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万能计划？在务实政策、战略与愿景之间的梅特涅

梅特涅的行事方式

人们曾怀疑，在维也纳会议上梅特涅在奉行他的万能计划。[24]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就必须从这位战略家和空想家所固有的两个特点出发去研究，本传记正是要聚焦在这两个特点上。这位国务活动家必须要解决拿破仑帝国崩溃后的政治问题，并为欧洲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一个新的基础。政治对于梅特涅来说是“国家生存利益的科学”。然而，由于各个国家不能够孤立存在，政治家就必须在现代的世界中——即“当前的世界中”——关注“各个国家的社会情况”。[25]将这一点套用到维也纳会议上，对于他来讲就意味着，要认清那些出席这次和会的国家，或者在会议上被代表的那些国家的利益，进而对其进行平衡，并将它们建设性地联结在一起。

愿景在此处表明的是未来的长期规划，对于梅特涅来讲，等同于他的政治的“信仰告白”。我们已经认识了他的出身和 成长个性，[26]愿景因而也就有了标准规范的实质。于梅特涅而言它存在于均衡的道义的核心之中，其实质并非一直以来与他联系在一起的“安定与秩序”，这两个先决条件对于他这位充满对雅各宾党人统治和暴政的可怕景象记忆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们意味着远离战争和内战。没有“安定与秩序”就没有法律、自由和繁荣——这就是他的信仰。相反，均衡代表着团结互助的原则，以及在共同法律基础之上的国家之间的均势。而谋求达成均势的过程，本身就包含着通过其他多数国家来强迫一个强势崛起并占优势的国家，重归共同法律的选择的可能性。

就像维也纳秩序最终建成一样，这样一来，梅特涅就实现了他的愿景：它是有着共同法律的欧洲秩序，由8个签署国来共同担保。《维也纳最后议定书》形成了重新定义欧洲国家各种协议的总汇，人们甚至将它说成是“发明欧洲”。[27]其中，在第六次反法同盟中作为基础的四国同盟，创造了一个一旦这个体系有了危险就可以进行干预的工具。在1853年进行回顾时，梅特涅还认为，维也纳秩序实现了它的目标，并且成功阻止了1815年之前可能发生的欧洲大战，其影响甚至超越了1848～1849年的革命。

梅特涅的战略则是，在形势多变的情况下，经过多年经营，有计划地实现自己的长远规划。到目前为止，人们试图从他的言论和行动中推导出，这位公使和大臣的政策确实是按计划进行的。自从奥地利1813年6月加入同盟以来，直到1814年11月维也纳会议开始，梅特涅努力“设计”了维也纳秩序，并将其固定下来，在这一过程中，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他没有完全达到想要达到的一切目标，但是，他也在限制参会者的行动空间和限定他们的利益方面，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涉及法国和莱茵邦联，但同样也涉及了同盟各国。恰恰是梅特涅，坚持要求盟国相互之间要对战争目标达成谅解，并同时不能中断与拿破仑谈判这根线。自1813年6月以来，同盟国的君主和大臣们在空间距离上能始终相距不远地在一起，一系列持久坚持的会议、大会和首脑会晤，以及根据形势需要所举行的个人会见，处理了大部分的基本问题，并且其中很多也成为维也纳会议的议题，以上的一切应主要归功于梅特涅。梅氏在维也纳会议之前的16个月中所做的，自始至终都是管理危机和解决问题。

人们不得不问，维也纳会议的解决方案在多大程度上已经通过谈判就事先搞定了。为了不再一次详细地展开各个已经确定的细节，再简短回顾一下这条谈判链条的各个节点：莱辛巴赫、特普利采、里德，以及在富尔达、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签署的所有入盟条约，在法兰克福与莱茵邦联其他大部分邦国签署的加盟协议，圣艾尼昂的使命和对法国人发表的宣言，朗格勒、沙蒂永、奥布河畔巴尔、肖蒙，1814年5月30日《第一次巴黎和约》及6月的伦敦会谈，各处都已经为维也纳的万花筒拼图确定了彩色石块。已经确定的有，莱茵邦联不能再作为一个邦国间的联邦继续存在，一条新的“联邦制纽带”将使所有单一的德意志邦国统一起来（朗格勒）。除此之外，允许此前投靠拿破仑的国家，保留它们的财产和自主权；尼德兰应被恢复，并将前哈布斯堡皇朝所属的尼德兰国家（比利时）囊括其中。瑞士已经获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中立地位。波旁王朝则重返在法国、西班牙以及那不勒斯的王位。

梅特涅在会议进程中的角色

假如梅特涅，这个被人们说成是虚荣的自我表现者，在后人面前有可以自鸣得意、夸夸其谈的资本的话，那么，维也纳会议就会是他回忆中最理想的谈资，是可以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他辉煌角色的历史性伟大意义的一章。不过，人们在此处的确遇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缺失。通往维也纳会议的道路，“同盟的历史”，这些内容却在他回忆录的所有篇章中占了绝大部分篇幅，然后就是几页关于“和平时代的开始”的描写。除了几句话之外，梅特涅将有关维也纳会议的部分省略掉了——而这正是他长期政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他的确以此创造了世界历史。这一点他自己是清楚的，但是他仅仅以几句简洁的话将其匆匆带过：“会议的历史都写进了文件，写进了会议的结果，在这几页纸（回忆录）中，没有它们的地方。”[28]回忆录的出版人，他的儿子理查德，在《遗存的文件》中，于此处也仅仅是将出自弗里德里希·根茨之手的关于会议的报告加了进去。梅特涅本人对这部回忆录评价说：“总的说，讲的还是符合事实的”，但是紧接着又加以限制地补充道，根茨受制于“变幻不定的印象”，以及他本人的情绪，因此写的还是不够客观。[29]

关于维也纳会议历史的书籍与文献汗牛充栋，在2014～2015年的两百周年纪念活动中，又有大量新的书籍、文章得以出版。因此，在关于维也纳会议的基本情况方面，我们仅需要一个框架性的东西，以便将会议主要的时点和基本原则简单勾勒出来，而梅特涅的作用和意义则要处于我们叙事的中心位置。称他是会议成功的保障，理由很多，即使他本人不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因为他有着强有力的、不可或缺的同道，其中有“朋友（ami）”卡斯尔雷，梅特涅将其形容为另一半的自己。[30]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是梅特涅的性格、智慧和长期的国际经验，造就了他的成功。

性格赋予他在任何人面前都保持客观、冷静和礼貌待人的品性，这一点我们已有了解。他能够控制个人的情绪，这也使他能够换位思考——对所面对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行为动机，进行设身处地的思考——即使与某人在政治关系上是处于冲突或敌对的立场，他也会在个人交往中始终保持以礼相待的方式。这一点已经在他与法国驻柏林公使拉·图尔（La Tour）或者后来与圣奥莱尔（Saint-Aulaire）在维也纳的交往中得到证实，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拿破仑和亚历山大面前的表现。比如，与易怒和暴躁的亚历山大不同，他从不以这种方式陷自己于辩论的死路之中，陷入强加于人的、有损名誉的情绪旋涡之中，或者摆出那种绷着脸生气的样子。那些关于梅特涅特质的轻蔑判断，往往是出于对他的妒忌，也有不少是出于 男人们的争夺，抑或是纯粹的猜忌，就像愤世嫉俗的霍尔迈耶的情况一样，他始终努力去成为——或者不得不正确地说，被利用为——对梅特涅作出评判的、同时代的见证人，尤其是在维也纳会议这件事情上。[31]而梅特涅的同僚涅谢尔罗迭的评判，则更加可信，他发现33岁的梅特涅除了和蔼可亲的翩翩风度，还有着“比在维也纳的各位阁下中四分之三的人还要多得多的精神气质”。[32]

在智慧方面，梅特涅始终具备从问题产生的起源去观察复杂问题的天赋——这是他的从历史着手处理问题的方式——然后再从如何采取行动的立场出发，将这些问题进行抽丝剥茧的条分缕析，或者使其尖锐化、极端化。我们已经从他撰写的关于哈布斯堡皇朝前途命运的、可以成为教科书的大量长篇“上疏”中，认识了他处理危机的能力。这样，他就能够先向会议的参加者灌输有选择可能性的意识，以使他们可以自主地认识、考虑和决定哪些事务具有优先性。自从奥地利参加了第六次反法同盟以来，这种着手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梅特涅曾屡试不爽，并一再为达成妥协打下了基础。

最后，经验是他的生活要素，他以经验驾驭政治。如果他上任一个新的职位，比如当年前往德累斯顿和柏林任职，他了解国际进程和状况的消息来源，不仅仅只是依靠相府中的文件，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在当地或在旅途中建立关系，以便更多地了解一个国家，获知其风俗习惯和宪法情况。到目前为止，他职业生涯中的各站，已然说明了他的丰富阅历和经验：科布伦茨、斯特拉斯堡、美因茨、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伦敦、拉施塔特、德累斯顿、柏林、巴黎，再加上德意志的一些驻节地和中心城市如法兰克福、卡尔斯鲁厄、汉诺威、斯图加特和慕尼黑。参加会议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政治家旅行得如此之多，也没有一个人在超过25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逗留在事件发生地周围，而这些地方，当时都创造了历史，名震寰宇。梅特涅与各界的参会者都建立了联系，在通过与他们的个人交往中，知晓他们的诉求：与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俱乐部的全权代表的交往；与像他自己的家庭教师一样的法国革命的狂热崇拜者的交往；与法国流亡者中的激进保王党，直至他们的首脑孔代亲王的交往；与大臣们、外交官们、将军们以及君主们的交往，而君主中拿破仑、沙皇亚历山大和英国王储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人物。

在会议的整个过程中，梅特涅可以说是最“无处不在”（莱因哈德·施陶伯语）的那个人。直到1815年6月9日，会议文件汇编在他的办公室最终敲定为止时，都是如此。如果细数一下梅特涅作为谈判者或者调停者特别重点参与的问题领域，就会发现，这些问题领域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型：危机类议题一直在同盟国之间引发争论并涉及了联盟的实质。这类题目自始至终都将欧洲中谁占优势的问题提上日程，并要求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最终，这个危机管理机制成为维也纳会议体系的组成部分。冲突类议题是在一个较低的，却更为广泛的层级上讨论解决的，同盟国只需要部分地介入即可，而且也可以较为轻易地达成一致。对于梅特涅来说，“德意志问题”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从他的传记来看，最为牵涉强烈的，是他本人向旧帝国承担义务的传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