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被拿破仑智胜的临时大臣

“临时”外交部的委托

获释后，梅特涅未敢耽搁，径直前往位于沃尔克尔斯多夫的奥地利军队统帅部，弗朗茨皇帝正在那里。君主于7月3日接见他时，明显地感到轻松愉快，并表示希望他从即日起留在自己身边。这样，梅特涅就在最近的距离，直接经历了7月4日和5日进行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瓦格拉姆会战（Schlacht bei Wagram），奥地利在作战中失利是他预料到的。他近距离地研究了奥地利作战指挥的缺陷：整个奥地利军队明显缺乏内部的协调；过早的进攻；约翰大公爵率领的陆军迟迟不到位；卡尔大公爵的军队未经与皇帝协商就擅自撤退；卡尔大公爵违背皇帝的旨意，自作主张于7月12日与拿破仑签署停战协定。由于这纸协定，使弗朗茨皇帝在蒂罗尔人民面前食言，因为他曾保证过，没有蒂罗尔，绝不签署停战协定。而停战协定已经规定，奥地利军队必须撤出蒂罗尔。

虽然施塔迪翁还一直指望普鲁士的支援和德意志北部的起义，但是最终，他所有的期望都落空了，以至于他不得不在梅特涅面前承认，他失败了。这样，他在外交大臣的位置上也待不下去了，并在确定瓦格拉姆会战失败之后，于7月8日向皇帝递交了辞呈。属于梅特涅的时刻来临了。由于对一个政治家的评价，首先是看他如何得到自己的职务的，因此，在此处必须对恶意诋毁梅特涅的说法进行反驳，即诡计多端的梅特涅是通过耍阴谋诡计来推翻施塔迪翁，以便最终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谋到外交大臣的位置。而这种中伤一再散布流传，或者只是偶尔被半心半意地驳斥一下。[179]与此相关联，西尔比克对梅特涅性格形象毁灭性的描写，也属于此列，说他是个没有想象力的、非德意志的、对“人民”的道义上的能量毫无感知的，以及缺少“性格塑造者”之高尚道德的人，施泰因、费希特以及威廉·冯·洪堡所具有的一切，他都缺少。[180]

而最终任职采取何种方式过渡，却导致了另外的结论。起初，梅特涅拒绝接受担任外交大臣的建议，当皇帝坚持要这样做之后，他表示，只有在一个条件下他才准备接受任职：他不想接手外交部，而仅仅是要一个与法国外交大臣在权限和职能上并驾齐驱、等量齐观的职位，以便他有可能去达成和平协议。为此，他自己建议只是临时性地履行这个职能，而让施塔迪翁仍然留在外交大臣的位置上。如果在瓦格拉姆会战失败后马上将施塔迪翁赶下台，会削弱奥地利的谈判地位，他将不得不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皇帝同意了梅特涅的建议，也同意他同时提出的可能性，即让施塔迪翁在战争说不定也许获胜的情况下，继续担任外交大臣。

说梅特涅有野心的人，不会这样去论证。梅特涅也知道这种诽谤，他的同时代人就这样做过，他也在回忆录中进行过反驳。[181]这样一来，奥地利就临时性地有了两个外交大臣：一个，称作外交大臣，但是不履行职责；另一个，履行职责，却不叫作外交大臣。梅特涅要的是能够在谈判中与他的法国同事平起平坐。因此，皇帝于7月31日在形式上任命他为“国务及会议大臣”，以便于谈判。[182]

弗朗茨皇帝与梅特涅：他们的事业基础

梅特涅以前发自巴黎的报告与备忘录，给皇帝留下了清晰的印象：他的公使睿智、分析水平上乘。政治局势的低谷，迫使这位君主在科本茨、科洛雷多、图古特和施塔迪翁之后，启用一位思想和行动方式完全不同的大臣。这项任命，意味着完全转变路线，梅特涅本人也是这样看的。到目前为止，人们一直将他自己表示的顾虑，“我不认为我有能力担当这个职位”[183]的话，作为对他来说所谓的非常典型的、过分的沾沾自喜和自负，这完全是看错了。他的一番话更是加重了这种看法：“我自认为没有能力来引领我们这个巨大帝国的国家之船。”

如果知道他提出的决定性的前提条件，并且他只能在这个条件下才出任对他任命的职务的话，那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讲这番话了。人们只是回想起他为什么在图古特时期到1801年为止，一再避免担任公职，尽管人们一直看好他的仕途光明灿烂：他不愿意在一个负责任的职务上，听凭别人来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并非因为当前的问题成堆才引起他的顾虑，1809年7月的危机也同样是非常严重的，他并非在怀疑自己的政治能力。那么，真正的障碍是什么呢？他在下面这句话里透露出来：“我不愿意像比我更加明智的人希望看到的那样去做。”[184]他是以对皇帝应有的尊重说这番话的。如果用非外交的语言来表达，那么，梅特涅就应该这样说：自考尼茨以降，我之前所有的政治家都在这个职位上奉行了错误的政策，无原则、不专业、前后不一、无连贯性。假如我要贯彻我认为正确的政策，这些东西就会与我完全背道而驰。梅特涅将会遇到一条反对他的阵线，在这条阵线面前，他只能失败。下面引用的他外交式的、用复杂的句子和费解的措辞表达的话，除了想对此进行解释之外，没有其他目的：“采取这种行动，使我面临误入歧途的危险，而我的良心不允许让陛下您和这个国家去冒这样的危险。”而恰恰正是由于他准备大胆实行新政，皇帝却愿意倾听；皇帝认为，梅特涅所提出的保留意见——下面是梅特涅记录的皇帝的原话——“于朕而言，具有作出决定理由的价值，且坚定了朕对朕内心里中意的、涉及您本人的选择”。[185]

梅特涅想要与皇帝有一个清晰的，并且是确定的工作基础。那么，是否存在这样的基础呢？他没过多久就可以获知结果。由于一个特殊的机会，他将单独陪同皇帝乘坐御辇銮驾从位于茨纳姆（Znaim）的大本营前往匈牙利的要塞科莫恩。因为还处在缔结停战协定签订之前，因此要提防分布在各地的敌方军队，皇室车队必须绕道东部的摩拉维亚，穿越雅布伦卡关隘（Jablunkapass），这样一来，新任大臣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向皇帝陈述我对局势观察的观点”。梅特涅在回忆录中写到此处时，加上了他对皇帝性格的详细描写，当然这也绝非偶然，因为在整个旅途中，一个对于他来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得到了澄清，即他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指望得到皇帝的支持。因此，人们应该将他的有时使人感到过于热情的评价，冷静地看作是可以使梅特涅怀有希望的一些证据，即他那些在公众舆论中无疑受到指责的政策，其实已得到了皇帝的支持。

看起来，皇帝的身份特质可以在以下几方面给他以担保：即使在最大的危机中也能保持一份自信从容，“灵魂坚强”，性格刚毅，冷静和直线思维的能力，有着“强大且纯粹的思想”的气质——如今人们会将这些说成是完美无瑕的道德。梅特涅“坚信，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我的观点与他的观点会一直保持协调一致，并且以他君临天下的伟大身份始终确保对我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一个大臣无论其意愿是多么的美好，也不能指望为自己的行动制订前景有效的确切计划”。[186]这就是他在回忆中描述的那次陪同皇帝乘坐马车所经历的过程，并且以此证实了，他之前没有看错。毫无疑问的是，在一些个别的具体事例中，皇帝和大臣不会永远谐调。尽管如此，他们之间在关乎江山社稷、国家生死存亡的所有事件上，意见十分的一致。就像1809年7月曾经发生的一样，1813年7月再次出现了极端的状况，在这次事件中，他再次向皇帝要求了无条件的誓言，以保证让像沙皇亚历山大这样的统治者退位。

他们之间能如此紧密合作的秘密是什么？紧密合作到甚至皇帝行将就木时，还要委托这位大臣代为起草遗嘱。说皇帝只是一个头脑简单、耳根子软的君主，无力对付一个强势诱骗者的手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那些猜测显然是错误的。[187]弗朗茨皇帝为人的行事作风是固执己见、独立自主，谁要是跟他耍花招或者强迫他接受什么，那他会立即变得难以驾驭。然而，他的思想不是那么灵活，不能在面对一种复杂的、需要作出决断的情况时，很快地从中条分缕析出一条清晰明确的行动路线。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但是复杂的情况会使他踌躇不安，并让他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梅特涅就像一个天赐的伙伴一样出现在他身旁——后来弗朗茨皇帝在遗嘱中甚至将梅特涅称为自己的“朋友”——因为梅特涅具有的理论天赋、理智悟性、快速的理解力和几乎无穷无尽的洞察力，使得他可以制定各种条理分明的行动方案，这些方案便于皇帝去斟酌思考、据理力争，然后独自地作出决定。梅特涅撰写了数以百计的这类供作出决定之用的前期准备材料，即所谓的“奏折”，当需要作出重大决定之时，这些奏折就获取了可以成为出色的备忘录和纲领文本的维度。他从不做手脚摆布皇帝，而是等待皇帝的“最高圣断”，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都会在“奏折”的结尾处签名，御批诏准。

梅特涅赢得好感的行为举止是负责任的，然而他的态度则是无所畏惧和坚守原则。皇帝的身份特质保证了他可以坦率地、毫无保留地发表见解。这一点他也曾在提到的与皇帝同乘的御辇銮驾上试探过：“我们在完全没有先入为主之见的情况下，审视当前帝国所处的局势；我们考虑战争还能带来哪些前景，以及那个在令人诅咒的凶兆之下签署的和平协议所致的后果。”[188]

梅特涅就职的政治总分析：“在令人诅咒的凶兆之下”的指令

获释后，梅特涅在与皇帝亲密接触的两个星期中所解释和考虑的所有问题，都总结在他于1809年7月20日撰写的、对哈布斯堡皇朝形势的政治总分析中。[189]7月12日的《茨纳姆停战协定》是他这篇分析的开端，并涉及和平协议谈判代表的任命。这位临时外交大臣在此立刻证明了，为什么他对于皇帝来说是如此重要，因为这位新任命的大臣需要一个行动方针——一个“指令”——而只有君主才有权颁布这样的命令，然而，为颁布此项指令，这位君主需要一些提纲挈领的、导向性的帮助。梅特涅则用非常明晰的原则和建议，提供了这种帮助，比如应该谈判什么，以及在拿破仑面前哪些方面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作出让步的。

梅特涅首先将当前的力量对比与1805年底奥斯特利茨会战之后的力量对比作了比较。那时候奥地利的武装力量几乎全军覆没，而现在则还拥有250000陆军，并且几乎成功地“全歼敌人”。那时，盟国——沙俄与普鲁士——仍然处于后台，并且拿破仑还没有完全取得对德意志的影响力，而现在普鲁士已经完蛋，俄国也已成为法国的盟国，拿破仑则成了“德意志的主人”。奥地利已被全然孤立，形势比起1805年要糟糕得多，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的和平协议谈判只涉及割地，而现在则可能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与“江山社稷的毁灭”。梅特涅说，停战协定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如果征战失利，“当前的奥地利国家联盟就会面临完全解体的危险”。

梅特涅还解释了除了这个风险之外，具体的割地还会产生哪些影响。萨尔茨堡从军事角度上看要比西加利西亚（Galicia）[190]重要得多。割让达尔马提亚的沿海地区（Littoral），会牵动全国的神经：“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从财政角度来说，占有首要位置，按我的看法，是最重要的地区。”失去这个地区，国家将失去通往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并且将变成一个纯粹的内陆国家。梅特涅甚至担心将发生内部解体。[191]哈布斯堡皇朝拥有一支海军舰队以及是一个海洋大国这一事实，常常被视而不见，尽管它不在世界大洋上追求殖民地，而是将地中海领域理解为属于自己的经济和贸易领域，皇朝非常依赖于这一领域的经济力量；1809年以来的数年中，对它的依赖程度更是有增无减。哈布斯堡皇朝与奥斯曼帝国的共同边界线是最长的，因而它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联系也最为紧密。[192]对地中海领域的辐射力之所以占有如此重要的分量，是因为在传统上，哈布斯堡皇朝的帝王们都将亚平宁半岛视作自留的势力范围。相反，梅特涅对裁减军队的要求看得没那么严重，因为宫廷当前灾难性的财政状况反正也必须减少军队数量；而且本来也要在名义上进行部分裁减，如果能保留各个团级单位的骨干架构，并且除此之外依靠预备役及各邦国的防卫体系，问题不会太大。

为满足法国新军事贵族和本家族的庞大开支，以及支撑新的征战，拿破仑非常需要金钱，对此俄国外交大臣罗曼佐夫在巴黎时已向梅特涅作过预言，不幸的是，已被预言过的情况现在出现了。这位大臣要人们思考，缴纳军税的要求固然会瘫痪奥地利的经济，但是如果“弦绷得过紧”，就会随时给拿破仑提供进行新的战争冲突的借口。

梅特涅知道，政治象征性意义对于统治优势意味着什么。因此他毫不妥协地建议，必须保留奥地利皇帝的头衔。单纯的皇帝头衔而不带有罗马这一附加的前缀，在“不久前还是一个空洞的词语”，但是拿破仑使用这个头衔之后就变了。他对欧洲的统治地位定义道：“拿破仑将最高统治权和自主权与皇帝这个头衔联系在一起。奥地利由于失去了它……便被降格为要进行朝贡的国家等级。”[193]梅特涅在此处眼睛紧盯着拿破仑将欧洲国家分割成众多小国的方案，奥地利必须反对这一方案，捍卫它的大国地位。

作为一个刚上任的新官，梅特涅已在开始考虑超出他的职务范围之外的事情，他对帝国内部行政管理的批评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行政管理应该集中，“以便能够远离因为分权对大局产生的令人讨厌的影响”。他列举宫廷中相互竞争的各机构所导致的瘫痪性影响，这些机构本身不能参与对战争与和平所作的决定。但是他认为，首先是军队指挥部门无论如何不能干涉对和平协议条件的谈判。他已经预感到，拿破仑想在智能上战胜这位新任外交大臣，而他的预感不久便得到了证实。

梅特涅的新路线：“考尔纳手法”

梅特涅的新路线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自己的、着眼于一个政治目标的行动措施的详细计划（战略）——这个目标叫作：为重建，借助于尽可能快速地施展自己的职权，来拯救整个国家；第二部分则是，在实施行动的方式方法中，采取的经过精心测算的、目标始终明确的行为态度（策略）。两者的结合，可以被称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考尔纳手法（Methode Keuner）”，这是由布莱希特的作品《K先生的系列故事》（Geschichten vom Herrn Keuner）[194]转引而来，来自其中的一篇名为《反对暴力的措施》（Maßnahmen gegen die Gewalt）的故事。这原本是一个故事中的故事，因为考尔纳先生在这里讲述的是一个叫作埃格先生（Herr Egge）的人，他在暴力统治的年代，不得不在家中安置一个权力极大的特务。这个特务问他：“你会为我效劳吗？”埃格先生虽沉默不语，却甘为这个请求者服务了七年之久，直到他发胖到要死去。埃格先生将这个特务拖出了屋子，然后才回答道：“不。”这个寓言以戏剧性的形象方式触动的问题是，一种行为态度是如何被外界错误地看作软弱和机会主义，只有在考尔纳先生下述的标准中才能找到解释：“我确实没有骨气去经受酷刑，正是因为我必须比暴力活得更长久。”[195]

梅特涅在1809～1815年——至少到1813年——对拿破仑采取的手法，正是应该这样去理解。要是不理解这种手法，就很容易被误导，将他的战略和策略与他的性格混为一谈，就像西尔比克所做的。对西尔比克来说，梅特涅是个“软蛋”，与“耿直倔强”、常令人不舒服、思想高尚的施塔迪翁正好相反。在西氏看来，施塔迪翁是嗜权成性的统治者中的“佼佼者”。[196]对于历史学家来讲，政治上的聪明与精专当然是更适当的概念。梅特涅既不是豪格维茨，能对拿破仑百依百顺，并背叛了他的国王和国家。他也不是科本茨，当拿破仑在其面前摔碎一个价值连城的、有纪念意义的花瓶时，科本茨显然被他的暴怒吓破了胆。梅特涅则在多种场合在拿破仑面前表现得无所畏惧，以至于迫使拿破仑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比如举世闻名的1813年6月的会晤。

还在阿尔滕堡（Altenburg）和平谈判之前，梅特涅就再三提醒尚逗留在科莫恩行宫的皇帝，牢记“考尔纳手法”的提纲。梅特涅已经预计到，这个手法将给他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带来不少的敌人，因为他不想让皇朝被“打断脊梁”。他说，将来的和平不得不屈服于下述“一揽子做法”：“我们的安全只能在巴结因胜利而得意洋洋的法国体制中才能寻得——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以及在一些无法预知的情况下是这样。”[197]奥地利的国情与法国的这种体制是格格不入的，这一点对于他来说是明摆着的，“因为这种体制本来就是冲着正确政治的所有原则而来的，是冲着所有大的国家联盟而来的……我的坚信来自于我之前任公使时期所作的调查研究。我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不能反对‘一揽子做法’，这是无需争辩的。……我们不得不在签署和约的当天，将我们的体制限制在绕开困难、躲避进攻、讨好对手的范围内。我们只能孤独无援地苦熬，度日如年，直到得到普遍的解救。……就是说……我们只有一条出路：保存我们的力量，等待时机，通过温和的手段——先不要顾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经历——去力求保存实力”。[198]这个未来的策略纲领等同于一份自白，而没有这个自白就不能理解后来由梅特涅推动的各项决定。

从长远看，按照梅特涅的意思，哈布斯堡皇朝必须从国际孤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在对抗拿破仑这件事上，就像其秘密警务大臣萨瓦里所断定的，只有在俄国的支持下，才能采取一些行动。对此，梅特涅眼前浮现了一条意味深远的途径——将反复无常且优柔寡断的沙俄宫廷，从与法兰西的联盟中分化出来，让其靠向奥地利，方法是以活跃的竞争者的面貌出现，与沙皇一样争当拿破仑的盟友。早在1809年8月，梅特涅就曾让人含蓄地将联姻方案作为一种达此目的的“软”方法加以考虑：让哈布斯堡皇帝的女儿玛丽-路易莎排挤掉已经被拿破仑看中的联姻对象、沙皇的妹妹叶卡捷琳娜。1808年12月，此事已然有了眉目。

梅特涅还认为，参加对英国的全面的大陆封锁，是无法避免的，尽管这样做的害处非常巨大。此外，他还不顾皇帝及施塔迪翁的坚决拒绝，主张进一步打破禁忌，承认“在西班牙的篡位”，就是说，承认由拿破仑的缪拉国王和约瑟夫国王在那不勒斯和马德里驱逐并取代波旁王室的既成事实。这位大臣还预见到，奥地利将不得不对拿破仑通过1809年5月颁布的解散教皇国的敕令，表明立场，但是表明立场只能涉及政治问题，而不谈教会问题。缴纳军税最后也将是不可避免的。

在匈牙利阿尔滕堡的和平谈判中被打入“冷宫”的梅特涅

只要不通过和平协议来排除战争继续的可能性，茨纳姆停战制造出的状态，仍旧会悬而未决。1809年8月17日开始了关于和平协议的谈判，皇帝已经移驾匈牙利托蒂斯［Totis，匈牙利语称“陶陶（Tata）”］的埃斯特哈齐宫，大本营亦随行迁至此地。最高军事指挥权已经从卡尔大公爵手中移交给列支顿士登侯爵约翰，梅特涅则被委任为“和平协议谈判的第一全权代表”。双方一致同意将谈判地点定于匈牙利的阿尔滕堡，阿尔滕堡处于法国势力范围之内，并被宣布为中立地区。

梅特涅在其回忆录中披露过未对外公布的谈判内幕，对他来讲，这些内幕令人痛心疾首地证实了他对尚帕尼和拿破仑的预料，因为他从巴黎时期起就熟知他们所有的将一个弱势对手逼入墙角的伎俩。拿破仑如何签署对己有利的协议，他已经通过西班牙波旁王室在巴约讷，以及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提尔西特的例子予以证实。而这次则事涉奥地利要为和平协议割让领土和人口，外加拿破仑臭名昭著的巨额军税。

梅特涅在阿尔滕堡受到的对待，以他无法想象的程度，远远地超过他之前在枫丹白露的恶劣经历。当他要求对形式上的会谈形成一份议定书时，尚帕尼则予以拒绝，理由是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指示。14天之后，当他们再一次会谈时，尚帕尼拿出了一大堆业已审定的议定书，要求他签字同意。其中包括许多根本就没有召开的会议的议定书。梅特涅识破了拿破仑的意图：将一些假的议定书强加于他，然后从中搞出一份宣言，以便为由于谈判失败，所以战争不得不继续的情况作出辩解。当梅特涅怒斥尚帕尼，说稍微有点儿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出这种做法是徒劳无益又有损名誉的企图时，尚帕尼为逃避责任不慎泄了密，因为他承认，这些议定书是拿破仑本人口授的。当这位法国皇帝意识到，他用这种手法在梅特涅处达不到目的时，于是就将尚帕尼召回了维也纳，中断了在阿尔滕堡的谈判。这一幕幕侮辱人格的情况使梅特涅确信，他在这里进行的仅仅是“表面上的谈判”，而拿破仑只是想以此争取时间，以便重新装备他的部队，并进行军事的调整重组。

自梅特涅就任临时大臣伊始，他就有了这种经历，出于原则，他非常想避开它，因为他厌恶这种做法：奥地利皇帝绕过他的大臣们，设立了第二个行动平台。[199]弗朗茨看到，谈判的时间拖得越长，拿破仑就越能不断巩固他的陆军，他担心，胜者一方的优势越是日益增长，就越会提出于己不利的条件来缔结和平协议。于是，他在没有与梅特涅商定的情况下，就派遣布普纳将军（General Bubna）作为谈判代表前往拿破仑的军营，目的是最终确定可以接受的和平协议的基础。没有梅特涅对拿破仑诡计的讲解，其他人不会预料和了解到拿破仑的阴谋与算计。拿破仑向布普纳建议：“外交官们解决不了当前的事情，还是我们当兵的能相互就此事更好地沟通。贵国皇帝派列支顿士登侯爵到我这里，我们将在24小时内结束这一进程。”[200]

于是皇帝在托蒂斯召开会议听取意见，没有让还在阿尔滕堡的梅特涅参加，只有新任总指挥列支顿士登与陆军元帅海因里希·冯·贝勒加尔德伯爵（Graf Heinrich von Bellegrade）以及施塔迪翁出席，这些人建议，试着按拿破仑的建议去谈。[201]而主管大臣梅特涅直到列支顿士登在返回维也纳途中，在他那里下车休息时，才得知会议的情况。皇帝明确委托梅特涅，将含有奥地利所提要求的文件交给列支顿士登，今后不再与尚帕尼进行谈判。甚至连谈判行动如果失败的情况都已估计到，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将继续进行下去，而施塔迪翁将再次接管他的部门。

通过将列支顿士登牵涉进来这件事，梅特涅突然看清了拿破仑建议中所包含的危险。列支顿士登不是一般的谈判代表，而是奥地利整个陆军的总指挥官，现在正在以这个身份前往敌军的地盘。这样一来就等于给了法国皇帝一个非常有利的态势，因为他可以强迫列支顿士登签署和平协议，如果列支顿士登拒绝法方提出的条件，法国人可以将他扣留。梅特涅预言道，这样一来，奥地利军队就会群龙无首，进而会很难继续进行战争。梅特涅把话说完，使列支顿士登大吃一惊，想当即返回。直到此时此刻为止，列支顿士登侯爵还一直相信，他将面对的拿破仑是一个正直的军人。而梅特涅则从他自己的角度感觉到，他已经被“限制成一个只能被动地等待的角色”，因为弗朗茨皇帝又像过去一样，在主管范围和责任划分上，开始玩起来回摇摆的游戏，将事权交到列支顿士登手上。[202]

违反国际法的和平协议

9月25日阿尔滕堡谈判破裂之后，梅特涅“还试图挽救能挽救的东西”，因为他知道，好心且容易轻信的列支顿士登已经不堪重负。梅特涅向皇帝提议，对外发布将谈判地点从阿尔滕堡移往维也纳，并授权他与列支顿士登一起与拿破仑进行面对面谈判的消息。[203]他甚至走得更远，间接批评起皇帝的行事方式，因为“在这里（阿尔滕堡），我一个人说话算数，而在维也纳，我只能站在列支顿士登侯爵的身后”。因此，整个程序必须改正［“修正（modifiziert）”］成这样的方式，即皇帝应该命令将军，“在谈判这桩交易（Negoziation-Geschäft）的过程中，要以我（梅特涅）为准”。[204]之前，无论梅特涅感到与皇帝相处得多么和睦融洽、意见一致，但是在目前这件事情上，他遇到的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直到1835年初皇帝驾崩，他都在与这个结构性问题作斗争，即与同样被召来进行咨询的官僚们的矛盾冲突。因为皇帝喜欢召集各种不同的主管机构进行咨询，并且让它们相互缠斗，而这些人自己却对皇帝的这种利用手法一无所知。

当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位新晋大臣经历的正是政府机构之间相互拆台，并以这种方式毁坏谈判，让自己一方吃亏的事实。这使梅特涅愤怒并痛心疾首。在后来的总结中，梅特涅再一次分析，拿破仑在得知奥地利方面准备派遣的是一名军人来与之谈判，也就是说，是一位在国家管理艺术方面的外行，“对外交这门学科中的迂回和退却的方法不是都掌握”，是一个来自信誉天国的，对于制造假象、耍两面派以及诡计多端的预设陷阱等手法，并不熟悉的人时，是如何将谈判中的所有机会都转变成了对其有利的做法。[205]谈判的主角尚帕尼不停地向列支顿士登侯爵妥协并给他以新的希望，人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些妥协在下轮会谈中又会悉数收回。梅特涅在这里形容的是外交交易的肮脏一面，而拿破仑对这些肮脏之物掌握娴熟，在这方面必须与他势均力敌才能应对。梅特涅精于此道、游刃有余，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没少让自己生气，因为别人将这些外交技巧，错误地作为他的性格特征来到处散布。列支顿士登可以将梅特涅在阿尔滕堡参与的、6个星期也不能达成一致的谈判，在一个晚上就同意并搞定。尚帕尼后来这样描述道，好像只过了一夜，列支顿士登就给拿破仑“送上”了和平。[206]

梅特涅为什么在他的回忆录中，而且在大庭广众面前，毫无保留地讲述有关和平协议的事？他只称其为“所谓的”和平协议——虽然他自己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角色中：既被耍弄，且又无助。他是想为政治道德做出一个标杆，对他来讲，欧洲的国际法代表了这种道德。拿破仑则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践踏了它，因为1809年证实了被排挤掉的梅特涅向列支顿士登侯爵预言过的东西。当列支顿士登由于不断地被对方耍弄，要离开谈判地点维也纳，以示抗议时，有人对他——奥地利军队的总指挥——说，拿破仑会将他的离开理解为停战状态已被打破，会将侯爵作为军事战俘来对待，这样一来，奥军将群龙无首。这就将这位被讹诈者逼到了墙角，使他不得不在1809年10月13～14日的夜间会谈中，接受尚帕尼强加给他的一切，并且最终还要签字画押。

14日一早，列支顿士登准备从托蒂斯动身，前往维也纳向皇帝请示时，就听见炮声轰鸣，实际上是拿破仑在奥地利皇帝还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以炮声公开宣布和平协议已签署完毕。梅特涅得知后，他不仅被当时的情况，同时也被拿破仑的丑态深深地震惊。在回忆录中，他以少有的激烈笔触形诸文字，强烈谴责这一做法：“一个充满阴谋诡计的、颜面扫地的、缺乏任何国际法基础的和平行动……让我发现了拿破仑在我眼中极其低劣的一面，而在良心面前的我要捍卫的事业，以同样的程度得以升华。”[207]

梅特涅回忆录中的愤怒毫不夸张，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候，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人们也几乎很难相信，拿破仑会这样行事，而且也不愿意看到，拿破仑以他的不辞而别来宣布和约业已签署。在炮声庆祝之后两天，在托蒂斯召开的会议上，外交大臣（梅特涅）、战争大臣［卡尔·冯·齐希伯爵（Karl Graf von Zichy）］、宫廷财务署总管［约瑟夫·奥多奈尔伯爵（Joseph Graf O’Donel）］讨论通过什么途径能够减少缴纳的军税数额。他们抨击“法国政府的、由于皇帝离开造成的恶意先决条件”，使得谈判因此受到延误，甚至成为不可能。[208]他们认为，和平协议当前的版本确实有了实质性的恶化——似乎好像还存在可以谈判的东西似的。

但是，弗朗茨皇帝为什么最终同意了这个被讹诈而来的和平协议，并在1809年10月14日于申布伦宫盖上了玉玺？按照梅特涅在他后来的总结中认定的，六个动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在敌人占领的各个省中所遭受的各式各样的祸害；②只要法国军队还驻扎在国内，需要供养，平民百姓除了军税之外就还要负担他们的巨额开销；③本国军队糟糕的现状，由于伤亡，陆军在数量上缩减了三分之一，已经没有能力进行新的战斗；④由于加利西亚的起义，需同时应对两条战线；⑤沙俄已经准备入侵匈牙利；⑥对再进行一场会战的结局没有把握，这种会战可能会拿整个皇朝作为一个整体去冒险，战争的结局可能会使欧洲抵抗侵略成性的法国的最后一座独立的堤坝最终崩溃。

由失败的战争得出结论

如果不把梅特涅对1809年失败的战争的看法考虑进去，就不能充分理解他为什么转变路线，奉行一套讨好法国的政策。战后不久进行的清算透露了梅特涅从1809年的这场溃败中学到了什么，如果他不是事先对此已经有所知觉的话。[209]在此处，梅特涅也再一次证明，他不是那种所谓的在一次戏剧性的转变中，从一个战争推动者变成采取守势政策的政客，并且也证明了他不是——像西尔比克诋毁的那样——“从政治仇恨迅速地转变为热衷于算计，从进行激情的战争煽动到拒绝所有的过度刺激、激进行为和暴力行动”。[210]不是梅特涅变了，而是他要改变奥地利内阁到目前为止的、注定的灾难性路线。

按照梅特涅的看法，两个动机导致了奥地利的宣战：拿破仑对欧洲大陆无休无止的征服，让奥地利内阁担心帝国的生死存亡。第一个动机是：通过西班牙战争削弱拿破仑，是自我坚守的唯一机会，一个“示意，即奥地利感到能够可以打出有望取胜的最后一张王牌的那个时刻已然来临”。[211]一个主观臆想的结盟伙伴——也是第二个动机——支持这种做法，即使没有形式上的结盟也可以开战：1806年北德出现的“人民意愿的起义”。战争的结局已证明，这纯粹是幻想。

这就涉及了梅特涅对政治性的民族运动能力的怀疑。人们误解了他的这些怀疑，并因此将他原则上是（德意志）各民族的敌人的说法，强加在他的头上。梅特涅所理解的民族，是作为人的不可放弃和改变的本质标志。但是，他担心并批判那种要引导大政，更不用说是要进行战争的民族运动。他坚信，只有集中军事力量，并且尽可能地以大规模的军事实力才能战胜拿破仑。在有关民族的这个因素上，他认识到了一个原则，如果民族的这个因素政治化了，这个原则就会造成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分裂与相互敌视。那个时代，参与战争的各大国都依靠各民族混合编成的陆军，这一点只要看看拿破仑的盟友就清楚了——莱茵邦联、意大利和波兰的雇佣军团。而且假如拿破仑要在政治上利用民族感情，他就会转向法国人或者被他战胜的国家中的各民族，目的是要让这些国家不稳定。比如，他在1809年就说过，如果匈牙利人脱离哈布斯堡皇朝的话，他向匈牙利人预言他们会民族自立。

在梅特涅看来，像施泰因男爵一样的、热情的政客们没有看到，唯一能够决定战争胜负的，是盟国之间的团结一致，更不用说如果再加上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瑞典，最终甚至是已经背叛的莱茵邦联的各位诸侯，如果能够率领他们的军队投入到反拿破仑的战场的话。相较于通过民族推动来战胜拿破仑，发动一场反拿破仑的“世界大战”，在梅特涅看来规模仍是过于庞大。而恰恰是拿破仑自己证实了梅特涅的怀疑，即通过法国人的民族起义，卓有成效地与拿破仑进行斗争。1813年6月拿破仑反驳他说：“您指望德意志？那您就睁开眼睛看看，它在1809年都干了些什么！要控制老百姓，有我的士兵就足够了；要让诸侯对我保持忠诚，让他们害怕你们（奥地利人），就是他们对我忠诚的保障。”[212]

如果要指明梅特涅对1809年战争所作批评的中心思想，那它就是：选择错误的时间点、缺乏协调的战争策划、过早撤军以及缺少同盟伙伴。[213]梅特涅因此与现代军事史的认识已经非常接近，按照现代军事史的观点，以外行人的眼光看，奥地利军队的机会并不是很糟糕，能够以400000万士兵，造成数量上的优势。相反，拿破仑当时优于对手的只是 他能将大部队进行长距离的调动并协调指挥。而奥地利的陆军统帅们还是遵循着18世纪的战法，从其受到局限的各自军队的视野出发，去调动部队，因而不能在关键的战局中整合军力以集中优势兵力，以及不懂得“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道理。[214]

《申布伦和约》的抵押物

对《申布伦和约》的评价，通常首先是根据皇朝割让了多少领土和人口来进行的。这符合当时的时代思想，在这个时代，国家具备的不怎么精确的统计学工具的时间还不长。当时是按照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而不是按照民族——这样一条视线，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215]看起来对于梅特涅而言，按这个方法去统计损失也非常重要，以至于他搞到了一份极其详细的统计表，并将其存放在自己的家族档案中。[216]

更具决定性的是和平协议的政治意义。在进行评价时，有一点通常被忽视，而它对梅特涅家族的历史来说却举足轻重：《申布伦和约》成为时代的分界线，以此为界，重建旧帝国的尝试被最终画上了句号。根据对施塔迪翁进行战争的目的的了解，他是谋求重建旧帝国而为哈布斯堡皇朝效力的最后一位政治家。无论在领土问题还是在政治问题上，他都想将德意志带返签署《帝国特别代表团最终决议》时的状态中，要将1803年发生的将帝国降格事件——而不是教会财产的世俗化——宣布为无效并予以恢复，并且有迹象显示，他要将帝制以旧有的方式重新复活。这样一来，在德意志就会出现以哈布斯堡皇朝取代法国统治地位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施塔迪翁向“德意志民族”发出的呼吁看起来也是可信的，因为，他本身作为一个也被裭夺了权利的帝国伯爵，不可能对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有清醒的认识。[217]

梅特涅也清楚上述提到的重大事件，因为他在政治上不再以回望旧帝国的眼光来评判当前的和平协议：对他来说，现在眼中只有这个“帝国”，他指的是哈布斯堡帝国（而不是神圣罗马帝国）。在他看来，最具灾难性的事是哈布斯堡帝国被受拿破仑影响的统治势力所包围。[218]拿破仑让奥地利来犒劳这个势力范围的成员：萨尔茨堡、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以及因河流域中割让给了莱茵邦联的忠实盟国巴伐利亚；用西加利西亚、克拉科夫（Krakau）以及扎莫斯克专区（Kreis Zamosk）来扩大华沙公国；东加利西亚的一部分换给了沙皇俄国；而法国的军政府则将新组建的“伊利里亚行省”收入其中，这样一来，奥地利的海港城市的里雅斯特，这条通往亚得里亚海的入海通道就被掠夺了。

《申布伦和约》在经济上对于奥地利意味着什么，梅特涅早前已经作过解释。[219]和约在军事和经济上使奥地利严重地被削弱；再加上8500万法郎的战争赔款更使其不堪重负；参加欧洲大陆对英国的封锁使其在外贸领域极为不利；武装力量缩减为至多150000人，更使军力受到重创。所有这一切逼迫奥地利的政治采用前面述及的“考尔纳手法”，它意味着：韬光养晦，“让奥地利等待时机”，并寄希望于未来可以使法国的“世界体系”坍塌的“日耳曼人审判大会的威力（Gewalt der Dinge）”。[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