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绝境

狱卒人选上我们得小心，否则他会给他们来场演说，让他们开始为革命欢呼。[1]

——奥托·冯·洛索将军

监狱看守弗朗茨·汉姆里希睁着眼躺在宿舍里，听着钟表的滴答声和走廊上巡逻的同事发出的有规律的脚步声。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2]窗户都在发颤。这时候，门铃声和敲门声同时响起。一个助手说典狱长要他马上过去。

典狱长奥托·赖博尔递给他一封电报，[3]上面说希特勒已经被抓，当晚会送到这里来。需要做一些安排。[4]从巴伐利亚第7师调来了32名士兵用于加强戒备，以防希特勒的支持者劫狱。届时会有巡逻队，院子里布设机枪，另外新加了一条直达军营的电话线，以备不时之需。

莱希河畔兰茨贝格隐匿在慕尼黑以西约40英里处的阿尔卑斯山里，怎么看都不像一座现代的邦监狱，更像一座乡间别墅或中世纪遗迹。然而这个有两座洋葱顶大楼和巨大的正门的监狱，其实是14年前才落成的。它的四座主翼楼呈十字形排开，共关押了500名囚犯，中间是一个中央监视站。这种“全景监狱”的建筑模式让狱卒可以看到每一名囚犯，囚犯反过来则看不到狱卒。

然而阿道夫·希特勒的关押地不在兰茨贝格的这个区域。

自1919年以来，兰茨贝格一直兼用于关押政治犯和被定罪的决斗者。这些人会得到“堡垒监禁”（Festungshaft），属于一种“礼待关押”。这种1813年在巴伐利亚建立起来的关押形式，是专为那些罪名较轻、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准备的。比起强调肃静、禁闭的关押以及高强度劳役的监狱（Gefängnis）及其更严厉的形式（Zuchthaus），堡垒监禁不会带来同样的污名，对囚犯的要求也和其他机构不同。

在兰茨贝格，处于礼待关押之下的囚犯有专门的耳房，位于一座独立的附属建筑物内，这座两层楼的现代建筑被称为Festung，也就是“堡垒”。耳房通过一道走廊与主监狱联通，囚犯不需要穿囚服、接受强制理发、打扫自己的囚室，可以免去许多限制措施的制约。他们甚至不需要一直待在囚室里。

他们白天可以去其他囚犯的房间串门，每周有六小时的接待访客时间，并享受每天最少五小时的放风。他们可以在囚室里摆设图画或花卉之类的装饰，还可以买雪茄、香烟、葡萄酒，每天在餐厅可以喝到一升啤酒。堡垒监禁是德国最高级别的徒刑，根本上意味着“囚犯的活动与生活方式接受监管，从而失去自由”。[5]

当晚快10点半的时候，门钉密布的正门徐徐打开，囚犯在门外等候。戴着帽子、身穿深蓝色带肩章制服[6]、腰带系着钥匙的兰茨贝格狱卒走上前去。他对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一眼印象是：“一缕黑发耷拉在苍白的脸上……双眼冷冷地盯着前方。”

成为第45号囚犯的希特勒被录入档案：“天主教徒，34岁，父亲是一名奥匈帝国林茨海关官员，1889年4月20日生于上奥地利州因河畔布劳瑙，未婚。职业：据称为作家，此前为艺术家……双亲：皆已亡故。他和在维也纳的妹妹没有通信。他住在慕尼黑蒂尔施街41号。”[7]档案还记载了他在第16预备役步兵团的服役情况，以及在军中得到的嘉奖。

在众多警察和一条牵在手上的狗的簇拥下，希特勒来到了二楼的5号牢房[8]——整个耳房里最大、最亮堂的一间。面积有九乘十二英尺，配一张铺着毛毯的铁床，一个床头柜，一张餐桌，一张写字台，一个橱柜和两把椅子。白天的时候，阳光透过上了铁条的窗户照进来，照亮粉刷过的墙壁。这就是兰茨贝格的所谓名人牢房。之前关在这里的是刺杀了慕尼黑社会主义者库尔特·艾斯纳的安东·冯·阿尔克·奥夫·瓦莱伯爵，他被转到了医务所营房，给这位新囚犯腾地方。[9]

希特勒拒绝了送上来的面包和汤，直接躺了下来。他很累了，并且显然很痛苦。监狱医生、66岁的约瑟夫·布林斯坦纳（Josef Brinsteiner）给他的诊断是“左肩脱臼，肱骨头有一处骨折，导致非常痛苦的创伤性神经症”。[10]医生估计这个伤会“导致左肩［永久性］局部僵硬和疼痛”。

不过随着体检的继续，医生还会有一个意外发现。[11]希特勒患有隐睾症，一个睾丸没能下降至阴囊。这个说法在学术界最早是由俄国作家列夫·贝兹曼斯基（Lev Bezymenski）于1968年提出来的。他的依据，据称是1945年5月由苏联进行的尸检，但史学界对此一直存有怀疑。不过兰茨贝格的医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动机，事实上他对希特勒还颇有好感。于是根据这个新发现的报告，我们意外地发现俄国人的这个判断并非无凭无据。[12]

　　*

从得知政变消息那一刻起，阿根廷报纸《阿根廷日报与周报》（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记者卡尔·克里斯蒂安·布莱（Carl Christian Bry）一直处于吃惊状态。希特勒和同党试图推翻政府，但他们是在政府大楼或军营里吗？哪怕警察局里也行。可是，他们是在一家啤酒馆。“这是典型的希特勒，典型的慕尼黑，”他揶揄道。[13]

11月9日，布莱急匆匆下楼去取一份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里面那些无意而就的幽默“宝藏”令他啧啧称奇。荒唐而浮夸的句子，与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交织一处，一切都是为了推动一个好似劣质犯罪小说的叙事。现在政变失败了，希特勒被捕了，布莱欣喜地表示他没有“高估希特勒”。不过他也没想到希特勒会这样“匆匆收场”。[14]

共产主义通讯社国际通讯社（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的维克多·塞尔吉（Victor Serge）说，希特勒真的以为，只要找个啤酒馆，“拿把左轮枪往天花板开几枪”，他就“成了德国新皇帝似的？”路透社预言，这场所谓的革命将被作为史上最短暂的革命为后世所铭记。

希特勒的确将被载入史册。纳粹党已被取缔，其党员四散逃亡，陷入分裂与争吵之中。希特勒的事业还没开始多久，似乎就已经结束了。他自己肯定是这么看的。啤酒馆政变眼看将成为一个笑话。

“这场贝格勃劳凯勒政变，是史上最疯狂的闹剧，”《纽约时报》认定。这群靠“啤酒和演说”调动起来的人马虎而业余，更适合“滑稽戏的舞台，而不是推翻柏林政府这样严肃的行动”。[15]《小巴黎报》形容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歌舞杂耍表演；[16]《晨报》将它比作一次“狂欢节式的历险”。[17]

“江湖骗子希特勒”的末日到了，《福斯日报》说。[18]《法兰克福日报》刊发了纳粹党的讣闻，[19]《纽约时报》的西里尔·布朗（Cyril Brown）表示，“慕尼黑的这场流产的业余政变……无疑将终结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们”。[20]

与此同时，古斯塔夫·冯·卡尔正逐步恢复过来。卡尔得以继续掌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司法部部长弗朗茨·格尔特纳的支持。[21]其他议员同意格尔特纳的看法，认为现在撤掉卡尔会显得是希特勒赢了。

当晚，总理克尼林会同格尔特纳，去和卡尔、洛索和塞瑟谈话。又一场气氛紧张的会议。三位巴伐利亚领导人为他们在政变夜未经授权擅自行动做了辩解，并且认为他们非但不该辞职，反而应趁乱为卡尔争取更多的权力。塞瑟使用了“无上权力”[22]这样的字眼。

格尔纳特是保住了卡尔，但巴伐利亚内阁还是没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做。总理显然想撤下卡尔、洛索和塞瑟，但他意识到他们会反抗，而他不确定政府有没有足够的力量逼他们下台。另外，正如其他阁员所说，面对极右翼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宣传，政府需要靠这个联合阵线共同御敌。

接下来的几周里，卡尔、洛索和塞瑟会分头行动，力求影响巴伐利亚舆情。他们封禁了支持纳粹的右翼报纸，[23]如《祖国》和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的《冲锋报》，还顺势取缔了一直在批评邦政权的共产党。随之而来的是对社会主义媒体实施禁制以及更严格的审查，不过这项扼制讨论的宏大计划后来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在巴伐利亚之外，尤其是那些社会主义或左倾的报纸里，卡尔和纳粹、极右翼的区别，远不是他自己想象的那么大。他先是去玩火，被烧到了又装成一脸吃惊的样子。还有人在想，与其说卡尔是背弃了誓言，倒不如说是“出卖”了希特勒，被德国企业大亨——要么就是支持王储和巴伐利亚分裂主义的君主-耶稣会派——招安了。甚至还有人认为，卡尔背叛希特勒，是因为一个卖地毯的犹太富商用七张波斯地毯收买了他。[24]

“到处是锃亮的钢盔和步枪，”弗朗茨·汉姆里希这样形容加强了军事警戒的兰茨贝格。[25]另一个狱卒奥托·鲁尔克（Otto Lurker）也回忆说，当时走廊传来武器的咣当声[26]和沉重的脚步声。看到这么多士兵在周围走来走去，希特勒表示他担心自己就要被行刑队枪决了。[27]

即便他真这么想过，在得知邦检察官即将来问讯以后，估计也已经改变了。正在进行审前调查的检察官是想了解一些事情的真相，但是希特勒拒绝合作。他威胁要自杀，然后开始了一场持续至少一周、可能达到十天的绝食。

看守用老办法劝他进食，即把饭放在他的牢房里，到下一顿饭来了再拿走。他们还用了各种各样的说辞，想打动这个顽固的囚犯。据汉姆里希回忆。他就“坐在那儿，活脱一个小小的、萎靡的倒霉蛋，脸刮得马马虎虎……带着冷漠、疲倦的笑容听着我那些简单的词句”。[28]布林斯坦纳医生在这段时间的记录显示，希特勒的体重从160.9磅（73公斤）掉到了149.9磅（68公斤）。[29]

1923年11月19日，监狱心理医生阿洛伊斯·玛利亚·奥特（Alois Maria Ott）给希特勒做了检查，发现他的情绪已经十分低落。希特勒控诉了支持者和德国人民的背叛，并表示他为了他们受的这些罪毫无意义。他打算让他们好好尝尝自己种下的苦果，这样他们就知道没了他会有多惨。“我受够了，”希特勒说，长时间的咆哮让他嘴角泛出了白沫，“要是我有把枪，我会做个了断。”[30]

希特勒看来跟许多到兰茨贝格看他的人说过类似寻死觅活的话。安东·德莱克斯勒是当月晚些时候来的，他看到这个瘦削、苍白的囚犯坐在窗边——绝食让他“更瘦、更弱、更白了”。此外，希特勒似乎在努力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他无法接受有16个人在他的领导下失去生命的事实。

“他陷入了极度的绝望，”德莱克斯勒后来说。他愤愤地表示，花了这么多心血去经营这个党——“我们所有的辛劳、筹划、奋斗、克制、拼凑和节省”——到头来一场空。德莱克斯勒说希特勒的哀怨是会传染的，不过他声称，希特勒不管前途多么黯淡最终还是没有放弃这一点，应该还是有他的一份功劳。[31]

在捷克斯洛伐克创立了苏台德纳粹党的德国人汉斯·克尼尔施（Hans Knirsch）在11月23日去探望了希特勒，他也发现这个身陷囹圄的人“抑郁至极”。[32]克尼尔施想让他少胡思乱想，要是没有他，这个党以及党的计划肯定会崩溃。但据克尼尔施的回忆，当时希特勒摇摇头，“怯生生地说，谁会愿意追随一个经历如此惨败的人”。[33]他“没权利活下去，”希特勒还说，在导致了如此惨痛的伤亡后，他自己别无选择，唯有“绝食而死”。[34]

根据克尼尔施的讲述，他叱责希特勒背弃自己的支持者，并提出政变其实是一场胜利。从短期看，它提振了民族精神。而长远看则有助于他们走向最终的胜利，因为失败是斗争的必要一环，也是成功的前奏。

与德莱克斯勒和克尼尔施一样，许多来探望的人都觉得自己鼓励了希特勒，甚至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据“小家伙”说，他的妻子海伦也属于这一类。他说，她提醒希特勒当初在自己的庄园里劝阻他自杀，可不是为了让他“在兰茨贝格把自己活活饿死”。[35]此外，如果他执意要这么做，等于正中敌人下怀。她可能是给希特勒递了张便条，总之在监狱档案里找不到她的探视记录，在她自己的未发表回忆录里也没有这样的激励言辞。

监狱记录里倒是显示有个不太寻常的探视者，真的给这个郁郁寡欢的囚犯注入了活力。1923年12月3日，一名访客登记了一条德国牧羊犬，这只名叫“狼”[36]的狗是希特勒前一年收到的生日礼物。[37]

[1] 1923年11月15日《纽约时报》。

[2] 弗朗茨·汉姆里希未出版回忆录，Erinnerungen eines Gefängnisbeamten，ED 153-1，6，IfZ，以及采访，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69。

[3] Die Regierung von Oberbayern an das Generalstaatskommissariat，November 12，1923，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107，352.

[4] 弗朗茨·汉姆里希未出版回忆录，Erinnerungen eines Gefängnisbeamten，ED 153-1，6-8，IfZ；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69-70。另见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4。

[5] Peter Fleischmann，ed.，Hitler als Häftling in Landsberg am Lech 1923/1924 （Neustadt an der Aisch：Verlag Ph.C.W.Schmidt，2015），24，citing Wilfried Otto’s 1938 dissertation at Friedrich 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Die Festungshaft：Ihre Vorläufer，Geschichte und Zukunft （1938），235. 关于兰茨贝格还可参阅Fleischmann的精彩论述。

[6] 1923年4月27日《法兰克信使报》。

[7] Schutzhaftanstalt Landsberg，Haftpapiere，Hitler，Adolf No.45，le 3/1，JVA 17.000，StAM，and Peter Fleischmann，ed.，Hitler als Häftling in Landsberg am Lech 1923/1924 （Neustadt an der Aisch：Verlag Ph.C.W.Schmidt，2015），83.

[8] Hemmrich，ED 153-1，27，113，IfZ.

[9] Hemmrich，ED153-1，9，IfZ. See also Hemmrich’s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70，and 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5-6.

[10] Brinsteinerreport，January 8，1924，and 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10-11.

[11] Aufnahme-Buch für Schutzhaft，Untersuch. u. Festungshaft-Gefangene 1919，JVA 15124，StAM. 关于本文件的发现，可参阅本注释部分的开头。

[12] Lev Bezymenski，The Death of Adolf Hitler （London，1968），46. 苏联法医病理学家法奥斯特·什卡拉夫斯基医生领导的团队发现，希特勒的左睾“不在阴囊内或腹股沟管内的精索上，在小骨盆中也没有找到”。德国史学家沃纳·马瑟尔（Werner Maser）认为俄国人认错了尸体。就算他们能找到希特勒，在那么多软组织已经烧毁，检验的主要是骨骸的情况下，他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此外，多名希特勒的医生要么没注意到有这个问题，要么在被问及此事时明确表示他的生殖器是正常的。在林茨行医的爱德华·布洛赫（Eduard Bloch）医生曾在1906年和1907年给希特勒做过治疗，他在接受美国战略情报局问讯时称，他的病人“没有身体残缺”（1943年3月5日，美国战略情报局）。1944年夏天给希特勒检查过身体的厄文·吉辛（Erwin Giesing）医生也是这样跟美国问讯人员这么说的。但吉辛是亲卫队的一名耳鼻喉科医生，他在别的地方承认过，自己只是草草看了一眼，不足以掌握情况。布洛赫的意见（1941年3月15日《科利尔》杂志）也是将近四十年后的事了，其中有不少的错误，以至于战略情报局的问讯官觉得，他的回忆录是不是太多受到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的传记影响。前牛津钦定近代史教授、英国军情六处情报官休·特雷弗-罗珀尔（Hugh Trevor-Roper）在1945年受命寻找希特勒死亡的证据，他简要地概括苏方报告是一份医学声明，同时也是政治声明。布林斯坦纳医生的报告因此就有些令人意外了。不过有意思的是，苏联人称未下降的是左睾，而这位狱方医生说的是右睾。这种不一致可能只是视角不同导致——医生的左还是病人的左——甚或是记录的笔误。在布林斯坦纳的另一本笔记本中，他称睾丸是左睾，但是接着又涂掉，改为右睾。

[13] Carl Christian Bry，Der Hitler-Putsch. Berichte und Kommentare eines Deutschland-Korrespondenten，1922-1924 für das 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ed. Martin Gregor-Dellin （Nördlingen：Greno，1987），145.

[14] Carl Christian Bry，Der Hitler-Putsch. Berichte und Kommentare eines Deutschland-Korrespondenten，1922-1924 für das 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ed. Martin Gregor-Dellin （Nördlingen：Greno，1987），150 and 157.

[15] 1923年11月10日《纽约时报》。

[16] 1923年11月11日《小巴黎报》。另见约翰·克雷顿（John Clayton）在1923年11月10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中的文章。

[17] 1923年11月10日《晨报》。

[18] 1923年11月9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19] 1923年11月10日《法兰克福日报》。

[20] 1923年11月10日《纽约时报》。

[21] 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102.

[22] Niederschrift der Ministerratssitzung vom 12.11.1923，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105，342.

[23] Horst J. Weber，Diedeutsche Presse，insbesondere die völkische，um den Hitlerprozess. Ein Beitrag zur Lehre von der Parteipresse. Diss. （Universität Leipzig，1930），12-13，20.

[24] 1923年11月13日《慕尼黑最新消息》。在有些版本里价码是20张地毯，1923年11月19～20日《上巴伐利亚人》。

[25] Franz Hemmrich interview，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70.

[26] 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6.

[27] Die Regierung von Oberbayern an das Generalstaatskommissariat，November 13，1924，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118，373.

[28] ED 153-1，20，IfZ.

[29] January 8，1924，OSS.

[30] 这句话出自前兰茨贝格监狱心理医生阿洛伊斯·玛利亚·奥特在1988年的一次谈话，当时他已经是98岁高龄，Otto Gritschneder，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Verlag C. H. Beck 1990），35。1924年2月，希特勒会对法庭说，他后悔没有像他的同僚那样，在游行时死在街头：NA T84/2 EAP 105/7，119。

[31] Drexler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64-65. 安东·德莱克斯勒在1934年表示他劝阻了绝食，不过显然在1933年没这么说。另外可参阅Plöckinger，Geschichte eines Buches.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1922-1945 （München：Oldenbourg，2011），30-31，以及Esser，interview，March 16，1964，Band I，2，ED 561/5，IfZ。

[32] Knirsch in the Czech Der Tag，cited by Albrecht Tyrell，Vom ‘Trommler’ zum ‘Führer.’ Der Wandel von Hitlers Selbstverständnis zwischen 1919 und 1924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NSDAP （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75），277，note 178.

[33] John Toland，Adolf Hitler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6），246.

[34] Robert Payne，trans.，The Life and Death of Adolf Hitler （New York：Popular Library，1973），184. 他的探视可见于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168，465。另外可参阅Brigitte Hamann，Hitler’s Vienna：A Dictator’s Apprenticeship，trans. Thomas Thornt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59-60。

[35] Ernst Hanfstaengl，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R. Piper，1970），154.

[36] Sprechkarte December 3，1923 in 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18-20，关于希特勒的愉快心情的描述见第8页，另见Franz Hemmrich，Erinnerungen eines Gefängnisbeamten，ED 153-1，20，IfZ。

[37] 乌尔里希·格拉夫未出版回忆录，13，F14，I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