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逻辑与人类思维

受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的影响，曾几何时，在逻辑学界特别是中国逻辑学界，说逻辑与人类思维有关，或者说逻辑是研究人类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学科，甚至会受到嘲讽，被讥诮为“心理主义”。于是，各种相当奇怪的说法大行其道：逻辑学直接以现实世界为对象，它研究现实世界的逻辑结构及其规律；逻辑学以语言符号为研究对象，现代形式逻辑以人工语言为对象，自然语言逻辑则以自然语言为对象。对于此类说法，我在1990年出版的《逻辑哲学引论》中就表示怀疑，迄今亦然。几乎所有逻辑学家都承认，逻辑是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的科学，但推理过程既不是一个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也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过程，而是一个思维过程。怎么能够既主张逻辑是研究推理的，又同时否认逻辑是研究人类思维的，至少是与人类思维有关的呢？亨迪卡指出：“在正确思维和有效论证之间有以下类似之处：有效论证可以看成正确思维的一种表达，而正确思维可以看成是内在性的有效论证。在这种类似的意义上，正确思维的规律和有效论证的规律是一致的。”⁽⁵⁾因此，在我看来，承认逻辑以推理为对象，就是承认逻辑以思维（至少是思维的某一个方面）为对象。⁽⁶⁾

承认逻辑研究与人类思维有关的学者，通常会做出如下两个方面的区分：

一是事实问题：人类实际上如何思维？更具体地说，人类思维的发生机理和演变机制，人类思维的具体过程、模式、程序、环节、方法，如此等等。这里面既有发生学问题，也有形式结构问题，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对此方面的研究更多的属于经验心理学，也属于发生认识论。

二是规范问题：人类应该如何思维？人类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模式、程序、方法和准则，才能保证他们达成有效的沟通和理解，才能保证他们从真实的（至少是承认真实的）前提出发，得到真实的（至少是承认真实的）结论，从而同时确保思维的效率、安全和可靠？

通常认为，逻辑学不研究人类思维的事实方面，只研究其规范方面：逻辑学家制定一套有关概念、命题、推理和论辩的形式程序和规则，然后将其传授给普罗大众；后者只要按照逻辑学家所说的去做，就能确保他们思维的效率和安全。对于此类说法，我一向保持强烈的怀疑：关于“人类应该如何思维”的规范是否需要从“人类实际上如何思维”中去提取？逻辑学家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们从哪里获得一种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特殊的认识论地位？换句话说，逻辑学家是理性的立法者吗？如果是，他们从哪里获得这种立法权？他们能否随心所欲地为理性立法，然后像颁布律令一样颁布给大众，要求甚至强迫大众去遵守？在这样做时，逻辑学家有没有可能犯错？除了形式方面的限制条件之外，逻辑学家是否还必须遵循某些实质性的限制条件？

对于这些问题，我目前的梗概性回答是：人类所面对的自然界本身是有层次、结构、秩序和规律的，通过自然选择，它会训导甚至强迫人类也按照这种层次、结构、秩序和规律去思考和行动；在人类的世代更替中，其思考习惯逐渐沉淀、结晶为思维的（某种或某些）模式、程序、结构、方法和准则；逻辑学家从对人类思维的实际考察中，对其思维模式、程序、结构、方法和准则做归纳、总结、分辨、拣选、提炼和重构的工作，由此形成逻辑理论和逻辑系统，然后再将其传授给普罗大众。因此，逻辑学家的研究中也牵涉到人类思维的事实方面，他们所构造的逻辑规范应该是人类思维中所固有的，而不是从外面强加的。例如，目前比较成熟的逻辑理论——命题逻辑、词项逻辑、谓词逻辑和模态逻辑——都分别刻画和反映了人类思维中原有的某一个侧面，还有许多其他侧面仍有待逻辑学家去研究和开发；逻辑学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构造他们的逻辑系统，尽管这些系统也许满足某些形式方面的限制，例如可靠性和完全性；有些相当奇怪的逻辑系统即使被构造出来，也没有人使用，或被束之高阁，或被完全遗忘，因为它们严重偏离和违背了人类的实际思维。例如，在命题逻辑中，我们不能接受（p→q）∧q→p；在词项逻辑中，我们不能接受PAM∧SAM→SAP；在谓词逻辑中，我们不能接受xFx→xFx；在模态逻辑中，我们不能接受p→□p；在认知逻辑中，我们不能接受﹁Kp→﹁p。我们不能接受它们的理由，首先不是形式的，而是实质的：它们都是日常思维中不可靠的推理形式。即使我们设计出相应的语义理论，使得这些推理形式成为“有效的”——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仍然不能把它们应用于日常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