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渊源

方以智是个有着强烈的实证倾向的哲学家，他与以心性为学说中心的理学家很不同，与继承传统气本论、有鲜明的实学色彩的王廷相也不同。他的思想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甲申(1644)国变前以研究各种具体知识特别是自然知识为主，在具体知识中概括出、抽引出哲学道理。下学上达兼致，质测通几并举。国变后经过颠沛流离的生活，特别是晚年出家之后，则倾全力于哲学研究。

方以智早年的学术旨趣很大程度上得于家学。他的曾祖父方学渐曾师事耿定向之弟耿定理，为学崇实，其著作《庸言》即以“崇实”为篇名，其中说：“凡有始者，必有所为始始也者，故虚之不能不实，造化之不能不实而虚也。”注重考究事物的实际根据。这一点与方以智后来特别注重对事物之所以然的研究很有关系。方以智晚年的重要著作《东西均》就以“所以”为篇名。祖父方大镇著有《易意》，象数义理兼取，而归结于道德义理的阐发。父亲方孔炤于易学尤精，著有《周易时论》，特别注重象数，注重掘发《周易》中包含的一般哲学理论。方孔炤以太极为《周易》的最高范畴，同时以太极为宇宙本原。太极表现为有极与无极，有极即有形的万物，无极即未始有形而只有抽象之理时。太极贯有极无极，它自身不落有无。方孔炤的思想充满思辨色彩，不为具体物理所限。方以智晚年对《周易时论》原稿加以编排整理，在各章节中加了按语和解说，名《周易时论合编》并为全书作跋。

方以智在哲学方面主要受家传易学的影响，他的博物学则受惠于王宣。王宣(号虚舟)是方孔炤为方以智选定的老师，亦擅长易学，常与方氏诸人研讨易理，亦精物理，著有《物理所》。方以智曾说：“智年十七八即闻先生绪论，旷观千世，间引人闻道，深者征之象数，其所杂著多言物理。是时先生七十，益深于河洛，扬(雄)京(房)关(朗)邵(雍)无能出其宗者。”(《虚舟先生传》，《浮山集·文集后编》)方以智自言他的《物理小识》即因《物理所》而增广之。方以智的实证思维方法多得自王宣。

方以智对明代后期耶稣会士传入的西学也甚为喜好，他读过数十种传教士写的或译的西学书，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地理、医学、机械、水利等方面。他不喜好关于天主教义的书籍。这使他喜好博物、喜好研究物理的倾向得到充分发展，但也使他同中国典籍相比，得出“泰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的看法。

方以智的外祖父吴应宾(字观我，号宗一)对他也有较大影响。吴应宾精于佛学，以佛理解儒道经典，主张三教合一。著有《宗一圣论》，主“中理旁通，宗一三圆”。认为儒释道三教为同一精神的不同表现，故自号宗一。吴应宾的“三教合一”和“宗一三圆”对方以智有较大影响。

综合起来，方以智的思想最主要的是三个方面，一是思辨哲学，受家传易学的影响；一是博物之学，受其师王宣影响；一是三教会通，受吴应宾影响。这三个方面在方以智青年时即植根。他早年为一贵公子，怒马轻裘，诗酒自娱，雅好博物。明清鼎革后，踉跄乱离中，对人生世事感悟渐深，这时以纯哲学的兴趣为多，但仍不忘情博物之学。出家之后广读佛书，以佛学统贯早年所得，烹炮于一鼎，三教义理，熔铸为一。从方以智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时代影响和学术基础怎样互相作用，结出特定时代的思想果实。

在中国典籍中，对方以智影响最大的是《周易》和《庄子》。理学宗主朱熹的思辨倾向和实证精神二者的结合，宋易中象数学宗主邵雍的太极演化为万有、万有既有象的表现又有数的规定的思想，对方以智也有一定影响。在佛家典籍中，天台宗的一心三观、三谛圆融，华严宗的一多相融最后归于一心诸说，对方以智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方以智不喜性理之学，《论语》、《孟子》这些对理学家影响极大的书，在方以智这里不占特别重要的位置。当然他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不可能不受当时笼罩一切的理学道德信条的影响，但就构成他思想的主要因素说，易学、庄子、佛教最为重要。代表他晚年思想归趣和思辨水平的最重要的著作《东西均》，其思想架构的广大浑全，其行文的恢诡谲怪及随说随扫不执一法，都显示出所受庄子和佛学的影响。他一生都在实践着他早年就确定了的“坐集千古之智而折衷于其间”，将各种知识烹炮于一炉的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