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知行辨

陈确之辨《大学》，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在纠正重知轻行的学风，他的宗旨是知行并进，知行不分先后。他在给张履祥的信中说：

且弟亦非恶言格致也，恶夫以格致为大学之始事也。谓格致自与学相终始，学无穷，则格致亦无穷，而奈何截为学之始事！截为学之始事，则知行分；知行分，则必有知无行，而究归于无知。此今日学者之流弊，已可见矣。(《答张考夫书》，《陈确集》第586页)

他的意思是，格物致知为知之事。以知为修养功夫之始，必以行为修养功夫之终，这样必导致知行割裂。知行应并进，应贯彻于学的始终。他非常赞赏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他尝说：

阳明子言“知行合一”，“知行无先后”，“知行并进”，真是宋儒顶门针子。(《答张考夫书》，《陈确集》第588页)

在他看来，《大学》错就错在重知轻行。陈确与张履祥辩知行先后，张履祥持程朱知先行后之说，认为“必先见得，然后行得”。而陈确认为，所谓先见得，必是行而后见得。至于未知之事物，尚须行而后知：“行到然后知到”，未有不行而知，未有空坐冥想而后知者。在这一点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可以纠治知先行后、知而不行等弊病，他说：

孔子本言性相近，孟子偏言性善；《中庸》己分知行，阳明子偏欲合知行；《大学》明言先后，阳明子偏言知行无先后。此岂徒驾为新论，以高出前人哉！皆不得已也。孟子道性善，为自暴自弃一辈而发。阳明子合知行，为知而不行者一辈而发。(《又答张考夫书》，《陈确集》第591页)

他还作诗一首阐明此意：“人谓行路须识路，我谓识路须行路。登路问路问即行，于家讲之终不明。于家讲之虽已明，起而行之仍如盲。知行本合今分之，阳明复生其如何。”(《行路歌》，《陈确集》第693页)陈确尊信阳明之学，他屡屡称道阳明知行合一之说，谓与孟子性善说同功。张履祥则据程朱派的观点，指责陈确深染王阳明及阳明弟子中浮诞狂傲之习，“前无往圣，后无来哲”。陈确对此则处之泰然，认为陆王之学并不是程朱派学者所贬斥的洪水猛兽。他声明，对于陆象山之学，非之者十之三四；对阳明之学，非之者十之一二。这并非挟门户之见，曲为回护。学者赞许王阳明知行并进之旨，而反对知行合一，正不知二者本质上是同一的：既赞成知行并进，就是反对知先行后；既反对知先行后，就是赞成知行合一。有些学者惩阳明弟子中的虚诞，因而连带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实际上，阳明弟子中的致良知与王阳明的致良知不同。王阳明致良知的本义，在良知能知过，致良知即改过。知过是知，改过是行。必实致其良知，在实行中改过。所以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

陈确关于知行的思想与王阳明有颇多相合之处。特别是他的即知即行、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之说，符合王阳明致良知教的精神，但与刘宗周差别较大。刘宗周重内，重诚意、慎独；陈确重外，重诚身、践履。事实上，陈确前后从刘宗周问学不足二月。后两次往谒皆时间甚短，且已在国变后，人心惶惑，无问学之意，亦不敢久留。第二次往谒返家后不久即闻刘宗周讣。刘宗周一生学问得力传人为其子刘汋及黄宗羲。而陈确与刘汋、黄宗羲论学宗旨不合。黄宗羲与陈确书径直指出：“大抵老兄不喜言未发，故与宋儒所言近于未发者，一切抹去，以为禅障。”并明告：“未发中和之体不可谓之禅，而老兄之一切从事为立脚者，反是佛家作用见性之旨也。”(《与陈乾初论学书》，《陈确集》第149页附)这里，黄宗羲是从刘宗周着重意字，着重未发，以统已发的立场出发，反对陈确重后天事为、重已发的观点，表明了黄宗羲与陈确学术趋向的差异。黄宗羲为陈确所作墓志共有四篇。初篇以未涉学术，愧对良友，故又重撰一篇。而后又有改本二篇。重撰中称陈确“于先师之学，十得四五”，引陈确论学语甚多。改本中称“于先师之学，十得二三”，引陈确语不多。最后改本篇幅更短，引录绝少(以上参见《南雷文定》)。从中可以看出，黄宗羲对陈确的学术宗旨越来越不满意，越来越认为与刘宗周不合。刘汋之不赞成《大学辨》，亦以其不重先天中和而重后天践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