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活动方式的历史特点
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活动作为人的运动是人之生存和发展的形式。“人在其现实的、人的存在中活动”,“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1)。当我们更为具体地考察人的存在方式即人的活动时,又不能不承认,人的活动在较为具体的层次上也有相对于活动内容的活动形式。活动形式是人的活动内容的结构和活动展开的程序。一定的活动内容可以采取多种活动形式来表现或实现。在纷繁多样的活动形式中,起某种主导作用的相对比较稳定的活动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活动方式。由于人的活动包括思想和行动两个相互联系的侧面,因而人的活动方式也是一定的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的统一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人类的生产方式时曾指出:“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2)这就是说,人类的生产方式不仅仅是个人肉体存在再生产的方式,而且是这些个人的活动方式或生活方式,是社会生活的再生产的方式。
由这些论述中可见,第一,人的活动方式是人类得以存在、延续和发展的起主导作用的活动形式。从本质上讲,人的活动方式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一致的、同一的。第二,人的活动方式是人之相对稳定的活动形式,并非飘忽不定的样态。这种确定性从上述引文中再三出现的“一定”的定语中看得十分清楚。当然,人的活动方式的主导性特征与稳定性特征又是统一的,也许这本来就是一个特点的两个侧面。因为,不论我们说“人的活动方式由于其主导性而具有稳定性”,或者说“人的活动方式由于其稳定性而具有主导性”,实际上都是能够成立的。这种看起来似乎模棱两可的判断所标示的互为因果的关系,恰好说明了人的活动方式的主导性和稳定性特征之一而二、二而一的性质。
对于人的活动方式可以作两种分类。一种是横向的、共时态的活动方式结构的分类。这种分类依赖于对人的活动本身的分类,是依据人的活动的内容所作的划分。在这里,人的活动的形式与内容直接同一,人的活动的结构规定人的活动方式的结构。可以根据活动主体的范围,划分为个人活动方式、群体活动方式、社会活动方式、人类活动方式;或者按照人的活动领域进行大致的划分,划分为物质活动方式和精神活动方式、实践活动方式和认识活动方式。还可以将人的活动领域再分解开,划分出人的活动方式的各个子系统,如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审美方式、管理方式,等等。所有这些分类,既有重叠又有交叉,于是进一步又会有更细的划分。
对于人的活动方式的另外一种分类,是纵向的、历时态的区分,即把活动方式作为人的活动的不同历史形式加以区别。与前述依据人活动的内容所作的分类相比较,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同一内容的活动来说,纵向的、历时态的活动方式的区分才是作为不同形式的人的存在方式的分类。此种活动方式分类,因其活动形式与内容的不直接同一而势必困难得多,没有现成的内容分类可资参照,只能凭借对特定活动进展的阶段性特点的具体分析来进行。
然而,对于人的活动方式进行分类的重要意义,也恰恰就在于此。毫无疑问,不应当否认与内容直接同一的形式分类对于考察人的活动方式的必要性。但是必须强调,只有进而达到与内容不直接同一的形式分类,才可能真正实现对于人的活动方式的具体把握。人的活动方式的具体性也就是它的历史性。
历史的人的活动方式即人的活动的历史方式。人的活动的历史特点决定了人的活动方式的历史特点。人类活动方式的历史性集中表现为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诚如美国哲学家C.W.莫里斯所言:“……人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建立各种不同的活动系统类型,而这些活动系统就是各种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是人类的创造活动,是他们建立起来的生活在一起的各种类型,并且将以预见不到的方式继续建立。”(3)
一定的社会文化必有一定的社会活动方式与之相对应,或者说是一定的社会活动方式形成一定的社会文化。人类文化的不同类型及其历史演变,不过是人类活动方式之不同类型与历史的演化。正像地层的沉积物无声地诉说着地质变迁的历史一样,人类世世代代文化层面的沉积是人类活动方式在悠悠岁月中更迭的历史缩影。人类文化的发展和变革,也就是人类活动方式的发展和变革。
文化本身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创造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文化的盛衰取决于人的创造力的强弱。创造是人的活动。人以自己的活动创造着文化,同时也创造着自己的活动方式,推动着人类活动方式的历史性变化。所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实质上是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化过程中的历史关系。它标志着人的传统活动方式向现代活动方式的历史性转变。在这种文化或活动方式的历史更迭中,传统文化、传统活动方式之积极的有生命力的内容和形式,将保留或融汇在新的现代文化、现代活动方式里,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独立延续下去。
人的活动方式具有历史性的特点,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那么,为什么人的活动方式会具有历史性的特点呢?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只能从对人的活动方式本身的分析着手。我们知道,人的活动方式是人的活动的稳定性的、主导性的形式,是在众多可能的形式中所作的相对优化的选择。在人的活动方式中凝结着活动的经验,并在人们中间交流和传播,进而形成群体的、社会的、人类的文化。
从文化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明显可见人的活动方式“发育”的线索:第一,内容丰富多变的人类活动不断产生着各种活动形式,人们评价和选择较优的活动形式,使之稳定化为占主导地位的活动方式;第二,个人的活动方式作为经验在空间中扩散给他人,在时间中传留给后人,逐渐成为普遍性的群体活动方式、社会活动方式乃至人类活动方式。最初人的活动形式的诞生地,是一眼永不干涸的清泉。尽管能够成为人的稳定的活动方式的活动形式也许不过百中之一,而能够成为群体的、社会的、人类的活动方式的活动形式更是少而又少,但这种不断涌流的源头肯定会造成愈益增多的活动方式。虽然人们时常会抛弃那些不再适用的或相形见绌的活动方式,可总的说来,人类的活动方式越来越丰富、多样和优化。
人类文化所具有的累积性,也即是人的活动方式的累积性。经过世世代代人的活动发现或创造的有益的活动方式,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无形的财富。它构成文化的现状而起作用,并作为文化的遗产而传给后人。人的活动方式的累积性,使得处于不同时代的人的活动方式既贯穿着某种连续性,又渐次呈现越来越显著的差别。换言之,人的活动方式的累积性造成其在时间推移中的连续性,造成这种连续状态的差别性和这种差别的有序性,从而显示出鲜明的历史性特征。
由此可见,正是人的活动方式本身的发展所带来的累积性,将人的活动方式构成进化的序列,因而整个序列成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每个阶段上特定的活动方式都具有历史性的特点。人的活动方式的历史性特点,主要还不在于其纵的比较上的差别性,而在于贯以时间之矢的这种差别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即表现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
莫里斯总结过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所提倡和遵循的13种生活方式。他对人类生活方式种类的概括多依据历史上的宗教和伦理主张,其中包括希腊阿波罗教、中国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希腊酒神教、伊斯兰教、伊壁鸠鲁哲学、斯多噶学派等。仅就一般的意义来说,上述生活方式的类型大体上也就是人的活动方式的类型。在人类历史上,这些活动方式曾经在不同时空范围内不同程度地支配过人们,有些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活动状态。莫里斯在研究中发现,被称为马特拉亚(maitreyan)方式的生活方式在现代人中最富于诱惑力。马特拉亚方式亦可译为“弥勒菩萨之道”(4)。弥勒菩萨被认为是将在未来出现取代释尊拯救众生的佛,是充满人类友爱精神的贤者,他象征着人们正在寻求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关于马特拉亚方式的特征,在莫里斯笔下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应当在不同时候用不同方法来从所有其它生活方式接受某些东西,而不单单归依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一个时候这一种生活方式比较合适;在另一个时候另一种生活方式最为合适。生活中所包含的享受、行动和思考三个方面是等量的。当随便哪一样变得极端的时候,我们就会丧失掉对我们生活说来是重要的某些东西。因此我们必须培养灵活性,容许我们本身的多样性,接受这种多样性所产生的紧张状态,在享受和活动中间为超脱找寻位置。生活的目标是在享受、行动和思考的活动整体中发见的,因而也是在各种生活方式的活动的相互作用中发见的。人在创建生活的时候应当利用所有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单单利用一种。”(5)
同人类的其他活动方式相比,这种马特拉亚方式显然带有综合的性质,它集思想、行动和享受于一身,是一种具有多样性、灵活性和相应的紧张感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下的目标指向是多方面的,要在多样性的活动中实现协调统一及活动的有效性,必须有较高的灵活性和一定的紧张度。人们对于自己活动的多样性的要求,也就是一种全面性的、普遍性的要求,这是与人本身发展的全面性和普遍性的增长相一致的,是在人和人的活动的历史发展中得以产生和强化的要求。
所谓马特拉亚方式在以往的历史上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在今天的现实中也是难以普遍做到的,但却是人们所向往的有可能在未来实现的生活或活动方式。正是在现代社会里,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使得这种生活或活动方式能够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明确提出来,并且日益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现实性。人的活动方式的历史性质,由此亦可见其一斑。
人的活动方式的历史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人的活动效率的历史特点。人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活动,相应地就有怎样的活动效率。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是以生产方式为主要标志划分的。这些历史时期的区别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区别,从总体上看也是不同的活动方式的差异,同时表现出不同的活动效率的差别。
大体说来,在人类早期的社会状态里,人们的思想、行动和享受处于原始的统一之中。近代一些思想家曾尽情地赞美过原始人类自然状态下的和谐生活,似乎只有这种活动方式才能避免后来的各种社会灾难。然而我们知道,这种思想、行动和享受的原始统一,其实是一种低水平的统一。低水平的活动的多样性、灵活性和紧张度构成的活动方式,只能实现极低的活动效率。在这种状态下生活的人们,无论怎样质朴、善良,也还是属于野蛮人之列。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对人的奴役和剥削不断变换形式,人类活动中的思想、行动和享受逐渐分化乃至分裂开来。思想者不肯行动,行动者不许思想;享受者不必行动,行动者不能享受。由于阶级矛盾和各种纷争引起的激烈冲突,使人类经历了绵延数千年的艰难历程。这种活动方式使人的特定活动的效率因专门化而得到提高,但却是以人的片面的、畸形的发展为代价的。
现代社会出现了使人的思想、行动和享受在新的基础上再度统一起来的趋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实现了人的思想与行动、思想与享受、行动与享受的结合,可是从整体上看,在思想、行动和享受之间的分裂依然严重存在。在这种状态下,人的活动效率有所提高,然而又不尽如人意。如果未来社会能够使人的思想、行动和享受在更高的水平上真正统一起来,达到所谓马特拉亚方式的目标,那么,高水平的活动的多样性、灵活性和紧张度构成的活动方式,从理论上说是应当与较高的活动效率相联系的。没有较高的活动效率,所谓马特拉亚式的活动方式就会流于空想,成为“烟涛微茫信难求”(6)的乌托邦。
肯定人的活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效率的历史性,意味着承认人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率是在历史过程中存在的,又是在历史过程中发展的。人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率的历史性,是相对的稳定性和绝对的变动性的统一。正因为它是相对稳定的,具有适合特定的内容的确定的形式,以及与外部自然界和周围社会条件的确定的关系,所以才是历史的。同样,也正因为它是绝对变动的,在变动中形成不同于以往的形态和性质,形成与外部自然界和周围社会条件不同于以往的现实关系,所以才成为历史的。因此,可以将这种历史性分解为人的活动方式和效率的稳定性与变动性两个侧面予以考察,从而进一步探讨人的活动方式与活动效率的相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