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吃不饱饭的亿万富翁

加注一万亿的感觉是相当刺激的。[1]

——美国驻慕尼黑副领事罗伯特·墨菲在1923年秋打牌时说

坐落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慕尼黑是一块富丽绮靡的新古典主义宝地，到处是咖啡馆、小酒馆、啤酒花园、画廊和歌剧院。过去一百年，这里的人口剧增，从一个3.4万人的地方市场变成约60万人的繁华都城[2]。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和维特尔斯巴赫王朝（Wittelsbach dynasty）的继任者用慷慨的文化资助丰富了这座城市，让慕尼黑有了“伊萨尔河上的雅典”[3]的美誉。

1871年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首度将德意志统一成一个单一国家时，慕尼黑实际上是被强拉硬拽进入联邦的。新国家由普鲁士统治——其领土比其他二十个国家加起来还要大。慕尼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边缘势力。它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而是第三大城市，远远不及更大、更富有也更具影响力的北方城市柏林和汉堡。

仿佛是为了弥补地位的损失，慕尼黑纵情享受着这座艺术与啤酒、温情与好客之城的独特。到了世纪之交，慕尼黑已经进一步远离首都。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差异导致了传统、随和、农业化的天主教南方和尚武、傲慢、工业化的新教北方的分裂。慕尼黑人最难听的一句骂人话是说某人是“普鲁士猪”[4]。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这种本已十分紧张的关系推向了转折点。和德国的许多地方一样，慕尼黑一开始十分支持战争，以为会是一场速战速决的胜利。然而随着战争的拖延，一系列苦难来临了：物资匮乏、限额配给、黑市经济，还有各种代用品的普及，导致咖啡有一股大头菜味，[5]啤酒喝着像刷盘子水。[6]英国的禁运更是雪上加霜。全国营养不良致死人数达到七十五万左右。[7]

除了营造不切实际的期待，首都在战争动员管理中还过度扩大了联邦官僚体制。这样一来，饥饿而愤怒的人民自然就盯上了政客。事实上在很多慕尼黑人眼里，柏林比协约国更像敌人。发动并输掉战争的是普鲁士政府。此外，德国打胜仗的消息被严重夸大——败仗的消息却被封锁了——所以最后的投降让人们大吃一惊。

这场持续1560天的战争让德国付出了惨重代价，约200万人丧生，伤亡总数将近500万。[8]到1918年秋，这个国家每天要为战争付出1.36亿美元。靠借钱维持战争支出的德国政府背负了巨额债务。仅利息就已经超过了战前整个联邦政府的预算。经济危如累卵，基础设施破败不堪，人民对当权者信心尽失。

经过这么多的流血牺牲，到头来柏林政府居然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大笔一挥，德国就失去了10%的人口、13%的领土、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还在实质上失去了军队——只象征性保留10万人。德国还不能拥有飞机、潜艇、坦克、重型火炮以及载重1万吨以上的船只。第231条明确德国要为战争承担全部责任，并做出赔偿，赔款金额最终将超过330亿美元。[9]对许多德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可耻的和平”[10]，民族蒙受前所未有的屈辱。

君主政体和大国地位一去不复返。德国不再是这块大陆上最富有、强大的国家。协约国嘴上说着民族自决，但在重新规划欧洲版图时，却把说德语的人民划给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丹麦、重建的波兰王国和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获胜者的高尚理想和行动之间的确存在巨大差异，他们的虚伪和不公受到痛斥。

让君主和军国主义者大为惊恐的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建起了共和政体。更糟的是政权还首次落到了社会主义者手里，社会民主党近年在柏林以及北部和西部几个工业城市有了很大的势力。作为一个年轻的共和国的领导者，这些社会主义者是被临危扶持上台负责签停火协议的，以免让德国军方背上战败的骂名，同时也让慕尼黑又多了一个痛恨柏林政客的理由。

到了1923年秋，战后的幻灭已达至顶点。经过五年的动荡，这个国家已经处在无政府主义的边缘。敌对的政治派系之间爆发了名副其实的内战。法律与秩序已经瓦解，或者在渐渐消逝。巴伐利亚和莱茵兰正在酝酿着分裂主义运动。

慕尼黑的极右翼想回到君主统治和穷兵黩武的年代。激进左翼在苏联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感召下想发起一场革命。主流政党被夹在一个越来越狭窄的中间地带，希望稳住摇摇欲坠的共和国。大部分人在孤立和愤懑中进一步走向极端。德国正在变成“一个没有民主的民主政体。”[11]社会民主党人保罗·洛贝（Paul Löbe）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在巴伐利亚，国王治下享受的诸多特权已经不存在[12]，这让这个邦面临的问题愈发复杂。魏玛共和国一夜之间剥夺了巴伐利亚对其铁路系统、邮政和税收的控制权。许多邦民觉得，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王国已经沦落。

这些对未来的惶惑充分反映在了货币汇率的不稳定上。战争开支以及为此产生的借贷，导致战前汇率保持的4.2德国马克比1美元，到1918年12月已经跌到8马克兑1美元。这还只是个开始。1923年1月，在德国没能按时支付赔款后，汇率跌到了将近18000马克兑1美元。法国立即指责德国违约，并入侵鲁尔区——德国剩下的煤、铁和钢产量有八成来自那里。德国工人利用政府出资支持的“消极抵抗”计划[13]进行了反抗，其中主要的行动是一场大罢工。为了支持他们，柏林开始印更多的钱。

近2000台印刷机加班加点印制钞票。德国马克的贬值已经失控。汇率在7月达到35万马克兑换1美元，再到8月的第一天已经是100万马克兑换1美元。一周后，马克兑美元汇率跌破450万，迅速来到千万、十亿、千亿级别，最终在1923年12月达到最低的6.7万亿马克兑换1美元。德国已经沦为现代工业经济历史上最惨痛的恶性通胀案例。[14]

在希特勒冲击啤酒馆两周前，一个面包的售价是令人咋舌的18亿马克；现在则已经达到320亿。用不了多久，买一个鸡蛋的钱，在战前可以买到1000000000000个鸡蛋。[15]在通胀梦魇之中，中产阶级的毕生积蓄化为乌有。多少年的省吃俭用换来一场空。

在这场货币末日（monetary apocalypse）中，大企业趁机压榨工人，支付给他们的微薄薪水每分钟都在贬值。装满小推车的成堆马克不足以支撑最起码的生活标准。手握坚挺货币的外国人，却在恬不知耻地低价抢购房地产或家传的宝物。德国成了一个吃不饱饭的亿万富翁的国度。随着货币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德意志帝国掠夺了人民的财富，成为希特勒所说的“头号骗子和无赖”！[16]

在许多民族主义者看来，意大利的法西斯党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是解决德国危机的榜样[17]。1922年10月，他进军罗马夺取了权力，至少流传后世的故事是这么说的。事实上，墨索里尼率领的只是一支武器装备很简陋的小部队，由大概2万名拥护者组成，他们在城外停了下来，意大利陆军本可以轻而易举将其击溃。是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任命了墨索里尼为总理。然而神话还是生根发芽了，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希望由一个充满生气与力量的领袖来解决民族问题的右翼极端分子，将从这个神话中汲取灵感。

“如果给德国一个德国墨索里尼，”希特勒在政变前夕对伦敦《每日邮报》记者说，“人民会跪下来膜拜他，比墨索里尼得到的拥戴更甚。”[18]记者不以为然。私下里他不屑地表示希特勒只是个“信口开河的商人”[19]。但希特勒实际上已经决定效仿法西斯进军柏林了。

有多位顾问表示过，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希特勒一直在说要革命——而且高声斥责他的对手只知道摆空架子——但如果最终没能实现这个目标，对他和他的党将是灾难性的打击。冲锋队慕尼黑军团指挥官威廉·布吕克纳说，迟早有一天他会管不住手下的人。希特勒以他一贯的方式，把眼下的局面简化成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行动，要么等到别人行动时自己颜面扫地。

原本的计划是在11月10日周六晚出击。[20]那毕竟是个周末，在希特勒看来是最适合闹革命的时间。这时候政府当局不上班，警察的人手减到了最低，路上车也少，不会妨碍他的卡车和部队调动。还有比较象征性的原因，次日上午——预计那时候革命已经成功——将是签订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部可憎的停战条约五周年。

然而到了11月7日，希特勒改主意了。[21]他收到了古斯塔夫·冯·卡尔明天晚上要在啤酒馆集会的消息，担心这场活动可能会预告一个消息，可能是卡尔宣布自己的讨伐柏林计划，甚至宣布巴伐利亚独立。[22]不过，即便演讲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结果——希特勒估计这个可能性大一些——届时巴伐利亚政府的要人都会在啤酒馆——这是拉他们入伙，一同北上实施他的大胆计划的好机会。

希特勒认定，无论是哪种情况，考虑到当时空前混乱的局面，他都不能再等下去了，否则有被人抢风头、占先机的危险。[23]这样的机会可能再也不会有了。他下令在24小时内发起攻击。

[1] Robert Murphy，Diplomat Among Warriors （Garden City，NY：Doubleday & Company，1964），25.

[2] David Clay Large，Where Ghosts Walked：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W. W. Norton，1997），xviii. 到1923年的时候，人口估计达到了630711人，Gener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District of American Consulate at Munich，Germany，Box 6，Folder 11，HI。

[3] Albrecht Hoffmann，Der 9. November 1923 im Lichte der völkischen Freiheitsbewegung （1923），14. 这方面尤其可以参阅David Clay Large，Where Ghosts Walked：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W. W. Norton，1997）；Rainer Metzger，Munich：Its Golden Age of Art and Culture 1890-1920 （London：Thames & Hudson 2009）；以及Christoph Stölzl，ed.，Die Zwanziger Jahre in München：Katalog zur Ausstellung im Münchner Stadtmuseum Mai bis September 1979 （München：Münchner Stadtmuseum，1979）。

[4] NA T84 EAP 105/7，2361. 关于这种对普鲁士的仇视，可参阅Volker Ullrich，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and 1：Die Jahre des Aufstiegs 1889-1939 （Frankfurt am Main：S. Fischer，2013），81。

[5] Kohlrübenwinter，即“大头菜之冬”，经常用来指1916～1917年那个冬天。

[6] Ernst Toller，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 （Amsterdam：Querido Verlag；Hamburg，1933：Rowohlt，1998），82。

[7] Frederick Taylor，The Downfall of Money：Germany’s Hyperinfla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Bloomsbury Press，2013），18-19.

[8] Richard Bessel，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6.

[9] Margaret MacMillan，Paris 1919：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Random House，2002），465-67，“330亿”这个数字见第480页。

[10] Erich Malitius，Der 8. u. 9. November 1923. Die Geschichte von Treue und Verrat der deutschen Jugend （Breslau：Handel，1935），4.

[11] Dietrich Orlow，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871 to Present （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2002），137.

[12] David Jablonsky，The Nazi Party in Dissolution：Hitler and the Verbotzeit，1923-1925 （London：F. Cass，1989），1-2.

[13] Ian Kershaw，Hitler 1889-1936：Hubris （New York：W. W. Norton，1999），191.

[14] Gerald D. Feldman，The Great Disorder：Politics，Economics，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1914-1924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vii.

[15] Hans Hubert Hofmann，Der Hitler 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1961），311，note 332.

[16] Frederick Taylor，The Downfall of Money：Germany’s Hyperinfla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Bloomsbury Press，2013），249.

[17] Ian Kershaw，Hitler 1889-1936：Hubris （New York：W. W. Norton，1999），180. 墨索里尼的进军罗马事件过去不到一周，赫尔曼·埃瑟就拿希特勒和意大利领袖相提并论了，speech November 3，1922，St.R.V. 14/1922 ff，23，HA 4/90。

[18] Daily Mail，October 3，1923. 本文片段被收录于Eberhard Jäckel und Axel Kuhn，eds.，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80），Nr. 580，1027。

[19] F. L. Carsten，Britain and the Weimar Republic：The British Documents （London：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Ltd.，1984），116.

[20] MA 103476/3，1207-1208，BHStA.

[21] 希特勒说决定是会议当天做出的（NA T84/2 EAP 105/7，93），主持人赫尔曼·克利伯中校（NA T84/2 EAP 105/7，402-3，2621）和起诉书上也是这么说；Anz. Verz.XIX 421/23，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January 8，1924，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15，StAM。乌尔里希·格拉夫的回忆也是这样，见未出版回忆录，60，F14，IfZ。

[22] 关于他的政见，参阅Die Politik des Bayerischen Volkspartei，HA 5/114II，以及即将出版的费迪南德·克雷默（Ferdinand Kramer）和马提亚斯·比舍尔（Matthias Bischel）的学术版卡尔回忆录（NL Kahr 51，BHStA）。

[23] Erklärung des Herrn Oberstlandesgerichtsrats Ernst Pöhner über die Vorgänge vom 8./9. November 1923，December 14，1923，HA 5/120，以及洛伦茨·罗德未出版的Herr Hitler hat kein Ehrenwort gebrochen，HA 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