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当代诠释学的形成（下）

第一节　瓦尔登堡的保尔·约尔克伯爵的历史性思想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在我们从狄尔泰和胡塞尔转到海德格尔之前，有一个人需要我们注意，这就是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中已提到过的并有一节加以论述和摘引的瓦尔登堡的保尔·约尔克伯爵。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约尔克伯爵的研究正好完成了我们上面在狄尔泰和胡塞尔那里未能发现的东西”，因为“他在思辨唯心论和本世纪的新经验观点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1]。

瓦尔登堡的保尔·约尔克（Paul Yorck von Wartenbury）生于德国布雷斯劳附近的克拉恩-奥尔斯的一个庄园主家庭，他曾在一种深受浪漫主义文化影响的环境中成长。由于父亲在1865年去世后，他需要照管家庭全部田产事务，因而他的哲学思想只能作为一种未系统展开的私人活动而发展。他一生中有幸与狄尔泰结识，这种友谊开始于1871年，他们的通信一直持续到约尔克伯爵1897年去世。除了通信外，约尔克还有残篇《意识与历史》以及他生前唯一出版的著作《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我们对约尔克伯爵的认识不仅应当归功于狄尔泰，正因为与狄尔泰的友谊，他们有一部书信集保存下来，即《狄尔泰和约尔克伯爵的通信集1877—1897》（哈勒版，1923），而且更应当要感谢海德格尔，因为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第77节里论述了他关于历史性问题的论述与狄尔泰和约尔克伯爵的观念的联系。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狄尔泰与约尔克之所以建立如此友谊并进行通信，是由于他们两个人对历史性有共同的兴趣，他引了约尔克的话“我们共同的兴趣在于领会历史性”[2]，而正是在他们的通信里，“约尔克的倾向借狄尔泰对问题的提法和研究获得生命”[3]。

1．历史性：活着而不是存在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狄尔泰被分化为生命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作为前者，他目向把过去带回到生命，而作为后者，他又把过去认为是那种进行观察的纯理论的主体的对象，因而在狄尔泰这里，历史性从未真正影响理解的行为。正是由于约尔克伯爵，历史性的意义才凸显出来了。约尔克写道：“真正的语文学家把历史学理解为文物箱。对于没有可触性的所与，这些先生从不涉足——我们唯有靠心理换置才能导向那里。他们在骨子里都是些自然科学家；而且因为缺乏实验，他们更变成了怀疑论者。我们得远避所有那些无用的材料，例如，柏拉图曾多少次到过大希腊或叙拉古之类。那里没什么有生命的东西……一切实在的东西，如果被当作自在之物，而不是作为体验的对象，那么它们都会变成幻象。”[4]按照约尔克伯爵的观点，如果我们通过把过去当作自在之物并把它限定为对象的惰性状态来复活过去，那么过去就是绝无生命的东西。与这种自然科学家以客观对象来看待过去的态度不同，约尔克伯爵提出一种历史知识设计，由于强调认知主体和认识对象的统一关系，这种历史知识以隶属性来规定历史性。约尔克伯爵写道：“历史性的中心问题是：所与活着（lives），而不是存在（is）。对自身的反思并不涉及抽象的我，而是涉及它自身自我的全体。因此自我反思将发现我是历史所规定的，正如物理学宣告我是由宇宙所规定的。我是历史，犹如我是自然。在这种彻底的意义里，歌德那句‘他至少已活了三千年’的格言应当可理解了。”[5]

2．在者状态上的东西与历史性的东西

约尔克伯爵根据换置（transposition）和隶属（belonging）之间的区别建立了在者状态上的东西（the ontic）和历史性的东西（the historical）这两个范畴。所谓在者状态上的东西，就是那种通过换置过去而被认为是自在之物的东西，即那种与认识主体的生命过程没有实质交往的被规定的对象。在者状态上的东西把过去带回到只是作为单一在场的、缄默客观性的和单纯他在性的生命。反之，历史性的东西是那种不把过去认为是封闭的客观性，而是认作仍可以完全被成就的“可能状态”（virtuality）——通过它对理解主体的影响。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不同于只是在场，它应当表现为一过程、一分延、一命运。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约尔克伯爵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了在者状态上的东西与历史性的东西之区别，正是由于他对这两种东西的区别“有一种可靠的直觉”，他认识到“传统的历史研究仍然如何顽强地执着于种种纯视象的规定，这些规定是以物体式的和形态性质的东西为目标”[6]，也正是由于约尔克伯爵对这种区别的认识，他才发现狄尔泰的探索“太少注重在者状态上的东西与历史性的东西的发生学上的差别”[7]。对于约尔克来说，像兰克那样的历史学家乃伟大的“视象者”，他们通过重构过去（旨在审美上描绘它的形式）而把握在者状态上经验的东西。这种形态学把过去降为只是在场的客观性。但是，这只是历史理解的一个环节，如果不被占有所整合，这环节是没有成果的。通过占有，理解主体——通过放弃对历史形式只是经验目击的认识——才建立它们之间活生生的联系。正如海德格尔说，约尔克试图在反对在者状态上的东西（视觉上的东西）而走上了从范畴上把握历史性的东西的道路，走上了把“生命”上升到适当的科学理解的道路。这之所以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与历史编年史家的启蒙不同，“约尔克清楚地洞见到‘可能状态’这一历史的基本性质，他是靠认识到人的此在本身的存在性质而获得这种洞见的，也就是说，他恰恰不是从科学理论出发，而是在历史考察的对象那里获得这种洞见的”[8]。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这里再现的东西是思辨的观点。狄尔泰和胡塞尔虽然都对“生命”概念做了论述，狄尔泰试图从内在于生命的反思性中导出历史世界的构造，而胡塞尔则试图从意识生命里推出历史世界的构成，但他们由于受认识论模式的影响，并未阐发生命概念所包含的思辨要求，所以伽达默尔说：“生命概念的思辨内容实际上在他们两人那里都未能得以发展。狄尔泰只是为了反对形而上学思想而利用了生命概念，而胡塞尔则绝对没有把此概念与形而上学传统、特别是与思辨唯心论相互联系的想法。”[9]正是约尔克伯爵的研究完成了狄尔泰和胡塞尔所未能完成的东西。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约尔克不仅表现了狄尔泰和胡塞尔共同的倾向，即对生命概念的阐发，而且他的思想显然更优越于他们两人。因为按照约尔克的研究，生命是自我肯定的，生命性的结构就在于一种原始的区分（Urteilung），即在区分和分解自身中仍肯定自己是统一体。这种生命不断区分和分化自身而重新肯定自身的观点，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正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里的思想，即“生命是被这样的事实所决定的，即有生命的事物使自己区别于它在其中生存并与之保持联系的世界，并且继续使自己保留在这种自我区分的过程之中。有生命物的自我保持，是通过把外在于它的存在物投入它自身之中而产生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靠与己相异的东西来滋养自身。生命存在的基本事实是同化。因此区分同时也是非区分。异己者被己所占有”[10]。按照这种生命观点，自我意识的本质就在于：“自我意识知道使所有东西成为它的知识的对象，并且在它所知的一切东西里认识它自身。因此，自我知识作为知识，它是一种自身与自身的区分，但作为自我意识，它同时又是一种合并，因为它把自己与自己结合在一起。”[11]对认识对象的认识与对自身的自我意识的统一，表明对不同于意识的东西的理解，对被意识同化的东西的理解，从不是认知主体与外在的惰性的客体之间的纯关系，因为主体与客体不是两个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

约尔克伯爵与狄尔泰和胡塞尔不同，他并不只是以一种认识论的目的返回到生命，而是维护生命和自我意识的形而上学，他所做的正如黑格尔已经做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认为约尔克伯爵“既高于狄尔泰，又高于胡塞尔”。他写道：“约尔克伯爵却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现象学之间架设了一座一直被人忽视的桥梁。当然，由于他的遗著过于零散，我们无法得知他怎样设法避免他责备黑格尔犯过的那种对生命加以辩证形而上学化的错误。”[12]

注释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卷．1986：255．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79：398．

[3]同[2]399．

[4]同[2]400．

[5]同[2]402．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79：400．

[7]同[6]399．

[8]同[6]401．

[9]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卷．1986：255．

[10]同[9]257．

[11]同[9]257．

[1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卷．1986：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