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天历六节

除了在宗教教义、宗教经典和宗教仪式上与基督教大相径庭外，上帝教还有自创的宗教节日，即所谓的“天历六节”。

在己未九年（1859年）十月初七日颁布的《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中，洪秀全首次公布了这六个节日的具体名称：

正月十三日　　　太兄升天节

二月初二日　　　报爷节

二月二十一日　　太兄暨朕登极节

三月初三日　　　爷降节

七月二十七日　　东王升天节

九月初九日　　　哥降节

天王强调，设立六节的目的是为了让世人“同伸孝敬爷哥之虔，无忝为子为弟之道，共抒铭刻代赎之念，克尽感功感德之心”，从而使“真道天情，家喻户晓”。

时隔一个礼拜，天王又下一诏，就天历六节的命意进行了阐释。他说：

天历首重孝顺爷，七日礼拜福禄加。

二月初二报爷节，谢爷差朕斩妖蛇。

三月初三爷降节，天国迩来共一家。

本年三更诛凶首，从此万郭归爷妈。

天历二重恭敬哥，舍命赎罪活人多。

正月十三哥升节，普天铭感福江河。

二月念一哥登极，亦朕登极人间和。

九月初九哥降节，靠哥脱罪记当初。

天历三重识东王，降托东王是父皇。

爷前下凡空中讲，爷今圣旨降托杨。

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

谢爷降托赎病主，乃世人转天堂。

天国代代遵三重，天情真道福无穷。注340

按照洪秀全的解释，报爷节是为酬谢天父差遣他下凡作主而设；爷降节是为纪念天父首次下凡（降托杨秀清）而设；哥升节（“太兄升天节”）是为纪念天兄基督升天（受难）而设；太兄暨朕登极节是为纪念天兄基督与他本人一同登极作主而设；哥降节是为纪念天兄首次下凡（降托萧朝贵）而设；东升节（“东王升天节”）是为纪念东王杨秀清升天而设。以上六个节日分别涉及天父、天兄、天王、东王。虽然洪秀全强调“天历首重孝顺爷”，“二重恭敬哥”，“三重识东王”，并没有提到他本人，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节日实际上是围绕证明洪秀全是真命天子、昭示“爷哥朕幼永作主”这一命题而设立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七月二十七日正是东王杨秀清丙辰六年（1856年）在天京内讧中死于非命的日子。洪秀全将这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可谓意味深长。鉴于杨秀清代天父传言是上帝教教义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洪秀全在石达开离京出走后，很快就替东王恢复了名誉，此时又专门设立节日来纪念他，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教义的延续性和“爷哥朕幼”世系的完整性。

在这六个节日中，仅有东升节系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设置，其余五个节日的具体日期都是洪秀全人为设定的。天父、天兄首次下凡分别是在戊申年（1848年）三月和九月，但太平天国文献从未交代过这两个事件的确切时间——当时的情况纷扰复杂，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身份是事后才得到确认的，而且杨、萧本人根本想不到此举将来会被定为节日来纪念，所以很有可能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首次托称天父、天兄下凡的具体日期。洪秀全将爷降节、哥降节分别定在三月初三、九月初九，可能是受中国传统节日在日期设置上的启发。民间的春节（正月初一）、龙头节（二月二）、上巳节（三月三）、端午节（五月五）、天贶节（六月六）、乞巧节（七月七）、重阳节（九月九）等，都是日月相重。注341与爷降节、哥降节相似，洪秀全将报爷节定在二月初二，也是出于这一考虑。

太兄升天节（正月十三）、太兄暨朕登极节（二月二十一）相对比较令人费解。艾约瑟牧师曾就后一个节日询问洪仁玕，干王回答说：这是为了将救世主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间与天王登极的时间一致起来；他告诉过天王，自己从前曾听韩山文先生说过，犹太人的逾越节是在二十四日，但天王坚持采用二十一日，因为汉字二、十、一可以组合成“主”字。注342洪仁玕的解释在时间和概念上都有错误。据《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记载，耶稣是在逾越节这一天与12使徒最后一次共进晚餐的，接着就发生了犹大卖主事件。逾越节在犹太历岁首的十四日，是犹太教的三大节日之一。在辛酉十一年（1861年）初的两道诏旨中，洪秀全强调“逾越十四升十三，登极同日排由父”，“爷生哥朕同登极，万样皆排见天心……爷生哥朕实同胞，故今哥朕同登极”注343。这说明天王并非不知道逾越节的确切日期，相反，是洪仁玕把时间搞错了。此外，太兄升天节中的“升天”指耶稣遇难，太兄暨朕登极节中的“登极”指耶稣在遇难40日后升天，而洪仁玕却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同起来了。不过，洪仁玕说天王看重汉字二、十、一可以组合成“主”字，这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线索。据此推断，洪秀全将太兄暨朕登极节定在二十一日纯属人为的考虑，旨在强调太兄与他本人是在同一天登极作“主”。这就不难理解，耶稣明明是在逾越节次日即正月十五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而洪秀全却说“逾越十四升十三”，硬将正月十三日定为太兄升天节，因为按照天历，从二月二十一日前推40天，恰好是正月十三日。注344

总之，天历六节从名称、命意到具体日期的选择，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既是宗教节日，又是政治性节日。它们由洪秀全自行创设，其中仅太兄升天节、太兄暨朕登极节与基督教稍有牵连，其余则毫无瓜葛。

那么，太平天国是以何种方式过节的呢？是否举行了什么程序化的纪念或庆祝活动？关于这一点，现存太平天国文献和清方记载均没有涉及。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引《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中，洪秀全示意“将今诏系于天历之首，并注明每年正月十三日是太兄升天节，二月初二日是报爷节，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朕登极节，三月初三日是爷降节，七月二十七日是东王升天节，九月初九日是哥降节。每年六节，各注明该月日顶头，永远如是颁行天下”。庚申十年新历今已亡佚注345，无从了解这项指示的落实情况。辛酉十一年新历收录了天王该诏，但六节并没有“各注明该月日顶头”。这当然不会是相关官员疏忽所致——按照此事的重要性，只能理解为是洪秀全授意这么做的。或许，在创立天历六节后，连天王自己也不免犯了愁。的确，除雷打不动的七日一礼拜外，每年又陡然增加六个重大节日，姑且不论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单就如何使这些节日的活动各具特色、不与礼拜雷同，就足以让人煞费苦心。洪秀全感到不易操作，但又不愿意收回成命，于是只好进行折中处理：为不失体面，创立天历六节的诏书仍然收进历书，但六节不标注在各月的顶头。辛酉十一年新历便是如此处理的。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辛酉十一年正月十三日，洪秀全诏告“长谢爷哥福久长”，并说“神爷太子基督苦，十字架钉十全补……逾越十四升十三，登极同日排由父”云云，但只字未提当天是太兄升天节，也没有安排任何相关活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为永定印衔一事下诏，称“爷哥朕幼坐天堂，永定印衔永荣光”，同样没有提到当天是太兄暨朕登极节。据此推断，尽管洪秀全于己未九年创立了天历六节，但这些节日仅具有象征意义，并没有切实推行。

作为上帝教的源头，基督教设有一些重要的宗教节日，圣诞节便是其一。圣诞节又称“耶稣圣诞瞻礼”“主降生节”，专为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而设。据英国人呤唎自述，1863年末，他在浙江嘉兴与太平军共度圣诞节，赠送驻军统帅荣王一件圣诞礼品，并参加了当天招待所有高级将领的盛宴，度过了一生中过得最为愉快的一次圣诞节。他还补充说，太平天国似乎比西方更为重视这一节日，日期则提前两天。有研究者据此断言太平天国沿袭了基督教的圣诞节。呤唎的陈述是否属实呢？这就涉及呤唎在华的经历及其所写一书的可信程度。

呤唎原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19岁时派驻上海，不久辞去军职，改在一艘商船上担任大副。1860年秋首次进入太平天国辖境采购生丝，逐渐对太平军产生同情和好感。1864年回国，两年后在伦敦出版《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革命史，包括作者亲身历险的叙述》一书。作者在该书扉页赫然写道：“献给太平军总司令忠王李秀成——如果他已去世，本书就作为对他的纪念。”全书共26章，每隔一章交替叙述太平天国史和他本人投效太平军的亲身经历。国内有王维周译本，书名改作《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呤唎在书中自称是李秀成的心腹，能够自由出入南京，参加高级军事会议，接触太平天国的上层人物，但他所讲的相关情节却破绽百出，与他本人所说的身份明显不符。例如，1860年初春，李秀成正在西征前线，而呤唎却说忠王此时是在南京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次年末攻克杭州后，李秀成仅过8天便亲自率部再度攻打上海，而呤唎却说忠王在杭州停留了数周，随后直接去了南京。更有甚者，呤唎居然将李秀成说成是1853年北伐军的统帅。书中的其他一些情节，诸如翼王石达开被召回南京，1862年9月奉命开往江南一带等，也纯属子虚乌有。至于说太平天国设有专门的神职人员（长老制），在礼拜仪式中设香烛，也明显与史实不符。书中类似的情节不胜枚举。

呤唎一书的卷首附有忠王亲自签发的一张路凭（通行证），上写“兹有洋兄弟呤唎前往上海、宁波一带采办兵船，凡是经过地方，随时接济米、粮、油、盐、柴伙［火］等件，不致缺乏为要。一经办就，即驾至嘉兴郡，交与听王查收并付给价值可也。再仰沿途把守关卡官兵验明放行，准其往来毋阻”等语，末署“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月廿六日”，即1863年12月10日。这说明呤唎确实与太平军有过接触，并且一度在忠王手下效力。据“付给价值”一语判断，他的真实身份应是雇佣军或采办商，而不是什么李秀成的心腹，所以不可能了解太平天国高层的内情。还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读者对象是西方人，可能是出于迎合西方读者阅读爱好和猎奇心理的考虑，呤唎在叙述其个人经历时，其笔法与其说是在写史，不如说是在写小说，极富传奇和想象色彩，从而导致内容严重失实，明显留下信笔驰骋虚构编造的痕迹。总的来说，这部分内容含有一些真实成分，但更多属于虚构。注346因此，倘若不加甄别地将呤唎所言一概视为信史，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会靠不住。

再回到圣诞节这个话题。太平天国法定的宗教节日仅有六个，内有三个节日以纪念耶稣为主题或与耶稣相关，分别是太兄升天节、太兄暨朕登极节、哥降节，其中太兄升天节直接与基督教的“受难节”（亦称“耶稣受难瞻礼”）相对应。对太平天国来说，耶稣诞生的政治象征意义远远不及耶稣受难（升天）。因此，太平天国不可能在六节之外又加上一个圣诞节。退一步讲，太平天国连自己法定的六个节日都不搞纪念、庆祝活动，又怎么会对圣诞节情有独钟呢？

注释

注299圣事亦称“圣礼”，是基督徒表达精神信仰的重要礼仪，据称是由耶稣基督一手订立。与新教仅承认洗礼与圣餐是圣事相异，天主教和正教认为圣事有七件，分别是洗礼、按手（坚振）、圣餐（圣体）、忏悔（告解）、临终涂油（终傅）、圣职（神品）、婚配。

注300在后期写给罗孝全的某道诏旨中，天王认为“浸水虽义火更义”；另诏也强调“爷哥下来尔不认……何论浸水不浸水，不信定罪哥诏落”。见《太平天国续编》第3册，103、105页。这说明双方在洗礼仪式上也有争执。

注301《天条书》（手写本），见《太平天国续编》第1册，3页。按：在该书重刻本中，“永不准妖魔迷蒙”改成“永不准妖魔迷”，“永不准妖魔侵害”改成“永不准妖魔害”，其余文字同。

注302See Theodore Hamberg, op. cit., pp.35-36.

注303《李进富口述》，见《太平天国续编》第3册，271页。

注304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67页。按：“红巾号衣”指太平军军装，凡士兵一律身穿号衣，头裹红巾，故民间俗称太平军为“红头”。又，文中“廿四句”指上帝教的《赞美经》（参见下文）。照此说法，洗礼仪式中的《悔罪奏章》似乎已被《赞美经》取代。待考。

注305陈徽言：《武昌纪事》，见《太平天国》第4册，593页。

注306佚名：《金陵纪事》，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45～46页。

注307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697页。

注308《山曲寄人题壁》“拜上”诗，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85～386页。

注309《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31条并质问英人50条诰谕》，见《太平天国续编》第3册，20页。

注310A Report by Joseph Edkins,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243.

注311《北华捷报》，1860-06-30，见《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按：文中受洗的妇孺应是指太平军眷属，洗礼仪式并没有能够在民间推广。

注312《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31条并质问英人50条诰谕》，见《太平天国续编》第3册，20～21页。

注313A Report by Joseph Edkins,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242.

注314《天情道理书》，见 《太平天国印书》，516页。

注315《天条书》（手写本），见《太平天国续编》第1册，5、6页。

注316See Theodore Hamberg，op.cit., pp.34、35.

注317《天条书》（重刻本），见《太平天国印书》，153页。按：赞美诗是基督教举行礼拜仪式时所唱赞美上帝的诗歌，上帝教称作“赞美经”，简称“赞美”。陈作霖《可园备忘录》记癸丑三年（1853年）三月十六日南京事云：“逢贼中礼拜期，众皆夜起，中设一案，油灯二，菜数品，列坐诵《赞美经》，声若梵音，诵毕即食。”（《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71页）沧浪钓徒《劫余灰录》记后期苏南事，亦云“发逆七日诵经礼拜，犹夷人之礼拜耶稣也，谓之‘斋天父’，所诵之句……称《赞美经》”（《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142页）。李圭《思痛记》、佚名《避难纪略》、李滨《中兴别记》等亦持此说。

注318参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九，见《太平天国》第3册，261～264页。

注319参见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706页。按：该书另称天王在礼拜前一天“悉焚七日内所著裹衣”（《太平天国》第4册，718页）。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亦称举行礼拜时，“各伪府锣声、炮声震耳，将洋绉褂裤付诸火，谓之‘缴还天父’”（《太平天国》第4册，658页）。

注320参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九，见《太平天国》第3册，262～263页。

注321参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卷九，见《太平天国》第3册，227、262页。按：太平天国宣称清朝统治者的罪状之一便是不礼拜上帝，《贬妖穴为罪隶论》袁名杰一文即云：“天父皇上帝为天下万国之父，今妖居北地二百余年，不知礼拜，其罪大矣。”（《太平天国印书》，441页）

注322李光霁：《劫余杂识》，见《太平天国》第5册，313页。

注323《顶天侯秦日纲等颂赞》，见《太平天国续编》第3册，10页。

注324余一鳌：《见闻录》，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131页。按：一说“新赞美”计28句114字。参见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下，见《太平天国》第5册，290页。

注325《东王杨秀清通令朝内军中人等朝晚拜上帝诰谕》，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88页。按：笔者对句读略有改动。

注326《天条书》（重刻本），见《太平天国印书》，150～151页。按：以下奏章均引自该书，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注327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九，见《太平天国》第3册，262页。按：“钲”是古代行军时用的一种乐器。

注328佚名：《粤匪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2页。

注329周邦福：《蒙难述钞》，见《太平天国》第5册，66页。按：合肥县与庐州府同城而治。庐州在安庆失守后，成为清安徽省临时省会，1854年初也被太平军攻克。

注330这一仪式在起义前夕便已推行。据李进富自述，他加入上帝会后，“每日食饭，口念‘感谢上帝，有衣有食’二句”。参见《太平天国续编》第3册，271页。

注331除首义诸王外，其余人等在早期不允许娶亲或与妻子团聚。因此，所谓婚娶、生子、满月以及寿诞只是对享有特权的人而言。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婚丧习俗”部分。

注332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九，见《太平天国》第3册，262页。

注333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下，见《太平天国》第5册，290页。

注334李光霁：《劫余杂识》，见《太平天国》第5册，313页。

注335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九，见《太平天国》第3册，263页。

注336《山曲寄人题壁》“礼拜”诗有“每逢七日群分肉，礼拜期原杀戮期”一说，并附注云：“此日宰夫衙宰猪动以千计，惨何如乎。”（《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89页）

注337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九，见《太平天国》第3册，263页。

注338沈梓：《避寇日记》卷三，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89页。

注339蓼村遁客：《虎窟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3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按：光绪二十二年修《溧阳县续志》卷十六记太平军占领该县后，“按户敛钱，号为礼拜，始以七日为期，后则日夜搜刮”；《尚虞严美堂收照》也有“解礼拜钱银”一说。郦纯先生据此认为太平天国曾在民间按田征收“礼拜捐”（《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2版，5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似属误解。礼拜仪式始终未能在百姓中推广，文中的“礼拜”是时间概念，所谓“礼拜银”是指以礼拜为期限征收的银两，而不是以礼拜名义征收的捐税。有研究者不加考辨，沿袭郦纯此说，并加以演绎，认为太平天国向教徒们征收“沉重的礼拜捐”，从而导致“上帝形象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消失，太平天国晚期所爆发的信仰危机不能不与此无关”。这种结论与历史的真相未免相去太远了。又，太平天国避上帝名号，改“上”为“尚”，故“上虞”作“尚虞”，“上海”作“尚海”。

注340以上引文见《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所附天王两道诏旨，见《太平天国印书》，721、722页。按：“念”同“廿”；“GFDA3”是太平天国新造字，“乃GFDA3”即“乃埋”，作“提携”“援救”解。据统计，从先秦到清末，先后有百余种历法问世，而太平天国天历则是其中惟一一部由起义立国的农民所自行创制的历法。这些历法的制颁除反映了天文学的发展水平外，均带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每逢改朝换代，新王朝必然重定正朔，以示奉天承运、应天顺人。在前引诏旨中，天王强调“天历流行，永无止息”，“新［辛］开元年传永远，永不改元诏再颁”，说的正是这层意思。不过，由于漠视天象，加上推算有误，天历存在着明显的硬伤和缺陷，诸如不便于指导农人耕种兴作，干支、礼拜分别比阴历、阳历提前一天等。太平天国曾在民间强制推行天历，但收效甚微。

注341清人另称上巳节为重三、端午节为重五、重阳节为重九。参见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16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节日日月相重，顺口易记，兼有吉祥喜庆之意。汉末曹丕《九日与钟繇书》在谈到重阳节时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

注342See A Report by Joseph Edkins,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243.

注343《天王长谢爷哥福久长诏》《天王万方齐认作爷男诏》，见《太平天国续编》第3册，96、101页。

注344关于洪秀全为何硬将该节日定在十三日，吴善中先生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即“十”“三”既可以组合成“王”字，又能与耶稣（十字架、三日复活）、天王（十全大吉、三日即洪日）相比附（参见《太平天国历法研究》，280~28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这种解释很有启发意义。

注345据艾约瑟报道，干王在苏州送给来访的传教士一些书籍，其一便是庚申十年新历，据云“由七个王编撰，卷首附有天王的两道诏旨”。See A Report by Joseph Edkins,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244.

注346在为该书中译本所写的“前言”中，罗尔纲先生列举了他随手记下的该书14条史实错误，指出有些错误“不是一个投效太平天国四年之久的‘洋兄弟’所会有的错误”，但仍然认为该书的真实性不容怀疑。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参见拙文《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史料探源》，载《中学历史》，1986（3）；《呤唎助守太平军九洑洲炮台说质疑》，载《浙江学刊》，1986（5）。不过，呤唎虽有自我吹嘘之嫌，但他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是真诚善意的。他在回国后仍以“太平军上校”自诩，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令人尊敬的英国友人，太平天国真正的“洋兄弟”。以各种方式将在华的生活感受诉诸笔端，这在当时的欧美侨民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然而，在大多数人的笔下，神秘的东方古老帝国不再神秘，中国社会是一潭死水，人口膨胀，天灾人祸肆虐；中国人的特征和习性不是蓄辫、缠足，就是吸食鸦片、纳妾；“强盗”“杀人犯”成为太平军的代名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呤唎一书以辛辣的笔触和大量的事实，批驳了这种偏见和诬蔑之辞，并严厉谴责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热情颂扬了太平天国，堪称空谷足音。就此而论，该书具有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该书的另一价值在于辑录了十分丰富的西文原始资料（包括少量太平天国文献），叙述太平天国史的相关章节因而较为扎实可信。呤唎回国后陆续写了6本书，除本书和先期出版的《太平军之真相》外，其余为小说、游记等。33岁病逝，遗体葬在伦敦肯赛尔草地公墓。在中外学者的合作下，该墓于1981年被修葺一新，墓碑为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捐建，中央刻有汉字“献给呤唎——中国人民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