒非时，毒害尤深。“急令诛求，竭民膏血，往往破产亡业，骨肉离散。”⁽⁶³⁾社会危机已甚深重。在此“民无储备、官廪复空”，“而戎狄强盛，自古无比”的情况下，如果强敌乘隙于外，奸雄生心于内，则土崩瓦解之势，深可虞也。因此，程颐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一，行“王道”，“王道”则以“仁”为本。他说：“陛下精心庶政，常惧一夫不获其所，未尝以一喜怒杀一无辜。”⁽⁶⁴⁾但是，凶年饥岁，老弱转死于沟壑，壮者离散之四方，为盗贼，犯刑戮者，几千万人，这难道是“陛下爱人之心”吗?也许有人会辩称这是年岁不好造成的，非政之罪，但这又何异于刺人而杀之说：“非我杀你，兵也。”能这样说吗?其二，天下治与不治，在于得贤臣或失贤臣。世上是不乏贤臣的，而在于求贤之道对与不对。今国家取士，所谓贤良方正，不过是博闻强记之士；明经之属，惟专会诵，不晓义理，是无用之才；进士科，以词赋声律为工，词赋之中，没有治天下之道。这些人学非所用，譬如叫胡人操舟，越人驾车一样，求其善者，不是很难吗?只有学用结合，能做宰相、卿大夫、刺史、县令事业的人使为宰相、卿大夫、刺史、县令，“各得其任，则无职不举，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⁶⁵⁾。该上书呈上去之后，且乞召对，而陈所学，不报。可见，年轻时的程颐，就有忧国忧民的宏志。

程颐虽同程颢生于世代官宦家庭，但没有考取进士。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舅侯无可南征，作《闻舅氏侯无可应辟南征诗》⁽⁶⁶⁾。诗曰：“南垂凶寇陷州郡，久张螳臂抗天威。圣皇赫怒捷书涣，虎侯秉钺驱熊罴。”⁽⁶⁷⁾当时，聚居在邕州（今广西南宁）左右江沿流各羁縻州中的僮族，以韦氏、黄氏、周氏、侬氏四姓占多数。侬氏聚居地广源州（于今广西、云南交界），其首领侬智高企图在交阯北部和岭南建立独立小王国。是年四月，侬智高“率众五千沿郁江东下，攻破横山寨”⁽⁶⁸⁾。继破邕州，建大南国，僭号仁惠皇帝，改年启历。又破横、贵、浔、梧、康、端等九州，直逼广州城下，九月庞籍荐狄青讨侬，改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贼盗事。十月狄青起征，诏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若孙沔、余靖分路讨击，亦各听沔等指挥。皇祐五年正月遂破侬智高。程颐诗中虽说：“蕞尔小蛮何足殄，庶几聊吐胸中奇。”⁽⁶⁹⁾但岭南各州县官吏弃城而遁逃者甚多，将佐战死者亦不少，并非那样轻而易举。

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六月⁽⁷⁰⁾，作《养鱼记》。后来他在旧稿中看见这篇文章，记曰：“窃自叹，少而有志，不忍毁去。观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负初心，不几于自弃者乎?”⁽⁷¹⁾自愧老大无成。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程颐24岁。是时程珦为国子博士，二程随父至京师，入国子监读书，准备来年考进士。国子监直讲胡瑗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程颐试卷，大惊异之，即请相见，遂以学职。吕希哲与程颐邻斋，首以师礼事，既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众。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学以至圣人之道”的问题，认为“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⁷²⁾。道学家不仅以传圣人之道为己任，而且以为圣之道自养。因此，程颐于是年根据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而作《视箴》、《听箴》、《言箴》、《动箴》，因箴以自警⁽⁷³⁾，作为自己学圣人而必须服膺勿失的行为指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因解额减半，次科不能登科。但他在《与方元寀手帖》中继续讲“圣人之道”以及学者如何入圣人之道的大门，认为求入门，必学《经》。《经》所以载“道”，如果仅“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⁷⁴⁾。这样他对如何学“圣人之道”以及如何入门问题，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故其弟子称其为闻“道”较早。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三月，因诏赐进士诸科及第出身339人，程颐赐进士出身。其父虽屡得“任子恩”（即荫庇子孙做官），但常推与同族的人。程颐当时在父亲任所，侍奉父亲（其母侯夫人已于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病死在江宁）。

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程颐至京师，《吕申公家传》云：“公判太学，命众博士即先生（程颐）之居，敦请为太学正。先生固辞，公即命驾过之。”⁽⁷⁵⁾撰《谢吕晦叔待制书》。次年四月，诏议崇奉濮安懿王⁽⁷⁶⁾典礼，程颐从维护人伦出发，撰《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疏》，认为：“生人大伦，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变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乱大伦，人理灭矣。陛下仁庙之子；……若更称濮王为亲，是有二亲，则是非之理昭然自明。”⁽⁷⁷⁾既过继为仁宗之子，尽父子之道，这是“大义”；不忘生父，尽其恩义，这是“至情”，明“大义”以正统绪，存“至情”以尽人情，两者应有别，否则会“乱大伦”。八月，京师大雨，英宗诏责躬乞言，程颐代父撰《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他沿用“天人感应”思想，以为“水旱之沴，由阴阳之不和，阴阳不和，系政事之所致”⁽⁷⁸⁾，由是他提出六点主张：朝廷有纲纪权持，总摄百职庶务；郡县之官，得人而修职；百姓安业，知孝悌忠信之教；化行政肃，无奸宄盗贼之患；民心和而阴阳顺，无水旱虫螟之灾；武备修而威灵振，蛮夷戎狄无敢不服。此六点虽看到了当时的弊病，但并未触及当时国家积贫积弱、土地兼并激烈的问题，即使此六点被采纳，也不能解决积重难返的局面。他对社会危机原因的认识并不深刻。因此，后来他与王安石新法相对立，有认识上的分歧。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九月，吕公著出知蔡州，向英宗推荐说：“伏见南省进士程颐……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实有经世济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长。使在朝廷，必为国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⁷⁹⁾程颐自以为学不足，不愿出仕。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英宗卒，神宗赵顼欲厚葬，程颐撰《为家君上神宗皇帝论薄葬书》。他曾随父至汉州，游成都，并研读《周易》。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汉州绵竹人宇文之邵以太子中允致仕，撰《为家君请宇文中允典汉州学书》，认为“窃以生民之道，以教为本”⁽⁸⁰⁾，“愿执事从乡人之望，枉屈轩驭，来憩郡庠，俾后进子弟得所依归”⁽⁸¹⁾。又撰《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⁸²⁾。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撰《答横渠先生书》。《书》云：“观吾叔之见，至正而谨严。如‘虚无即气则虚无’⁽⁸³⁾之语，深探远赜，岂后世学者所尝虑及也?（然此语未能无过。）余所论，以大概气象言之，则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厚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⁸⁴⁾虽肯定张载为学至正谨严，深探远赜，但批判较多，认为他既无宽裕温厚之气，又意偏而言多窒。又作《再答》，可见二人学术上的分歧，显然存在。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父珦迁库部郎中，随父归。时范尧夫摄帅成都，与其告别。过成都时，与转运判官韩宗道论减役事。次年，居洛。在洛阳期间，二程兄弟常访邵雍，一起论道。熙宁八年，彗星出东方，诏求直言，程颐撰《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反对“荆公新法”，称“以严法令举条纲为可喜，以富国家强兵甲为自得，锐于作为，快于自任，贪惑至于如此，迷错岂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⁸⁵⁾。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三月，张载应诏入京，过洛，其有信请张载来听邵雍说《易》。是年七月，张载因议礼不合归关中，过洛，与二程兄弟会面。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撰《禊饮诗序》：“颍川陈公廙始治洛居，则引流回环为泛觞之所。元丰己未⁽⁸⁶⁾，首修禊事。”⁽⁸⁷⁾仿王羲之的《兰亭序》。十月太皇太后卒，为其葬，撰《上富郑公书》、《答富公小简》，并撰《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论永昭陵疏》。是年张载大弟子吕大忠、吕大临、吕大钧三兄弟入洛见二程，记二程语，曰《东见录》⁽⁸⁸⁾。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程颐西行至关中雍、华间，作《雍行录》（吕留良本题为《遗金闲志》）。当时关西学者相从者六七人，千钱挂马鞍而失，各人对此事发表了不同意见。由此，他与吕大临说：“人之器识固不同。自上圣至于下愚，不知有几等。”⁽⁸⁹⁾关中学者记其语而撰《入关语录》⁽⁹⁰⁾。四年，韩维知颍州，二程与韩维在颍昌同游，李记其问答，程颐认为《语录》“只有李得其意，不拘言语，无错编者”⁽⁹¹⁾。五年，程颐在《上文潞公求龙门庵地小简》中云：“欲得葺幽居于其上，为避暑著书之所。”⁽⁹²⁾要求文彦博将洛阳城南二十里的龙门山胜德庵上方寺旧址拨给他，作为著书授徒之所。时文彦博以太尉复判河南府，据宋绍兴丙子年（公元1156年）的碑刻（现存嵩县程村）中镌⁽⁹³⁾，文彦博复信说：“先生斯文己任，道尊海宇，著书立言，名重天下，从游之徒，归门甚盛。龙门久芜，虽能葺幽，岂能容之。我伊阙南鸣皋镇小庄一址，粮地十顷，谨奉构堂以为著书讲道之所，不惟启后学之胜迹，亦当代斯文之美事，无为赐价，惟简是凭。”程颐就在这座庄园里创建了伊皋书院（伊川书院），直至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去世前的20年间，他常在这里著书讲学。据他崇宁元年三月六日《答杨时书》中说：“颐如常，自去冬来，多在伊川。”⁽⁹⁴⁾从而形成一个声震宇内的学派。元丰七年十二月，司马光上《资治通鉴》。司马光在洛阳修《资治通鉴》时，曾与程颐讨论唐代之事。八年（公元1085年）程颢病卒，八月程颐撰《明道先生行状》，九月为程颢求作墓志铭，上书韩维和孙永。⁽⁹⁵⁾为门人朋友叙述程颢事迹而作《明道先生门人朋友叙述序》；为答杨时作《祭明道文》、《哀词》而撰《答杨时慰书》，并告杨时，十月二十四日葬，韩持国为《志》，《行状》乃颐自作。是年神宗死，哲宗即位，新法反对派吕公著、韩绛、司马光等执政，他们上疏推荐程颐：“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⁹⁶⁾十一月，被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辞，上《辞免西京国子监教授表》、《再辞免表》。

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朱光庭奏乞以其为讲官。闰二月，应召至京师。十八日哲宗除为承奉郎，再授宜德郎，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四日，上《辞免馆职状》称：“况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圣慈，令臣入见。所降诰命，不敢当受。”⁽⁹⁷⁾哲宗特召其上殿面对，太皇太后高氏面喻，将以为崇政殿说书。因面辞不得，始受西京国子监教授之职。后撰《乞再上殿论经筵事札子》，哲宗不理，又作《论经筵札子》凡三：其一，讲“辅养之道”，宜选贤德，以备讲官，陈说道义，涵养气质，熏陶德性；其二，左右内侍宫人，皆选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浅俗之言，接于耳目，或小有违失，得以随事规谏；其三，请令讲官坐讲，以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惧之德。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不愿受命，上《辞免崇政殿说书表》、《再辞免状》。不许，乃受命。四月，例以暑热罢讲，程颐上《乞六参日上殿札子》：“辅导人主，岂止讲明经义?所以熏陶性质。……方主上春秋之富，辅养之道，岂可疏略如此?”⁽⁹⁸⁾每遇六参日，宰臣奏事退后，允许讲读官侍读。五月，韩维为门下侍郎，恢复熙宁前旧制，差同孙觉、顾临及国子监长贰，看详国子监条制，撰《三学看详文》。朱熹《年谱》载：“先生所定，大概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⁹⁹⁾制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为宗社生灵久长之计，惟是辅养上德而已。……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离正人也。盖所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¹⁰⁰⁾。间日一讲，解释数行，为益既少，初秋后即令讲官轮日入侍。不报。八月，接尚书省黄牒，奉敕差其兼权判登闻鼓院，认为“劝讲之官，体宜专任”⁽¹⁰¹⁾，不愿兼差，再辞。九月，司马光卒，作《为家君祭司马温公文》，哲宗命主司马光丧事。十月，撰《修立孔氏条例》，添赐田，蠲免税赋等，以示尊孔重道，并与吕大忠、吕大临往复论学。

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春，呈《又上太皇太后疏》，乞于延和殿讲读，且乞时召讲官至帘前，问主上进业次第。三月二十六日，因夏季将到，上《乞就宽凉处讲读奏状》，由迩英阁移入崇政殿或延和殿就读，给事中顾临以为不可。四月，程颐《又上太皇太后书》，指出从祖宗以来，都是殿上坐讲，仁宗才就迩英阁讲读。顾临以尊君为说，而不知尊君之道。程颐每次进讲，必宿斋豫戒，潜思存诚，常于文义之外，反复推明圣贤之道，闻者叹服，哲宗亦尝首肯。程颐尝闻哲宗在“宫中起行漱水，必避蝼蚁，因请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诚恐伤之尔。’先生曰：‘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则天下幸甚’”⁽¹⁰²⁾。一日，讲罢未退，上忽起凭槛，戏折柳枝，程颐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哲宗不悦。文彦博曾与吕、范诸人入侍经筵，听程颐讲说，退而相与叹曰：“真侍讲也。”⁽¹⁰³⁾一时士人归程颐门者甚盛，而他亦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顾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仇，于是后有所谓“洛党”与“蜀党”之争。谏议大夫孔文仲因奏程颐污下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¹⁰⁴⁾八月，罢崇政殿说书，差管勾西京国子监。因知是责命，便就职。十一月上《乞归田里第一状》：“臣本草莱之人，因二三大臣论荐，遂蒙朝廷擢任，以置之经筵，故授以朝阶。今既有罪，不使劝讲，则所受之官，理当还夺。”⁽¹⁰⁵⁾十二月上《第二状》：“臣愚窃意朝廷顾惜事体，以尝旌用，不欲放弃。臣窃以为不然。始闻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贤之心也；后见其恶而去之，至公之道也。”⁽¹⁰⁶⁾决心辞退。是年，尹焞从学于程颐。

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春，上《第三状》，请免官归田，不报。三月后，乃撰《乞致仕第一状》，又不报，又上《第二状》。次年二月，吕公著卒，撰《为家君祭吕申公文》，十一月撰《为家君书家藏太宗皇帝宝字后》。五年（公元1090年）父亲程珦病死于西京国子监官舍，年85岁。撰《先公太中家传》、《书先公自撰墓志后》。四月安葬于伊川先茔。因父丧，即辞去管勾西京国子监职，由叔父程珫特权管西京国子监。

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服除，授左通直郎，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四月上《辞免服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状》，不许，又上《再辞免表》，极论儒者进退之道。监察御史董敦逸以其有怨望轻躁的话。五月，许辞免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职。改授左通直郎，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就职，上《谢管勾崇福宫状》。八月，上《申河南府乞寻医状》。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太皇太后卒，哲宗亲政，重申秘阁西监之命，辞不就，撰《辞免再除直秘阁判监状》、《再辞免状》，居洛阳。哲宗亲政后，改元绍圣，表示继续绍承神宗革新事业。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程颐作《答杨时论西铭书》⁽¹⁰⁷⁾。这时原新法反对派下野，被称为奸党，程颐亦被视为奸党一员。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二月，诏追毁其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十一月被贬到“涪州编管”，即由地方官管制，不得出涪州。据《涪陵记善录》载：“先生被谪，时李邦直尹洛，令都监来见，伊川才出见之，便请上轿，先生欲略见叔母，亦不许。”⁽¹⁰⁸⁾《邵氏闻见录》载：“昔贬涪州，渡汉江，中流船几覆，舟中人皆号哭，伊川独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问曰：‘当船危时，君独无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诚敬尔。’”⁽¹⁰⁹⁾是年65岁。晚年遭贬，境遇凄惨。

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在四川涪州，专意为《周易》作传。在此被管制的艰苦环境中，于次年正月，撰《易传》成，作《易传序》。三年正月，哲宗卒，徽宗即位，移峡州。四月以敕复宣德郎，任便居住。由涪州归洛阳，居寿安，以师事之者渐众，张绎始见之。十月复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上《谢复官表》。是年，孟厚从学。罗从彦原从杨时学《易》，杨时告其程颐“说甚善”，罗至洛，从程颐学《易》。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谢良佐至洛见程颐，尹焞、张绎亦在洛。出《易传》以示门弟子。“先生自涪陵归，《易传》已成，未尝示人，门弟子请益，有及《易》书者，方命小奴取书箧以出，身自发之，以示门弟子，非所请，不敢多阅。门弟子请问《易传》事，虽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盖其潜心甚久，未尝容易下一字。”⁽¹¹⁰⁾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在《答张闳中书》中云：“《易传》未传，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尔。然亦不必直待身后，觉耄则传矣。书虽未出，学未尝不传也，第患无受之者尔。”⁽¹¹¹⁾程颐作《易传》于忧患之中，成书后又不愿流布，可见其治学之谨慎和严肃的态度。是年，徽宗所谓复行熙宁新法，贬斥元祐党人。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四月蔡京为右相，言者论程颐本因奸党论荐得官，虽尝明正罪罚，而叙复过优，今复著书，非毁朝政。于是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七月，诏从吏部之言，放罢程颐任鄢陵县尉的儿子程端彦，以至累及家属。九月，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颁元祐奸党碑，下监司长吏刻石于端礼门。《续资治通鉴长编》计98人⁽¹¹²⁾，十一月，范致虚奏言：“程颐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尹焞、张绎为之羽翼，乞禁绝。”于是“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¹¹³⁾。程颐被迫迁往龙门之南伊皋书院居住，并对弟子说：“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¹¹⁴⁾但尹焞、张绎等人仍跟随程颐，继续讲学。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六月，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蔡京奏：“奉诏，令臣书元祐奸党姓名。恭惟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罚，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¹¹⁵⁾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正月，彗出西方，徽宗以星变，避殿，减膳。诏中外臣僚，并许直言朝政阙失。诏毁元祐党人碑，如外处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蔡京去相，大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¹¹⁶⁾程颐受命复宣义郎，是年，程颐得风痹疾。

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正月，又以蔡京为左相。五月，诏“自今凡总一路及监司之任，勿以元祐学术及异议人充选”⁽¹¹⁷⁾。元祐党祸并未结束。程颐寝疾，始将《周易程氏传》授尹焞和张绎。九月十七日，便在这党祸中死去。葬时，其门人弟子怕入党籍而不敢送葬。张绎在《祭文》载：“先生之葬，洛人畏入党，无敢送者，故祭文惟张绎、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马至者，视之，邵溥也，乃附名焉。盖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后。”⁽¹¹⁸⁾葬于伊川先茔。其冷落若是。

程颐一生，做官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在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其弟子较有名者八十余人。嵩县程村程祠里，保存两块石碑，镌刻二程90名弟子的姓氏，来自全国40多个府、州、县，远自福建、浙江、江西，因而，“洛学”得到了广泛传播。而后深得统治者的重视，元以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四）著作

二程的著作，有《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粹言》等。《程氏遗书》是程颢、程颐门人“记其所见闻答问之书”⁽¹¹⁹⁾，朱熹鉴于二程门人“各自为书，先生没而其传寖广，然散出并行，无所统一，传者颇以己意私窃窜易，历时既久，殆无全篇”⁽¹²⁰⁾的情况，益以访求，去取精审，于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编定为二十五篇（卷）。以《明道先生行状》等八篇为《附录》一卷。学者可以“察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观其用”⁽¹²¹⁾。朱熹又“取诸集录，参伍相除”⁽¹²²⁾，得《程氏外书》十二篇（卷），于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编定。所谓《外书》，是指“特以取之之杂，或不能审其所自来”⁽¹²³⁾而言的。《程氏文集》十二卷，前四卷为程颢诗文集，后八卷是程颐诗文集。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赵师耕在重刻《文集》时说：“《二程先生文集》，宪使杨公已锓板三山学官。”后元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谭善心搜辑《遗文》一卷，附《文集》后。《程氏经说》宋刻本只七卷，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凡《系辞》一，《书》一，《诗》二，《春秋》一，《论语》一，《改定大学》一，皆伊川解经语也，其实兼载程颢的《改正大学》。以上四书宋时单独刊行，亦有合刊称《程氏四书》。明人刊《经说》时，并《诗解》二卷为一，别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八卷。《周易程氏传》四卷是程颐对《易经》的注释，不及《易传》。朱熹在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作《书伊川先生易传板本后》。《程氏粹言》是二程弟子杨时“变语录而文之”，改写订定。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张栻见其“卷次不分，编类不别，因离为十篇，篇标以目”⁽¹²⁴⁾，重新编次，定为二卷十篇。此两书宋元时亦单独刊行。

明清时，人们把二程六书，合刊为《二程全书》，明万历有徐必达刻本，清康熙有吕留良刻本，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有涂宗瀛刻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二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