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世、生平和著作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⁵⁾）。因曾筑室于会稽阳明洞，学者称为阳明先生。

（一）身世

王守仁的身世，据其高足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

其先出晋光禄大夫览之裔，本瑯琊（今山东境内）人，至曾孙王右军将军羲之徙居山阴。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寿，自达溪徙余姚，今遂为余姚人。寿五世孙纲，善鉴人，有文武才。国（明）初诚意伯刘伯温荐为兵部郎中，擢广东参议，死苗难……高祖，讳与准，精《礼》、《易》，尝著《易微》数千言。……曾祖讳世杰，人呼为槐里子……祖讳天叙，号竹轩。……所著有《竹轩稿》、《江湖杂稿》行于世。封翰林院修撰。……父讳华，字德辉，别号实庵，晚称海日翁。尝读书龙泉山中，又称为龙山公。成化辛丑赐进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书，进封新建伯。⁽⁶⁾

其先世是否是王羲之已无可考，但王家却是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这便决定他的人生道路就是读书和科举做官。

虽然后来王华思念山阴山水佳丽，而又由余姚迁往绍兴城内光相坊，但王守仁是在余姚瑞云楼出生的。钱德洪曾在《记瑞云楼》中说：“吾师阳明先生降辰之地也。”该楼居余姚龙山之北麓⁽⁷⁾，所谓“瑞云楼”，是由于时人传说王守仁出生时，其祖母岑梦见神人衣绯玉云中送儿而得名的。这种传说无非是为了神化王守仁，而无可靠性。《年谱》记载王守仁五岁不言，但已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

王守仁生平的从政和学术都很突出。黄宗羲曾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中，概述王守仁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云：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⁸⁾

由“泛滥于词章”，到笃信朱熹格物之旨，再到出入于佛、老之学，这样“三变”而始入门。入门以后，又经“三变”，而达成熟。黄宗羲说：

自此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⁹⁾

自居贵州修文县龙场驿，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而提出“知行合一”之说，到南昌倡导“致良知”之教，再到在绍兴从事讲学授徒，其学说日熟益操，这又是“三变”。现考其政治和学术活动，结合其思想的演变，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学无定质，未始入门；第二个时期，集“心学”之大成。其间依黄氏所说分为六个阶段。

（二）从“照着讲”到“接着讲”

这是王守仁的青少年时期，兴趣广泛，涉猎多方。

1．泛滥于词章

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王守仁11岁，随祖父王天叙赴京师（北京）。途经金山寺，祖父与客饮酒赋诗，正沉吟之间，王守仁在旁先做成了。诗曰：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客大惊异，复出题命做蔽月山房诗。随口应曰：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次年，在京师就读，豪迈不羁，其父甚担忧。他曾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他却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¹⁰⁾以“学圣贤”为头等理想，视科第为次。阳明读书宗旨和目的已十分明确和自觉。

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年15岁，出游居庸三关，纵观山川形胜，了解关外各部落的情况，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年谱》记载：“时畿内石英、王勇盗起，又闻秦中石和尚、刘千斤作乱，屡欲为书献于朝，龙山公斥之为狂，乃止。”⁽¹¹⁾他从小就有挽救时危，反对社会动乱的志向。但考石和尚（石龙）、刘千斤（刘通）的动乱爆发于英宗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在房县海溪寺举旗造反⁽¹²⁾，分兵攻襄阳和汉中，得到了广大流民的支持。公元1466年刘通死。此时王守仁尚未出生，即使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原刘通、石龙部下的李原（李胡子）、小王洪、王虎等再举义旗，亦不久被平定，距《年谱》记载亦有17年之久，可见其误。但其时明朝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动乱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王守仁欲献书于朝廷，则是有可能的。

年轻时，他对佛、道颇感兴趣。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王守仁年17。外舅诸养和为江西布政司参议，七月，他亲自到洪都（时为江西南昌县）娶诸氏为妻。“合卺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还。”⁽¹³⁾洞房花烛夜竟然忘归，可见他对“学”的执著。在佛、道思想影响下，他开始好“心上学”。如他在外舅官署学书法，便生出体会：“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¹⁴⁾学书固然要“拟形于心”，但不实践，即使“此心精明”，也是写不好的。但两者结合，则确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王氏注重“心”之作用，便在其思想中跳动着“心学”的萌芽。次年⁽¹⁵⁾十二月，他伴诸夫人归余姚，坐船至广信（今江西上饶），拜谒理学家娄谅。娄谅给王守仁讲“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¹⁶⁾。这与王氏“读书学圣贤”的思想很契合。

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王华归余姚，命从弟、妹婿给王守仁讲析经义，习八股，以应开科考试。但王守仁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泛滥于词章。然在待人接物上，却由原来的“和易善谑”，而改为“端坐省言”，以仿“圣人气象”了。

2．笃信朱学，循序格物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年21，在浙江乡试中举。《年谱》记载：“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¹⁷⁾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¹⁸⁾于是便按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去格官署里的竹子。“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¹⁹⁾王守仁面对竹子，不管早晚，殚精竭思，要学“圣贤”，去格物中的理。可是，他们真诚践行的结果，不仅竹子之“理”没有格出来，反而自己都病倒了。因此觉得这种体认“理”的途径走不通，又转而“随世就辞章之学”。

次年春，会试不第。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再试，又不第。据《年谱》记载，为“忌者所抑”。虽两次不第，但并不心灰意冷，“同舍有以不第为耻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识者服之”⁽²⁰⁾。后归余姚，结诗社于龙泉山寺。

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夏五月戊辰，“小王子犯潮河川。己巳，犯大同”⁽²¹⁾。边报甚急，明王朝推举将才，莫不遑遽。王守仁感到：“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可以收韬略统驭之才。”⁽²²⁾于是他留心武事，精究兵家秘书。“好言兵，且善射。”⁽²³⁾每有宴会，便试以果核阵列阵势，为他后来平乱、平藩打下基础。次年，王守仁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想求师友于天下，又不能遇，心里甚惶惑不安。一日，读朱熹上宋光宗疏曰：“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²⁴⁾乃悔以前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一次遵循朱熹的理路，做穷理工夫，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两者终若判而为二，而未能合一。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经格竹子的失败和循序致精而未使“物理、吾心”为一，王守仁便对朱熹道学的信奉发生了动摇。这种动摇得自亲身的体验。由此，王守仁便与朱学分道扬镳了。其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格物穷理与圣贤人格究竟有何关系？王氏体验不出两者必然的内在关联。即使穷理，又有何益!这个问题使王氏陷入困惑沉郁之中，以至旧疾复发。

3．出入于佛、老

信仰上出现动摇，必使人陷入沉郁。尽管他恋于科举，而不得不习时文定式或四书五经。然思想却是空虚的，因此，而转入佛、老。《年谱》记载：“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²⁵⁾

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中举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观政工部。《年谱》记载，是年“时有星变，朝廷下诏求言。及闻达虏猖獗，先生复命上边务八事，言极剀切”⁽²⁶⁾。考《明史·孝宗本纪》，此年并无“时有星变”，亦无边烽之事。这种情况，却见于十三年。《孝宗本纪》记载：“夏四月，火筛寇大同，游击将军王杲败绩于威远卫。……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癸亥，火筛大举入寇大同左卫，游击将军张俊御却之。……秋七月己巳，京师地震。冬十月戊申，两京地震。是月，小王子诸部寇大同。十二月辛丑，火筛寇大同，南掠百余里。是年，小王子部入居河套，犯延绥神木堡。”⁽²⁷⁾这与王守仁《陈言边务疏》开章谓“迩者窃见皇上以彗星之变，警戒修省。又以虏寇猖獗，命将出师”⁽²⁸⁾之言相符。即此疏是针对上述情况有感而发。虽然在《陈言边务疏》下注“弘治十二年，时进士”，恐为传抄之讹。

王守仁在《陈言边务疏》中主张“易辕改辙”、“痛革弊源”。认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²⁹⁾。因而，沮抑正直之气，养成因循之风。于是谨陈八事：“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损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³⁰⁾该奏章从选择、使用军事人材，精兵以省军费，军队参加生产以自给，到明赏罚和严军法，恤家属、励士卒，以及顾大局，严守以乘弊等，系统明确，是颇切时弊的。是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八月，奉命审录江北囚狱案件。次年事毕，“多所平反”⁽³¹⁾，游九华山。⁽³²⁾“闻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历岩险访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抚其足。有顷醒惊曰：‘路险，何得至此？’因论最上乘。”⁽³³⁾后再至，不见其人。而有“会心人远”之叹，即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在《夜宿无相寺》诗中写道：

岩头金佛国，树杪谪仙家。

仿佛闻笙鹤，青天落绛霞。⁽³⁴⁾

流露出他避世的思想。在《题四老围棋图》中云：

世外烟霞亦许时，至今风致后人思。

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³⁵⁾

以刘（邦）项（羽）之事功为俗累，而有“谪仙家”、“闻笙鹤”之想。此诗的意境为超脱尘世。这两首诗的主调，与《化城寺》相似。诗曰：

钵龙降处云生座，岩虎归时风满林。

最爱山僧能好事，夜堂灯火伴孤吟。

仙骨自怜何日化，尘缘翻觉此生浮。

夜深忽起蓬莱兴，飞上青天十二楼。

山空仙骨葬全椁，春暖石芝抽玉芽。

独挥谈尘拂烟雾，一笑天地真无涯。⁽³⁶⁾

起蓬莱之兴，觉尘缘浮生；怜仙骨何化，笑天地无涯。故有逃世入山之思。王守仁在京师厌倦于“学古诗文”，因而有“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之感，遂告病归越。归越后，便在会稽山阳明洞中修炼，行神仙引导之术，久之，遂能“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命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³⁷⁾久之，渐悟这是“簸弄精神”，不是真正得“道”，便摒弃了。他静坐久了，甚至想“离世远去”。但冲不破宗法伦常，因循不决。又觉悟说：“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³⁸⁾于是便从阳明洞里出来，复思用世。第二年，到钱塘西湖养病。有《西湖醉中漫书二首》，诗曰：

十年尘海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

好景恨无苏老笔，乞归徒有贺公情。⁽³⁹⁾

如果此诗作于弘治十六年癸亥，那么弘治五年举浙江乡试，则恰劳魂十年了。但此时王守仁的心情与当年是不同的。在西湖时，仍常往来于南屏、虎跑诸寺庙间，时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王守仁喝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⁴⁰⁾僧惊起，即开视对语。问其家，对曰“有母在”。问：“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因而，王守仁即指爱亲是人的本性，僧涕泣谢，第二天这僧就走了。由此，王守仁渐悟佛、老二氏遗弃人伦之非。

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秋应巡抚山东监察御史陆偁聘，主持山东乡试，他在《登泰山》诗中，仍然表露了脱尘逃世之想：

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

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⁴¹⁾

是年改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明年，王守仁鉴于学者溺于词章记诵，而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因而首倡必先立为圣人之志，便有人愿执贽及门，王守仁便开始授徒讲学。虽有时仍留恋龙山云雨情趣，但却渐有倡明“圣学”之志。他在《赠阳伯》诗中曰：

阳伯即伯阳，伯阳竟安在？

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

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

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⁴²⁾

“长生在求仁”，援道入儒，以万古未改的大道来统摄人心。王守仁是年34岁，认为过去自己都错了，现在才开始悔悟。于是便和陈献章的学生湛若水一见定交，共同倡明“圣学”为志，而摒弃佛、老二氏之学。后来他回忆说：“吾幼时求圣学不得，亦尝笃志二氏。其后居夷三载，始见圣人端绪，悔错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故不易辨，惟笃志圣学者，始能究析其隐微，非测亿所及也。”⁽⁴³⁾这便是王守仁出入佛、老的过程。

王守仁从泛滥于词章到笃信格物，由朱学而到佛、老，经此思想变化，渐入“心学”。后来湛若水概括王守仁这段经历说：“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公元1506年），始归于圣贤之学。”⁽⁴⁴⁾可见王守仁思想经五溺而到倡明圣学为事的历程。

4．龙场悟道

武宗朱厚照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是王守仁仕途和思想变化的关节点。朱厚照是个昏庸之辈，时刘瑾窃柄，朝政日非。南京给事中戴铣及御史薄彦徽等上疏切谏，瑾大怒，“逮系诏狱，廷杖除名。铣创甚，遂卒”⁽⁴⁵⁾。王守仁抗疏救之。疏曰：

臣闻君仁则臣直。……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则非惟无补于国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过举耳。……伏愿陛下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⁴⁶⁾

疏入，刘瑾大怒，便下诏狱，廷杖王守仁40下，既绝复苏，即被谪往贵州龙场驿驿丞⁽⁴⁷⁾，立迫就道。次年春，王守仁赴谪所至钱塘，刘瑾派人尾随盯梢，企图加害。守仁托言投江，甩掉尾巴。后附商船到舟山，但途遇飓风，漂到福建，夜宿野庙。遇尝认识于铁柱宫的道士，守仁打算从此隐遁不仕，道士对他说：“汝有亲在，万一瑾怒，逮尔父，诬以北走胡，南走粤，何以应之。”⁽⁴⁸⁾因而用蓍草算了一卦，“得明夷（）”，为卦下离上坤，明入地中。《彖传》曰：“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虽蒙大难，以后吉利。遂决计返，便道经武夷。是年十二月，经广信、袁州、长沙、沅州入贵州玉屏，再经镇远、黄平、清平、福泉、新添、龙里等地，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春到达龙场驿。该驿“在布政司治城西北一百八十五里，驿丞一员，吏一名，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⁴⁹⁾。即今贵阳西北的修文县境内。龙场驿在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王守仁“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椁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⁵⁰⁾，以超越生死的念头。他穴山麓之窝，玩《易》以澄思，由是而领会到：“精粗一，外内翕，视险若夷。……于是阳明子抚几而叹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⁵¹⁾只有内外、精粗合一，才能视艰险如平安，甘死囚奴而不知老的到来。在此蛇虺遍地、瘴疠⁽⁵²⁾流行的恶劣环境下和仕途坎坷、贬官谪居的苦恼中，王守仁不仅要为绝粮而忧虑，“及兹春未深，数亩犹足佃，岂徒实口腹，且以理荒宴”⁽⁵³⁾。虽种田可实口腹，还需采蕨，“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⁵⁴⁾。而且要亲自砍柴、浇园、做饭，《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即有《采薪》、《观稼》诗。这对出身于官宦之家的子弟，确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他在进行主观精神锻炼、发挥“心”（主观精神）的作用来克服客观困难环境的同时，还求助于在“心”中得到解救。由是入“心学”之门。

久之，胸中洒洒。“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⁵⁵⁾王守仁龙场“大悟”，使他否定了朱熹求理于事物，即如阳明少年格竹子之理，就是求理于心外的路线。他肯定了“吾性自足”，而“求理于吾心”，这便是“圣人之道”。

《年谱》记载：“思州守遣人至驿侮先生，诸夷不平，共殴辱之，守大怒，言诸当道，毛宪副科⁽⁵⁶⁾令先生请谢，且谕以祸福。”⁽⁵⁷⁾考当时思州守为高节，与王守仁无涉。《贵州通志》记载：“巡抚王质遣人至龙场驿凌辱守仁，为夷人所困，使人反诉之质，质怒守仁弗谢。科与守仁同乡，乃贻书劝之。守仁答书科，卒为守仁调护。”⁽⁵⁸⁾此条记载较合情理。

王守仁“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之后，开始形成自己心学的哲学体系，并讲学授徒于“龙冈书院”。据载：“诸夷以予穴居颇阴湿，请构小庐，欣然趋事，不月而成。诸生闻之，亦皆来集，请名龙冈书院。”⁽⁵⁹⁾书院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等为学规。由是颇获好名。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元山），与王守仁论朱陆同异。王以“知行本体”为例，证明自己所悟之学。往复数四，席书“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⁶⁰⁾，便请王守仁到府城讲学。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十一月初讲学于“文明书院”。《年谱》记载：“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考贵州府城，时谓“程蕃府”。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才改名“贵阳府”，当时只有“文明书院”⁽⁶¹⁾，而无“贵阳书院”。席书择州县子弟师礼之⁽⁶²⁾，并至书院与王守仁论学，设问答疑或至深夜，贵州之士始知有心性之学，“从是风动于仁义道德之域，将肩摩而踵接矣”⁽⁶³⁾。王守仁在这里始论“知行合一”之旨。从笃信朱熹格物穷理的“照着讲”，到中年大悟格物致知之旨的“接着讲”。王守仁从自己格竹子之理的失败中，孜孜追求，或出入释老，或泛滥词章，其生命的跃动，永不停息，终于经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磨炼，而得来龙场悟道。

（三）从“接着讲”到“讲自己”

1．默坐澄心

王守仁自龙场悟道以后，便默坐澄心，主“知行合一”之说，发“心学”之论。贵州士子中出现了如陈宗鲁、汤冔、蒋信的弟子马廷锡等“心学”学者。王氏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初离开贵州，三月⁽⁶⁴⁾到江西“升庐陵县知县”⁽⁶⁵⁾。他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⁶⁶⁾。刘瑾伏诛，十一月王守仁到京入觐。时与黄绾、王舆庵论圣人之学和晦庵、象山之学，重逢湛若水。

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调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他认为，朱熹和陆九渊，虽然其学若有不同，而都不失为圣人之徒。于是他决心为陆九渊辩诬，以发扬陆学为职志。十月，升文选清吏司员外郎。次年三月，升考功清吏司郎中。是年穆孔晖、顾应祥、徐爱等十九人受业。十二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时徐爱亦升南京工部员外郎，与王守仁同舟归省。途中王守仁给徐爱讲《大学》宗旨，其讲授记录整理为《传习录》的首卷。徐爱说：“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骇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⁶⁷⁾推王守仁“心学”为“孔门嫡传”，视程朱之学为傍蹊小径。

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四月，升南京鸿胪寺卿，五月至南京。自徐爱来南都，同志日亲。薛侃、马明衡、陆澄等24人同聚师门，“日夕渍砺不懈，客有道自滁游学之士，多放言高论，亦有渐背师教者”⁽⁶⁸⁾。鉴于一些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⁶⁹⁾的情况，他要“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⁷⁰⁾，通过省察的工夫，以便“去人欲”，而“存天理”。

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时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教，被目为“立异好奇”。于是他在举官留都南京的时候，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⁷¹⁾是以朱熹晚年为“心学”者。对此，后人论争颇烈。但王守仁的苦心似在于，假《朱子晚年定论》以调护其学与被朝廷奉为官方哲学之间的冲突，以便减少其传播“心学”过程中的阻力，便于为人们所接受。翌年，“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书王琼特举”王守仁，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以镇压江西南部和福建汀州、漳州等地发生的农民暴动。

明中叶以来，南赣、汀、漳等地是官府剥削和土地兼并最残酷、最激烈的地区，农民起义十分活跃。在此之前，已有何积钦、陈福益、胡雷二、王浩八、王钰五等部揭竿而起，但均于公元1513年前后被镇压。此时的所谓“巨寇”，是指大庾的陈日能部，大帽山的詹师富部，郴州的龚福全部以及占据横水的谢志珊（称“征南王”⁽⁷²⁾）部，据左溪的蓝天凤部，据桶冈的锺景部和据广东浰头的池仲容部。在赣、闽、粤、湘四省的边区，起义军相互呼应，威胁明王朝。王守仁虽认为起义农民“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⁷³⁾的缘故，但他坚持“必须尽杀尔等而后可”⁽⁷⁴⁾立场。到南赣以后，为平定农民暴动，他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鉴于赣民“私通贼，而与之传递消息，窝藏奸宄”⁽⁷⁵⁾的情况，乃立“十家牌法”，凡遇“面目生疏”、“踪迹可疑”的人与事，“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慝，十家连罪”⁽⁷⁶⁾，切断人民对农民军的支援。二是选民兵，编练地方武装。“案仰四省各兵备官，于各属弩手、打手、机快等项，挑选骁勇绝群、胆力出众之士，每县多或十余人，少或八九辈。……大约江西、福建二兵备，各以五六百名为率，广东、湖广二兵备，各以四五百为率。”⁽⁷⁷⁾他们的任务是“专以守城防隘为事”⁽⁷⁸⁾。王守仁的这些措施在平定农民暴动中曾起作用。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正月，王守仁开始围剿漳南象湖山，杀农民军首领詹师富、黄猫狸、萧细弟、郭虎、温火烧等⁽⁷⁹⁾“七千有奇”⁽⁸⁰⁾。从五月至次年四月，先后杀农民军首领谢志珊、陈日能、蓝天凤、池大鬓（仲容）、黄秀玑等⁽⁸¹⁾，横水、左溪、桶冈、浰头的农民军均被平定，被杀农民军约18000人。如上犹县白水峒、石路坑，南康县鸡湖的农民军“被兵四面放火进攻”，“烧死多数，天明看视，止存骸骨，头面烧毁莫辨”⁽⁸²⁾。为了加强治理力度，王守仁一方面在农民军活跃的地区添设县治；另一方面，又在各地建立学校，以移风易俗，加强宗法伦理道德教育；再一方面是疏通盐法，用增收盐税来减轻军饷负担，缓和军民冲突。⁽⁸³⁾

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他从平定农民军的实践中，深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⁸⁴⁾，很注意从思想上铲除不利宗法统治的念头。这正是思想家比一般统治者“高明”之处。是年刻《古本大学》、《朱子晚年定论》，门人薛侃刻《传习录》，并修濂溪书院，同时“乃举乡约告谕父老子弟”⁽⁸⁵⁾，其目的是安定社会秩序。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六月，奉敕勘处福建叛军，行至丰城，知县顾佖告以宁王朱宸濠反，遂返吉安。“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调集兵粮，号召义勇。”⁽⁸⁶⁾准备起兵，上疏告变，并向各地发出檄文，要求发兵勤王。同时，劝诫武宗说：“致宗室谋动干戈，冀窃大宝。且今天下之觊觎，岂特一宁王；天下之奸雄，岂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懔骨寒心。……伏望皇上痛自刻责，易辙改弦。……定立国本，励精求治，则太平尚有可图。”⁽⁸⁷⁾既表明他“急于君父之难”，拥护武宗政权，又要武宗“省愆咎己”，挽救明王朝的危急。

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出鄱阳，下九江，直趋安庆，窥伺留都。王守仁抓住朱宸濠后方空虚之失，直取南昌。朱宸濠回援，激战于樵舍。最后生擒宸濠“并其世子、郡主、将军、仪宾及伪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都指挥、千百户等官”⁽⁸⁸⁾，前后经43天⁽⁸⁹⁾，平定了明王朝的内乱。但由于其内部的矛盾，宦官张忠的挑拨，王守仁遭武宗的猜疑，甚至被认为是朱宸濠同党。次年，又逮捕其门人冀元亨，想得到其师与宸濠勾结谋反的口供。王守仁采取“忍让”的态度，才得以渡过险难。

王守仁在这个阶段，从居龙场大悟“格物”之旨；默坐澄心，提出“知行合一”之说；辨朱陆同异，否定“是朱非陆”的定论，并在平定叛乱中，首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主张。同时讲学授徒，宣扬他的“心学”思想。无论文治、武功，还是哲学思想，都是其一生的重要阶段。

2．专提“致良知”之教

王守仁平藩功成，踌躇满志之日，也是他被张忠、许泰献谗言陷害之时。《年谱》记载，他这时常“中夜默坐，见水波拍岸”，甚至对门人说：“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⁹⁰⁾王守仁似已心灰意冷，但忠于明王朝的赤诚之心，使他没有也不可能“长往”。

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九月，泰州王艮来见王守仁，《年谱》记载：

服古冠服，执木简，以二诗为贽⁽⁹¹⁾，请见。先生异其人，降阶迎之。既上坐，问：“何冠？”曰：“有虞氏冠。”问：“何服？”曰：“老莱子服。”曰：“学老莱子乎？”曰：“然。”曰：“将止学服其服，未学上堂诈跌掩面啼哭也。”银色动，坐渐侧。及论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学，饰情抗节矫诸外。先生之学，精深极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执子弟礼。先生易其名为艮，字以汝止。⁽⁹²⁾

王艮是王守仁的高足。他对于王守仁的学说，有两方面的贡献：“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王艮）、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⁹³⁾使王守仁学说在下层人民中得到传播；也使其说渐失其传统，而开出泰州学派。

是时，学者慕名而至者甚众，陈九川、夏良胜、万潮、欧阳德、魏良弼、李遂、舒芬、裘衍，日侍讲席。但巡抚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锐，却守程朱之学，而相与辩论。王守仁说：

吾真见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学者未得启悟，故甘⁽⁹⁴⁾随俗习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为一身疑谤，拒不与言，于心忍乎？⁽⁹⁵⁾

王守仁以“良知”人人所同，而与程朱相异。程朱以“良知”为先在的伦理道德观念：“爱亲敬长，所谓良知良能者也。”⁽⁹⁶⁾由于王守仁以“良知”为形上学本体，而与当时笃守程朱之学的唐龙、邵锐相对，因此人多畏避，甚至被指为异物。独王臣、魏良政、魏良器、钟文奎、吴子金等挺然不变，相依而起者日众。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王守仁50岁，居南昌。是年始揭“致良知”之教。⁽⁹⁷⁾《年谱》记载：“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⁹⁸⁾“致良知”乃是经平朱宸濠乱和张忠、许泰之变而体会到的。因此，他这样说：

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⁹⁹⁾

自以“良知之说”得来不易。学者如不着实用功去做，而把它作为光景玩弄，那是有负“良知”之说的。因为“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¹⁰⁰⁾，是乃真“道统”。

从孔孟道统出发，王守仁“录陆象山子孙”，他在《褒崇陆氏子孙》⁽¹⁰¹⁾公移中说：

看得宋儒陆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传，为吾道之宗派。学术久晦，致使湮而未显。庙堂尚缺配享之典，子孙未沾褒崇之泽。仰该县官吏，将陆氏嫡派子孙差役，查照各处圣贤子孙事例，俱与优免。其间有聪明俊秀，堪以入学者，具名送提学官处选送学肄业，务加崇重之义，以扶正学之衰。⁽¹⁰²⁾

既然陆九渊得“孔孟正传”，则继承陆学的王守仁也是“孔孟正传”了。以此使“心学”获得正宗地位。

是年三月武宗朱厚照死，四月世宗朱厚熜即位。五月，集门人于白鹿洞，使共明“心学”。在与邹守益书中说：“进令开馆于白鹿。……圣天子新政英明，如谦之亦宜束装北上，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¹⁰³⁾王守仁估计世宗即位之后，自己必有重用，故想在离开江西前，“同门久聚，共明此学”⁽¹⁰⁴⁾。六月赴内召，辅臣阻之⁽¹⁰⁵⁾。上疏便道归省，升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二月封新建伯，《年谱》载：“制曰：江西反贼平……王守仁封新建伯⁽¹⁰⁶⁾，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还兼两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与诰券，子孙世世承袭。”⁽¹⁰⁷⁾《明史·王守仁传》载：“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受杨廷和等人的忌能和排斥。次年以服父王华丧，不召，“免丧，亦不召”⁽¹⁰⁸⁾。

王守仁回越后，“日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指示良知”。但乡中故老犹执王守仁往迹为疑，钱德洪⁽¹⁰⁹⁾却深信“良知”之说，乃排众议，率二侄大经、应扬及郑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贽请见；随之，夏淳、范引年、吴仁、柴凤、孙应奎、诸阳、徐珊、管州、谷钟秀、黄文焕、周于德、杨珂等74人，受学王守仁。此后，钱德洪便成为王守仁的高足。

这个阶段，王守仁亲经平宸濠之乱和忠泰之变，而提出“致良知”之教。如果说在平定农民军中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主张，主要是指被统治者的反抗活动和反抗意识的话，那么，朱宸濠之乱，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从维护宗法制统治的正统来看，朱宸濠之乱也有“心中贼”的问题。围绕着如何解决“心中贼”问题苦苦思索，王守仁终于悟出了“致良知”之教。“先生自南都以来，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有问所谓，则令自求之，未尝指天理为何如也。间语友人曰：‘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旁有健羡不已者，则又曰：‘连这些子亦无放处，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¹¹⁰⁾这个如鲠在喉、莫能相度者，便是“良知”，“致良知”便是王守仁哲学形上学逻辑结构进一步完善的标志。

3．所操益熟，所得益化

在人言可畏、谤议不止的情况下，王守仁坚信“致良知”之教，泰然自若。时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倡议论劾，以遏正学，承宰辅意也。陆澄时为刑部主事，上疏为六辩以折之，先生闻而止之，曰：‘无辩止谤。尝闻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于是。四方英雄，以讲学异同，议论纷纷，吾侪可胜辨乎？……然则今日之多口，孰非吾侪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乎？且彼议论之兴，非必有所私怨于我，亦将以为卫夫道也。……未可专以罪彼为也’”⁽¹¹¹⁾。当时宰辅为杨廷和，程、毛是据杨的意思而倡议论劾。王守仁对谤议并不计较，甚至视之为学术异同。

但谤议并不由此而止，以至谤及王守仁的学说。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南宫策士，以“心学”为问，阴以辟王守仁。顾炎武记载：

嘉靖二年，会试发策，谓朱陆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岂乐彼之径便，而欲阴诋吾朱子之学欤？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欤？至笔之简册，公肆诋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故事，燔其书而禁斥之，得无不可乎

参加会试的门人或不答而出，或直发师旨，或下第而归。钱德洪下第而深恨时事之乖。王守仁喜而相接说：“圣学从兹大明矣!”德洪不解地问：“时事如此，何见大明？”他说：“吾学恶得遍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¹¹³⁾王守仁不仅自诩“吾学”即“圣学”，而且认为坏事能变好事，辟“吾学”也即是宣扬“吾学”，使得穷乡僻壤都知道有心学。

对于谤议，王守仁持这样的态度。一日，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谤议日炽，究其故，有说王守仁势位隆盛，以忌嫉谤；有言学说日明，为宋儒争异同，以学术谤；有曰天下从游者众，以身谤。对于这些原因的分析，王守仁说：“三言者诚皆有之，特吾自知，诸君论未及耳。”众人请问，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众人请问：“乡愿狂者之辨？”曰：“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¹¹⁴⁾如果在举官南京之前还有乡愿意思，未完全入“圣人之道”，在此之后，王守仁则专讲“良知”，一克念即圣人了。虽然也借“乡愿，德之贼也”⁽¹¹⁵⁾表示对谤议者的不满。既不以“忠信廉洁”求媚于“君子”，亦不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只一“良知”，便是真理。

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王守仁53岁，门人日进。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四方从学如云。于是辟稽山书院⁽¹¹⁶⁾，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时萧璆等来自湖广，杨仕鸣等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冲等来自直隶，何泰等来自南赣，刘邦采等自安福，魏良政等自新建，曾忭等自泰和，“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以至“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王守仁在稽山书院“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故人人悦其易从”⁽¹¹⁷⁾，即今存之《大学问》。是年八月中秋，月白如昼，设席于天泉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至半酣，歌声渐动，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兴致盎然。王守仁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其一有：

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

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¹¹⁸⁾

诗意是，良知不昧，岂从外物；发狂歌而满太清，得意忘情。其二有：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¹¹⁹⁾

王守仁以“吾与点也”的孔子自诩，而贬朱熹、郑玄，倡导“心学”，虽狂而得情。第二天，王守仁对诸生说：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比之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的庸庸琐琐者不同，但其“未得于道，一也”。“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¹²⁰⁾要求终于“狂”，而至于“道”，即“良知”。在越讲学授徒，宣扬“良知”之教。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十月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东建阳明书院。

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五月，王守仁在病中，朝廷命王守仁以原职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思田之乱原为少数民族酋长的内乱，处理不当而发展成反明内乱。先是广西田州岑猛反，被提督御史姚镆平定，岑猛部属卢苏、王受，构众煽乱，攻陷思恩。姚镆复合四省兵征讨，弗克，故起用王守仁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九月，王守仁从绍兴出发前，与门人钱德洪、王畿讲“四句宗旨”，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之说。是月初八，德洪和王畿访张元冲于舟中，因论王守仁为学宗旨，王畿疑此四句教“未是究竟话头”？进而发挥为“四无”，钱德洪不同意。于是当晚请正于王守仁，王便移席天泉桥上，说：“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¹²¹⁾以图调和钱、王之间的分歧。并叮咛说：

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¹²²⁾

这便是后来被称为王门的“天泉证道”。

王守仁自钱塘，过衢县、常山、南昌、吉安、肇庆而至梧州，沿途吟诗、讲学，听者甚众。指出：“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虚，变通不居。若假以文过饰非，为害大矣。”又叮嘱：“工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简易，愈真切”⁽¹²³⁾。次年二月，王守仁用招抚的办法，平定了思恩、田州酋长卢苏、王受之乱。立纪功碑曰：“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视师，其以德绥，勿以兵虔，班师撤旅，信义大宣，诸夷感慕，旬日之间，自缚来归者七万一千，悉放之还农，两省以安。”⁽¹²⁴⁾并兴建思田学校、南宁学校，加强伦理道德教育。

思田平后，王守仁本可班师，但他认为土著民族的作乱“其可忧危，奚啻十百于二酋者之为患”⁽¹²⁵⁾。于是应当地父老之请，不待诏令，自移师广西八寨断藤峡。这里本是百年来少数民族动乱的“根株渊薮”，两处山则夹江峻岭，下临不测深谷，非手援足蹑，不得施步。在这种深山峡谷间作战，实乃艰难之极。他在上疏中说：“皆偃旗息鼓，略无警备，遂皆怠弛，不以为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围，各贼仓皇失措……崖谷之间，颠堕而死者不可胜计，臭恶薰蒸，不可复前，远近岩洞之中，林木之下，堆叠死者，男妇老少，大约且四千有余。”⁽¹²⁶⁾老、少均不可免。平定两地之乱后，他进行了一些改革，以利长治久安。

是年（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十月，以患咳痢之疾（即肺病）日益增剧，上疏告归。⁽¹²⁷⁾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卒于归途的南安舟中。时年57岁。《年谱》载：临终，南安推官门人周积问何遗言，王守仁对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¹²⁸⁾葬在山阴兰亭山。⁽¹²⁹⁾

王守仁从龙场悟道的“接着讲”到经平宸濠之乱，忠、泰之变，历百死千难中得来“致良知”之教的“自己讲”，王守仁“心学”在“讲自己”中而达圆熟化境。

王守仁既卒，吏部尚书桂萼奏其擅离职守。帝大怒，下廷臣议。“萼等曰：‘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传习转讹，背谬弥甚。……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帝乃下诏停世袭，恤典俱不行。”⁽¹³⁰⁾王守仁的学说被当时居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学派的官吏目为“邪说”、“伪学”而遭排斥。《年谱》记载：“自师没，桂萼在朝，学禁方严，薛侃等既遭罪谴，京师讳言学。”⁽¹³¹⁾“且下诏禁伪学。”⁽¹³²⁾世宗下谕：“其学术令都察院通禁约，不许踵袭邪说，以坏人心。”⁽¹³³⁾尽管王守仁“心学”和其事功都是以维护明王朝统治为宗旨，但并没有被当时统治者所尊崇和信奉。过了将近40年，到穆宗朱载垕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才诏赠新建侯，谥文成。二年予世袭伯爵。

王守仁的著作，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八月，门人薛侃刻其《传习录》三卷于江西赣州，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十月，门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取先生论学书，增为五卷。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四月，门人邹守益刻《文录》四册于广德。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二月，由钱德洪、王畿等搜猎逸稿，编辑续刻《文录》。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刻《文录续编》。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浙江巡抚谢廷杰，汇王守仁著作刊刻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传习录》三卷，《文录》、《别录》、《外集》、《续编》二十八卷，《年谱》、《世德纪》七卷）。近年来，王守仁著作在中国、日本不断有所发现，整理后发表于各刊物，笔者近年曾整理发表二篇，待汇集成册。⁽¹³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