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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7 被告人希特勒
我下定决心为自己辩护，拼死也要反抗。[1]
——阿道夫·希特勒，1924年2月26日
在观众的翘首企盼下，法庭重新开放，主审法官将希特勒传至证人席。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这名被禁政党的领袖身上，他头发整齐地分开，淡蓝色的眼睛直视前方，纤长的手指[2]跟他普通大小的手掌比起来有些不成比例。他会像一个演员一样对这双手进行夸张的使用。慕尼黑《汇评》（Allgemeine Rundschau）记者形容他的脸像“一名颇神气的奥地利军士”。[3]
按照当时德国刑法程序的惯例，审问是由主审法官主持的。然而问题很大一部分来自检方。因此，在诉讼的这个阶段，法官应该是在替施坦莱恩和埃哈德说话。
在生平介绍中，最早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证实奥地利出生的希特勒不是德国公民，因而一旦被判重大叛国罪成，是需要被驱逐出境的。
“1912年来到慕尼黑的时候，”希特勒这样描述自己初到德国的情景，“我不是要学习［成为一名建筑画师］。我已经完成了学业。但我得谋生。”他表示自己当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和建造师。[4]
没有人注意到，他在这里成功地误导了法庭，其中涉及一段自己毕生都将遮遮掩掩的过去。他抵达慕尼黑的时间不是1912年，而是整整一年后。[5]他的这个谎可能让他得以掩盖一个事实，即他是在没有做兵役登记的情况下离开奥地利的，当时当局正在以逃避兵役为由追捕他。[6]德国警方依靠奥地利同行提供的情报在1914年1月逮捕了希特勒，将他送回他的祖国。然后1914年2月5日，希特勒没能通过规定的入伍测试。奥地利征兵委员会认定他“不适合战斗和辅助性职责，太弱”。[7]希特勒在证人席上耍的这个心眼，让他免于被揭穿当年的丑事。
在不知道此事且对他的过往未做彻底调查的情况下，法庭反而强调了希特勒在德国的杰出军旅生涯。奈特哈特宣读了他的事迹。希特勒在1914年8月志愿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个巴伐利亚步兵团服役整整四年，多次得到嘉奖，包括那天早上他佩戴的一级铁十字勋章。希特勒的部队文件对他的表现总结是“极佳”。
由此在法庭里留下的印象[8]是，战时希特勒曾在壕沟里拼杀。但他实际的主要职责只字未提，从1914年11月开始，他在第16步兵团某营做过通讯员（Meldegänger）。在做这份差事的时候，他自然是见识过交火的，不过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后方，在参谋总部和营部主官之间送信。
他多数时候可以保持双脚、军服和毛毯的干燥，这是他那些壕沟里的战友无从享受的。他的食物相对容易下咽一些，喝的东西也更充足，尽管他只喜欢加了代用蜂蜜的甜茶。他的信差皮包没有发霉。虱子和大大小小的老鼠离他很遥远，更不用担心冻疮、斑疹伤寒还有随时遭到敌人的轰炸。那些人称“前线脏猪”的老兵管希特勒这种相对养尊处优的人叫“后方白猪”。[9]
法官询问了希特勒“为德国而战”[10]时负的伤。
“战时负伤方面，我的左腿大腿被弹片击中，后来还中了毒气，”希特勒说，两个都是事实。第一次负伤是1916年10月5日，[11]通信兵所在的掩体入口中了一枚手雷。第二次是两年后的1918年10月13～14日夜里，在伊珀尔郊外，当时英军的一次芥子气攻击烧伤了他的皮肤，导致视网膜受损和咳血。一开始“完全瞎了”，他在法庭上说，当时担心自己会从此失明。[12]
在11：53的时候，也就是公开审理开始几分钟后，奈特哈特宣布法庭进入午休时间。在法官的小心讯问之下，希特勒给人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很明确：一位杰出的德意志爱国者，志愿参军，因骁勇善战得到重大嘉奖，为了报效侨居国差一点丢了性命。作为一场非德籍公民因重大叛国罪受审的诉讼，如此开场十分不寻常。
休庭期间，警察将被告人押到二楼走廊另一头的囚室。[13]那里准备了八个房间，[14]另外还有两个房间是供那些不需要一直待在这里[15]的被告就餐和休息用的，其中包括每晚会回到自己的别墅的鲁登道夫将军，以及因病得到这种特殊待遇的恩斯特·珀纳。
希特勒住在接近走廊尽头的160房。里面陈设非常简单。在这个原本是军校学员宿舍的房间里，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张白色的桌布，上面放了一瓶花。审案期间，希特勒和其他被告每天可以在后院锻炼两个小时，偶尔可以去学校的体育馆。如有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抽烟，喝少量的啤酒。
法官和法庭工作人员、检察官和媒体、证人以及各刑警和安全部门人员都有专门的房间。罗德和辩方法律顾问也有休息室。房门就在法庭的后面。律师们还在同一条街的一栋楼里租了一套位于三楼的套房。他们预计，由于工作量巨大，他们不会有多少闲暇时间，更别提回家了。
下午2：30，法庭开始了下午的审理，奈特哈特法官要求希特勒作开庭陈词。
“法官大人，”黑色大衣上别着一级和二级铁十字的希特勒站在法庭前方开始发言。[16]如柏林社会主义报纸《福斯日报》的记者所说，希特勒将会用一场强有力的演出展现出他那毋庸置疑的技能——这位记者称他在吸引无产阶级上是个“天才”[17]。
一开始，希特勒的举止是谦恭[18]而克制的，几乎有些紧张。[19]随着陈述的进行，《法兰克福日报》发现，他开始用一种尖锐、刺耳的声音，就像一个突击队员在激动地发号施令。他可以自如地调节声音的粗细，时而柔和时而强烈，调门陡然升高或下降，在情绪的最高点则几乎变成沙哑的嘶叫。而这位记者还说，这一切都被他利用来制造戏剧效果。
这是一场精湛的演出，《格拉芬格市场周报》说。[20]《十字架报》外派记者认为，希特勒更多的是以当世护民官自居，在对旁听席而不是法官讲话。[21]《巴黎之声》（L’Écho de Paris）记者将他比作在街角兜售的骗子。[22]
证人席上的希特勒自信满满、喋喋不休，时不时显露出欢快的样子。为了强调他的陈词，他会举起一只手，食指朝天，或举起双手，掌心相对，同时抬头望着天花板。有时候他会挑衅地直指邦检察官。如炬的目光反映了他炽烈的情感。一位《小巴黎报》记者由此判断，不难想象为什么此人可以在啤酒馆里得到巴伐利亚年轻人的认可。[23]
那天下午希特勒讲了至少三个小时。[24]旁听的众人将对希特勒的自传有一个初步印象。这场精心编制的陈词展现了令人瞠目的事实操控能力。
被告人希特勒首先回顾了自己的一段过去，也就是他的军旅生涯，那显然是一段可以引以为傲的时光，也是他的抗辩中极具价值的一部分。他提醒法庭自己在军中六年得到了“极佳”的评定，并自称他由此懂得了作为一名战士“要尊重上级，绝无异议，完全服从命令”。
希特勒对军人背景的强调十分见效，以至于新西兰的《奥克兰星报》（Auckland Star）在报道中通篇郑重其事地称他为“希特勒中校”。[25]一名英国联合通讯社记者给他的称呼是“冯·希特勒先生”。[26]
在努力表明自己有着一个战士而非叛徒的性格后，希特勒开始谈起自己的青年时期，称那也是他的一段性格塑造时期，影响了他的观念形成。17岁的时候，他搬到了维也纳，并称自己在那里“被迫要自食其力”。那天下午，这个词他重复了许多遍。正如多位记者所指出的，他的用词，时而是低地德语的措辞，时而又变成自学成才[27]之人才有的表述方式。
在维也纳，希特勒说他发现了现代世界的两个重大危机。首先是“广大人民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和贫困”；其次是“种族问题”，导致大众在他所说的“所有雅利安人的头号敌人和对手”面前不堪一击。希特勒没有绕弯子，他说当他离开那座以多元化著称的城市时，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反犹主义者”。[28]
这个主题希特勒在后面还会展开，他强调自己在维也纳产生的反犹观念，并且这些痛苦的教训成了他世界观的一块“花岗岩基石”[29]。这个说法后来成为他的自传的基础，多年来一直被写进他的传记，不少史学家已经开始对它的准确性产生怀疑。
别的不说，至少现在找不到任何一条[30]可以证实的反犹言论是出自他的维也纳时期（1907年9月[31]到1913年5月）。1930年代的纳粹研究专家尴尬地发现，他当时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一个名叫约瑟夫·纽曼（Josef Neumann）的擦铜匠］；他的画商是犹太人［塞缪尔·摩根斯特恩（Samuel Morgenstern）］；他的相当一部分主顾是犹太人。在维也纳跟希特勒走得最近的人都想不起来他有过任何反犹的表示，倒是有不少人坚称，他当时还没有产生如此强烈的仇恨。
实际上，今天所知希特勒最早的反犹言论出自他移居慕尼黑以后。到了1919年秋天，对犹太人的仇恨言论在他的政治演说里已经很常见。由此也许可以推测，希特勒的极端反犹更有可能是在一战德国战败，慕尼黑爆发左翼革命，以及1919年在德国军队里接受思想灌输之后产生的。
如果真是如此，希特勒为什么在证人席上（以及后来的《我的奋斗》中）费尽心机把自己的仇恨源头引到维也纳？一个可能的原因很快会浮现出来。
希特勒并非像他声称的那样，是1919年3月随部队回慕尼黑的。[32]实际上应该是当年的1月，最晚2月中旬。这消失的四到六周，正好是慕尼黑左翼革命政权上台的时间——经德国史学家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Anton Joachimsthaler）核实，希特勒曾为这个政权效力。
他是一名Vertrauensmann，也就是革命委员会的第二步兵团复员营“代表”，[33]德国战败后，革委会趁乱夺取了权力。他的其中一项职责是传播“教育”或宣传材料，以争取士兵对左翼政权的支持。那年春天晚些时候，希特勒还赢了一场选举，成为工人-士兵革命政权——也就是慕尼黑的“红色共和国”——的助理营代表。
从赫尔曼·埃瑟到埃米尔·莫里斯，希特勒的许多同党在慕尼黑那场短暂革命中加入过社会主义政党。[34]不过和他们不一样的是，希特勒始终没有承认过。[35]他回避了这个话题，坚持含糊其词的说法，称他如何如何反对那场运动。一旦被迫要谈——毕竟现在是在证人席上——他就会篡改时间，避免有关这段往事的真相败露。
然后他紧接着就开始长篇大论，对这些左翼意识形态发起恶毒的攻击，尤其是越来越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对所到之处的文明构成了威胁。它教规规矩矩的德国百姓去对当权者挥舞拳头，企图建起一个“国中之国”——讽刺的是，这跟检方给他安的罪名是一样的。
主审法官并没有打断希特勒这段冗长的咒骂。旁听席里有不少人显然怀有相同的想法。希特勒说共产党“不是人”，还迫不及待地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要拯救德国，唯有让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弦更张，或将其毁灭。”[36]
柏林共产主义报纸《红旗报》（Die Rote Fahne）提醒人们别上当，文章点出了希特勒的意图，他在用编造出来的个人苦难故事和他的“社会主义速成课”蒙骗不明就里的群众。这家报纸后来称希特勒和他的同党是“种族主义捕鼠人”，他们为了吸引容易上当的大众，散布“绝望与惶惑”的意识形态。[37]
希特勒的确一点时间都不耽误，把对他的叛国审判变成了纳粹宣传的舞台。[38]与此同时，他还在描绘一幅招揽追随者的自画像。将自己的反犹和右翼源头拉回到战前的维也纳时光，效果也非常好，而曾经为一个如今被他痛斥的敌对政党效力这件事也就瞒住了。
伦敦《泰晤士报》报道，那天下午，慕尼黑法庭里的观众是支持希特勒的。[39]被希特勒称为纳粹“运动”的这个政党并不以“谋求议会席位”为目标。它的主旨是要改变德国的命运。
当国家在他看来“被大卸八块”的时候，他不可能袖手旁观。法国夺走了德国工业心脏地带鲁尔，还在努力让一个大国解体，成为许多更小、更弱的邦。德意志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没有处理好这场危机。然后恶性通胀开始了，德国陷入经济混乱。千千万万人倾家荡产——用他的话说就是“口袋里最后一个马克都被人抢走”。
德国人民吃不饱饭，那些本可以养育他们的土地被懦弱的政府拱手送了出去。而困境“每分每秒”都在恶化。200万热爱祖国的年轻人战死沙场，难道就换来这些？希特勒问道。[40]
过去四年里，他在慕尼黑各地的啤酒馆演说，提出了很多类似的观点，但这一次，他的观众之多是他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来自德、法、英、美等国家的大报记者纷纷摘录他的言论，传达给世界各地千千万万的读者。这样的曝光度，他花多少钱也买不来。
奈特哈特对被告人丝毫不作约束，于是希特勒可以游走于各类话题间。《慕尼黑邮报》发现，他的语调更像是个宣传者或煽动者，而不是被告人。世人的瞩目让希特勒十分受用，他在法庭上讲演如何发动战争，终于实现了他本想通过政变实现的目的。
要想获得胜利，他说，一个国家需要集中前线和后方的资源，他的人在啤酒馆做的事就是出于这样一个根本目的。鲁登道夫可以在战场上得胜，而希特勒可以将人民团结起来共赴国难。他是这场运动的鼓手。他看起来是个友善的人，尽管会有种浮夸、做作的感觉，注意到他很有些派头的瑞士《公正报》（L’Impartial）写道。[41]
接下来，投观众所好的希特勒开始自夸，称他已经证明自己的纳粹党可以实现怎样一番大业。他声称，这个组织从在某啤酒馆里屋成立时的六个人[42]发展成了数百万之众。这是又一个会在《我的奋斗》以及后来的许多场合得到重申的谎言。根据1919年9月12日希特勒首次参加会议时的记录，有41人到场，这还不算他以及和他同去的人。在警方突查前从纳粹党办公室抢救出来的文件显示，当时的党员数为55787人，到不了几百万。然而希特勒的这番误导性陈述令右翼媒体十分赞赏。
“我需要郑重声明，”[43]希特勒继续用激昂的语调做着自我宣传，“对于一件我知道我能做到的事情，我是不会谦虚的。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受到了某种召唤去做一件事，那他就有义务去做！”[44]
而后希特勒转到和他一起走上贝格勃劳凯勒舞台的巴伐利亚领导人。他说卡尔同意与他合作。塞瑟则说过，一场民族革命眼看就要爆发，他们为此已经准备好了炸药和导火索。洛索看起来也是同意的，至少——照希特勒略带嘲弄的说法——从未拒绝过。他们都怀着向柏林进军的大志。唯一的区别，希特勒说，就是这些所谓的领导人缺乏“纵身一跃的意志”——就像“在障碍前失去了勇气的马”。[45]
那么，希特勒在最后总结道，如果他和其他被告犯了重大叛国罪，巴伐利亚这三巨头肯定也是有同样罪行的。“这几个月来，唯一在讨论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要因为这些行为出庭受审。”[46]
卡尔、洛索和塞瑟在设法避开自己的言行造成的后果，希特勒则不同，他似乎准备好了捍卫自己的行动与信念。“我来这间法庭可不是要否认一切，”[47]他自夸道，“所有的责任以及相应的后果，都由我一人承担。”与此同时，在被问及是否承认检方提出的具体罪行时，他却反悔了。照他的说法，“对1918年那些卖国贼，不存在什么重大叛国！”
在结束陈词前，希特勒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他提醒法庭，自己无论在战场上“作为一名服从命令的士兵，还是在国内”，都是在保卫德国。此外，“自少时我就不觉得自己是个奥地利人”。实际上他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德国人，“全心全意为自己的人民着想”。他请求法庭允许他继续留在这个国家。[48]
许多媒体在把审判当成一场拳击赛来报道。希特勒显然是赢了第一回合。不过从法律层面来看，检方有理由感到满意。施坦莱恩认为，在他的长篇大论中，希特勒提供了“可以充分证明其罪行的证据”。于是检方做了当天的最后陈词，接着奈特哈特摇铃宣布：“对证词的查验将揭示更多事实。”[49]
[1] NA T84/2 EAP 105/7，120.
[2] G. Ward Price，17，in OSS Sourcebook OSS，and G. Ward Price，I Know These Dictators （London：George G. Harrap，1937），18.
[3] 1924年3月20日《汇评》。
[4] NA T84 EAP 105/7，33-34.
[5] 倒是有一些报纸称希特勒抵达慕尼黑的实际时间是1913年，比如1923年11月10日《萨尔茨堡人民报》，不过希特勒在法庭上编造是之后的事情了。还有一些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Kurt G. W. Ludecke，I Knew Hitler：The Story of a Nazi Who Escaped the Blood Purge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8），47，但是给出了正确年份的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希特勒的布劳瑙同乡弗朗兹·耶琴谔，Franz Jetzinger，Hitler’s Youth，trans. Lawrence Wilson （London：Hutchinson，1958），尤其是第156～159页，另外在第175～182页提到他是如何保住盖世太保的文件的。
[6] 1889年《征兵法案》。另外可参阅Franz Jetzinger，Hitler’s Youth，trans. Lawrence Wilson （London：Hutchinson，1958），145。
[7] Franz Jetzinger，Hitler’s Youth，trans. Lawrence Wilson （London：Hutchinson，1958），155，关于动机的结论见第157、158页。伊恩·克肖（Ian Kershaow）也认为兵役是他出国的主要原因，Ian Kershaw，Hitler 1889-1936：Hubris （New York：W. W. Norton，1999），81，此外还有Thomas Weber，Hitler’s First War：Adolf Hitler，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13。
[8] 希特勒出名后，一些记者开始质疑他的服役经历。比如1931年1月有一些报纸，包括《慕尼黑邮报》以及《回声周报》（Echo der Woche）。关于该争议的讨论以及希特勒的官司，见Lothar Machtan，The Hidden Hitler，trans. John Brownjohn （New York：Basic Books，2001），65-88，以及Thomas Weber，Hitler’s First War：Adolf Hitler，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282-87。
[9] Thomas Weber，Hitler’s First War：Adolf Hitler，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91，本书还谈到了希特勒的战争经历，尤其是第91～105页。
[10] 希特勒当然见过打仗的，尤其是1914年10月19日在伊珀尔，当时利斯特团有349人阵亡。1914年11月3日，他被提拔为“豁免兵”（Gefreiter），六天后成为团部通讯员。
[11] 希特勒在法庭上没有提到第一次负伤的日期，在《我的奋斗》中说是10月7日。但是10月5日应该更准确，Anton Joachimsthaler，Hitlers Weg begann in München 1913-1923 （München：Herbig，2000），163-64；Thomas Weber，Hitler’s First War：Adolf Hitler，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154；以及Peter Longerich，Hitler. Biographie （München：Siedler，2015），48。一份他的医院记录保存于HA 4/96。
[12] NA T84 EAP 105/7，34.
[13] Wache anlässlich des Hitler-Prozesses，February 20，1924，HA 68/1498.
[14]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für das Kriegsschulegebäude während der Zeit des Hitler-Prozesses，February 15，1924，HA 68/1498. 1924年2月24日《星期六世界报》的简报中预先介绍了这一安排，而1924年3月4日《法兰克信使报》提供了更多细节。
[15] Sicherungsmassnahmen anlässlich des Hitlerprozesses，1924年2月21日，HA 68/1498.
[16] NA T84 EAP 105/7，36.
[17] 1924年2月27日《福斯日报》，晨间版。
[18] 1924年2月26日《柏林日报》，晚间版，以及 1924年2月28日《布拉格日报》。
[19] 1924年2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和1924年2月27日《人民信使报》。
[20] 1924年2月29日《格拉芬格市场周报》。
[21] 1924年2月28日《十字架报》。
[22] 1924年2月28日《巴黎之声》。
[23] 1924年2月27日《小巴黎报》。
[24] 有的估计要长一些，达到四个小时，比如1924年2月27日《汉堡导报》（Hamburger Anzeiger）；1924年2月27日《农民周报》（Der Landsmann）；1924年2月28日《巴伐利亚祖国报》；有的是三小时多一点，如1924年2月27日维也纳《红旗报》（Die Rote Fahne）。
[25] 1924年2月28日《奥克兰星报》（Auckland Star）。
[26] 1924年2月29日联合通讯社（英国）以及1924年2月26日路透社。
[27] 《汉堡画报》（Hamburger Illustrierte Zeitung）1924年第9期。
[28] NA T84 EAP 105/7，36-37以及1924年2月27日《前进报》。
[29]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 Ralph Manheim （Boston：Houghton Mif in Company，1943），22.
[30] Brigitte Hamann，Hitler’s Vienna：A Dictator’s Apprenticeship，trans. Thomas Thornt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347-57，和Anton Joachimsthaler，Hitlers Weg begann in München 1913-1923 （München：Herbig，2000），10 and 96。1919年秋天（8月）在雷希贝格的言论，Volker Ullrich，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and 1：Die Jahre des Aufstiegs 1889-1939 （Frankfurt am Main：S. Fischer，2013），100。希特勒的第一篇关于“犹太问题”的著名文章，是在卡尔·迈尔（Karl Mayr）的鼓动下于1919年9月16日完成的。另见Ernst Deuerlein，ed.，“Hitlers Eintritt in die Politik und die Reichsweh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7 （1959），177-227。
[31] Ian Kershaw，Hitler 1889-1936：Hubris （New York：W. W. Norton，1999），37，以及Brigitte Hamann，Hitler’s Vienna：A Dictator’s Apprenticeship，trans. Thomas Thornt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30。还有一个说法是他在1908年2月的某天回到维也纳，在施东佩尔巷31号租了一间寓所。
[32] 这一点是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发现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修订版中谈到了那场选举，Anton Joachimsthaler，Hitlers Weg begann in München 1913-1923 （München：Herbig，2000），190-216。
[33] Vertrauensmann der sozialistischen Propaganda-Abteilung des 2.Inf. Rgt.，Anton Joachimsthaler，Hitlers Weg begann in München 1913-1923 （München：Herbig，2000），83，198-202，210-12.
[34] 事实上埃瑟在1920年3月8日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之前一直是社民党人，是该党第881号党员（在1925年3月重建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中，他成了第2号）。海因里希·霍夫曼承认自己戴了红袖章，Hitler Was My Friend，trans. Lt-Col R. H. Stevens （London：Burke，1955），35-37。关于希特勒身边的左翼人士，可参阅Hellmuth Auerbach，“Hitlers politische Lehrjahre und die Münchner Gesellschaft 1919-1923，”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5 （1977），1-45。
[35] 此前曾稍露端倪：恩斯特·托勒说他听到过一些传闻，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 （Amsterdam：Querido Verlag，1933；Hamburg：Rowohlt，1998），148。1953年，赫尔曼·埃瑟向沃纳·马瑟尔承认，希特勒可能在1919年春天戴过红袖章，Maser，Hitler：Legend，Myth & Reality，trans. Peter and Betty Ross （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74），367，note 153。史学家厄恩斯特·多耶赖恩（Ernst Deuerlein）也告诉沃纳·马瑟尔，他认为希特勒曾经想过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Hitler’s Mein Kampf：An Analysis，trans. R. H. Barry （London：Faber and Faber，1970），203，note 2。近年发现的一张粗粒底片显示“希特勒”站在了库尔特·艾斯纳的葬礼队列里，被许多史学家引为证据，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那是希特勒，并且他们的怀疑也不无道理。当然，彼时的希特勒是否承担起了这份职责，仅凭他有没有去送葬也是无从证实或驳斥的。
[36] NA T84 EAP 105/7，41.
[37] Horst J. Weber，Die deutsche Presse，insbesondere die völkische，um den Hitlerprozess. Ein Beitrag zur Lehre von der Parteipresse. Diss. （Universität Leipzig，1930），48.
[38] 1924年3月7日《博尔扎诺消息》。
[39] 1924年2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1924年3月1日《独立报》和1924年2月26日《小日报》。
[40] NA T84 EAP 105/7，52-53.
[41] 1924年2月29日《公正报》（L’Impartial）。
[42] NA T84 EAP 105/7，39，43-44，他自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第七名党员，有证据表明这不是事实，见Mitglieder Liste，HA 8/171。党的指导委员会除他之外还有六名委员，不过这并非当时希特勒在法庭上陈述或暗示的东西。
[43] The Hitler Trial Before the People’s Court in Munich，trans. H. Francis Freniere，Lucie Karcic，and Philip Fandek （Arlington，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6），I，58.
[44] NA T84 EAP 105/7，73.
[45] NA T84 EAP 105/7，86-87.
[46] NA T84 EAP 105/7，82.
[47] NA T84 EAP 105/7，120.
[48] NA T84 EAP 105/7，122.
[49] NA T84 EAP 105/7，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