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船山学——王夫之的气学思想

明末的社会发展和思维发展都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宗法社会没落，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和民族冲突空前尖锐，一个“天崩地裂不汝恤”⁽¹⁾的大变动时代就要开始了!这个时候，无论是社会冲突领域、还是思维冲突领域，都出现了一股巨大的潮流。一方面以李自成、张献忠等为主力的反对朱明王朝的冲突，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最终推翻了朱明王朝。接着我国境内的清贵族与汉族大官僚吴三桂等相勾结，乘机入关，打败李自成、张献忠等反明势力，残余势力转而反清，霎时间，反清的民族斗争又达高潮；另一方面，在社会冲突和民族斗争的急流里，官吏地主内部急剧分化出了政治反对派，前有“东林”，继有“复社”，他们面对“天崩地裂”之势，忧国忧民，议论政事，抨击时弊，提出了拯救危亡的各种方案。后又呼号抗清，成为反清运动的中坚。在抗清运动失败以后，他们或退居山林，或出走异国，或遁入空门，冷静地反思和检讨明亡的历史教训，从而掀起了批判性地总结宋明理学的高潮。这两股社会思潮，影响和支配着明末清初一个时期。

宋明理学发展到明清之际，进入了一个全面、系统地批判总结的阶段。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其为宋明理学的大反动时代，他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²⁾把整个“清代思潮”视为“理学”的反动，只是看到一个方面，其社会主流思潮，即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仍然是程朱理学。康熙特别推崇朱熹，经术取士，以宋儒所订《五经》、《四书》为准，以致社会和思想界非朱子之书不敢言，非朱子家礼不敢行。然其与欧洲“文艺复兴”相类，其根据似还不足。这不仅是由于中国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微弱，而且梁启超所谓的“启蒙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如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乃是在“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³⁾。以考据学去代替理学，以反求“古经”而唤起“求真”。似还是一种非近代因素，至少离“文艺复兴”的观念还有一段路程。王夫之思想虽具有一些早期启蒙思想的萌芽，但恐不是启蒙思想家。更贴切地说，他是一个出入于宋明理学，从而构筑了以张载为“正学”的气本论哲学形态，把中国古代哲学推向了又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