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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六、重新理解历史必然性
自维科创立历史哲学以来，历史必然性问题一直是西方历史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至今仍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争论的焦点。全面而科学地解决历史必然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人类思想史的巨大贡献。然而，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在当代却受到种种的曲解、非难和挑战。这里，我们拟就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及其演变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我们对历史必然性的研究。
1.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确立
在人类思想史上，率先探讨历史必然性的，是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在其历史哲学的开山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中，维科着重考察了民族的“共同性”，即历史必然性，并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1)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2)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各民族的历史都必然经历神权、英雄和人权三个阶段。在维科之前，神学历史观占据统治地位，人们确信“人的历史是神定的一种秩序”。维科把人类历史的中心从神移向人类本身，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肯定历史必然性的存在，这是维科历史哲学的独特之处，也是其对人类思想史的贡献。然而，当维科宣布“人类创造历史”时，他同时又提出“上帝创造自然”。这就以一种新的形式制造了自然和历史对立的神话，并开启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立的先河。
圣西门、傅立叶把历史必然性观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首先，历史发展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傅立叶断言：“社会的各个时期是服从于一般成长的规律的。”注390圣西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开化期、奴隶制度、神学—封建制度、“新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未来“实业制度”，并认为这五种社会的产生都是必然的。傅立叶则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代，即蒙昧时代、宗法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和未来的“傅立叶”时代，并认为，这五种社会的产生都具有必然性，是“经济上命定”的。
其次，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必然性。按照傅立叶的观点，人的内在情欲和外在的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的必然性，“社会的变革依生活的和经济的行为为转移”注391。圣西门则把历史分为现象和本质两个形态，并认为前者受制于后者。政权的更迭只是历史的表面现象，是形式，历史的本质是财产的分配和经济的安排。
可以看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已经向着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必然性的方向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而且它还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当然，从总体上看，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历史观，它按照自然必然性的特点去理解历史必然性，并没有真正理解历史必然性。圣西门把自己的历史观称为“社会物理学”。傅立叶断言：历史规律“在各个方面都符合由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注392。
牛顿经典力学的成功，构成了18—19世纪初历史哲学变革的一般理论背景，并为众多的法国思想家所接受。它造成了一种强烈的科学主义情绪，刺激着圣西门和傅立叶企图把历史理论变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并按照自然必然性的特征去理解历史必然性。如果说维科是人本主义历史哲学的奠基者，那么，圣西门、傅立叶则是科学主义历史哲学的开拓者。孔德的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正是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历史哲学的解体中产生的。
“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注393。同时，由于意识到自然与历史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区别，黑格尔提出了一种解释历史必然性的独特方式。
第一，历史必然性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体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从希腊到日耳曼的不可逆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四个时期，即东方国家、希腊国家、罗马国家和日耳曼国家分别在自己的历史中体现着历史必然性的特殊原则。
第二，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绝对理性和人的活动“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注394。在黑格尔看来，没有人的活动，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成功。但他同时又认为，历史必然性又是先于历史而预成的“绝对计划”，人只是实现这种超历史“计划”的“活的工具”。
第三，历史必然性有“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目的”，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的内在联系。因此，历史必然性是在历时性的单线过程中表现其决定作用的。它君临一个民族的机会只有一次，在它的轨迹之外或在已经经历过它的一定原则的民族那里，就没有历史了。这就是说，历史必然性只有合目的性、历时性或单线性的特征，而不具备重复性和常规性。由于历史必然性不具备重复性、常规性的特征，而且它是在无数人追求自己特殊目的非精确限定的条件下显示其存在的，因而无法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把握。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哲学的思辨才能透过历史表面的喧嚣去领悟历史的本质，把握历史的必然性。
黑格尔把维科以后的历史必然性观念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可以说，在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观念中，卓越与贻害是双生子。
一方面，黑格尔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历史必然性，“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注395。作为“伟大的世界哲学”和“宏伟的”、“划时代的历史观”，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独占统治地位，“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人”。黑格尔开创了历史哲学史上“绝对理性”的时代，从而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历史必然性的权威。
另一方面，黑格尔又把历史必然性归结于超历史的“绝对计划”、“绝对理性”，犯了一种从历史的外面把必然性输入历史的错误。黑格尔历史必然性观念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历史与人的分离，他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实际上彻底剥夺了历史属于人的性质。剥去黑格尔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神秘外衣，从历史的真正主体——人的活动中去揭示历史必然性，这是历史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绝对命令”。
2.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及其特征
在历史必然性观念上实现革命变革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即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不同于自然，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盲目作用的结果，“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注396。但是，历史又离不开自然，社会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关系的统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397。离开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只能建立在虚无之上；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只能走向唯心史观。
在马克思看来，把历史与自然区别开来同时又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物质实践，即劳动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又必然要结成一定的关系并互换其活动；同时，劳动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头脑中作为目的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这就是说，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三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意识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总和又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关系。
可以说，实践以浓缩的形式包含着全部社会关系，它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和整个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因而构成了历史的本质。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所以，马克思指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像的主体的想像的活动。”注398正是以此为前提，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科学的历史必然性观念。
唯物史观首先把历史必然性归结于物质实践过程，认为历史必然性不但实现于人的活动中，而且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如前所述，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三种转换，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人与人之间活动的互换以及物质和观念的转换。前一种转换是人的活动和自然运动共同具有的，后两种转换仅仅为人的实践活动所具有。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形成“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
实践活动包括物质的转换，表明人的活动也必须遵循物质运动的共同规律；其特殊的人与人活动的互换和物质与观念的转换又体现出新的、为其他自然物体所不具有的特殊运动规律，这就是体现主体活动的特点，包括物质运动在内的人的实践活动规律。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实际上就是社会运动的规律，即历史必然性。
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历史必然性就形成并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这里，我们碰到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命题。在唯物史观看来，这绝不意味着人们在从事某种历史活动之前有一个现成的历史必然性或规律可供认识，相反，“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注399。这是因为：
第一，不存在任何一种预成的、纯粹的、永恒不变的历史必然性或规律，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必然性都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形态中；当这种特定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形态结束时，这种特定的历史必然性也就不复存在。
第二，以往的历史传统和既定的历史条件为新一代的历史活动提供了前提，并决定了新一代的历史活动的大概方向；但这些历史条件又在新一代的历史活动中不断被改变，正是在这种改变以往条件的活动过程中，决定着新一代命运的新的历史必然性才形成。
第三，只有当某种历史活动和社会关系达到充分发展、充分展示时，某种历史必然性才能真正全面地形成；只是在此时，人们才能理解、把握这种历史必然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从后思索”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历史的一般规律，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这些抽象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按照唯物史观，历史必然性具有总体性。从根本上说，历史必然性就是经济运动对人类历史行程的根本制约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历史运行的大概趋势，构成了历史运动的“中轴线”。但是，我们又不能把历史必然性等同于经济必然性。在整个历史中，没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起源不能用经济必然性来说明；同时，没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为一定的政治状况和意识形态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历史的演变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在一种经济的平面上进行的。经济必然性既不可能脱离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成为独立的实体，也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而纯粹地发生作用。经济必然性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历史性，以经济必然性为基础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具有总体性，即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按照唯物史观，历史必然性同样具有重复性、常规性，即在一定条件下，某种历史必然性会反复发生作用，成为一种常规现象。以此为前提，马克思制定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那里，可以产生相同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分析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式，把握历史必然性及其重复性、常规性，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只能用抽象力来代替。同时，由于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人对自然的关系，唯物史观不但发现了历史必然性的重复性、常规性及其秘密，而且能够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注400指明社会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变革。“重复性”、“常规性”和“精确性”概念的出现，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
承认历史必然性也就是历史决定论，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辩证的决定论，它确认人是历史的主体，承认经济必然性也会在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的反作用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并且认为历史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才能实现。“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注401历史必然性只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趋势只有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才能实现；但历史必然性本身又不能自由地选择这些条件，它遇到什么条件只能是一种“机遇”或“遭遇”，即偶然性。所以，确定的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非确定的偶然性才能实现出来。偶然性因此成为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形式并使同一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带上了不同特征的烙印。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一般都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混同于机械决定论，然后大加讨伐。这一方面说明他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同机械决定论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这又不是误认风车为妖魔的堂吉诃德式的战斗，而是实实在在的两种历史观，即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立。
3.否定历史必然性观念的泛起及其原因
从维科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可以说是历史必然性观念凯歌行进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思想家确认历史必然性的存在。然而，从19世纪晚期开始，许多思想家又开始怀疑、否定并抛弃了历史必然性观念。如果说历史必然性观念在近代西方历史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否定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则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的主导思潮。造成这种认识逆转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反叛。如前所述，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观念是卓越的，它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黑格尔却把一切都理性化了，理性成了一种新的迷信。为了证实自己的理性主义历史观，黑格尔常常不惜对历史施以粗暴的剪裁和歪曲，并把历史学降到了哲学婢女的地位。对于历史学来说，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观念扮演的是一种专断的角色。这种非分的要求和蛮横的做法激起史学家的强烈不满和本能反抗。反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成为19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
其次，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按照孔德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只能叙述事实，而不能说明事实。“探索那些所谓始因或目的因，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绝对办不到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注402；所谓必然性不过是经验中或感觉之间某种“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孔德的实证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被当时的史学家、哲学家看作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解毒剂”。正是在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下，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历史学走上了实证主义的道路，成为“实证主义史学”。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对确定新的事实非常热衷，而对发现规律却很少问津”注403。
最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恐惧。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在对现存社会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其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社会必然灭亡的理解。“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方式。在唯物史观看来，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即历史必然性。这一科学的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确立犹如给资本主义社会下达了死亡通知书。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战栗了，他们从承认历史必然性转向否定历史必然性。
从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确立到反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盛行，这一转变在西方历史哲学中大体经历了三个环节：
一是兰克的历史客观主义。兰克历史客观主义的宗旨就是“秉笔直书”，即只描述历史是这样而不探究历史为何是这样。兰克是一个转折点。兰克之前的历史理论以探求历史必然性为重心，兰克之后的历史理论则以描述历史现象为己任。
二是狄尔泰的历史理解理论。在狄尔泰看来，历史是已经逝去的东西，无法用客观主义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研究和把握，历史科学唯一可行的方法只能是“体验”、“理解”，不存在客观历史及其必然性，至少是不能认识客观历史及其必然性。狄尔泰的历史理解理论犹如安放在传统史学中的“特洛伊木马”，从内部、从根本上摧毁了历史客观主义，并孕育了新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
三是克罗齐的历史主观主义。克罗齐是通过对历史知识、历史资料的分析来否定历史必然性的。在克罗齐看来，历史知识、历史资料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每一代人总是从自己时代的需要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研究过去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当代意识和需要介入到历史事件中，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既然不存在客观历史，那么，探求历史必然性也就成了无意义的废话。克罗齐的这一观点对西方历史哲学以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否定历史必然性的观念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导思潮，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病”。
4.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必然性的否定及其失误
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是从三个方面否定历史必然性的：
第一，以历史事件的单一性否定历史必然性。
按照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见解，只有反复出现的东西才能形成必然性或规律性，在自然界中，相同的事件反复出现，因而存在着必然性；在历史中，一切都是“单纯的一次性东西”，历史事件都是个别的、不重复的，因而不存在历史必然性。文德尔班指出：“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注404李凯尔特断言：“ ‘历史规律’这个概念是用语的矛盾。”注405
历史不同于自然，历史事件的确都是独一无二的，法国大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西安事变等都是非重复性的存在。但由此否定历史必然性却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戊戌变法是“一”，但改良、改革作为历史现象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见，是“多”；法国大革命是“一”，但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历史现象在近、现代历史上却重复可见，是“多”；等等。这表明，要把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必然性三个概念加以区分。历史事件是“一”，历史现象是“多”，在这“多”的背后存在着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会重复起作用的历史必然性。
历史必然性是历史的深层结构，隐藏在历史事件单一性的后面；而自然事件的差异性却深藏在其相似性的后面。在观察自然时，应从事件的相似中看到相异；在研究历史时，应从事件的相异中看到相同，从事件的单一性中透视出必然性。这样，才能走向历史的深处。而现代西方哲学却恰恰停留在历史的表层结构，并且混淆了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的区别。
历史必然性的重复性不等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其中的偶然性使历史事件各具特色，不可重复，必然性重复的只是同类历史事件中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重复其中的偶然因素。因此，历史必然性的重复性正是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中体现出来的。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体现的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实际上，任何事件，包括自然事件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在严格的意义上说，自然事件也是不可重复的。自然必然性也是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自然事件中体现出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夸大了自然事件与历史事件的差异，并把历史必然性的重复性等同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当他们用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性来否定历史必然性时，恰恰说明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不理解可重复的历史必然性和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以历史选择性否定历史必然性。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否定历史必然性的又一论据就是，人的历史活动具有选择性，不同的民族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从而使历史发展具有多线性，因而不存在历史必然性。在萨特看来，“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可能的”，关键在于人的自由选择。胡克认为，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人们不断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表现的并不是客观必然性而是人的自由，“是他自己本质的一个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表现”注406。
选择是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当一个民族的历史处在一个转折点时，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往往显示出多种可能的途径；在这多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能够成为现实，则取决于这个民族的自觉选择及其内部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但是，由此把历史选择性同历史必然性对立起来，以前者的存在否定后者的存在却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历史选择的前提——“可能性空间”的形成具有必然性。历史选择的对象只能存在于既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一定的“可能性空间”的形成是人们历史选择的前提；而一定的“可能性空间”的形成却是由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的状况从根本上决定着“可能性空间”的状况。人们在原始社会不可能选择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人们能够自由选择，那么，西方为什么曾经选择一个“黑暗的中世纪”？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都走过专制主义道路这一事实说明人们的历史选择是有既定前提并受历史必然性制约的。
同时，历史选择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历史选择可以使一个民族超越某种社会形态，以“跳跃”的发展形式进入到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从而使历史发展呈现出多样性。但是，这种选择性、多样性并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总进程及其一元性——经济必然性。从人类总体历史来看，“五种社会形态”的确是依次更替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没有也不可能早于封建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没有也不可能先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前者的产生正是后者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方某些较为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通过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对东方社会冲突、影响和渗透的必然结果。
第三，以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否定历史必然性。
以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来否定历史必然性，这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在克罗齐的历史哲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按照克罗齐的观点，只有现实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人们又总是根据当代意识去认识、评价历史的，因此，“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克罗齐由此认为，这种“当代性”使得人们只能知道与现实生活有关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那种‘下余的’历史是关于‘物自体’的永恒幻想，它既不是‘物’，也不是‘自体’，它只是我们的行动与知识的无限性的想象的具体化而已”注407；在打上了“当代性”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中去寻找“普遍史”，“永远不会成功”，历史“无任何规律可循”，必须抛弃历史必然性观念。
克罗齐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人们认识历史的特殊性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合理之处就在于，它揭示了历史认识总是从现在出发，由后向前追溯的逆向过程。如前所述，马克思也认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从事后开始，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但克罗齐毕竟走得太远了，他把一切都相对化、主观化了，以至否定了客观历史及其必然性。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克罗齐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割裂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系统是过程的集合，历史往往平铺在一个社会截面上。这就是说，历史虽属过去，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个浓缩或萎缩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现实社会是历史的延续、缩影，因而提供了认识历史的钥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注408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现实的社会形式“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时，才能对过去的社会形式“作客观的理解”，否则只能“作片面的理解”。
从时间上说，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先于克罗齐的“从当代出发思索法”而产生；从逻辑上看，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高出克罗齐一筹的地方就在于，它借助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揭示了现实与历史的内在联系，既说明了从现实出发认识历史的可能性，又指出了达到“客观理解”历史的必要条件——现实社会“进行自我批判”。
第二，割裂了有限和无限的关系。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必然性就可以在无限的事物中发挥作用，重复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说，必然性的确是无限的形式。但必然性的这种无限性却不需要它现实地在无限多的事件中得到证明，在一定的有限事件中证明了必然性也就是在无限的同类事件中证明了必然性的存在及其重复有效性。要求从无限的历史事件去验证历史必然性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要求。它表明，克罗齐割裂了有限和无限的内在联系，重归黑格尔早已批判过的“恶无限”观念，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终点。
对历史必然性的否定，使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陷入泥潭并在其中辗转，无法自拔。这种理论失误从反面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观念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回到马克思，并在现代实践和科学的基础上深化、重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观念，这才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真正出路。
(杨 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