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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四章 马尔科姆
珍妮特·马尔科姆的职业生涯与雷娜塔·阿德勒的一样离不开《纽约客》。不过比起阿德勒的傲慢冲动，马尔科姆是安静低调的；比起阿德勒的年少有为，马尔科姆则是大器晚成。和汉娜·阿伦特一样，马尔科姆也是在过了不惑之年后才终于开始发表重要的作品。至于真正成名，则要一直等到她在1983年发表了一篇一位几乎还没什么人听说过的学者的传略之后。这个原本是梵文学者，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学家的男人名叫杰弗里·穆萨耶夫·马森（Jeffrey Moussaieff Masson），那时的他刚刚被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档案馆（Sigmund Freud Archives）负责人的职位上解雇。
马尔科姆采访他时，马森刚过四十岁，那时的他头发浓密，自信的程度也还在心理健康范围内。根据马尔科姆的叙述，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马森就对她说：
分析领域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愿意做任何事情来摆脱我。他们嫉妒我，但我认为他们也真心觉得我是一个错误，一个麻烦和一个精神分析界的潜在威胁——一个真正有决定性的威胁。他们感觉到我可以一手摧毁整个精神分析行业——现实地说，这项事业让他们挣了很多钱。他们感到害怕是对的，因为我发现的东西是可以引发爆炸性后果的炸药。[1]
马尔科姆对马森用这种炸药引发的争吵很感兴趣。具体来说，他提出的是一个针对“性诱惑论”的论点，“性诱惑论”是一种关于亲子关系本质的理论，认为从原始意义上讲，亲子关系是由性吸引力定义的，这个理论后来被弗洛伊德排斥和修正过。然而随着对这场知识论争的深入调查，用马尔科姆的话说，她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显然永远无法停止自我赞美的男人。
马尔科姆倾向于通过暗示而不是直白的陈述来传达想法。她向马森发起攻击时从来不使用直白的侮辱。她会像前文中那样不断引用马森的原话，那些内容自然会让他听起来像个傻瓜。例如，她会让他解释他通过精神分析治愈了自己的“完全滥交”的事。他告诉马尔科姆说，当他还是一名研究生时，他就已经和一千名女性发生过关系了，于是马尔科姆就引用了他的原话。或者，马尔科姆会引用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时写的一封谈论其他人的书信中的内容，借此来让自己对马森活动的描述更富有变化：“他所说和所想的一切都具有一种可塑性，一种温暖的感觉和一种至关重要的特征，这些东西都是用来掩盖缺乏更深层实质的事实的。”[2]
这个特征需要被考虑在内是因为马尔科姆正在调查马森被解雇一事的情况。如果他多变、浮夸，而且以自我为中心，那么这些就都成了相关的事实。不过最确信无疑的是，他还好打官司。马森最终会起诉马尔科姆，而且这场官司持续了多年，一直打到最高法院。马森起诉的理由是马尔科姆错误地引用了他的话，在下级法院进行的两次审理中，双方就报告文学的本质进行了辩论，但马森最终输掉了控告马尔科姆诽谤的官司。
珍妮特·马尔科姆这种微妙但极具毁灭性的间接攻击是人生经历和性格的产物。马尔科姆1934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原名珍娜·温诺韦拉（Jana Wienovera），她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文雅、顺从。战争爆发后他们一家逃离祖国，定居布鲁克林，珍妮特和妹妹玛丽（Marie）就是在那里学会英语的。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她还记得“幼儿园老师在每天放学时会说‘再见，孩子们（Good-bye，children）’，那时我以为‘children’是个人名，所以我很羡慕叫这个名字的孩子。我偷偷地盼望着某一天，老师能够说‘再见，珍妮特’。”[3]
马尔科姆的父亲是一名精神病医生（这无疑是让马尔科姆最终对该学科产生兴趣的影响因素之一），她的母亲是一名律师。他们都设法在美国找到了工作。为了方便美国人发音，马尔科姆的父亲将家族姓氏简化为温（Winn）。学习英语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且珍妮特是个好学生，最终被密歇根大学录取。她的思想并不是很激进。像五十年代的其他很多人一样，她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讨好男人，然后结婚，组建一个家庭。她告诉《巴黎评论》的采访者说：“大学四年的时间里，我没有上过一位女教授的课。据我所知，学校里根本没有女教授。”在这一点上，她有时似乎会把自己看作一个艾丽丝·芒罗（Alice Munro）一样的人物：聪明，书卷气，但不是特别雄心勃勃，随随便便就结婚了，只因为别人都说这是你应该做的。
她开始自己的事业的过程也很缓慢，而不是像阿德勒或帕克那样，带着已经完全成形的声音脱颖而出。在大学时，她认识了一位名叫唐纳德·马尔科姆（Donald Malcolm）的年轻人，唐纳德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珍妮特也有同样的理想，但是她的尝试总是被她的创意写作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否定。当毕业后的唐纳德·马尔科姆前往《新共和》工作时，珍妮特·温追随了他的脚步，也开始为这本杂志撰稿。她在1956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篇诙谐模仿风格的影评，模仿的对象是激动的青少年：
昨晚我去看了《铁血柔情》（Love Me Tender），我太喜欢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即猫王）没有一点淫秽或下流的感觉；他只是与众不同。故事发生在内战时期，那时几乎还没有摇滚乐，但他确实比电影中的其他人都出色，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歌声和男子气概，更是因为他精彩的演技。[4]
这篇文章绝对不是什么严肃作品，在它的结尾，作者表达了希望玛丽莲·梦露和猫王一起拍摄《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的愿望，因为那样就“太好了”。现代读者也许体会不到这其中的幽默，因为诙谐模仿文往往有时代局限性。但是年轻的珍妮特·温这种天真的讽刺一定给什么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六个月，她就开始不定期地为《新共和》撰写更严肃的电影评论了。她一般不喜欢好莱坞拍出来的东西。她贬低了奥托·普雷明格的《圣女贞德》（Saint Joan），认为他削弱了萧伯纳最初给予贞德的故事的道德复杂性。她也不喜欢亚历山大·麦肯德里克（Alexander Mackendrick）的《成功的美妙滋味》（Sweet Smell of Success），因为她觉得剧情太容易被看穿了。但是当写到对当时重新放映的《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的感受时，她的观点引发了一些读者的不满。马尔科姆认为这部电影不仅宣扬种族主义，而且过分专注于善恶之间的硬性划分：
就在影院之外，距此几个街区的地方，一项民权法案正在获得通过，尽管它还不尽善尽美；朝另一个方向走，也是距此几个街区的地方，一部名为《我曾是少年狼人》（I Was a Teenage Werewolf）的电影正在上映。我不禁感到愉悦和舒畅，因为无论是在电影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5]
读者就这些坚定的观点给出了强烈的反应。一个人给杂志社写信说他怀疑温女士可能知道得很多，并且有很好的判断力，但他补充说“这一点并不容易确定，因为温女士非常坚定地展露了慈悲，她的散文带着满满的正义感评判我们。她的标准看起来如此之高”。[6]另一封读者来信的作者名叫哈尔·考夫曼（Hal Kaufman），自称是“电影专业学生”，他来信也是为了纠正温女士的错误。他对她产生疑虑的范围就更广泛了，并且举了一大堆例子来说明自大浮夸的人经常被误认为是有智慧的人。这封信的作者希望提醒温女士，“各地的领袖权威都对格里菲思（Griffith）[7]的电影给出了最高的赞赏”。[8]他不仅提到列宁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还敦促珍妮特在评判老电影时应表现出更多的“慈悲”。对此，马尔科姆的回答非常简单：
考夫曼先生是一位“电影专业学生”，而我不是。我们怎么可能观点一致呢？
此时，马尔科姆已经将自己的批评才能转向书籍和戏剧领域了。她评论过劳伦斯的书信集，但没有什么比其中的引言更能激发她评判的欲望了。这篇引言正是由麦卡锡和阿伦特的老对手，黛安娜·特里林写的，后者当时是《国家》的首席批评家。马尔科姆指出，对一部文学批评作品而言，作者的妻子是不是一个糟糕的人是毫不相干的问题，她以此嘲笑了特里林夫人称弗丽达·劳伦斯（Frieda Lawrence）为“特别讨厌的人”[9]是出于嫉妒，还评价特里林“老得厉害”及“没有真才实学”。
这些评论本身虽然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铭记的地方，但是它们体现了一名年轻作家不断积累自信的过程。除了那些讽刺信之外，她也开始获得一些赞美，诺曼·梅勒就是赞美她的人之一。梅勒、多萝西·帕克和杜鲁门·卡波特一起上电视的内容是由马尔科姆为杂志写文章报道的。梅勒认为她对于自己与卡波特讨论的内容的引用有错误。但是他写的投诉信却似乎有一些调情的口气：
我不得不补充一点，温女士的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瑕疵，那就是她说是我说的大部分内容都并非出自我口。[10]
当时，珍妮特·温已经与唐纳德·马尔科姆订婚。1957年，唐纳德在《纽约客》获得了一份工作，珍妮特也搬回了布鲁克林居住。此后的七年里，珍妮特一直忙着照顾他们唯一的女儿安妮·奥利维娅（Anne Olivia），她本人没有发表过一个字。
如果你让她自己说她成为作家的故事，珍妮特·马尔科姆通常会从《纽约客》开始讲起。在她女儿还很小的时候，她不得不给她读很多儿童书。最终，她通过丈夫认识的肖恩先生建议她为1966年12月的《纽约客》写写自己最喜欢的儿童文学作品。马尔科姆的表现可能比肖恩预期的更加热切。她向后者提供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散文，总结并分析了她最喜欢的那些书。文章开头的口气比她年轻时在《新共和》使用的口气少了一些顽皮：
我们的孩子是信仰的反光镜，也是哲学的试验场。如果我们想要养育一个快乐的孩子，而不关心他的行为方式，那么我们显然是相信人性本善，以及生活中存在无穷的幸福的可能。[11]
有了这第一篇文章之后，肖恩又在1967年和1968年继续邀请马尔科姆撰写类似的作品。1967年的评论与1966年的评论一样刻板，但是到了1968年，某些原因让马尔科姆选择涉足理性论证的领域。在文章的中间部分，马尔科姆加入了一段与医生的争论，后者坚持认为，给孩子看的现实应当被粉饰得“不那么丑陋”。
我不知道拉萨尼亚医生（Dr. Lasagna）要如何让现实变得“不那么丑陋”，我甚至不确定今天的现实是否比曾经任何时候的更丑陋了。今天的人们对社会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和关注，这并不意味着今天存在的社会问题更多或更糟。有人会认为，如果今天的孩子也会因为偷一根面包而被绞死，那么要面对现实将更加艰难。（今天的人应该把给我们做面包的人绞死。）[12]
接下来，她开始建议让孩子阅读关于麻醉药物的“科普读物”，目的就是防止他们沾染毒品。她也推荐了一些关于性的书籍，不过她说这些书“比之前出版的任何书籍都直白得多，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接受这样介绍此类问题的方式”。马尔科姆还评论了一些适合儿童阅读的关于黑人历史的书籍，并发现其中大部分甚至也让她学到了以前不了解的事。
肖恩先生显然注意到了这个开始显露天赋的人才，于是他安排马尔科姆负责一个名叫“关于房子（About the House）”的专栏，写一些关于艺术和设计的文章。马尔科姆认为这是学习如何写作的良好训练。此外，这也是她第一次进入批评之外的领域。她开始慢慢撰写这些文章，谈论各个经营家具和室内设计的商人。到1970年，她也写了一些关于其他人正在谈论的新兴的女性解放运动的文章。
那篇文章是被发表在《新共和》上的。文章的作者署名被杂志社错写成了“Janet Malcom”（应为Malcolm），但马尔科姆曾经的那种俏皮口气又出现了。她取笑了女权运动中普遍存在的，认为唯一能够获得满足感的地方只能是在家庭以外的地方的观念。
在任何情况下，选择将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照顾，好让自己可以继续工作的女性不应该虚伪地宣称自己的决定是为了孩子好。她这么做是为了自己。她决定这么做可能是对的——自私的决定往往是最好的决定——但是她应当看清自己在做的这件事，并甘愿承担情感淡薄的结果，那往往是没时间管孩子的父母不得不付出的代价。[13]
这些文字中隐含的愤怒可不只是一点点，它提出的“新的女权主义可能是一种更易招人怨恨的导致不幸福和不满足的原因”的主张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论点。迪迪翁在担忧女权运动纠结于“琐事”时就经常提到这个问题。但是马尔科姆的论述也显示了某种不确定，因为它并不符合一个正在逐渐建立独立性的作家的观点，而是符合一个认为做母亲是一种愉快的经历的人的观点，这样的人既不想放弃由此产生的任何益处，又不想失去主张某种程度的选择权的机会。不过，她在这里的文风和她在《纽约客》发表的散文中的活泼完全不同。《纽约客》上的马尔科姆更加优雅，是完全的意识流风格。而在应《新共和》编辑的要求回应充满愤怒的读者来信时，她则写了一个典型的充满讽刺意味的答复：
至于那些提出关于主旨的问题的人们，我需要比烘焙点心和把食物装罐的家务活允许我的更长的思考时间。如果运气好的话，我希望能再给你写一篇散文来探讨这些有争议的问题。[14]
也许这种不确定是因情境而生的。马尔科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她的丈夫唐纳德正身患重病。医生们都查不出他哪里出了问题；后来马尔科姆认定丈夫得了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没过多久，唐纳德就无法工作了，虽然当时的《纽约客》对作家还很慷慨，但这个家庭依然承受了相当大的财务压力。而且谁都看得出来，唐纳德·马尔科姆已经时日无多。
马尔科姆依然在每月按时发表她关于家具的专栏文章。其中大多数内容都是在简单地列举和描述她喜欢的那些商品。但是在1972年3月，她第一次跳出了自己的固定模式。为了写这篇关于现代家具的专栏文章，她去拜访了艺术家吉村二三夫（Fumio Yoshimura），“至今为止，他更为人所知的还是他的妻子凯特·米利特，而非他的作品”。[15]米利特在1972年已经是名人当然是因为她写了那本畅销书《性的政治》。这本书是一种把女权主义引入文学批评的颠覆性方法。在马尔科姆继续描述与吉村的接触过程时，她总是会被米利特分散注意力，而谈话最终也确实转向了女性的解放。
我提到这里的父母担心那些不喜欢运动的男孩长大后会成为同性恋者。“这种命运比死亡还糟糕。”凯特·米利特并没有把目光从她的信件上抬起来，她只是小声这样说道。后来我意识到，凯特·米利特退出这场谈话其实是一种圆滑，而非不懂礼貌。
时至此时，马尔科姆似乎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她的文章最终变成了对米利特的采访，而且她在提到米利特时一直在使用她的全名。
与凯特·米利特谈话时完全听不到《性的政治》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暗示、讽刺和学术性的腔调……凯特·米利特的雕塑看起来都很相似，而且都很像凯特·米利特本人。它们都有一种棱角分明、坚实、强大和乐观的特性。
这就是会让珍妮特·马尔科姆受人尊敬但也会引发争议的那种报道文学的第一次出现。她在这次简短的采访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开始建立一个“我”，后来她会告诉大家这个“我”不值得信任，只是一种必要的伎俩。例如：读者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他们读到的这篇文章记录的是一个对女权主义持极大怀疑态度的人采访一位伟大的女权主义者的内容，但这个怀疑者显然已经读过米利特的书了。
唐纳德·马尔科姆于1975年9月去世。也许是想到自己不得不打造一个更加稳固的职业生涯，所以在丈夫生命的最后一年里，珍妮特·马尔科姆开始将事业范围扩展到摄影这种令她感兴趣的新艺术上。那时她还没有读过苏珊·桑塔格的那些在《纽约书评》上慢慢发表的作品。她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终于读了那些文章。
但是在所有这些发生之前，她为《纽约客》评论了一本关于艾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的书，接着又为《纽约时报》回顾了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的作品。在关于韦斯顿的评论中，她非常仔细，而且倾向于使用专业术语。这最终成了《纽约时报》对她能否担任摄影批评家的一种考察，然后他们就向马尔科姆提供了这个职位。但威廉·肖恩告诉她，她也可以选择担任《纽约客》的摄影批评家。
1980年，马尔科姆出版了她关于摄影的散文作品集《黛安娜和尼康》（Diana and Nikon）。马尔科姆在书中承认，她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她写道：“重读这些文章让我联想到一个试图砍倒一棵树的人，她以前从未砍过树，她也不是很强壮，她的斧子也不好用，但是她非常固执。”[16]她认为自己是从1978年才开始找到窍门的。当时她写了一篇名为《两条路》（Two Roads）的文章，内容是探索摄影的快照属性。她开始从道德角度谈论摄影，这个方法一直被桑塔格运用得很好。通过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她可以更容易地传达她为什么觉得很多照片令人不安：
［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的书并不是一本它本应成为的表现优雅和秩序的选集。相反，这本书里充满了混乱和无序，有难看的肮脏凌乱的场面和眼神空洞的人物，还有被冷漠的资本主义机器压垮的受害者和失败者，他们居住的国家的精神与他们脚下的土地一样受到了侵蚀，已经枯竭。[17]
你还可以看到马尔科姆在处理某些主题时的轻松状态，她的文字读起来也更令人愉快：
不了解内容的人如果翻开大都会博物馆在展出这些摄影作品时出版的《乔治娅·奥基夫：一幅肖像》（Georgia O’Keeffe：A Portrait）这本书，会觉得自己就像开着车在乡下转转，然后突然就来到了巨石阵。[18]
对于摄影题材驾轻就熟之后，马尔科姆又开始对撰写被《纽约客》称为“纪实报道”的那种文章越来越感兴趣。这个名字是杂志社内部对于那种长篇报道文章的称呼，这种文章也是《纽约客》的标志性作品。此时的马尔科姆已经再婚，她的丈夫是《纽约客》的编辑加德纳·博茨福德（Gardner Botsford）。当时她正在戒烟，她曾经认为抽烟和写作是两件密不可分的事。但是做报道能让她深入社会，她总不能一边抽烟一边采访。所以她告诉肖恩先生她认为自己应当写一篇“纪实报道”，她选择的主题是家庭治疗法。也许因为父亲是一名精神病医生，所以马尔科姆也有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洞察力。反正身为作家的马尔科姆选择精神分析这个主题绝对是一种完美且令人难忘的搭配。
当马尔科姆开始撰写关于精神分析学的文章时，这个事物已经存在近一个世纪了。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就是她开始写关于精神病治疗法的文章时，她选择的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题材。精神病药理学当时正处在兴起阶段；很多杂志在反复提及一种被称为“母亲的小助手”的地西泮类药物（Valium，即安定）。女权运动对精神分析大多持厌恶态度，将弗洛伊德思想（比如“阴茎嫉妒理论”）视为对女性的根本性压迫的基础。然而，具体到治疗方法本身，尽管其在美国的鼎盛时期要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才来临，但从此时开始，它们已经越来越受欢迎了。存在主义精神治疗师罗洛·梅（Rollo May）将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观点与临床实践联系起来，创作了一些非常受欢迎的著作，他的作品在那些可能会订阅《纽约客》的文化精英中间很流行。以上所有原因都足以激发人们对这个题材的好奇心。
马尔科姆就现代精神病治疗实践展开探索的第一篇文章名叫《单向镜》（The One-Way Mirror），内容是关于家庭治疗法的。文章指出，这些实践实际上推翻了大部分已经存在的精神分析学思想。随着接受治疗一端的人数越来越多，等式另一端的治疗师也变得更具对抗性和战略性，而且他们几乎不可能坚持保密义务。马尔科姆怀疑地看待这一切，但她也给了家庭治疗师为自己辩解的机会。结果却是，他听起来有点像穿着廉价套装的推销员：
家庭治疗法将在此后的一二十年内取代精神病治疗法，因为它是关于特定环境中的人的。这是一种属于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疗方法，而个人治疗法是属于十九世纪的。这并不是贬义的说法。只是事物都在发展和变化，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会有某些特定的看待和回应生活的方式在各个地方出现。家庭治疗法对于精神病治疗法而言就像品特（Pinter）[19]之于戏剧，或生态学之于自然科学。[20]
这篇文章并不完全是被写来对精神分析学这个整体进行批判的。遭到批判是马尔科姆的下一个报道对象面临的命运。这位典型的治疗师被她取名为“阿伦·格林（Aaron Green，这不是他的真名）”。马尔科姆从自己对格林广泛深入的采访中找到了对精神分析学家和一般的精神分析学提出批判的理由。简而言之，她分析了阿伦·格林。连格林的治疗师的躺椅都成了被评论的对象：
被摆在房间里的空荡荡的躺椅带着一种饱含深意的气势。它似乎是在说：“我可不是什么破旧的泡沫橡胶包裹的沙发，我是躺椅。”[21]
这种微妙的笔触（还有对报道对象的室内装饰的幽默潜质的标志性兴趣）揭示了马尔科姆写作技巧中的一些重要特征。虽然文章立足于一个批判的角度，但它的批判并不是冷酷无情的。马尔科姆是在阐明一个问题，并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作出某种评判，但正如一位评论家解释的那样，她总是更“顽皮”。[22]虽然阿伦·格林有时显得愚蠢和焦虑，但他也非常有同情心。在马尔科姆的质疑之下，他逐渐认识到就连这个职业对自己的吸引力也具有一种心理上的缺陷：
我被精神分析工作吸引的原因就是它能在我和接受我治疗的人之间创造一种距离。这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禁绝状态。[23]
马尔科姆继续给这个“不可能的职业”中存在的模糊和虚伪进行编目：比如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治疗方式；还比如病人从精神分析治疗中得到的很可能不是治愈，而是“移情”的事实。这种现实指的是病人将他们最初来接受治疗时想要处理的，从童年时期保留的情感和渴望投射到了他们与治疗师的关系上。马尔科姆认为，这些问题中有绝大部分被精神分析培训机构制度化了，治疗师们本身也将自己视为一种代理父母。马尔科姆温和地指出，这种培训坚称好的精神分析学家必须先接受广泛的心理分析。
但她并没有把格林本人描绘成一幅讽刺画。他似乎是个运气不佳，困惑烦恼，很可能需要换一份工作，但并没有什么恶意的人。
为阿伦·格林写的传略被整合成了一本名为《心理分析：不可能的职业》（Psychoanalysis：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的书，它获得了来自各方的狂热赞美。差不多每个美国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某个时间里都尝试过精神分析治疗，然后就厌恶地放弃了它，因为他们对这种治疗在病人身上应该产生什么效果感到困惑。马尔科姆的作品无比精妙地论述了这个悖论，以至于每个评论家，甚至是精神分析学家们都被这本书迷住了。
大受鼓舞的马尔科姆于是展开了与精神分析学家相关的第二个项目。这篇文章依然是为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写的长篇传略。但这一次，马尔科姆没有在曼哈顿丰富的治疗师资源中寻找对象，而是选中了杰弗里·穆萨耶夫·马森。马森所谓的“炸药”出现在弗洛伊德与其门徒之一，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之间的未被公开的书信中。马森立即告诉各个报社说他从这些书信中发现弗洛伊德并没有真正放弃所谓的“性诱惑论”。最初的性诱惑论认为童年的性经历，通常是受到父母之一的性诱惑的经历是大多数病人患上神经官能症的原因。弗洛伊德在1925年放弃了这个理论，他解释说他已经明白，当病人描述这种经历时，他们描述的往往不是一种真实发生的，而是某种超自然的情况。如果马森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弗洛伊德最初怀疑儿童时期的性经历（当代人普遍称之为性侵犯）是大多数心理障碍的核心的想法就是正确的。
马尔科姆对马森产生兴趣就是因为他提出的这个主张，所以她决定打电话给马森。马森非常健谈，而且喜欢在言语中透露许多信息。在为期几天的采访过程中，马尔科姆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录音，另一些则记在了笔记本上。马森给她讲了他的婚姻，他的婚外情。他还告诉她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和他的其他导师都对他有所怀疑。马尔科姆根据自己的笔记引用了她认为是马森的原话的内容，但马森后来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我就像一个知识分子中的小白脸，人们从你那里获得快乐，但是他们绝不会把你带到公共场合。”[24]显然，马森已经准备好要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了，因为他正准备写一本关于他宣称自己在弗洛伊德与弗利斯的书信中找到的真相的书。安娜·弗洛伊德和最初帮助马森获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档案馆工作的库尔特·艾斯勒（Kurt Eissler）都告诉马尔科姆，他们认为马森对这些书信的理解有误。
大概正是因为受到了曾经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围攻，所以马森才认定马尔科姆可以成为他的某种新朋友。在他们接触的整个过程中，他一直知道马尔科姆是打算将他告诉她的内容写成文章的，然而他仍然会连续好几个小时，事无巨细地给她讲述他的性生活，他与同行的宿怨，以及他强烈的自我价值感中的各种因素。马尔科姆最终发表的文章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对马森原话的大段引用，不是关于马森对弗洛伊德观点的理解，就是关于与他发生过关系的大量女性的长篇大论。一个典型的段落是这样的：
你知道安娜·弗洛伊德曾对我说过什么吗？她说，“如果我父亲现在还活着，他不会想要成为一名分析师。”我发誓，这些都是她的原话。不对，等等。这个很重要。这话是我对她说的。我说：“弗洛伊德女士，我觉得如果你父亲现在还活着，他不会成为分析师。”然后她说：“你说得对。”[25]
尽管这些长长的引用看起来像是不曾被打断的独白，但实际上，它们往往是由马尔科姆用采访中的各个地方的内容拼凑出来的——马森后来在法庭上就是针对这种做法提出了异议。
几乎所有读了这篇《档案馆中的麻烦》（Trouble in the Archives）的读者都会认定马尔科姆是故意将马森描述成一个小丑，并破坏他的可信度的。即便是像批评家克雷格·塞利格曼这样充满智慧、有辨识力的粉丝也把马尔科姆的这篇关于马森的作品称为“诋毁人格的杰作”。[26]这些文章后来被克诺夫出版社出版成了一本名为《在弗洛伊德档案馆》（In the Freud Archives）的书。毫无疑问，没有人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还会认为杰弗里·穆萨耶夫·马森是一位正直的公民。最终，就连马尔科姆也对马森产生了不好的看法，她在与一位被卷入这场事件的分析师交谈时说：“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乎过任何事情。”[27]
然而，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马尔科姆本意的轻微误读。我们很快会讲到关于这本书的后续争议，在那些过程中马尔科姆已经证明除少数例外，她几乎完全是在引用被记录在录音带和笔记本上的马森说的内容。从这一角度来说，她只是传达了马森提供给她的内容。在接下来的诉讼中，马森坚称有些引文是编造的，另一些则是断章取义，但不是全部引文都存在这些问题。将这篇文章简单地认定为“诋毁人格”，就等于是在暗示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不存在这种合作。
马尔科姆是否有义务阻止马森本人的自我毁灭行为这个问题将成为一个占据她人生接下来十年的问题。
这本书出版之后，马森果然火冒三丈。他给《纽约时报书评》写了一封投诉信，说自己受到了诽谤。马尔科姆对此的回复也很尖锐：
事实上，对马森先生的描述是基于四十多个小时的录音对话得出的。这些采访开始于1982年11月，地点是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最初的采访为期一周，在接下来的八个月中，我们还通过电话进行了后续采访……我引用的马森先生说的所有内容都是他说的，而且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引用的。（说“几乎”是因为存在为语法规则而进行的更正。）[28]
最终，马森向法院提起了要求被告赔偿1020万美元的诽谤诉讼。其中1000万美元是惩罚性赔偿。这是一个荒谬的数额。对马尔科姆来说不幸的是，这场诉讼一直延续了十多年。如无数评论员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指出的那样，马森总是不得不改变他指控的具体内容。[29]他在最初的原告陈述中列出了他确定他对着录音说过的内容。马尔科姆都能够播放出来。
但是有几个问题确实很突出。一个是“知识分子中的小白脸”这个说法在录音带上无法找到。另一个是如马尔科姆在给《纽约时报书评》回信为自己辩解时说到的那样，她确实对引文作了一些改动，但这主要是为了删除某些马森提出的更夸张的观点。就这样，这场诉讼成了法院的一个棘手案件。正如赫尔曼诉麦卡锡案（Hellman v. McCarthy）一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马尔科姆最终是否能够胜诉（她最终胜诉了），而在于这场纷争在持续过程中可能给她造成多大伤害。
1987年，马森的首次起诉被驳回。马尔科姆后来懊恼地说：“我早应该想到，写完描述他的文章后，马森不会轻易罢休。”[30]不过她已经决定将精力投入到一个新项目中了。
《新闻记者与谋杀犯》（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于1989年分三期被刊登在《纽约客》上。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很有名，马尔科姆是这么写的：“任何不是太过愚蠢或太过自满的记者都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31]这句话就像是点燃了一条导火索。许多人似乎根本不在乎这句话之后写的是什么了。我第一次见到马尔科姆是在这句话被发表二十年后，当时她站在《纽约客》节（New Yorker Festival）的高讲台上谈论她的作品。人群中有一个年轻男子站起来，愤怒地就这句话向她提出质疑。在回答之前，马尔科姆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嗯，你明白，那其实是一种修辞手法。”[32]然而这个年轻人显然并没有真正明白。
这样的情况不过是马尔科姆出版她深入研究记者乔·麦金尼斯（Joe McGinniss）和杀人犯杰弗里·麦克唐纳（Jeffrey MacDonald）之间纠纷的成果之后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缩影。1979年，麦金尼斯与麦克唐纳签订合同，商定在麦克唐纳因为谋杀自己的家人而接受审判期间，麦金尼斯享有独家采访他和他的辩护律师的权利。麦克唐纳同意了，显然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某种大新闻。麦金尼斯因为写过一本《1968年总统的推销》（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 1968）而很有名气，该书毫不粉饰地描述了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是如何让他们的候选人看起来更加……怎么说呢……风度翩翩的。凭借这本书，麦金尼斯收获了相当多的尊重。
对于麦克唐纳来说不幸的是，到审判结束时，麦金尼斯认定他确实犯下了他被指控的罪行。根据他们的协议写出来的这本名为《致命幻象》（Fatal Vision）的非虚构作品是一本粗制滥造，但是非常畅销的书。该书声称麦克唐纳是一个精神变态者，他冷血地杀死了自己的全家。被塑造成受人鄙夷的凶手的麦克唐纳随后起诉麦金尼斯，称后者有意地误导了自己对于这个项目性质的理解。根据大多数新闻行业的标准来看，麦金尼斯的行为确实越界了。比如，麦克唐纳可以拿出两人之间的通信作为证据，其中有麦金尼斯似乎是为了消除麦克唐纳的疑虑而向这个能给自己提供新闻的人表示，他认为判定麦克唐纳有罪是严重的不公的内容。
马尔科姆继续介绍了她所知道的事：
他是一个自信满满的骗子，靠捕捉人们的虚荣、无知或寂寞生存，先获得他们的信任，再毫无愧疚地背叛他们。好比一个容易轻信别人的寡妇，一觉醒来，发现那个迷人的年轻男子和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就是当文章或书籍面世后，一位同意成为非虚构作品描述对象的受访者得到的惨痛教训。[33]
鉴于这段话是从被出卖的受访者角度说的，所以许多读了这篇文章的人便立刻认定马尔科姆是在控诉新闻行业。记者们最喜欢的事莫过于谈论新闻业。到1989年，也就是马尔科姆的文章被发表时，新闻界充斥着想要成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人，他们都自认为可以凭借新闻工作与真正的权力对抗。结果就是，许多人觉得马尔科姆伤害了他们的尊严。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持续时间特别长的批评风暴。
“马尔科姆女士似乎创造出了一条吞下自己尾巴的蛇：她攻击所有记者的职业道德，也包括她自己的，然而她并没有透露她自己在扮演‘自信满满的骗子’时干过哪些勾当，”[34]《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激烈地斥责马尔科姆，还诬告她曾经承认“捏造事实”。算得上重要图书批评家之一的克里斯托弗·莱曼-豪普特（Christopher Lehmann-Haupt）指责她用给麦金尼斯定罪来为麦克唐纳免罪。一位很受伤的《芝加哥论坛报》的专栏作家在环视报社的办公室时看到“同事们在记录政客的行为，报道医学界的突破……谁能告诉我这些常规的新闻工作何错之有？”[35]
马尔科姆也有一些支持者。戴维·里夫就在《洛杉矶时报》上为她辩护。他指出，就马尔科姆的立场而言，她说的这句话与琼·迪迪翁那句大受赞美的“作家总是要出卖一些人的”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36]诺拉·埃夫龙在此之前就与马尔科姆成了朋友，她在接受《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采访时说：“珍妮特·马尔科姆说的话合情合理，竟然有人对此大做文章令我感到非常震惊。”[37]她还说：“我相信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你必须愿意完成被珍妮特描述为背叛的那种交易。”这句话与菲比·埃夫龙的“任何内容都是借鉴来的”要表达的态度也很相近。与之对立的问题是有些时候，其他人并不愿意成为被借鉴的内容。
另一位广为人知的丑闻探听者是曾在1963年曝光了殡葬行业内幕的杰茜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她也来自一个有多位可以被形容为“锐利”的姐妹的家庭。她呼应了诺拉·埃夫龙的观点：“我认为马尔科姆的文章非常精彩。”[38]
相关报道的另一个主题是鉴别马森与马尔科姆之间刚刚发生的事情与马尔科姆在《新闻记者和杀人犯》中所分析的情况之间的相似性。马森感觉他有机会重新谈论自己的故事了，于是他告诉《纽约》杂志的一位记者说，他读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时觉得那就是写给他的公开信，是马尔科姆对自己罪过的一种坦白。[39]他一直在对驳回自己起诉的判决提出上诉，最后一路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Justice Anthony Kennedy）判定他可以重新提起诉讼，但最终，马森于1994年败诉，陪审团认定马尔科姆虽然不够严谨，但她的行为不带有“鲁莽漠视”的主观恶意。一位陪审团成员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马森有点太诚实了。他说出了一切，表露了自己的本质。她据此给他画了幅画像，而他并不喜欢。”[40]
后来，马尔科姆说，她有点理解为什么人们向她扔了这么多石头：
当自封的神明倒下时，谁不为此感到愉悦呢？被在泥泞中拖着走的人是一位《纽约客》作家这个事实只会增添邪恶的欣喜。当时的《纽约客》还是一个用高高在上的道德感把自己包裹起来的毛茸茸的虫茧，这一点真的让为其他出版物工作的人很恼怒。在有媒体来采访我时，我像所有《纽约客》作家认为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对采访者唯恐避之不及，简直就是恐惧宣传的威廉·肖恩的翻版。这种方式对我没有任何帮助。当马森在一个接一个的采访中对我提出错误的指控时，我没有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而是一直保持着荒谬的沉默。[41]
不过马尔科姆也不是完全沉默的。就在马森提出上诉的过程中，《新闻记者和杀人犯》以书的形式正式出版了。马尔科姆为该书写了一篇新的后记。在这篇后记中，她否认麦金尼斯与麦克唐纳的争议折射了她与马森之间的麻烦。她还说实际上自己开始觉得马森可怜，因为他再一次被记者们利用了，那些人打电话给他，为的是借用他的话来攻击她，之后他就会再次被抛弃。[42]
她在这篇后记中做的另一件事是为编辑引用内容的理念作出辩护。这一点正是马森在诉讼中提出指控的争议点：他宣称马尔科姆拼凑句子和改变句子顺序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她作为记者而享有的权利的范围。她为这种做法进行辩护的理论是她在作为一名作家的生涯中还会多次提到的，那就是用“我”写出的文字并不总是值得信任的：
新闻中的“我”与自传中的“我”不同，后一个“我”代表着传记作者本人，而前一个“我”与文章作者之间只存在一种很薄弱的关联——就像超人与克拉克·肯特之间的关联。新闻报道中的“我”是一个被过分信赖的叙述者，一个被赋予了叙述、辩论和定基调的重要任务的人，它是为文章而专门创造出来的，就像希腊悲剧中的合唱一样。这个“我”是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是不带感情地观察生活的理念的化身。[43]
这种号召人们连作者本人也不要相信的理念不仅是解锁马尔科姆作品的万能钥匙，也几乎是解锁本书中所有人物作品的万能钥匙。从丽贝卡·韦斯特到迪迪翁和埃夫龙，一种强健的第一人称体系已经在这个世纪中被建立起来，而马尔科姆的理念为这个体系增加了一些东西，即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阅读马尔科姆的文章时，人们总会体验到一种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感，这种感觉既与名义上的主题相关——麦金尼斯真的那么差劲吗？马森真的是个白痴吗？——又与叙述者本身相关——她究竟又要使出什么新花招戏弄我们？
在马尔科姆身上总会出现这种更深一层的意义，这是她的一种技巧。正如精神分析师引导她的病人检查和分析自己的习惯反应和感受一样，马尔科姆也激发了一种饱含情绪的反应，这种反应让许多记者重新思考了他们对自己职业的了解。
总之，对《新闻记者和杀人犯》的愤怒除了证明马尔科姆试图提出的论点的正确之外，并没有带来其他效果。很明显，这本书的主题是新闻。它的论点是被撰写的主题总会为别人写出的关于它的内容而感到受了背叛。新闻界也确实因为马尔科姆对它的评价而感到受了背叛。幸运的是，人们最终改变了想法，如今，《新闻记者与杀人犯》成了大多数新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如果你问马尔科姆本人，她也会这样告诉你，最终，事实证明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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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姆随后的所有作品都受到了《新闻记者与杀人犯》的先入为主的影响。无论看什么问题，她都会发现其中存在的说不通的地方。她写了谋杀案的审判［见于《密林山坡中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ia in Forest Hills）］和企业的不正当行为［见于《希拉·麦高夫之罪》（The Crimes of Sheila McGough）］，她会着眼于决斗故事双方的说法，以及他们看似不可调和的不一致性。她还写了一篇关于艺术家戴维·萨尔（David Salle）的文章，其中包含了如其标题所示的《四十一种虚假开头》（Forty-One False Starts）。[44]因此，这篇文章似乎是在质疑写新闻是否有用。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在审视这些我们依靠其来给我们讲故事的人的过程中，马尔科姆表达了对叙述的怀疑态度——一种与迪迪翁的怀疑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的真假很相似的怀疑者的态度。
但最好的例子大概还要数《沉默的女人》（The Silent Woman），这是马尔科姆在《纽约客》发表的一篇足够一本书长度的关于西尔维娅·普拉斯、她的丈夫特德·休斯（Ted Hughes），以及一个想要理解他们二人在一起时的生活的传记作者的文章。普拉斯是一位早熟的诗人和散文家，二十多岁时发表了大量作品，但从未特别出名。最终她移居英格兰，嫁给了诗人特德·休斯，并生了两个孩子。她出版了一本诗集，但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沮丧。1963年，休斯为另一个女人而离开她之后，普拉斯选择了自杀。她去世几年后，她创作的所谓的忏悔诗歌集《阿里尔》（Ariel）得以出版并广受赞美和追捧。同样在她去世后出版的小说《钟形罩》也成了经典之作。而麻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那些在普拉斯去世后成为她的崇拜者的人们相信自己对导致她自杀的苦难有独特的见解，他们责备特德·休斯是罪魁祸首。休斯的名声糟糕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普拉斯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休斯为了另一个女人而离开，留她独自在异国生存，除了两个还很年幼的孩子，没有其他亲人在身边。作为情感激烈的诗歌《阿里尔》的作者，普拉斯后来成了女权主义者中的幽灵明星，这意味着大量的愤怒指向了休斯。鉴于此，休斯和他的姐姐奥尔文（Olwyn）在决定为普拉斯写传记的人选时非常谨慎小心，他们会通过控制传记作者从普拉斯尚未发表的作品中引用哪些内容来控制传记的写作。
马尔科姆对整个案件的兴趣源于他们选择了安妮·史蒂文森（Anne Stevenson）为传记作者。马尔科姆说她在密歇根大学时就认识史蒂文森了。上过同一所大学激起了她的好奇心，而且在史蒂文森身上，她似乎不仅看到了与自己的一些相似之处，还看到了一个自己曾经想要成为的人的样子。
有一次我在街上走着，有人指着她让我看：一个苗条、漂亮，看起来有点笨拙紧张，但是充满激情的姑娘，她正打着手势，周围都是些表情专注的男孩。那时候我非常倾慕艺术气息，而安妮·史蒂文森就是我想象中闪耀着特别的夺目光彩的人物之一。[45]
然而，史蒂文森写的普拉斯传记《苦涩的名声》（Bitter Fame）遭到了严重的批判。史蒂文森在一篇显眼的作者序言中再三表达了对奥尔文·休斯的感激之情，还暗示休斯在手稿发表之前已经读过、评价过，甚至是要求修改过书中的内容。这被视为对史蒂文森身为传记作者的正直和诚实的攻击，因为人们普遍认为，避免让委托人在手稿出版前看到其中内容能保证传记更加客观。马尔科姆对这本书也有疑虑，但她的疑虑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别。她发现自己对身为传记作者的史蒂文森似乎是被命令采取的明智姿态感到厌恶。包括一位真的很讨厌普拉斯的人在内的一些受访者在书中根据自己与普拉斯相处的经历发表了意见，与他们提供的内容相比，史蒂文森遵从仔细权衡证据的必要性而写出的东西显得很乏味。
这种对基于个人经历的更坚定的声音的偏好让马尔科姆开始同情休斯和他的姐姐。她发现了休斯写给这段传奇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的书信，休斯在信中愤怒地抱怨他们将他的个人经历转变为某种“官方历史——好像我是一张墙上的照片，或西伯利亚的某个囚犯一样”。[46]马尔科姆觉得这很有说服力，尽管她还认为这个故事中的许多人物在描述自己体会过的普拉斯的性格时都带着值得怀疑的动机，但她依然表示认可休斯的说法。这本书在结尾处完全推翻了可以被称为普拉斯故事中一位关键证人的观点。我不会告诉你这个人是谁；你应该自己去读这本书。对此，马尔科姆的观点依然是你不需要相信任何人，不需要带着她曾在两个不同的上下文环境中提到的“单调的平静”接受任何人对事实的断言。
但是在这篇文章中，马尔科姆对自己作了一个小小的披露。她去拜访了批评家阿尔·阿尔瓦雷斯（Al Alvarez），他是普拉斯最后的朋友之一。阿尔瓦雷斯先是和蔼可亲地与她谈论了五十年代在汉娜·阿伦特家举办的聚会，然后解释了自己不觉得普拉斯有吸引力的原因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太“高大”了：
我明白他想说的什么，这让我感到不舒服。阿尔瓦雷斯认为我是那些可能被邀请参加汉娜·阿伦特在五十年代举办的聚会的人，这是种恭维，但并不正确（我怀疑那时我是否知道汉娜·阿伦特是谁），所以他现在令人苦恼地将我误认为是一个能够毫无痛苦地听他讨论他认为没有吸引力的女性的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因为没有人知道她是犹太人而被默默地包含到一段反犹谈话中的犹太人一样。[47]
这里体现了一丝明显的女权主义思想，明确表达了对男性之间，甚至是男性与其他女性谈论女性的方式的不满。这是一个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出现在马尔科姆作品中的主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了那篇长篇批评文章之后，她对女权主义的态度已经渐渐改变了。她还结交了一些女性作家朋友。马尔科姆甚至和桑塔格有点接触，但交情不深。1998年桑塔格再次患病时，马尔科姆给桑塔格写了一封短笺：“午饭的时候我没有表达清楚，在这里我还是要尽力尝试说明白，我为你不得不经历的一切深感难过，我非常钦佩你，我也非常感谢你写出《疾病的隐喻》。”[48]
像迪迪翁一样，马尔科姆也会成为诺拉·埃夫龙的朋友，并逐渐对她的作品，特别是散文感到一种深深的共鸣。女权主义是她们常年谈论的主题之一。在埃夫龙人生的晚期，她们两个人都会成为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她们会重读《金色笔记本》（The Golden Notebook），只是为了看看它到底是关于什么的。
在作为记者和批评家的人生经历中，马尔科姆似乎注意到了这个世界是如何对待聪明、有能力、有见识的女性的。1986年，她发表了一篇英格利德·西奇（Ingrid Sischy）的传略，题为《时代精神的女孩儿》（A Girl of the Zeitgeist）。这篇文章是在马森最初提起诉讼的那段时间里完成的。文章的主题之一就是一个严肃的女人如何一直努力在一群严肃的男人的否定中开辟自己的道路。有一次，西奇告诉马尔科姆说她曾经在午餐时遇到过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对西奇不太感兴趣，因为他不喜欢她的样子。马尔科姆立刻把自己想象成了那个男人：
在看到《艺术论坛》（Artforum）从一本没有生命、暧昧不明的杂志变成一本属于疯狂、自信的当代人的杂志之后，人们只能想象它的编辑一定属于某种惊人的现代风格，具有某种被释放到世界中的令人诧异的新女性的感知力。这让我已经想好了如何写这篇关于她的文章。然而此时走进我家中的，是一个讨人喜欢、聪明、谦逊、有责任心、有职业道德的年轻女性，她身上没有一丝我确信将会看到的夸张做作的感觉，所以就像午餐时的那位政客一样，我明显失望地转过身去。[49]
女人对彼此的期望，我们把对方设想成什么样子的方式，让我们充满希望，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希望破灭的时刻：这似乎是成为一个会思考，并公开谈论思考的女人的本质。
[1] In the Freud Archives（Knopf，1983），35.
[2] In the Freud Archives（Knopf，1983），133
[3] “Janet Malcolm，The Art of Nonfiction No. 4，” 接受Katie Roiphe采访，Paris Review，Spring 2011。
[4] “A Star Is Borne，” New Republic，December 24，1956.
[5] “Black and White Trash，” New Republic，September 2，1957.
[6] James F. Hoyle写给编辑的信，New Republic，September 9，1957。
[7] 《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导演和编剧。
[8] Hal Kaufman写给编辑的信，New Republic，September 30，1957。
[9] “D. H. Lawrence and His Friends，” New Republic，February 3，1958.
[10] 诺曼·梅勒写给编辑的信，New Republic，March 9，1959。
[11] “Children’s Books for Christmas，” New Yorker，December 17，1966.
[12] “Children’s Books for Christmas，” New Yorker，December 14，1968.
[13] “Help！Homework for the Liberated Woman，” New Republic，October 10，1970.
[14] “No Reply，” New Republic，November 14，1970.
[15] “About the House，” New Yorker，March 18，1972.
[16] 出自《黛安娜和尼康》前言（Aperture，1997）。
[17]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Pa.，” New Yorker，August 6，1979.
[18] “Artists and Lovers，” New Yorker，March 12，1979.
[19] 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英国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他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剧作家之一，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生日聚会》（The Birthday Party）、《归家》（The Homecoming）、《背叛》（Betrayal）等。
[20] “The One-Way Mirror，” New Yorker，May 15，1978.
[21] Psychoanalysis：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Knopf，1977），47.
[22] Joseph Adelson，“Not Much Has Changed Since Freud，”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7，1981.
[23] Psychoanalysis，110.
[24] Psychoanalysis，41.
[25] Psychoanalysis，38.
[26] https：//www.salon.com/2000/02/29/malcolm/.
[27] https：//www.salon.com/2000/02/29/malcolm/.，163.
[28] 珍妮特·马尔科姆写给编辑的信，New York Times，June 1，1984。
[29] 参见，例如：Robert Boynton，“Who’s Afraid of Janet Malcolm？” Mirabella，November 1992，可见于 http：//www.robertboynton.com/articleDisplay.php？article_id=1534。
[30] “Janet Malcolm，The Art of Nonfiction No. 4.”
[31] 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Vintage，1990），3.
[32] 我记得马尔科姆是在2011年9月30日与Ian Frazier一起参加《纽约客》节时说这番话的。
[33] 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3.
[34] Albert Scardino，“Ethics，Reporters，and the New Yorker，” New York Times，March 21，1989.
[35] Ron Grossman，“Malcolm’s Charge Turns on Itself，” Chicago Tribune，March 28，1990.
[36] David Rieff，“Hoisting Another by Her Own Petard，” Los Angeles Times，March 11，1990.
[37] Nora Ephron in th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July 1，1989.
[38] Jessica Mitford in th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July 1，1989.
[39] John Taylor，“Holier Than Thou，” New York，March 27，1989.
[40] David Margolick，“Psychoanalyst Loses Libel Suit Against a New Yorker Reporter，” New York Times，November 3，1994.
[41] “Janet Malcolm，The Art of Nonfiction No. 4.”
[42] “The Morality of Journalis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rch 1，1990.
[43] 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159-60.
[44] 参见New Yorker，July 11，1994上这个标题的文章。
[45] The Silent Woman：Sylvia Plath and Ted Hughes（Vintage，1995），13.
[46] 特德·休斯写的书信，转引自The Silent Woman，53。
[47] 特德·休斯写的书信，转引自The Silent Woman，48.
[48] 珍妮特·马尔科姆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日期为1998年10月3日，in the Susan Sontag Archive at UCLA。
[49] “A Girl of the Zeitgeist，” New Yorker，October 20，27，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