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兄弟倾轧 自隳长城

一、天京事变

孙中山先生在分析太平天国败亡的原因时，着重谈到了天京事变，并感慨万分地说：“嗟乎！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此曾国藩诸人所以得奏满清中兴之绩也。”注845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建议郭沫若继《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后，再写一篇总结太平军经验教训的文章，认为这“会是很有益的”，可谓意味深长。

说到天京事变，首先得从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格局和彼此之间的微妙关系谈起。

洪秀全是上帝教教主和信徒们的精神领袖。早在秘密酝酿起义时，洪秀全就已经在紫荆山区神秘地黄袍加身，无可争议地被拥戴为“真主”。起义立国后，他又顺理成章地以天王身份，成为太平天国的君主。

冯云山是洪秀全最早的信徒之一，同时也是其密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他一手创建上帝会，打开了在广西传教的局面，居功至伟。《天情道理书》在追述开国史时，对冯云山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前随天王遨游天下，宣传真道，援救天下兄弟姐妹，日侍天王左右，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弃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

杨秀清与萧朝贵都是紫荆山区以烧炭为业的贫民，属于上帝会大本营的地方实力派。1848年，在洪秀全因冯云山被官府羁押而远赴广州营救期间，一些信徒大搞神灵附体传言的巫术，致使上帝会一时处于失控状态。结果，杨、萧两人联手，分别托称天父、天兄下凡，从中脱颖而出。他俩在以天父、天兄名义发话时，均称洪秀全是天父上帝次子、天兄基督胞弟，积极拥戴洪秀全为真命天子，与洪秀全达成默契，从而确立了各代天父、天兄传言的特殊身份。杨、萧后来在起义立国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韦昌辉是桂平县金田村人，家境富裕，通过捐纳获得“监生”身份，也是上帝会的核心成员之一。在筹划起义阶段，韦昌辉不惜毁家纾难，借打造农具之名暗中打制兵器，然后沉入村西的犀牛潭密藏起来。后来，韦家又成为组织团营起义的总指挥部，洪秀全正式宣布金田起义的地点便是在韦家祠堂。石达开是贵县人，家道殷实。他练达老成，为人豪爽，富有韬略。在洪秀全的亲自延纳下，石达开成为上帝会在贵县的首领，后来召集一支约四千人的队伍赶赴金田响应起义。《天情道理书》也表彰了韦、石在起义前后的功劳，说他俩“亦是富厚之家，后因认实天父天兄，不惜家产，恭膺帝命，同扶真主，或位居后护，或职掌左军，剿灭妖氛，肃清海宇。盖自起义以来，不惮劳瘁，尽心竭忠，百计图维，又不知若何辛勤矣”。

以上六人都是客家人，共同构成上帝会的核心人物。按年龄大小排序，依次为洪秀全（1814年出生）、冯云山（1815年）、萧朝贵（约1820年）、杨秀清（1821年）、韦昌辉（1823年）、石达开（1831年）。约在金田起义前夕，六人之间又增添了一层血缘关系。按照上帝教的解释，基督是上帝长子，洪秀全是上帝次子，冯云山是第三子，杨秀清是第四子，韦昌辉是第五子，萧朝贵是上帝的女婿，石达开是第七子。在此意义上，洪秀全与其他五人虽是君臣关系，但彼此都以兄弟相称。例如，洪秀全称杨秀清为“清胞”；后者称天王为“二兄”，自称“小弟”。显然，这种血亲关系比历史上的桃园结义更近了一层，有利于加强领导层的凝聚力。

在这六人当中，无论从资历还是齿序上讲，冯云山都排在第二位。但是，当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的资格被确认后，上帝会原先的权力格局便被打破。杨、萧因为身份特殊，举足轻重，所以很快就后来居上。建国之初洪秀全分封五军主将时，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杨、萧的位次已经排在冯云山之前。永安时期，洪秀全又诏封杨为东王，萧为西王，冯为南王，韦为北王，石为翼王，明确宣布“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注846，将这种人事变动正式固定化。

杨秀清、萧朝贵的崛起不但直接导致冯云山地位下跌，还削弱了洪秀全至高无上的权力。洪秀全虽是太平天国的真命天子，但当杨、萧托称天父、天兄下凡时，作为天父次子、天兄胞弟的洪秀全不得不俯首听命。这种奇特的权力格局便为日后的权力纷争埋下了隐患。

不过，由于洪、杨、萧三人之间的相互制衡，以及冯云山居中所起的牵制协调作用，加上太平军在起义初期一直流动作战，处境险恶，所以，首义诸王尚能够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就连清方也不得不承认，“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注847。

1852年6月，冯云山在广西全州15里外的蓑衣渡遇袭中炮身亡。9月，萧朝贵在攻打长沙时遇难。首义六王一下子折损了两个重要人物，而韦昌辉与石达开的资历相对较浅。这样一来，以往相互制衡的局面便不复存在，变成了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直接碰撞。

定都南京后，洪秀全避处深宫，足不出户，军政事务均由军师杨秀清出面处理。这种现象不禁使局外人感到大惑不解，进而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民间和清方一度盛传洪秀全早已死去，如今居住在天朝宫殿的不过是个木偶；后来说法渐趋一致，认为杨秀清独揽大权，洪秀全徒有其名，形同傀儡。1854年6月英国使节麦华陀一行来访时，对这个问题仍然是一头雾水。他们事后在报告中写道：“至于像太平王（洪秀全）这样一个人是否真的存在，仍是很值得怀疑的一件事，因为在我们同他们的所有通信中，对方刻意向我们大谈东王的意愿，他的权力，他的威严，他的影响，但只是顺便提到他那著名的主子。东王显然是他们政治和宗教体系中的原动力……以东王名义就我们的询问所作的答复，丝毫未能解答时下流传的关于太平王是否存在、是否在南京的疑问。”注848

政治权力中枢的内幕从来都是一个谜，当事人讳莫如深，局外人则好比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天王洪秀全掌握最终的决策权，东王杨秀清出面统筹全局，这种权力格局早在定都以前就已经形成，此时只不过沿袭成规而已。注849因此，洪秀全形同傀儡一说未免有些夸张。不过，毕竟无风不起浪，上述种种猜疑至少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洪秀全淡出政治，而杨秀清位高权重，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杨秀清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才智过人。他身材瘦小，其貌不扬，且一向体弱多病。据《天情道理书》记载，早在金田起义之前，杨秀清就曾经两度重病缠身，首次“口哑耳聋”；第二次除此症状外，还“耳孔出脓，眼内流水，苦楚殆甚”。这极有可能是染上了当地所流行的瘟疫所致。定都后，杨秀清又被眼病所累，最迟在1854年内已有一目失明。注850谈到杨秀清定都后的表现，人们通常用“功高震主”一词来形容。功高震主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但把这顶帽子扣在杨秀清头上未必十分恰当。因为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除君臣关系外，还存在着一层子与父的关系。杨秀清以天父名义对洪秀全发号施令，这在名分上至少是合法的。倒是李秀成一语破的，认为“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注851。忘了自己同时还身为臣子，不知收敛和自忌，这才是杨秀清最大的忌讳。

自定都后，杨秀清居功自傲，加上拥有天父下凡这块金字招牌，致使他的个人欲望急剧膨胀。以杨秀清出行为例，其仪仗队多达千余人，如赛会状。又如，在杨秀清领衔上奏天王的本章中，首句照例是“小弟杨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韦昌辉、石达开跪在陛下”，以示身份特殊。当杨秀清以东王身份朝拜天王时，他称天王为“二兄”，自称“小弟”，并且与众官一同下跪山呼万岁，态度还算恭敬。但是，当杨秀清冷不丁宣布天父附体时，洪秀全却只好向他下跪，并且不得不惟命是从。有时候，杨秀清在同一个地点先后以两种面目出现，而且过渡得十分自然，事详《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该书详细记载了天父（杨）指斥洪秀全犯有过错（击踢怀有身孕的娘娘、教子无方），欲借这些家务事杖责其40大板的经过。注852在这整个过程中，洪秀全颜面扫地，完全处于下风。从中可以看出，洪秀全此时的决策权已经大打折扣，真正一言九鼎的是代天父传言的杨秀清。一旦两人意见相左，杨秀清随时都可以借天父名义逼迫洪秀全就范，甚至可以由着性子打洪秀全的屁股。

如果说杨秀清在洪秀全面前多少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在朝中文武百官面前，他绝对是百无禁忌，八面威风，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大动肝火，滥施淫威。

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是朝中第三、第四号人物，且与杨秀清名义上同为上帝之子，但两人见了东王，却都要行下跪礼。韦昌辉为杨秀清所忌，常遭挫辱，所以对杨秀清十分忌惮，一意逢迎，以作韬晦之计。杨秀清自己也承认，韦昌辉到东王府殿前议事时，“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注853。1856年4月11日，杨秀清以天父名义，下令杖责韦昌辉40大板，理由是天父下凡有时免响金锣、鼓乐、圣炮，但北王没有出令传齐众官，致使人们有时不知道天父下凡。

再看看杨秀清惩处其他朝中命官的情况。

顶天侯秦日纲的地位仅次于石达开，1854年被封为燕王，后因与湘军交战失利获罪，相继受到降为顶天燕、罚为奴三年的处置，次年末官复原职。陈承瑢是陈玉成的叔父，时任佐天侯。卫国侯黄玉昆是石达开的岳父，主管刑部事务。甲寅四年（1854年）四月，燕王府某牧马人坐在门前，见东王同庚叔（同岁的远房叔叔）过来时没有起身行礼。东王同庚叔将此人鞭打二百后，交给黄玉昆加杖，被黄玉昆婉拒。东王闻讯后，命石达开拘押黄玉昆。黄玉昆愤然辞职，陈承瑢、秦日纲也相率辞职，以示抗议。东王大怒，将三人锁拿后交北王处置，吩咐杖秦日纲一百，杖陈承瑢二百，杖黄玉昆三百，并把牧马人五马分尸。黄玉昆气得投水自尽，后被救起。注854天官正丞相曾水源、东王府吏部尚书李寿春则比窦娥还冤。他们被小人告密，说是在东王病重期间表现得无动于衷，结果被杨秀清以“欺天欺东王”的罪名“推出斩首示众”注855。

以上被杨秀清借天父名义处罚的人都是太平天国的开国元勋。他们的罪名大多比较牵强，有些纯属杨秀清借题发挥，发泄私愤。杨秀清利令智昏，专横跋扈，只要看谁不顺眼，就抡起天父下凡的大棒胡乱打人。此时的天父下凡已经完全变味了，上帝变成了暴君，天父圣旨变成了一张张罚单，令包括洪秀全在内的所有人谈虎色变。

当时，太平天国正呈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湖南一寒士就1855年秋的局势评述道：“是时，武昌、南京属管之地，粤人出示安民，开科取士，禁头变服，按例征粮，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他还预言改朝换代已是大势所趋，认为“依大势看来，粤今乱清，犹昔清之乱明耳……然清今受困于粤，与明初受困于清者，势之相去不远矣”注856。 次年春夏之交，太平军又相继大破清江北大营、江南大营，顺利地解京城之围，在军事上处于鼎盛时期。然而，就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南京却到处弥漫着诡谲和杀气。杨秀清的行为大失人心，其结果必然是众叛亲离，天怒人怨。于是，一股诛杨暗潮正在悄然涌动。就连清方也看出其中的端倪，预测“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注857。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囿于史料，天京事变的经过扑朔迷离，现已难考其详。以下仅尝试勾勒出其大致的轮廓。

杨秀清逼封万岁是天京事变的导火线。注8581856年8月间，在先期将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调离京城，分别派往湖北、江西和丹阳督战后，杨秀清自以为时机已经成熟，终于向洪秀全摊牌。某日，他以天父名义将天王召到东王府（即“九重天府”），进行了如下对话：

“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

“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

“东世子岂止是千岁？”

“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注859

杨秀清逼人太甚，以洪秀全的烈性子，当然不甘心束手就擒。于是，就在承诺加封杨秀清为万岁的同时，天王的心里已经动了杀机！昔日同打江山的生死兄弟一下子变成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敌人，非一死不能了之。

从人心向背的角度讲，洪秀全此时明显处于上风。杨秀清平素结怨太多，逼封万岁之举更是令人侧目，所以除了杨秀清的嫡系（“东党”）外，满朝文武大都站在杨秀清的对立面，同情和拥戴洪秀全。8月15日早晨，天父（杨）又火上加油，宣布“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注860，给两人扣上通敌的罪名。这等于给秦、陈二人定了死罪。杨秀清在把别人逼入绝境的同时，也就一手将自己送上了黄泉路。

诛杀杨秀清行动的主要执行者是北王韦昌辉。关于其中的一些具体细节，诸如洪、韦、石三人是否曾经密议诛杨，洪秀全是否曾经向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颁发诛杨密诏，学术界向有争议。笔者认为，洪秀全要想翦除羽毛丰满的杨秀清，不得不倚仗手握重兵的韦、石两人，他们三人就诛杨一事达成默契是合乎情理的事；秦日纲、陈承瑢在被东王捏控“通妖”前后，也加入了这个诛杨同盟。诛杨一事非同小可，而且事发突然，如果事先没有经过周密的筹划和分工，就绝不可能进展得那么顺利。

8月底，韦昌辉率三千亲兵从江西前线乘船东返，9月1日夜潜抵南京，由陈承瑢接应入城，随即包围了东王府。与此同时，秦日纲也率亲兵从丹阳前线秘密返京策应。

9月2日凌晨，韦昌辉率部突袭东王府。杨秀清猝不及防，遂被杀死；包括54个王娘在内的妻小也同时被杀。注861天明时分，杨秀清的首级被悬挂示众。城内贴出告示，宣布杨秀清“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已遭天殛”。东王被杀后，东殿尚书傅学贤率众进行抵抗，一度与北王手下展开巷战，但很快就被击溃。韦昌辉随即在全城展开大搜捕，下令凡东王所属，无论官兵男女都须自首，匿者连坐。在京外的一些东王亲信将领也被株连。

对于韦昌辉的做法，洪秀全予以否决，表示诛杨本是出于无奈，东王部属是无辜的，应当体天父好生之心，以宽纵为宜。韦昌辉认为天王起初借刀杀人，如今又反过来收买杨秀清余党的人心，而自己却落了个里外不是人，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将东王的亲属和旧部，无论男女老幼，全部处死。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持续了好多天。清军探报说，9月24日左右，从观音门口内漂流到江面上的长发尸骸不可胜数，内有一些尸身被捆缚在一起；城里的秦淮河也是布满尸首，河水几乎为之断流。前后共有两万多人倒在血泊之中。

石达开闻变后，率亲信数人从安庆匆匆赶回，力劝韦昌辉恪守当初的协议，不要滥杀无辜，结果反被指责为偏袒东党。石达开为防不测，连夜缒城而出。已杀红眼的韦昌辉一怒之下，又将石达开满门抄斩，同时率部围攻天王府，逼天王悬赏诛杀石达开。至此，内讧又进一步升级。

石达开逃到安庆后，起靖难之师驻扎宁国、芜湖一带，讨伐韦昌辉。韦昌辉因为杀戮太多，居心叵测，此时已是千夫所指，人神共愤。洪秀全遂下令讨韦。11月2日，韦昌辉伏诛，韦家妻小也悉数被杀，但北王旧部没有受到株连，总共才杀了二百多人。据载，韦昌辉是被肢解而死，其肉被割成二寸许，悬放在城中各栅栏，并标注“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注862。天王派人将韦昌辉首级送到宁国，让石达开验视，同时召他回京。石达开众望所归，合朝文武一致推举他提理政务，并推他为“义王”。11月下旬，石达开入京。28日，追随韦昌辉大肆杀戮的秦日纲、陈承瑢二人被诛。

但是，变乱并没有就此结束。次年春夏之交，石达开因为天王对自己疑忌重重，负气离京出走，率领十余万精锐远征他方。注863洪、石的分道扬镳成为天京事变的尾声。

在这场充满血腥味的内讧中，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离京出走，太平天国顷刻间失去三个栋梁之才。至此，首义诸王仅剩下天王洪秀全一人，旧的领导中枢正式宣告解体。

其次，继两万多身经百战的将士在内讧中死于非命后，石达开又带走了十余万精锐部队，致使太平军实力锐减，一时间“朝中无将，国中无人”，很快便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乃至退却阶段。而迭遭败绩的清军却由此获得了喘息之机，趁势重新纠集兵力反扑，使得太平军全线告急。到1857年末，除皖北局势尚还比较乐观外，湖北、江西的版图全部沦陷，南京外围的一些城池也相继失守。到1858年初，南京再次陷入清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围困之中，腹背受敌，几乎成为一座孤城。同年春，曾国藩在南京上游趾高气扬地说，与太平军作战，“昔如移山，今如拉朽”,声称“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耳”注864。

精神方面的影响是无形的，却是最致命的。在这场内讧中，代天父传言的杨秀清身首异处，兄弟姐妹之间手足相残，东王、北王、翼王的一家老小悉数魂归西天，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这对上帝神话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在江西，石达开部与反对分裂的太平军他部发生火并，民间遂有“江西贼杀贼，南京王杀王”一说。太平军内部也流传着“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的打油诗。对于依靠上帝信仰来维系军心的太平军而言，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总之，在经历了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人心离散，成为由盛变衰的一个转折点。读史至此，不禁令人嘘唏不已。

以往在评述天京事变时，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即认为韦昌辉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对这场悲剧负有主要责任。有人甚至干脆把天京事变称为“杨韦之争”。这种观点值得斟酌。如果韦昌辉与杨秀清一样，原先也是一个以烧炭为业的穷苦山民，那又该把这笔账算到谁的头上呢？倘若根据韦昌辉的出身来盖棺论定，认为他一心想颠覆太平天国，那又如何解释和评价他为天朝所立下的功勋呢？天京事变的主线并不是杨韦之争，而是洪杨之争，已见前述。说到底，这是一幕兄弟相阋自隳长城的悲剧。孙中山先生认为洪秀全等人“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可谓一针见血。

洪秀全后来对杨秀清、韦昌辉定性的变化颇堪玩味。太平天国以往每年都刊印新书，惟独天京事变这一年例外。次年冬天，《天父诗》一书问世，内收天父（杨）的一些诗体圣旨。这标志着洪秀全已彻底为杨秀清平反，继续确认了他作为天父代言人的身份。而在同期刊印的戊午八年新历中，北王的名字已被删除。这种处理有两层含义，既是对韦昌辉的贬斥，同时也避开了给韦昌辉定性，反映了洪秀全对韦昌辉的暧昧态度。在随后刊印的《天情道理书》修订版中，首义诸王都称爵号，惟独北王被直呼为“昌辉”，尽管褒贬分明，但已透露出宽赦韦昌辉的信号。等到《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刊印时，韦昌辉已与其他首义诸王一样，不再作任何特殊的字面处理。这实际上意味着韦昌辉已被赦罪。洪秀全替杨秀清恢复名誉是出于维系上帝信仰的需要，但对韦昌辉也网开一面，其中必有难言之隐。当然，与只字不提天京事变一样，如此处理也是为了避免揭开历史的疮疤，好让人们淡忘甚至遗忘这场煮豆燃萁的悲剧。

二、后期的朝内党争

在经历天京事变这场噩梦后，太平天国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摩擦与派系斗争并没有就此消歇，不久便又呈现出死灰复燃之势，并且愈演愈烈。干王洪仁玕是后期的总理大臣，而忠王李秀成则是军方统帅之一，因此，他俩关系的走向很具有代表性，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太平天国后期朝内党争的轨迹。

当年从香港投奔南京，洪仁玕未曾建功就被赐封为王，委以总理朝纲的重任。这引起了包括李秀成在内的一班功臣宿将的不满。洪仁玕见众人不服，恐军心散乱，便上书屡辞。洪秀全降诏抚慰，谓“风浪暂腾久自息”，并准洪仁玕保奏，封陈玉成为英王，后又加封李秀成为忠王，李世贤为侍王，从而安抚了军中主将。至此，太平天国新的领导中枢大体确立，且诸王受命于危难之际，均抱有振兴天朝之志。李秀成在封王之后，当即做出积极的姿态，具禀向干王请示行征之策，不久又三次登门拜见干王。洪仁玕以《兵要四则》作答，并主张以“围魏救赵”策略打破敌江南大营对京城的围困。李秀成依计行事，在其他主力的策应下大解京围。在登朝商议下一步作战部署时，李秀成又力排众议，附和洪仁玕，主张乘胜东进，先攻取长江三角洲，然后再沿江上取。在得到天王首肯后，李秀成挥师东进，一路势如破竹。在兵临上海外围后，他又忠实执行了洪仁玕的新外交政策，积极谋求在进占上海一事上赢得列强的理解与合作。总之，尽管李秀成当初对洪仁玕无功受禄一事心存芥蒂，但事态并没有进一步扩大。相反，李秀成在封王之后，一时间对洪仁玕还颇为尊重和听命。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在1860年春夏之交重整旗鼓，二破江南大营，并开辟出苏福省根据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将相之和。

上海事件是洪、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1860年7月中旬，洪仁玕亲自来到苏州进行外交斡旋，邀请各国驻沪领事就上海问题进行磋商，但对方丝毫不予理会。眼见外交途径交涉无望，李秀成便直接发兵攻打上海，结果被英法军队击退。

苏州之行无功而返是洪仁玕总理朝政期间的一大败笔。洪仁玕曾在《资政新篇》中详列与自己“相善”的23个洋人的姓名；他在行前写给忠王的信中也自称与外国诸大臣“素有交情”。这使得太平天国上下均对洪仁玕的苏州之行抱有厚望，与洋人交涉未果的李秀成更是翘首以盼。但是，列强阻止太平军进入上海的态度异常强硬，洪仁玕的外交努力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一结局虽是无法规避，但毕竟出乎人们的意料，从而影响到洪仁玕在朝中的威望。他与李秀成之间的关系也因此产生了裂痕。

在兵败被俘后的供词中，洪仁玕对李秀成颇多批评，焦点便是上海之役。干王共在三篇供词中提到此事，认为之所以上海未下，皆因李秀成执意主战，惹恼了洋人，搅了和谈大局，而且事后又不肯认错。这种说法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前已说明，李秀成始终无意与洋人兵戎相见，乃至在遭到对方袭击后未予还击就撤离了上海。再者，列强在上海问题上丝毫不肯让步，无论太平军采用什么手段，他们都不会拱手让出上海。就此而论，上海未下，其责任并不在李秀成。从文义上推测，在干王斡旋无望的情况下，李秀成不甘心就此作罢，力主发兵攻取，这可能便是双方产生争执的由来。与洋人闹翻本是洪仁玕力图避免的局面，而李秀成正是这次军事行动的统帅，洪仁玕自然会认为李秀成难辞其咎。而忠王也难免会对干王此行的无所作为感到失望和不满。在被俘后的亲笔供词中，李秀成对洪仁玕明显流露出不服和不屑，说他“初来封长，又冇才情”，“封过后未见一谋”注865，当是有所隐指。这说明围绕上海未下的责任，洪、李两人互有抱怨，将相失和已渐现端倪。

李秀成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英王陈玉成，另一重要将领侍王李世贤则是他的堂弟。而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原本资历甚浅，一旦失去拥有军队和地盘的实力派将领的支持，其新政的推行便更加显得力不从心，他在朝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动摇。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正验证了这一点。

同年11月，洪仁玕在南京与来访的留美毕业生容闳举行会谈。容闳向干王提出了七项改革建议，内容包括改组政府和军队、推行西式教育等，并表示愿意为太平天国效力，以促成这些改革。而干王却一脸无奈地回复容闳：他深知这些举措的重要性，但其他各王均在外征战，在他们没有返京之前，一切都无从谈起。容闳这才对洪仁玕的处境有所了解，意识到“他是孤单的，没有人在倡导这些改革方面向他伸出援手”。实地考察后的容闳大失所望，不禁对太平天国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确信太平天国既不能革新中国，也无力复兴中国”注866。 于是，他谢绝洪仁玕的任命和挽留，重新返回上海。通过此事可以看出，洪仁玕对诸王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

事隔两个多月，幼主洪天贵福于1861年2月5日降诏，以“恐人起议踵东王”为由，下令今后凡内外本章免盖干王金印，单准盖幼东王的印。注867从此，洪仁玕尽管名义上仍然总理朝政，但已经无权决定文武百官的奏章是否上递天王。紧接着，2月9日，即天历辛酉年元旦，在遭到他人排挤的情况下，书生出身的洪仁玕又被迫以总理大臣的身份，奉诏外出催调兵马救援安庆。注868

上述事实说明，自上海之役后，洪仁玕在朝中的地位开始日渐下跌。有论者认为，干王处境不妙，主要是受王长次兄洪仁发、洪仁达的排挤所致。这种推测与史实不符。太平天国后期的朝内党争错综复杂，陈玉成与李秀成之间，陈、李与洪氏宗亲之间，包括洪氏宗亲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或嫌隙。不过，总的来说，由于血浓于水的缘故，洪仁玕与王长次兄几乎是休戚与共。洪氏宗亲与李秀成等异姓大臣之间的权力摩擦才是当时朝内党争的焦点。

约从1860年下半年起，以血缘和利益关系为纽带，李秀成等异姓诸王与王长次兄等洪氏宗室成员逐渐成为朝中分庭抗礼的两大派系，李秀成与洪仁玕之间也随之成见日深。就李秀成而言，除堂弟侍王李世贤外，与他结为奥援的还有作为洪仁玕副手的章王林绍璋。洪仁玕在朝中主要受到他们三人的掣肘。1861年冬，洪仁玕具本弹劾对安庆失守负有直接责任的军中各主要将领，结果触怒天王，由此引发朝中走马灯似的人事更迭。据洪仁玕后来追叙：天王先是将干王、英王、章王等人相继革职，一并问罪；不久恢复了洪仁玕的王爵，但未复军师一职；紧接着，天王又恢复了林绍璋的爵位，“不准王长次兄及予干与［预］朝政，内则专任章、顺王掌政，外则专任忠、侍、辅王掌兵”；但到了次年春，天王又将林绍璋撵出京城，重新起用洪仁玕掌政。注869在短短几个月内，洪仁玕几度沉浮，洪氏宗亲与异姓大臣交替得势，人事更迭频繁。朝内党争之激烈，于此可略见一斑。

在被俘后的供词中，李秀成明显对洪仁玕表示不屑，认为干王没有才情，所写的书籍不值得一读，只字不提他在掌政期间的建树；并指斥王长次兄是“佞臣”，列数其鬻官纳贿、搜刮民财、玩弄权术等劣迹。对于林绍璋，李秀成则大加赞许，认为他“聪明，样样晓得，能勤劳”。忠王还愤愤不平地说，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王长次兄，第三重用干王，第四重用其驸马，第五重用英王，第六才轮到他李秀成。注870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洪仁玕在被俘后追述往事时，着重点名批评了李秀成、林绍璋两人，指责忠王在上海事件中“不依所议”“究不肯认错”，斥责章王在顶替自己主政期间为人“奸猾”，“凡事瞒上自专”。等到从清江西巡抚沈葆桢处看到曾国藩刻《李秀成供》后，他又就忠王所说的相关细节签附反驳意见，申辩幼西王、王长次兄等人爵位虽然尊显，不过是天王对功臣之后和亲臣的荣宠而已，但兵粮之权归忠王总握，“岂尺寸疆土粮饷得归亲臣和功臣后乎？”洪仁玕还直斥章王是“佞人”，在安庆保卫战中“弃江北不守不战”，在朝中“内则蒙蔽不奏，外则阴结私行”，并为王长次兄和自己鸣不平，指责忠王、侍王、章王三人结党营私，谓“忠、侍王在外，专靠章王柔猾之言为之耳目，不认王长次兄为忠正人，不信本军师为才学之士”注871。

关于王长次兄和章王的品行与政绩，李秀成与洪仁玕各执一词，评价有天壤之别。这从侧面说明李秀成等人与洪氏宗亲平素互有成见，积怨甚深。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朝中大臣各存私念、心胸狭窄的因素外，与洪秀全在用人上的过失也有很大关系。

天京事变后，心有余悸的洪秀全对异姓大臣猜忌甚深，倾向于重用自己的兄弟子侄。他先是封其长次兄为安王、福王，以牵制翼王石达开，结果导致后者负气出走。洪仁玕投奔南京后，他又很快破格任命其为总理大臣。后来，他又让自己的儿子洪天佑袭东王爵位，以所谓的外甥萧有和（幼西王）掌内外本章是否转献之权，改封长次兄为信王、勇王，并重用驸马钟万信、黄栋梁和自己的一群侄子。在辛酉十一年（1861年）四五月间天王颁发的数道诏旨中，在受诏人名次的排列顺序上，洪氏宗室成员均赫然排在英王、忠王等异姓诸王之前，其亲疏厚薄一目了然。平心而论，洪氏亲属中除洪仁玕才堪大用外，其余或过于平庸，或少不更事，大多属于尸位素餐，结果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加剧了功臣宿将的离心倾向和抵触情绪。而此时的洪秀全专注于宗教，无心亲理政事，遂使这一局面更加失控。李秀成在其供词中反复抱怨天王不信外臣，不用贤才，不问政事，虽言语有些偏激，但也确系有感而发。

然而，洪氏亲属尽管地位显赫，但并无一人握有兵权和地盘，而这些正是李秀成等人与前者抗衡的资本。洪秀全一心想营建自己的家天下，对异姓诸王抱有戒心，但他又不得不在军事上倚重后者，这是他无法回避的一个矛盾。无奈之下，洪秀全只好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但是，洪秀全性情暴烈而又固执，本不擅长协调人际关系。这使得他在处理朝内纷争时往往过于偏执和意气用事，导致对群臣驾驭不力。由洪仁玕弹劾事件所引发的频繁人事更迭正说明了这一点。如此朝令夕改，反复无常，既不利于中央政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也无法收到笼络凝聚人心的效果，反而促使原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正因为在用人思路上摇摆不定，洪秀全远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无论是洪仁玕，还是陈玉成、李秀成、林绍璋，都没有赢得洪秀全的绝对信任，都曾经有过被罢黜的经历。李秀成在其供词中批评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由。朝中政事，并未实托一人，人人各理一事”注872。这多少道出了太平天国中央政权的症结所在。

与洪秀全相比，洪仁玕比较识大体。在写给忠王的《兵要四则》中，他特意以“廉、蔺相和，而秦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为例，说明“师克在和”的道理，强调：“不和则人心不一，不一则涣，何蓄锐之有？”注873可见他深知团结的重要性。至于洪仁玕后来与李秀成等人产生隔阂，则主要由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所引起，并没有过多拘泥于意气之争。在被俘后的陈述中，洪仁玕在批评李秀成的同时，仍对忠王在军事上的才能与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1860年至1861年间，“吾等虽连遭挫败，但效命之下，仍迭获胜绩，开疆拓土。在此期间，我军在沙场上有两名优秀将领，即英王与忠王”注874。可谓不失公允。后期朝内党争之所以没有发展到鱼死网破的地步，与洪仁玕居中缓冲不无关系。但话说回来，洪仁玕并非没有过失。王长次兄本是颟顸之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正是由于他们的频频干政，先是使石达开负气出走，后又导致洪氏宗室与李秀成等人之间关系恶化。而洪仁玕却认为他们是“忠正人”。“忠”字无可非议，“正”则有护短之嫌。事实上，洪仁玕对王长次兄并非没有看法。1861年12月中旬，时遭斥革的洪仁玕私下对来访的郭修理牧师表示：除了他本人外，天朝其他各王都是无知之辈。注875此言明显流于情绪化，掺杂着洪仁玕因自己的思想和策略不被理解和执行而产生的一种孤寂失落感，而他所抱怨的对象包括朝中所有的同僚，当然也包括王长次兄在内。然而，抱怨归抱怨，受宗族意识的影响，在王长次兄与异姓诸王的权力摩擦中，洪仁玕并没有做到不偏不倚，而是对前者有所偏袒。这也正是导致他卷入朝内党争的主要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洪氏宗亲与异姓诸王之间的矛盾既是朝中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同时又是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双方的明争暗斗闹得沸沸扬扬，就连清方也有所耳闻。在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廿三日的奏折中，左宗棠就此写道：“查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余，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世贤尚称投合，余则彼此猜疑，势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似从前杨、韦两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见。”注876由于太平天国中央政权不到两年便告覆灭，左宗棠的预言最终并没有变成事实。但是，这场朝内党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却是致命的，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早年的天京事变。它使得太平天国的领导中枢薄弱无方，始终处于一种波动涣散状况，无法从容应对已异常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随着人心离散、各争雄长的现象愈演愈烈，太平天国距离败亡的深渊也就越来越近。透过太平天国朝内的互相倾轧与纷争，人们不难领悟太平天国“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一些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