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最后的陈词

相比得到你们［法庭］的开释，我无疑更渴望在我所有战友心目中得以免除罪过！[1]

——阿道夫·希特勒

当天早些时候希特勒进入法庭时，迎接他的是观众的欢呼，[2]男人们肃立致意，几个女人向他挥动手帕。据《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R.伊巴拉所见，在这段发言的多数时间里，希特勒“恣意挥洒着自己的口才”，相当一部分“是用最高的调门喊出来的”。[3]

这场持续超过一小时的演说——至今仍是希特勒一生最被低估的演出之一——将为期四周的媒体热炒推向了更高的热度。在这四周的法庭审理与媒体报道中，他的地位越来越显眼。希特勒首先谈到一些此前已经说过的问题，不过这一次用了更加非黑即白的简单描绘。

魏玛是建立在“一次重大叛国罪行”[4]之上的，希特勒继续对共和国发起攻击。而后他赞美了那个皇帝治下收留了他的国家。在战前，德国拥有举世艳羡的军队和文官。26个国家焦头烂额，用了四年半的时间试图击败它，而这个庞大的国际联盟一直没能得逞，直到最后德国垮了，或者用他的话说，是军队“被背后捅刀子”。

这时候，一场革命爆发了，发起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承诺“充满幸福、美好、体面的生活，并且工作比以前轻松”。真是大失所望，希特勒嘲弄地说。德国人民现在饥寒交迫、无家可归，已经“在绝望中被迫走上街头”。当政府失去耐心时，所谓人民的代表下令国家防卫军向人民挥舞鞭子，甚至开枪射击。民众无处可去。中产阶级全军覆没。一辈子的积蓄变成了装在小推车里的一堆堆废纸。

国家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灾难，共和国领导人依然对协约国低三下四，宣讲着《凡尔赛条约》的美好。

他们承诺世界和平，可是德国的下场是什么：“踩着我们的尸体实现的世界和平！”

他们承诺裁军，但被裁军的只是德国，为的是方便他们继续掠夺。其他国家依然武装到牙齿。

还有自决权呢？“是的，所有黑人部落都有自决权！”希特勒怒吼道。但是1700万德国人却被强行转交给其他国家，现在已经归外国政府统治。

还有承诺的“国际联盟”？那个联盟无非是为了保障败坏的和平条约用的，不是一个“为未来营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组织。

然后希特勒攻击了德国的所谓人民政权，这个政权不敢问人民的真实想法——选择了一个被多数国民反对的人当总统。简而言之，魏玛共和国的过去五年里，有不少东西被人“从德意志国手中夺去”。他们已经“被世界遗弃”，柏林政府只是“我们的外族暴君的行政机关”。

有如此不堪的事迹，这个所谓的政府还敢“把年事已高的德国英雄拉进法庭，戴着镣铐……除了为祖国而战，这些英雄没做过什么别的事”。他引用了自己在狱中读到的克劳塞维茨，说英勇的人民宁愿在光荣的斗争中死去，而不是苟且偷生。

希特勒还提到检方结案陈词中慨叹国家权力和法治威严的衰落。然而那权力是谁创造和维持的呢？希特勒自问自答，是德国君主创建起来的国家，再次向他想讨好的保皇派致意。这是项旷日持久的工程，尤其是在腓特烈大帝和奥托·冯·俾斯麦治下，直到战争末期因卖国贼作乱而崩塌。

缺乏领导力的革命党人最后得到了权力，这既反映了国家的衰弱以及对法律失去尊重，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问题的诱因。德国人民看到法律系统并没有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许多公民无论如何努力长时间工作，也还是吃不饱饭，而有一小撮人却利用他们大赚其钱。人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法律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当这样一个体制会去抓“微不足道的小偷，却对暗中屠戮人民的罪犯视而不见！”希特勒说，这说明有根本性的东西出了问题。

于是当至高无上的法律变成了《凡尔赛条约》时，一个低劣的政府得以当道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大声说道。这份文件“用440条规定”明确了何为不道德，于是乎一辈子奉公守法的公民突然变成暴民甚至罪犯。与此同时，真正的罪犯在控制政府，尽管他们已经毁掉了德国的货币，令经济陷入瘫痪。[5]

要恢复对法律的尊重，唯有等德国从这场灾难中缓过来——等有一天，希特勒拍着桌子[6]说，能有一名检察官站在法庭里，指控德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他的同党“毁了7000万人民的国度……属重大叛国！”

说到这里，奈特哈特法官终于打断了被告人。

接着希特勒详细解释了恢复法律尊严的必要条件。其中一个最令人侧目的先决条件是，他认为将来一名检察官需要恢复“自己的职责和自己的人类情感之间的内在和谐”。意思是说，目前的普遍情况是每个检察官都是“与自我不一致”的，需要想清楚是做“一名律师还是一个人”。令人惊讶的是，法庭里包括奈特哈特在内的所有人没有一个站出来反对这些观点。[7]

希特勒的话锋转到战后世界，德国只是外交棋局中的一个小卒。外国势力能收走他们的武器，但永远无法摧毁他们的抵抗精神。希特勒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他都会为爱国主义呐喊助威，哪怕要激发对遍布于这个国家的敌人的仇恨，也在所不惜。他尤其提到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国际犹太人中的种族肺结核”。

希特勒还说，在啤酒馆里起哄、攻击他的就是这些敌人，他们给他扣各种帽子，“反动派、战争贩子、杀人犯和屠夫”。但有一种人他肯定不是，那就是煽动家。他对法庭说，如果他有那本事，自己的成功之路要平坦很多。“相信我，对手也会张开双臂欢迎我的！”[8]这段少有人知的离奇言论，会不会指的是他在1919年初作为社会主义政权支持者的经历？

希特勒现在几乎就是在喊叫了，他说他的行动如何如何不是出于野心或投机，跟他知道的不少政客不一样。他说，在他看来这关系到一种责任感。他再次对冯·洛索将军发起攻击，这位巴伐利亚战争部部长说希特勒“只想做个对人民进行灌输和恐吓的人”。

小人之心何其狭隘！法庭的先生们，我可以肯定地说，谋个部长之职，在我看来不是个值得拼命争取的成就。

他的目标“比当部长要远大千倍”：他想成为人民的吹鼓手和“马克思主义的粉碎机”。

他嘲弄了追逐名誉的野心家的虚伪，表示自己更希望追随理查德·瓦格纳的脚步，这位他心爱的作曲家拒绝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任何头衔。

和急着摆脱自己的同类往上爬的卡尔不一样，希特勒说他只是在做他个人必须去做的事。归根结底在于天命的召唤，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尽管这事业听起来远比他刚刚声称的要远大得多：

在我看来，正如鸟儿一定要歌唱，因为它是鸟，为政治而生的人必然要从政，无论他是在监狱、地牢里，还是自由身；无论是坐在丝绸椅子上还是只有一张硬板凳。他生来就是做这个的……从早到晚，他都会心系自己的人民的命运。

同理，他还说：“天生的独裁者都是不需要‘催促’的，他自己就想独裁；不需要推动他前行，他自己会推。”何况，那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他重申了民族革命的目标，其中并不包括推翻共和。需要反对的只是它“可耻的那部分”。他说他希望改革这个政权，建立国家预算秩序，赶走好吃懒做之徒，与“国际股票市场的奴役”和“我们整个经济体的垄断联盟化”展开真正的斗争。他还希望脱去“外敌施加的铁枷”，恢复德国人持枪保卫祖国的权利与责任。

这些目标，是重大叛国吗？希特勒问道。

希特勒最后向法庭提出两项要求。第一，他的手下的所作所为，一切责任都由他来承担，他们只是在本着党要求的绝对服从态度，执行他的命令。第二，如果法庭要宣判他有罪，他请求法庭不要考虑《共和国保护法》第9条，即犯有叛国罪的外国人需驱逐出境。

他声称这一诉求并非为了他自己，而是考虑到这样一个可悲的决定将在历史上写下何其可耻与羞辱的一笔。

他再次提醒法庭他在战时曾为德国效力，并且他期盼着能继续做出这样的贡献。希特勒驳斥了施坦莱恩说的啤酒馆政变是一场失败：

哪怕有一位母亲来跟我说，希特勒先生，我的孩子阵亡了，你的良心该受谴责，那么这场政变都是不成功的。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一个都没有。恰恰相反，1万——又有1万人加入到了我们的行列中。

“那一刻会到来的，如今戴着钩十字走上街头的群众……会在11月8日那天团结起来，与那些违背他们意愿的人展开对抗。”当他得知向他的人开火的不是军队而是邦警时，他倍感释然，因为如果是军队，那名誉的损毁就太过严重了。

法官终于对他“污蔑”邦警的言论提出异议。

希特勒没有理会。“我们训练起来的这支军队每分每秒都在更快地壮大，我们在培育一种骄傲的希冀，这群汉子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营，营变成团，团变成师。蒙尘的老帽章会重新佩戴起来，老军旗将再度迎风飘扬。”旁听席不少人落下了眼泪。

希特勒的措辞就是要吸引他的目标受众：从乡下人到保皇党人，从学生到老兵；满腹牢骚和被社会遗弃的人；痛恨《凡尔赛条约》的人；饱受恶性通胀折磨的中产阶级；在经济困境的泥沼中艰难过活的工人、手艺人和技工；希望找个东西或人来发泄他们的愤怒与憎恨的人。

在这过程中，希特勒还描绘了另一种未来——这个以恢复德国国力和声誉为中心的未来将由他来奉上，而他的身份仍然是一名鼓手，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那些对他言听计从的人看来——是一位人民领袖。他小心地避免了鲁登道夫在法庭上犯的错误，尤其是将军对天主教徒的批判。希特勒的言论是针对自己的目标受众定制的，而这个群体现在已经远不仅限于啤酒馆和慕尼黑的法庭。

希特勒目光直视主审法官，用以下的话结束了堪称他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演说：

即使您宣布我们有罪一千遍，［历史的］永恒女神的永恒法庭，也将微笑着撕碎检察官的建议和法庭的裁决；她会判我们无罪！

语毕，希特勒坐了下来。此刻的法庭一片寂静。

“本案审理完结，”主审法官吉奥格·奈特哈特宣布。[9]

为期四周的审判以充满骚动的一天结束，观众用雷鸣般的掌声[10]为被告人们喝彩。一些人冲上前去与他们热切地握手，在《晨报》看来，阿道夫·希特勒轻松获胜。[11]

宣读判决书要等到1924年4月1日上午10：00，即五天之后。中间这段时间，民众除了等待也没别的事可做，具体说是等待、猜测，再加上《巴伐利亚祖国报》建议的经典慕尼黑风格——也许可以喝上一杯上好的啤酒。[12]

[1] NA T84/2 EAP 105/7，2144.

[2] 1924年4月28日《费加罗报》。

[3] 1924年4月28日《纽约时报》。

[4] NA T84/2 EAP 105/7，2871.

[5] NA T84/2 EAP 105/7，2876-87.

[6] 希特勒在这一庭期中多次拍桌子，包括此处，这一点在1924年出版的节略版法庭记录中有所体现，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ll （München：Deutscher Volksverlag，1924），265。

[7] NA T84/2 EAP 105/7，2888-89.

[8] NA T84/2 EAP 105/7，2895.

[9] NA T84/2 EAP 105/7，2897-916.

[10] 1924年3月27日路透社。

[11] 1924年4月28日《晨报》。

[12] 1924年3月20日《巴伐利亚祖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