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梅特涅踌躇的反应：新闻界—教授—大学生

卡尔·桑德对科策布的刺杀导致作出了著名的、陈腐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在许多人看来，1819年是德意志原本自由主义发展趋势戛然而止的划时代的转折之年。由于奥地利的这位大臣“阴险奸刁的”（韦勒语）政策，他的“梅特涅体制”使德意志各邦屈从臣服，强迫德意志内部实现了“几近墓地般的安宁”。关于这个话题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87]尽管如此，这个话题仍然没有穷尽。为了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梅特涅，就值得从五个视角入手来作出解读：①他对 此次刺杀的道义上的和②政治上的评价，③他寻求对邦联政治进行防御性修正方面的一致意见，④对限制出版自由的表述，以及⑤对大学采取的措施。

道义上的评价：不给持异见者自由

在他的道义评价中，梅特涅进一步显示了，他是根植在圣经中的“黄金法则”[88]（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信奉者，这一法则允许给任何人在不伤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做任何事情的一切权利，当然这是建立在相互对等的基础之上的。在争取出版自由的战斗中，传单的作者却违反了这一准则，而桑德在他那充满激情的檄文中也是承认这一点的。按照他的关于革命者崇高的目的是由其现实来检验的模式，梅特涅讥讽地确认道：“在这个时机，自由主义者的表现就有些不怎么样了，而出版自由的原则，由这些用匕首去回答其反对者的人来捍卫，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似乎不想要轻松地承认给他们的自由。”“黄金法则”也驳斥了桑德所要求的检验标准，即“目的使手段变得神圣”。在听到刺杀的消息之后，梅特涅立即写道：“以博爱的名义杀人，令人厌恶，我对任何一种形式的狂人和神经错乱者都不感兴趣，更不要说那些去杀害和平地坐在自己家里的正派之人的杀人犯了。”[89]

梅特涅只需回忆一下他的家庭教师西蒙，就足以去憎恶那些所谓要实现美好意图，却同时要杀害别人的人：“这个世界是真的病了，我的朋友；再没有任何东西比误入歧途的自由的精神更为糟糕了，它杀害一切并以自杀告终。”他也不可能作出别的判断：他是在革命时代的轨道上思想着。这适合于过去的东西：“我向您保证，与现在的世界比起来，1789年的世界是完全健康的。”[90]他在1848年流亡过程中遇到现实的革命时，又重复过这层意思：“刺杀是一件最糟糕的武器；鲜血一摊一摊地流淌，它只会玷污流经的地方，并不会使其净化，这是它的本性。让上帝来帮助帮助可怜的人类吧！”他刚刚听说，维也纳人将奥地利的战争大 臣西奥多·巴耶·冯·拉托伯爵（Theodor Graf Baillet von Latour）私刑处死，并将他挂在了一根灯柱上。[91]

政治上的评价：独行刺客抑或共谋？

在证实了在德意志境内也有可能受到恐怖袭击之后，梅特涅无法掩盖自己也受到了同样或者说更大的威胁。当他向皇帝禀报由根茨呈上的整个过程情况，以及更详细的情报时，这位君主预言，大学生们会像对待科策布一样来对待梅特涅。这位大臣回答说，很长时间以来，他就将自己看成一名将军，站在一个炮兵连的大炮面前，毫无惧色。弗朗茨皇帝说道：“好吧，那他们就会将我们两个统统干掉。”而这里使用的这个法语词“assassiner”——与当时的语境非常契合——也可表示“炮轰”的意思。[92]

当梅特涅考虑用什么样的战略，能够尽可能快，又尽可能有效地对这种特殊的情况作出回应时，他正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4月9日，当他获悉刺杀的消息时，他正在罗马，远离德意志的各种行动中心：远离都城维也纳，远离刺杀现场曼海姆，远离邦联大会所在地法兰克福。他甚至猜测，自己所处的空间距离可能鼓舞了凶犯，就乘他不在的这个机会动手。身在维也纳的弗里德里希·根茨已经于3月31日通过《奥格斯堡汇报》上的文章，得知了消息，并于第二天向罗马发去了内容丰富的邮件，其中也包括一些评论，梅特涅于4月10日收到。

第一个需要搞清楚的紧迫问题，即案件涉及的仅是一个独行刺客，还是一种共谋犯罪。在这个问题上，梅特涅与根茨的观点完全对立。根茨认为，长时间地审问桑德已经没有意义，得不到更多有用的东西：“从阴谋这个词语本身的意义上讲，肯定不会有收获。”[93]相反，梅特涅坚持共谋的理论，他比根茨更了解情况，因为他从一开始就预感到，在耶拿大学与桑德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梅特涅提醒根茨注意，几个月前曾交给他的关于大学生协会的秘密档案。4月10日，他已经得到了在曼海姆开始审讯的初步结果。他很早就可以对凶手作出性格刻画：“桑德 是一个年轻的学子，因在埃尔兰根大学时平静的性格和品德端正而受过表彰。1817年他转学到耶拿大学，在瓦尔特堡出人头地。1818年他回到了埃尔兰根，并积极宣扬大学生协会。他对自由人（卡尔·佛伦周围的‘无拘束的人’）心醉神迷，对此大事宣扬，并返回了耶拿。”[94]梅特涅为了加强他的理论，还使用了后来被大量引用的下述言语。

我丝毫不怀疑，凶手不是出于个人的动机，而是按照一个秘密社团的计划在行动。这里，这个真正的祸害也造成了一些好事，因为可怜的科策布一下子成了关于人身批判（argumentum ad hominem）[95]的一个参数，就连自由派的魏玛公爵（Herzog von Weimar）都不能为其辩护。我的担心是，让这件事情获得一个最好的结果，从中做出一局可能的棋，并且在这种担心中我会温和行事。[96]

在古罗马的法律中，人身批判意味着将一个人的个人命运作为举证的证据。科策布之死一下子变得无可争议，并大大削弱了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个人威望，因为一切线索都集中到了他的耶拿大学。此外，梅特涅还考虑到与欧洲局势的关联，他宣称：“对科策布的刺杀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事情还会发展，而我肯定不会是‘从中汲取教训的（tirer un bon parti）’最后一人。……我不会听信别人而离开这条轨道；我将走我自己的路，如果其他所有的大臣都这样做，事情就决不会停留在现在的位置上。”[97]

防御性的国家一体化战略：等待与调查

梅特涅的话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他的战略，实行防御性的邦联措施。这个战略通常是被这样解释的，即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借口，以便出击，除此而外，他就不是太担心局势的发展了，只想通过制造恐慌，让德意志各邦的那些政府陷入紧张。这种解释是不对的。可能根茨确实是这么想的，与梅特涅相反，他时常去扮演空谈主义的急先锋。在4月1日他写的第一封信中，他就逼迫将这次危机看作“可资利用的甚至是有益处的”，是可以推进平时几乎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手段和措施的机会。他拟定了一个三点纲 领：①应该利用沙皇亚历山大，以便对普鲁士、巴伐利亚，甚至对德意志邦联施加压力。②应该对新闻界采取行动，并将那条关于出版自由的“永远不可宽恕的条款”，从《德意志邦联法案》中删除。③趁着刺杀的效应还未消散，以及呼唤以“科策布的鲜血”复仇的声音还言犹在耳，应马上召开邦联大会对各大学进行打压。

而梅特涅则是想先要获得更详细的情报，并要求巴登政府把情况搞得尽可能彻底。巴登政府正处于一个难堪的境地，因为刺杀就发生在这个尽人皆知的、号称自由主义的大公国的领土上。大公（1815年获得晋升）也第一时间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凶手的前世今生、可能的同谋和知情人，以及最重要的卡尔·桑德的作案动机。调查由国务顾问卡尔·乔治·利温·冯·霍恩霍尔斯特（Karl Georg Levin von Hohnhorst）领导。他的工作做得既彻底又不带偏见，用各种评论作的论证完美无缺，以至于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第一部分是在9月，第二部分是在1820年5月20日桑德被斩首后——马上就被禁止公开。[98]

与根茨的建议相反，梅特涅不想扮演“欧洲的马车夫”，而是要等待德意志各邦政府的感情激动和反应——他这样做是正确的。4月23日，他以满意的姿态和嘲弄的心情写道：“在我一生中很少遇到的事情之一就是，我被从罗马召回，一连几个小时地研究大学的问题，并且接到来自德意志四面八方的内阁函件，紧急请求我着手处理此事，结束这些不法行为——结束这些每个诸侯在自己的邦国里培育的、激化的、最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平息的胡闹。”[99]

他甚至计划将大学生协会的章程秘密地，就是说匿名地印刷，然后在德意志到处散发。让它们在他计划与诸侯的会谈中起到证据的作用。同样，与根茨所建议的相反，他认为，立即召开邦联大会达不到目的，而是建议在卡尔斯巴德举行各政府代表参加的预备性会谈——也就是与不 断恳求他采取行动措施的那些人一起——以便将事态掌握在自己手中。其间，根茨几乎每天都会给他送来报刊文章，全是关于案件的消息。根茨强烈建议他将这些资料细心保存，因为日后还会用得上。而实际上，梅特涅将这些资料随手扔在一边，以至于它们如今在其布拉格的卷帙文档中，自成一捆，放在名为“根茨资料”的类别下。[100]

准备对付新闻界的措施：一个妥协的建议

在梅特涅和根茨看来，约束新闻界比起任何一项政治任务都显得重要，两人都将自己看作德语国家中新闻政策的高手。在巴黎时，梅特涅从拿破仑那里学了一招，并在那里见识到了媒体可以作为“第四权力”来起作用。能讲多种语言的根茨以他能言善辩的本领，以及他洞察时代的深刻分析，在柏林、伦敦、巴黎、维也纳声名鹊起，而只是在德意志较有名气的约瑟夫·格勒斯（Joseph Görres）、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与他无法相比。

在科策布刺杀案发生之后，新闻界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恰恰是新闻媒体或多或少对刺杀案的宣传，刺激了很多人发出要求进行新闻检查的呼声，而这一点却被大大地忽视了。这件事包含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在内容方面要问的是：能够将一个人所有喜欢的内容都印刷出版吗？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出版自由吗？但是，如果应该给印刷出版的文字加以限制，那就将出现一个形式上的问题：限制的范围应该有多大？用什么样的程序来管理对出版自由所限定的边界？

在每个不同的邦国内，虽然已经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新闻检查法》，在符腾堡，新闻检查从1817年起甚至已完全取消，但是，就德意志整体来说，这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德意志邦联法案》第18条仅仅提出了一个要求：“邦联大会将在其第一次会议上着手研究同等的、具有出版自由……的问题。”[101]但是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有做，而且在邦联层面，法律在处理新闻媒体问题时完全是一片空白。如果在一个邦国中一些文章被禁止，而在另一个邦国中这些文章则可以任意流通，对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处理，仍完全没有答案。因此，当奥地利 皇帝与各诸侯讨论限制出版自由的问题时，也完全不是在奉行一种反动的政策。

从根本上说，用交流自由这个概念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出版自由”这个旧说法，是指印刷机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就是说，不仅仅是文章，还包括图画类产品。在这里，首先要排除一个广为传播的误解，也就是，将限制交流自由与出版检查等同起来。尽管听起来是如此的似是而非和相互矛盾：专制国家中的新闻检查，和宪政国家中的基本权利要解决的，都是相同的问题，即找出一个模式和程序，以便在阻止与保障之间，画出一条界线。两个方面所做的事，同样都是“整治（Regulierung）”的过程。[102]在宪政国家中，由刑法来确定界限，比如德国当今就有差不多30条刑责，从叛国罪、煽动民众罪到泄露公务及税务秘密罪等，不一而足。[103]

毫无疑问，在现代刑法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事实构成，但是有六种情况，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自从发明了印刷机以来，它们就逐渐形成了值得保护的对象，对于梅特涅以及他的同代人来讲，它们也具有决定性。要保护的有：陛下或者当权者、国家及其宪法、外国机构和政府的声誉、宗教、风俗和道德（从赌博到色情），以及私人的名誉与名声。在启蒙运动中还加上了保护不受愚昧、迷信和狂想的侵害。

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整治内容，通过法制化进入了刑法，而作出决定的则是独立的法庭。自1695年废除出版检查以后，英国人就熟悉了这种程序，而在大陆的专制国家中，整治是要被管理的，也就是说，要掌握在出版检查官手中，在作品付梓之前，由他进行检查，而不是像一个法官做的那样，可能在事后追加式地禁止它。在这一方面，如果一定要指责梅特涅和他的同代人的话，那么可以指责的是，他们缺少勇气以及没有准备，将对是否滥用出版印刷的决定权交由法律和独立法官去处理，就像在英国所实行的，以及法国自法国革命以来所尝试的那样。

但是，“三月革命之前的出版检查”这个醒目的时髦用语，不应 该阻止人们对下述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即某些出版物出于内政安全考虑不被允许发行的事实。举例来说，解放战争中的政治歌手、激进政治反对派圈子里的传单写手和诗人，以及大学生协会中激进倾向的派别所产生的嗜血成性的、教人刺杀的文章，这些均容易被国家统一的传统教育者忽视，或者作为年轻人的激情而被认为是无害的。上文中所探讨过的、由卡尔·桑德散发的那封传单《德意志青年致德意志民众》就属于这一类，尽管它在其中还算是比较温和的。

具有对整治交流自由的现代认识水准这一条件之后，梅特涅务实的、深思熟虑的和进行国际比较式的对整治问题的做法，着实令人吃惊。[104]因为他承认，像法国和英国这样的现代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开放新闻出版业，甚至可以确立基本原则，使“这种自由成为代议制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它们可以在压制的途径上，就是说可以事后通过司法途径，阻止滥用新闻出版自由，因为它们是统一的中央国家。

德意志的情况需要另一种解决办法。梅特涅的建议标志着在他法制的和政治的思维方式，与根茨集权的甚至专制的严肃主义（Rigorismus）之间，有一道鸿沟，因为根茨要将《德意志邦联法案》第18条中涉及出版自由的含义删除，并且没有替代条款。这位大臣阐明，德意志不像英国和法国，它是由自主的邦国组成，它们相互提供保护和援助，对外通过邦联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但是对内在行政上，是完全分开的。如果一个邦国由于不希望看到某种出版物而在另一个邦国对这个出版物采取行动，那么必然导致邦联内部的和平被干扰破坏。顺便说一下，梅特涅根本不需要提及18世纪德意志各邦之间进行的家常便饭般的战争，自1815年起才开始终结的情况。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理由：但是现在存在着一个“遍布全德意志的民族”。他原则上要求通过立法来实现某些方面的国家一体化，使与新闻出版打交道的做法服从于共同的——国家的——基本原则。像法国和英国那样的管治，在德意志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的管治要求“德意志必须统一在一个唯一的政体之中，其内部的组成部分不可分裂”。可以设想的是，这个政体是在一个唯一的德意志君主治下，或者是在一个“德意志自由邦”治下——这就是说，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在他的政治考虑中已然显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相反的理由，不是反动分子在迫害煽动者之后，本身有什么可以嗅到的味道——“梅特涅体制”的控告者一直将“愚民政策”的罪名强加于他。这位大臣列举的理由来自联邦制的对立面，即为了实行英国或法国的模式，不得不先牺牲这种制度。他说，可以设想，“不会有一个原本具有德意志属性的德意志政府，会允许自己被扫地出（皇室和皇宫的）门”。

梅特涅并不讳言，他最想要的就是对所有出版物毫无例外地实行检查。在这方面，他的做法也不属于复辟性质，而是尊重现行法律，就是说，尊重在各个不同的德意志邦国中的不同管制制度。他既接受由法庭判决的出版自由，也接受事先进行检查的制度：“任何一个德意志邦国都有权决定，它是否愿意对在其境内出版的所有精神产品设立或者保留检查机构，抑或（通过法庭）实行压制性法案。”

在刺杀案之后发生的公开的政治煽动，还是留下了它的痕迹，因为梅特涅建议设置一个障碍，他对这个障碍所下的定义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就内容来说——而是形式上的。他一方面将一次性出版的“作品”——指的是那些仅仅因其规模就含有“科学内容”的书籍，也就是说自然科学书籍，并且至少有25个印张（等于400页，后来达成一致意见，改为20个印张320页）——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将定期出版的“期刊、宣传单等”加以界定，这些出版物的特点是含有政治的或者道德方面的内容，原则上，它们在付印之前要呈送检查。在这个措施中，人们也看到了一个社会特别条款，即通过事先检查将受过教育的人排查出来。

这个由梅特涅独立起草的建议，就像其事先已在卡尔斯巴德达成了意见一致一样，写入了1819年9月20日的《德意志邦联普通出版法》之中。这是一个妥协，后来，德意志强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在这个妥协之下，只有唉声叹气的份了，是它们自己为各邦毫无例外地保留了事先检查措施。当然，这些措施也为由梅特涅自己作为平衡而建议的、在三月革命之前新闻出版格局之内的、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法，提供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操作空间。所以，绝不能将其说成是与新闻出版界打交道时，一种已然板上钉钉的镇压制度或者警察制度。[105]对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连续不断地提出新建议，并通过邦联大会加强针对检查行为本身的有关规定。只有当现行体制不能有效起作用，并且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封堵缺口漏洞时，上述这些才属必要。此外还要加上：1825年后，随着快速印刷技术的发明和引入，日报日刊大量增加，传统的检查机构已经应付不了潮水般涌来的印刷品。因此，普鲁士甚至试图在1842年设立出版检查法庭。

对桑德刺杀案的反应：国家动员

为什么卡尔·桑德刺杀案唤起了德意志新闻出版立法要制定新的规矩？根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恰恰作了一个具有先见之明的预言，预言称，由于刺杀案实施的方式方法，会在德意志公众舆论中引起某种情绪的反应。他预言在这个案件中，对桑德的审讯程序会非常严肃地进行，而凶手桑德作为罪犯，会受到刑法最为严厉的惩处。他期待着新闻界会有“成千上万的文章为他兴奋若狂，直到狂想，将他作为英雄、作为美好事业的烈士、作为蒙昧主义者屠宰场上的牺牲品来描写，会把这些蒙昧主义者，描写成比他们现在已经在做的大发雷霆，还要暴怒十倍，比他们犯的罪行还要扩大十倍”。[106]

根茨收集的报刊文章，确实令人信服地提供了一种证明：新闻界正在建立一道同情阵线。一开始，人们还是义务式地与这桩“可恶的”刺杀案保持距离，并且信誓旦旦地说，刺杀不是政治应有的方式。但是不久，桑德性格中可贵的一面被突显出来，而且紧接着——也是主要的情节——赞扬他的没有任何私利的爱国主义，并且结合对各邦诸侯的建议和警告，要求他们修正自己错误的政策。在一定程 度上，所有报刊在处理各种新的消息时，都会相应地联系以上的这个情节。如果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报刊对能够得到的消息来源，尽最大可能地进行发掘：见证人的报告就像滚雪球似的到处散播，再加上法庭调查材料的细节，其中包括桑德的声明和信件的细节。威斯巴登《莱茵报》（Rheinishe Blätter，Wiesbaden）的文章被大量地引用，很具代表性，因为根茨对文章的下述段落画了重点，并且为方便梅特涅阅读，明显地突出了特别有伤风化之处。这份报纸于1819年4月5日写道：

然而在科策布灾难中，似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要去说道说道的感同身受（在类似的案件中本应结案的地方），而在这一案件中，原本的（刺杀）行动却刚刚开始，即在完成了刺杀之后方才开始。在这个案件中，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人对一个单一的个人在战斗，是竞技场中的新时代精神，在与过了时的旧时代精神在战斗。……这个行动证明，1813年为了德意志从异国的领导、监管和奴役中获得独立而升华出来的精神，1819年时仍在活跃。这个行动在所有德意志诸侯领地所产生的印象说明，这件事已不是一件个人的事，而是应当作为国家的事情来对待。[107]

这篇评论揭露了事件造成影响的一个方面：对制度的批评，矛头则指向了各邦诸侯。影响的另一方面，是对准了一个个体，这个人成了象征、圣像、神话般的存在以及文化—宗教意义上的高大形象。比如，青年学生会成员卡尔·哈泽（Karl Hase）宣布了这一点，1820年，他拜访了桑德的父母，并且在拜访之后于自己的日记中写了一篇悼词，这篇悼词代表了被梅特涅和根茨所惧怕的、同情大合唱中的一种声音。

在我看来，桑德是他所处的那个世纪中最伟大的男人。他选择了自愿为祖国的神圣事业英勇献身，这是人类最伟大的行动。为此，他的坟墓上要放上一顶公民王冠。为此，他的英名将为后世纪念。为此，虽然这个行动也带来了一时的痛苦，但是它就像从未有过的伟大行动一样，在上帝赐予的天命中并未失败。……但是，他毕竟成了一名刺杀者，如果我也坐在法官席上，为此，我也会判他死刑。正义要得到伸张，人要上断头台，因为没有正义，人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呢？你们心地善良的女人为他哭泣吧，他值得你们为他流泪。……桑德想要为祖国而牺牲，你们怎么能够为此就将他斩首呢？[108]

就连约翰大公爵也对桑德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情，他无疑是要谴责刺杀行为，但是尽管如此，关于科策布和桑德，他在日记中却这样写道：“对他没有丝毫的遗憾。这个杀人犯，一个年轻人，名叫桑德——狂想者——他的这种行动被判有罪是要为他感到遗憾的，刺杀毕竟属于谋杀。”[109]桑德自己的所有供词，则与这种将原教旨主义圣战者作为“幻想者（Schwärmer）”的无害开脱，完全相反。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引起轰动效应和公众舆论反响，一句话，是要成为“一个重大事件的象征”。这一点他达到了，而且还得到了另一个情况的印证：在那个时代，报纸上出现插图是极其少见的，如果一旦出现了一幅，那就证明，肯定是发生了一个引起最大关注的事件。在《阿劳日报》（Aarauer Zeitung）上出现斩首题材的版画，是为题为《1820年5月20日处死卡尔·路德维希·桑德》所做的插图，插图中还为桑德补充了当他受伤卧床，死刑判决送达时的一幕。

52 梅特涅踌躇的反应：新闻界—教授—大学生 - 图1

《阿劳日报》上《1820年5月20日处死卡尔·路德维希·桑德》文章的插图

报纸文章没有露出对这起政治刺杀一丝一毫的厌恶。但是文章表明，桑德是在争取将他的被斩首一幕，作为一场编排好的表演来进行。人们曾向他提出过建议，让他用匕首自决，但是他坚持要求进行公开的处决。“死在断头台上，在他看来是个明显的胜利。”报纸将他描绘为一个“值得深深哀悼的青年学子”，突出了他伟大的“平静灵魂”。在行刑前，允许他表达愿望，并接见“想要与他相见和与他最后交谈的人”。他则愿意穿着一件德式的裙袍，也不要神职人员陪同，一个人单独赴死，英勇就义。在斩首前，他举起右手对天发誓：“我对上帝的希望，坚定不移，”并祈祷说，“我死在我的上帝的力量之中！”然后，说出了人生的最后一句话：“主啊，你宽宥了我。”他表演得像个圣战战士和烈士，就像报纸后来以颂扬的手法所公开描写的那样。

报刊恰恰给了桑德最后的登台上场以耶稣式的维度：“他只是想以最好的意愿去做好事，并且准备好了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仅此，就应该尊敬他、热爱他。他虽然尽管如此还是犯了罪，原因在于，他被束缚于不幸的误会之中。……他的罪行业已得到了赎罪。桑德，他已不再是个罪犯。桑德，这个高贵和不幸的学子，会长久地活在许多人的纪念中。”

断头刀刚被拉起来，在场的许多人就蜂拥而上，将他们的手帕沾上他的鲜血，将他的碎尸从鲜血染红的架子上分开，或者寻找抓下一绺他的头发。一个外来者将行刑椅搬走，载着桑德前来刑场的四轮无篷马车，后来卖了一个好价钱，而海德堡的大学青年学生会，则让所有争抢纪念物的人黯然无光，因为一个普法尔茨民主党人用从断头台上卸下来的木条和木板，在海德堡的葡萄种植山上建了一座木屋，这样，人们就可以“作为刽子手的客人，在桑德的断头台上”秘密地聚会。[110]对于也在考虑被害人家庭的梅特涅而言，这里显现的民族主义是以其令人不安的、分裂社会的形式出现的。他当然清楚地知道对凶手的神圣赞誉，因为在他的私人遗留物中，也保存了《阿劳日报》上的插图以及所有相关的文章。[111]

计划对付大学的措施

就像对付新闻出版界的可能措施一样，梅特涅受到根茨以及莱比锡的行政长官和政治舆情监察官亚当·穆勒（Adam Müller）的鼓动，形成了该如何行动的具体想法。这些想法与这位大臣如何判断大学生们的政治活动，以及与他如何确定哪里是根本危险的地方息息相关。在他的眼中，一所大学也没有的邦联国家，才是没有危险的，然而，甚至在一致认为监视得很好的维也纳，也有卡尔·佛伦和“吉森绝对派”的追随者。在一次逮捕了140名大学生的大搜捕中，一本桑德崇拜者的日记得以曝光。这本日记暴露了自诩为为了爱国主义神圣目的、作为高尚的良心行动的恐怖袭击，是多么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得到响应：“旅行计划、会战、疯狂的酒宴、革命、刺杀暴君，这一切使我忙得赶来赶去、团团乱转。只有这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牺牲者，他才是献身给一个世界称之为荣誉的、神圣目的本身的牺牲者。也正因如此，所以只有桑德才那么崇高，因为他不惧怕让这些乌合之众看到一个平凡的刺杀者。”[112]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思想联合体已经建立起来，范围之广涵盖了从普通大学生直到大公爵。

那么，到底从哪儿开始着手处理呢？梅特涅认为，真正的危险不在大学生那里，甚至不在青年学生会那里：“青年，就其本身而言，还是孩子，而青年学生会就是不切实际的玩偶游戏。”[113]危险来自于教授，他们作为学业教师，同时影响着大学生的人品和道德，卡尔·佛伦的例子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制造了意识形态上的同情网络。没有其他人像柏林的神学教授威廉·德·维特（Wilhelm de Wette）那样，能更好地证明这种同情网络的存在，他曾认识桑德，他没有预计到，正是他对桑德的母亲所说的一番安慰言词，传到了警察的耳朵里。他为了她儿子的名誉，在“这群乌合之众的意见”面前辩护，他说，他是个罪犯，他的行为当然是犯法的，并且在世俗的法官面前是要接受刑罚的。您的儿子自己糊涂了，并且被自己的热情所迷惑——接着，他写到了许多人所想的，而又使梅特涅非常不安的话。

错误已经得到原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消除，这要归功于他的信仰的坚定性和信仰的纯洁性，而他的热情，也由于出自这种美好的来源而变得神圣：这两个方面在您虔诚的、道德高尚的儿子身上得以体现，我是坚信不疑的。他对他的事业非常坚定，任何一个人如果是按照他最好的信仰行事，那他就会去做最 好的事。……一个年轻人，将他的生命奉献于铲除一个许多人崇拜为偶像的人，这样做难道不会产生轰动的效应吗？[114]

对这位神学家而言，凶手纯粹是一个青年学子，有着虔诚的信仰，并且对他按照自己良心的命令去做好事，充满信心。因此，他的行为是“时代的一个美好信号”。这位教授由于写了这封信而失去了教职，他属于第一批因此而失业的人，还有很多名人因为误导青年而步其后尘，其中包括民族主义预言家、不久前才刚被任命为波恩大学历史教授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

梅特涅将这一类教授视作精神纵火犯，他们超出了自己的专业范畴，比如在上述的这个例子中，超出了神学和历史的专业范畴，而从事政治活动。当然，对于从事杀人放火或者推翻政府这类事，他们完全是不中用的，他认为，再也没有比他们“更为虚弱的、只会忽悠和空谈的阴谋家了，无论他们是单独个人行动还是联合起来”。他们只会寻章摘句、空谈理论，而革命则要反抗具体的事物。这些学者和教授并不懂得如何推翻现行的机构，因为他们不懂得私有财产的价值概念，而干实事的人却懂得：比如律师。梅特涅认为，他们才是真正有能力的阴谋策划者，而且他可能确实没有搞错，想一想意大利的、受到广泛追捕的革命者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他学的是法律，毕业后以作为穷人的律师开始工作，因此，他在当地学会了如何衡量财产的重要性及财产的分配过程。

梅特涅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因此，会在这些大学中出现革命，这一点我从来就不害怕。然而，如果对这一祸害不加限制，革命者会在同样的大学中培养整整一代人，这在我看来，则是确定无疑的。”[115]那么，该如何对付这种情况呢？他反对亚当·穆勒的操之过急的建议。亚当·穆勒建议“悄悄地、不事张扬地‘清洗（Epuration）’教席”。穆勒想要静悄悄地将为数不多的“为首闹事者……铲除掉，并用老实的、有道德的学者替而代之”。此外，这些学者应该是富有天分和能力的，这样，就可以对大学内部的改革作出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116]这就意味着，要对教授们的工作内容进行评价。这样一来，亚当·穆勒就会将整个“大学的胡作非为”归因到 宗教改革上，而只有收回宗教改革，才可能给予他们彻底的帮助。他思想中想到的肯定涉及诸如新教的神学教授德·维特以及神学学生桑德。梅特涅甚至同意这种想法的思想内核，因为他毕竟也将路德看成一个革命者，因为路德也将这种刺杀的理由，仅仅归类为良心的行动，与国家及教会禁止的法规并不相关。然而梅特涅是政治家，而不是像穆勒一样的玩弄手段、不务实践的理论家。梅特涅用一种对其所处形势的解嘲式的特殊感觉，反驳穆勒，他当时在罗马写道：“然而我在奎里纳尔宫（Quirinal）这里，不能从事关于马丁·路德博士的研究，并且希望，尽管如此，能出现一些好事，而不必去触动基督新教的起源。”因此，他定下一条规则，将“惩戒纪律”与“教学事务”分开，教学事务涉及教学内容，从邦联方面考虑，对此不予干预，由大学自行负责，邦联只负责制定规则。而在这个问题上，亚当·穆勒则贡献了一个主意：在每所大学都任命一名“学监”。根据这个建议，还真的在关于大学的决议中实行了派驻“君主代表”的举措，也就是一只国家伸到学术生活中的臂膀。这个职务设置一直延续下来，并且直到今天，在许多大学中仍能看到它作为“教务长”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