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的活动效率的周期性

试想，如果能够采取一定的方法，追踪和描述某个连续的足够长的活动过程效率变化的轨迹；那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对此，当然可以用参与活动的各种因素的不稳定，及其相互关系的多变来解释。但这种描述和解释完全是一般性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独到之处，因为它对于其他任何事物变化的过程都可能是适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基础上对人活动效率的曲线加以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人的活动效率的变化似乎存在着一种周期性，效率曲线仿佛在围绕着某个中轴线上下波动。活动效率这种周期性的波动，是人的活动状态变化的节律，体现着人的活动效率的某种规律性。

探究人的活动效率的周期性的原委，不能不着眼于制约人的活动效率的诸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处于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的事物，其运动的节律通常是由内部作用的节律与外部作用的节律“共振”的结果。事物在现实世界的普遍相互作用中会发生某种同构效应，即被作用的事物的变化在其结构上有逐渐类似作用者结构特征的趋向。这种同构效应不仅包括事物实体结构变化上的倾向，而且也包括事物运动节律变化上的倾向。

其实，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运动的节律也是事物的一种结构，只不过不是静态存在的横向结构，而是动态变化的纵向结构。前者是需要在事物的空间关系中把握的结构，而后者则是需要在事物的时间关系中把握的结构。正像一幅气势宏大的绘画作品具有明显的空间结构一样，一首荡气回肠的乐曲也具有清晰的时间结构。在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如戏剧、电影之中，横向的空间结构和纵向的时间结构结合在一起，因而更能够真实地再现实际生活的整体结构。实际事物的结构是相对静态的横向空间结构与绝对动态的纵向时间结构统一的整体。事物在横向的空间结构中的相互作用，必然在其纵向的时间结构的变化中显示出来。

人的活动效率变化的节律或周期，显然与人活动的外部环境即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化的节律或周期有关。更进一层说，则与活动的直接参与因素变化的节律或周期有关，其中最主要的是与活动主体即人本身的生理和心理过程的节律或周期有关。外部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的某些周期性变化对人的影响错综复杂，仅仅用某一种因素的变化来解释人的活动的变化，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它毕竟是参与作用的因素。尤其是当自然界和社会的某些事物作为活动的要素参与进来时，这些客观事物的运动周期或节律就会给予人的活动效率比较直接的影响。而所有这些外来的节律，最终还是要通过人本身的内在节律，以一种协动的结果表现为人的活动效率的波动。

生物节律学的研究表明，周期性的、有规律的重复变化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特点。人的活动机能的周期性可以看作是机体对外部和内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反应，这些因素的变化引起生理和心理过程节律的波动。例如，与昼夜交替的自然节律相适应，人具有昼夜循环的生物节律，这种节律的变动取决于觉醒和睡眠状态中各种官能系统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由于这种生物节律的变化，人在一昼夜内工作能力有上升也有下降，形成两次高潮和低潮。生物节律的差别还表现在不同类型的人们之间。被称为“百灵鸟”类型的人、“夜猫子”类型的人和昼夜差异不显著的“无节律者”，在一天内的不同时间里，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有明显的不同。还有一些研究指出，在人的神经系统的活动中存在着相位变化，一个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一个半小时。⁽²³⁾另外，也有人认为，由于人体的主要成分是水，正像地球作为“水行星”因受月球引力周期性变化的影响而发生潮汐的涨落一样，人也因此而有一个月左右的微妙的生理及心理变化的周期。上述研究结果，虽然有的还不够十分准确，有的还缺少足够的证明，甚至还带有一些猜想的性质；但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存在着周期性变化的节律，并因之而影响人的活动效率，这个一般性的结论当属确定无疑。

众所周知，学习活动在人的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这种活动从人生之初即已开始，直到参加正式的社会工作，其间有一段相当长的学习时期。随着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人的学习时期正在逐渐延长。即使集中的学习时期结束了，人的学习活动仍以各种方式继续着。人的学习效率明显受到自己的生理和心理活动节律的制约。西方一些学者关于学习理论的研究表明，学习效果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加而有所变化，据此而画出的曲线被称为“学习曲线”。在一般情况下，这条曲线呈有规律的状态。

从这一曲线来看，人的学习活动进行到一定时期，需要有一段休息，排除学习的生理的和心理的障碍。这样，学习的效果可以得到自然的恢复，继续上升，然后进入所谓“学习高原”。在这个“高原”上，学习活动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停滞不前；针对具体原因采取适当的措施，有希望把学习活动推向更高阶段。尔后学习活动发展到一定限度，就不再发展了。“学习曲线”的这一段被称为“渐近线”，表明已达到学习的目的，或者已接近学习活动的极限。⁽²⁴⁾

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前边讲过的人活动效率的边际和转移，同时也以其一波三折反复进行的过程显示出节律变化的周期性。人的学习效率确实随着学习活动的曲线波动，并在过程的周而复始中可见其效率变化的某种节律。了解学习活动效率变化的这种规律性，自觉地、适当地安排和组织学习活动，有利于减少学习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使学习活动卓有成效而又丰富多彩。在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有关学习节律和学习效率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得到应有的重视。

有趣的是，当人们结束学习时期，进入社会活动领域，参与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活动时，原先的“学习曲线”竟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跟随人到新的活动领域里，摇身一变，俨然又成了人们的“工作曲线”。我们在各种连续进行的工作中，几乎到处都能感觉到活动效率变化的这种周期性波动，而人们的工作制度、活动组织和时间安排也越来越接近“工作曲线”的节律，这恐怕也不能仅仅看作是偶尔的巧合。

人的学习和工作固然是两种不同的活动，但各自作为特殊活动其中不能不包括某种共通的普遍性的成分。事情很可能是这样：在对学习活动的特殊规律的探索中，触及了人的活动的普遍规律。“学习曲线”的描述，包含着受人的生理和心理节律制约的一般活动周期性的内容。这种一般性的内容，在与学习活动不同的特殊的工作活动中同样存在。

不论人的学习、工作抑或其他活动，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然而又有支配这一切活动的一般活动规律蕴含其中。人的活动效率变化周期律，即属于活动的一般规律之列。人在活动中既要遵循这种一般活动规律，又要进一步更具体地遵循作为一般活动规律之特殊表现的特殊活动规律。只有这样，人才能在特定的活动中得心应手，在活动节律波动的适当时机努力造成高效率。同时也要避免在不适当的时机无谓地耗费精力，以致越是想躲开低效率，偏偏越是陷于低效率。

以上所讲的并非人的活动效率周期的全貌，顶多不过是涉及了其中最明显的一部分而已。人的活动效率升降的周期有短有长，我们还是从较短的周期说起，然后再说稍长的和更长的周期。

前面曾经提到，人的神经系统活动状态的变化有大约一个半小时的周期，一般来说，这实际上也是人精力集中地连续从事某一活动的周期。超过这个限度，人的活动效率就会明显地下降。中国古代把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合现在的两小时。两小时的活动，如果去掉开头的导入和结尾的收场，其间恰好是一个半小时左右。时间节奏的划分与人的活动节奏之间的这种契合，或许不完全是偶然的。人类对时间单位的确定包含着主体尺度的作用，即是说，时间的计量首先要方便主体的活动，因而有某个时间单位与人的活动的基本周期相吻合，就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古代这种以时辰计的活动周期，长于神经系统活动状态变化的一个半小时周期，给在相邻的两个活动过程之间余下半小时的间歇，用于活动之间的转换，这在古代人那种生活节奏下是正常的。但在近现代人那里，古代那种生活节奏完全被看作是不能容忍的浪费。他们以小时为基本时间单位，短于一个半小时神经活动状态变化的周期，也许正是反映了人们压缩完成一个活动过程所用时间的愿望。

在这种节奏下，一些原本应在一个半小时里完成的活动，现在要缩短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完成；原先慢慢腾腾一个时辰做的事，现在一个小时就可能做完，活动效率整整提高一倍。为此，人的神经系统在工作时，也不得不比正常情况下处于更紧张的状态。从古代的时辰周期到近现代的小时周期，表明人的活动节奏普遍加快了，但它并未改变人的神经系统活动相位变化的一个半小时的自然周期。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有许多活动是以两个小时为基本单位的。这说明，通常完整地实现一个活动过程，并保持较好效率状态的时间划分，仍然是以人的神经系统活动的自然周期为依据的。

再长一些的是日周期，这也是最常见的活动节律波动。它实际上包括两次高潮和低潮，因而可以看作是由两个半日周期即昼周期和夜周期组成。在人们实行和习惯于周作息制度以后，逐渐形成了活动节律的周周期，每周内人的活动效率表现出有升有降的规律性变化。月周期不仅仅对于成年女子是存在的，其实每个人都或隐或显地有某种体力、智力及情绪的一个月左右的变化周期。这些周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活动状态，造成相应时间范围内活动效率的波动。

一年显然是一个周期，但半年也有某种周期性，特别是在四季区分比较明显的温带地区。在这类地区的气候条件下，春与秋两季为最佳季节，总的说来是活动效率的高峰期，及至酷暑和寒冬则降到最低点。所以，人在一年中大体有两次活动效率变化的周期。如果按照日周期与半日周期的关系处理，也不妨将两个半年周期看作是一个年周期的两个组成部分。

较长的周期，如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对社会生产和服务活动效率的周期性影响，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对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活动效率的影响，受设备、技术更新周期制约的人的活动效率的波动，“生产——技术——科学——技术——生产”的转化周期对社会生产效率的影响，教育和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变化节律与人的活动效率的社会水平的相关性，等等，往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看清楚。

就每个人而言，整个一生是一个长周期。尽管任何人都不能把这个周期重复一次，但这种周期性却在一代一代人活动效率节律的变化中明晰地显示出来。至于由更长久、更复杂的自然和社会因素所造成的人的活动效率波动的更长的周期，则表现为国家、地区、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盛衰，通常要以世纪为单位来加以计量。对这类长周期的研究必须有大尺度时空跨度的知识和思维，无疑非常之难，但也因此而引起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未来学家以及关心人类命运的其他学者极大的兴趣。

总之，由于人的活动内容、范围的不同和活动的参与及制约因素的变化，人的活动效率的变化呈现为由短到长众多的波动周期。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了解人的活动效率变化的节律、趋向，对于合理地组织人的活动，保持或争取较好的活动效率状态，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也不应发生误解，以为活动效率的周期是外在于人的某种先定的和谐，是冥冥中的神秘力量为人的活动事先画下的一串串圆圈。人的活动所遵循的不是纯然外在的某种规定性，而是人的活动本身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不过是活动的主体、中介、客体等内外部参与和制约因素之稳定的、必然的联系。

我们说人的活动效率的周期性可以用一条波动的曲线表示，如果这条曲线意味着某种普遍性，那么，实际的个别活动的效率决不会严格按照这条标准曲线行进。它可能只是以这条曲线为中轴上下波动的若干条特殊曲线之一。所以，虽然各种参与和制约因素共同规定了活动效率的基本状态和可能性，但真正决定人活动效率的现实状况的毕竟还是人本身，是人的自觉能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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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334页。

(2) ［美］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2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 参见［美］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26～3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33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5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孙冶方：《孙冶方选集》，73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8) ［美］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81页。

(9) 同上书，8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9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1)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5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2) ［美］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3) ［美］拉蒙特：《作为哲学的人道主义》，101页。

(14) 参见［英］布莱克默：《马赫的科学哲学》，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5（4）。

(15) ［美］阿瑞提：《创造的秘密》，508～50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6) 国家计委经济所世界经济协作组编：《美国维斯汀豪斯电器公司董事长谈“提高劳动生产率”》，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12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605页。

(18) ［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9) ［美］贝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6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612页。

(21) ［美］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2) 陆游：《游山西村》。

(23) 参见［苏］兹马诺夫斯基：《生物节律学在教育方面的应用》，载《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4（9）。

(24) 参见杨锡山：《西方组织行为学》，67～68页，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