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同社会的理论构想与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

一、大同社会的理论构想

关于太平天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和矛盾，本书以上几章已间有论述。这里拟着重解析太平天国大同社会的理论构想与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之间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面对道咸时期所潜伏的社会危机和日益激化的各种社会矛盾，洪秀全最初是从道德角度来思索救世方案的。他将“正”与“不正”视为决定个人祸福与国家治乱的根源，强烈谴责了“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社会现象，并提出“天下一家”理论，强调世人的灵魂都是上帝所生，彼此情同骨肉，只要摈弃此疆彼界之私和尔吞我并之念，“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便可以返璞归真，重现古代大同社会的光景。后来，洪秀全又对笼统的“天下一家”理论作了补充说明，宣称凡不拜上帝者便是妖徒鬼卒，也就不属于上帝大家庭的成员。“天下一家”教义是洪秀全设计未来社会的理论基石。洪秀全从起初对社会单纯的道德批判发展到提出改造社会的具体设想，并将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正邪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天下一家”理论日趋完善的过程也正是他思想不断深化的过程。

起义立国后，洪秀全等人明确提出了“斩邪留正”的战斗口号，指斥清朝统治者为恶贯满盈的“妖魔”，矢志“扫除妖孽，廓清华夏”。作为一支反抗清政府腐朽统治的正义之师，太平天国还强烈谴责了其吏治腐败现象，诸如“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肆铜臭之熏天，令斯文以扫地；农工作苦，岁受其殃；商贾通往，关征其税”注816。与揭开历史疮疤、单纯从满汉仇雠的角度声讨对方相比，这类言辞切中时弊，更具有鼓动力。

在疾呼“杀尽妖魔”的同时，洪秀全等人又从中国儒家学说和西方基督教中挖掘思想材料，大力铺陈“天下一家”理论，尽情渲染己方阵营内部的手足之情。

例如，太平天国经常提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胞与为怀”等理念：

本军师实情喻尔等：尔等肉身是尔凡肉父母所生，尔等灵魂是上帝所生。上帝是本军师亲爷，亦是尔等亲爷，又亦是天下万国人民亲爷。此所以古语云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也。注817

或愚或智，皆为待教之人；异域异方，尽是胞与之地。注818

本军师体上帝好生之德，痌瘝在抱；行仁义之师，胞与为怀……注819

我主天王奉行天道，凡事秉乎至公，视天下一家，胞与为怀；万国一体，情同手足。注820

文中的“四海皆兄弟”语出《论语·颜渊》：“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胞与为怀”语出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西铭》一文：“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又如，洪秀全在《天父诗》中反复强调“爱人如己”的观念，而这正是儒家先哲和基督教“黄金律”所共同推崇的道德准则。该书第102首还借用形象的比喻诠释道：“得罪自家真是好，得罪人侪真是了；化运尔头只扫开，千祈莫与人计校。”注821太平天国文献经常使用一些隐语，诸如称大便为“运化”（又作“化运”），小便为“润泉”。全诗大意是说：倘若有人在你头上拉屎，你只管用手挡开，千万不要恼羞成怒。这和耶稣平原说教中“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警句堪称异曲同工。

太平天国特别强调关爱鳏寡孤独废疾等弱势人群，曾经就此谆谆教诲道：

我们蒙天父生养以来，异体同形，异地同气，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今日深沐天恩，共成一家，兄弟姐妹皆是同胞，共一魂爷所生，何分尔我，何分异同，有衣同衣，有食同食。凡有灾病，必要延医调治，提理汤药；若有孤子孤女以及年岁衰迈者，更宜小心看待，与其盥浴身体，洗换衣服，斯不失休戚与共疴痒相关之义。盖安老怜幼恤孤，皆出自东王体天父好生之心、天王胞与之量，是以恩极下民，无微不至也。注822

除强调安老怜幼恤孤外，人皆兄弟、民胞物与的观念还被进一步引申为军队必须爱护老百姓，官长必须体恤士兵。太平天国规定，部队行营时，“不准沿途拿捉卖茶粥外小挑送行李军装”，“不准损坏所过地方民间各器具，以及在民房运化、掳掠”，“不准兵士强奸民间妇女”；为佐将者“当知爱惜兵士”，对伤员和老幼人等更应加以体恤；凡伤员无亲属者，“本营兄弟总要小心提理，念同魂父所生，视为骨肉一样”注823。

根据“天下一家”理论，太平天国还对社会经济生活重新进行设计，于1853年颁布了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该文献依照“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规定计口分田，15岁以下减半，但不论性别；每人所分田地的数量、肥瘠程度一律相同，且多寡相济，丰荒相通；收成时，每人除留下口粮外，其余均上缴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日常消费也是一体平均，“通天下皆一式”；鳏寡孤独废疾“皆颁国库以养”；另对农村行政组织的建制、职能和各级职官的保举、黜陟制度作了具体规定。《天朝田亩制度》将上述思想和规定精练地概括为26个字，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注824。

纵观中国农民战争史，在理论上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均匀饱暖的愿望表达得最为淋漓尽致，并且酝酿按照这种设想来重塑中国社会的，首推太平天国。1949年以后，史学界之所以高度讴歌颂扬太平天国，与此有很大关系。范文澜先生便认为太平天国使旧式农民起义的面目“为之大变”，“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注825。这个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主流观点。

二、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

太平天国的政治敌手曾经援引中国传统的礼义人伦，大肆攻讦“天下一家”理论。曾国藩便云：“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姐妹也”，认为这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一旦扫地荡尽”注826。 参与创建湘军的王錱亦云：“人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天制定的，是大圣大贤所讲明的，从古到今，人人缺不得的。今长毛都称兄弟，是五伦中丢去了四伦……就是这一件事，便是讨厌的门头。”注827曾、王抓住了“天下一家”理论的破绽，具有针对性，但不免流于片面。事实上，太平天国不仅明确承认五伦关系的存在，而且还十分强调中国传统的礼义人伦。

按照太平天国的解释，上帝是人类的绝对主宰，不但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还一手排定了每个人在社会、家庭中的位置——“天遣我主为天王”（君臣）、“长幼天排定”注828（父子），即人与人之间的尊卑长幼关系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天伦”原指父子、兄弟等血亲关系，但基于“天下一家”的教义，太平天国将所有的人伦关系都称为“天伦”。洪秀全强调：“子不敬父失天伦，弟不敬兄失天伦，臣不敬君失天伦，下不敬上失天伦。”注829也就是说，尽管芸芸众生同为上帝子女，彼此都是兄弟姐妹，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又各有名分，尊卑长幼秩然，进而构成一个和谐有序的上帝大家庭。

在五伦关系中，太平天国首重孝亲，宣称“人伦有五，孝弟为先”注830。1855年10月2日，天父（杨）就女官离开天朝宫殿探望母亲一事训斥天王说：“今朕差尔治天下，以孝道为先。宫内事不必拘执。媳来侍母，孝敬之道也。尔诏‘天朝严肃地，速来速回’，何必如是过执乎？礼不可忽，孝尤为先。不观第五天条乎？”注831不过，按照上帝教的说法，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在于拥有上帝所赐予的宝贝灵魂。因此，太平天国所强调的“孝”不单指孝顺肉亲，还包括孝顺上帝（即“魂爷”“天父”）。他们重视孝亲，但更强调敬天，并从伦理角度对敬天的概念进行了诠释：

然今日之事，皆是天事。我等同为上帝之子女，以子女而趋父事，自是份所当然，理所宜然，又况为天父出力诛灭妖魔，以报不共戴天之仇，不至被妖魔冒天父功劳。克［恪］尽忠孝，孰有大于此者乎！注832

所谓“天事”“父事”，指上帝遣洪秀全下凡作主斩邪留正一事。这就将敬天与敬主的概念衔接了起来。太平天国曾就孝亲、敬天、敬主之间的关系阐述道：

亲恩不小，天恩无边。报恩孝亲，酬谢敬天。人知孝亲，愈知敬天。能知敬天，胜于孝亲。虔诚敬天，何殊敬亲……孝友既尽，出仕事君。移孝作忠，能致其身。赖亲而生，赖君以成。君恩更大，莫之与京。既尽其忠，不顾其亲。只知有主，不知有身。鞠躬尽瘁，取义舍生。注833

如果说“移孝作忠”一说还比较含蓄，那么，《天父诗》第318首则讲得十分明了：

敬天一定会敬主，敬主方是真敬天；

天生尔主为尔主，敬天敬主两相连。注834

在太平天国文献中，洪秀全被直接称为“天子”。《幼学诗》《天父诗》均有“生杀由天子”一语，《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所收天王预诏中也有“朕乃天父上帝真命子”“朕是真命天子”等语。因此，由孝亲、敬天推及敬主，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这种推演带有浓厚的政治范畴人伦化的色彩。在太平天国内部，洪秀全尊为天子，从杨秀清到两司马构成一个庞大的臣僚体系，普通士兵和从事后勤劳务的一般人员处在最底层。在这个上帝大家庭中，众人在理论上都是兄弟姐妹，但实际关系却呈金字塔状，上下尊卑泾渭分明。兄弟姐妹的划分不是按照年龄的大小，而是按照官职高低和资历深浅。时人有云：“贼职之大一级者称小一级皆曰‘弟’。湖北、江南被胁百姓称湖南、广西贼曰‘老兄弟’，伊谓被胁者曰‘新兄弟’。其被胁妇女曰‘〈新〉姐妹’；广西女贼，人称之曰‘老姐妹’。凡此皆不论年。”注835

如何维系上帝子女之间这种上下尊卑的人伦关系呢？太平天国十分强调“礼”的作用，试图通过习礼来确立礼治秩序。礼在成型之初指祭祖的仪式，商代被神学化，到周代演变为一套按照人伦关系来限定人们行为和道德规范的系统制度，即周礼。孔子便推崇礼治，力主恢复周礼。在儒家看来，只要人人都能恪守自己的名分，社会秩序就不会被颠覆，从而由礼达到治。太平天国沿袭了儒家这一思想。《原道救世歌》有“颜回好学不贰过，非礼四勿励精神”句，将颜回奉为习礼的楷模。《天情道理书》也敦促人们习礼，内云：“抑知礼之用，和为贵，为上者不可以贵凌贱，不可以大压小；为下者不可以少陵长、以卑逾尊。务宜以礼自持，以和相接，方不失为天国之良民也。”文中“礼之用，和为贵”句系引自《论语·学而》。

为了严格区分上下尊卑，太平天国要求人们在等级制给自己圈定的位置上对号入座。《幼学诗》共收34首五言诗，内有16首诗分别以朝廷、君道、臣道、家道、父道、母道、子道、媳道、兄道、弟道、姐道、妹道、夫道、妻道、嫂道、婶道为题，从社会到家庭，规定了人们在扮演不同角色时所必须遵循的伦理准则。其中，“朝廷”诗云“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即君为臣纲；“子道”诗云“子道刑于妻，顺亲分本宜，妇言终莫听，骨肉自无离”，即父为子纲；“妻道”诗云“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即夫为妻纲。注836《天父诗》更是连篇累牍地渲染这种伦理思想，内以第378首诗讲得最为直白：“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注837

为了维护这种礼治秩序，太平天国同样也强调“正名”。《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引天王预诏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注838此语源自《论语·颜渊》，但已添加上“夫夫，妇妇”的内容，以凑成完整的君臣、父子、夫妇三纲。

与推行礼教相对应，太平天国建立了一整套礼仪制度，早在建元之初便颁布《太平礼制》，按照尊卑等级，规定了首义诸王亲属、各级职官及其亲属的各自称谓，极其繁琐。定都后，太平天国礼仪制度日臻完善，从府邸、官印、仪卫舆马到饮食、服饰、婚姻（能否娶妻及娶妻多少），均按官职大小严格区分。

试以服饰制度为例。太平天国的朝服由袍服与补褂组成。袍服沿用明代上衣连下裳的旧制，诸王均为黄缎袍，以绣龙多寡分等差：天王九龙，东王八龙，北王七龙，翼王六龙，后来加封的燕王秦日纲和豫王胡以晃五龙（国宗从同姓各王之制）；侯、丞相黄缎袍绣四龙，检点为素黄袍，指挥至两司马为素红袍。补褂用来区分官职大小。天王至总制均穿黄马褂：天王黄马褂绣八团龙，正中一团绣双龙，合九龙之数；东王绣八团龙，其余各王均绣四团龙；侯至指挥绣两团龙；将军、总制的黄马褂前后各绣一团牡丹；监军至旅帅均穿红马褂，前后各绣一团牡丹；卒长、两司马也穿红马褂，不绣花，仅在前后刷印两团。补褂绣衔也有定制：天王至指挥均绣官衔于前面正中的团龙上，将军至旅帅绣在前团牡丹上，卒长、两司马绣于前团；官衔绣字也相应地分为金、红、黑三色。正因为服饰是区分上下尊卑的一种标志，太平天国再三严申红、黄两色是官服的专用颜色，无官之人仅准用红色包头，其余一律不得僭用，强调“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告诫人们“遵守礼仪，郑重红、黄二色，其已成之物，只准穿在内服，不准作为外观。倘限期已满，一经查出，按照天法，斩首不留”注839。

这种思想和制度还被正式写进了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它将所有社会成员划分为“功勋等臣”和“后来归从者”两大类，规定前者“世食天禄”，而后者则承担“杀敌捕贼”和“耕田奉上”的义务。可见，田产均耕、财富均分的设想实际上仅适用于“后来归从者”的范围，相对于特权阶层“功勋等臣”来说，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不平等。总之，《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绘的并不是一个无君无父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既有尊卑之别同时又洋溢着手足亲情的太平盛世——在君贤臣良的背景下，庶民百姓一体享受天父上帝的恩泽，均匀饱暖，恩和辑睦，男耕女织，沐浴教化，诉讼有序，怜恤孤寡废疾。应当说，这是封建社会农民所能萌发的最为美好的社会理想。

太平天国在推崇礼义人伦的同时，反复强调世人都是兄弟姐妹，试图借虚拟的亲情来化解君臣官民之间的隔膜或矛盾，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这种构想很富有想象力，有值得称道的一面，但如何使两者并行不悖，这却是太平天国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归根结底，太平天国要求人们各按人伦关系中的名分行事，不得越雷池一步，并且切实推行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从思想到实践，都没有跳出传统的窠臼。这就不难理解，太平天国何以强调要以孝道治天下，因为孝道与治道是贯通的。《论语·学而》有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可见，倘若人人都成为孝子，自然便不会有人犯上作乱了。历代统治者之所以推崇以孝治天下，其奥秘也就在此。

以绝大多数人的卑贱来衬托极少数人的尊贵，这就注定了所谓“四海皆兄弟”“胞与为怀”最终仅徒有宣传层面上的意义。注840在太平天国，每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完全取决于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衣食温饱乃至荣华富贵、威风排场，这是中国农民对幸福生活较为通俗、朴素的理解。太平天国也时常借此来进行打江山的思想动员，诸如“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分茅裂土，衣锦荣归，闾里辉煌”注841，等等。因此，当太平军长歌涌入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后，人们长期遭到压抑的物质欲望便迅速膨胀起来。尤其是到后期，大小官员对升迁趋之若鹜，贪渎之风盛行，而官场恶习又反过来腐蚀了社会风气，形成恶性循环，使得曾被洪秀全早年所痛斥过的“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社会现象又悄然在太平天国境内蔓延。关于这方面的情形，下文将详细论述，此处从略。

很显然，上帝赐给凡间子女的恩典并不均匀。为了安抚人心，太平天国十分重视思想教化，在倡导移孝作忠的同时，反复向人们灌输禁欲、坚耐等观念。这一类的道德箴言不胜枚举，如“眼前荣光一阵烟，坚耐享福万万年”，“各坚耐，万不知”，“真福多寒”，“欲享天堂真实福，须从克己苦修来”，“不历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风”注842。 此外，他们还再三强调“贫穷富贵皆皇上帝赐定”，“总之贫富天排定”，“富贵在天生死命”，“富贵功名天分定”注843。 也就是说，人伦关系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人们应安贫乐命，循规蹈矩，否则就是犯了逆天之罪，便是“妖”。这就不难理解，太平天国何以会在宣扬“上帝好生之德”“胞与为怀”等观念的同时，却又施行五马分尸、点天灯等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因为受刑的对象并不是人，而是“妖”。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治乱交替、江山易主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无论新旧王朝的更迭采用何种形式，都无一例外地重建贵贱有差、尊卑有等的礼治秩序，只不过君主的位置有所替换而已。民谚“皇位轮流坐，今年到我家”，反映的正是这种替换意识。只要礼治秩序不被扬弃，“救民于水火”也好，“解民于倒悬”也罢，最终还是民跌入水火，民陷于倒悬。时代的局限是真正的局限。作为一个农民的宗教，上帝教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农民小生产者固有思想的烙印。事实证明，在太平天国时代，洪秀全等人根本就没有萌发近代意义上的平等思想。上帝教的外在形式虽然不无新意，但在本质上并不具有新的历史内涵，绝无可能引导太平天国挣脱封建制度的六道轮回。注844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太平天国内部两极分化、吏治腐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上帝信仰便逐渐从神圣归于平淡，乃至遭到唾弃，导致人心冷淡。而一旦失去广大兄弟姐妹作为其忠勇的守护者，“天国”也就迟早难逃陨落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