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1794年的崩溃和逃亡

回到大陆之后，梅特涅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他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崩溃——从个人角度讲，与家人一起，从莱茵的家乡被驱逐，流亡到了奥地利，虽然他们自古以来在波西米亚也有领地；从政治角度讲，他们与奥地利以及帝国一起，撤出了比利时尼德兰地区和莱茵左岸的帝国领土。对于他一生中的这段经历，在他的回忆录以及回忆手记中，都蒙着一层面纱，以至于笔者很难对其进行研究，也很难向公众披露他一生平中经历的这段最严重的危机。失去了祖业，家族财务崩溃，未来生活之路没有保障、毫无着落，而这条生活之路不再是必然通向为皇室效劳的保险仕途，或者万不得已从事领取俸禄的神职职务——这一切变故肯定使梅特涅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以至于他甚至考虑是否要移民到美国去。[224]最后，是家族伦常阻止他走出这一步，因为他是家族的和不能转让财产的法定继承人，以及家族未来传嗣的长子继承人，他本人已经感到了对整个家族负有的责任。他的弟弟约瑟夫，只是因其太不引人注目从而才引人关注，但是，如果他的哥哥真的移民去了美国的话，他根本就不具备承担起这种家族责任的能力。

在火炮的交火中返回

对于传记作者来说，自这一时段开始，他们最不能确定的就是梅特涅返回的确切日期。这种不确定性还体现在下述问题上，即1794年7～9月他都造访了哪些地方。回到大陆之后，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的喧嚣立即使梅特涅感到非常厌恶，确切地说，是对抗法国革命的前沿阵地陷入动摇态势使他很反感。法国军队正在准备吞并奥地利属尼德兰，然后转向讲荷兰语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以及还处于激烈争夺之中的莱茵河左岸地区。奥地利、普鲁士和帝国其他邦国的军队都在竭尽全力战斗，以使自己在法国“全民动员（Levée en masse）”的新型革命军队面前不致全军覆没。梅特涅目睹了反法同盟军是如何被分割的，按照他们那些老掉牙的军事教条撤退避让，并一个一个地拱手让出了战胜敌人的机会。当然，这些也都属于他军事观察课程的一部分。

诚如梅特涅后来所写的，就在他于“初秋时分”乘船进入英国的海港城市哈里奇（Harwich）时，他的旅行路线就已经不得不由战争来引导。他已经不能再从多佛出发前往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当时此城已被法国占领；而是试着从哈里奇出发，前往看起来还相对安全一些的、荷兰鹿特丹附近的赫勒富茨劳斯港（Hellevoetsluis）。我们当然愿意更清楚地知道那到底是几月——肯定不像人们声称的是9月，或者甚至是10月。[225]一场在海上展开的连续炮击——这是梅特涅亲身经历的——可以帮助确定他这次渡海的确切日期。梅氏清楚地暗示了下述状况：并没有抵达他希望去的荷兰港口，而是由于一场风暴，所乘的船只向东，被吹往了敦刻尔克。这样一来，这艘船就闯入了英国海军上将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的活动海域，他于7月7日率领两支庞大的舰上火炮队，以及50艘炮舰“开始了秘密的海上远征”，出海方向正是敦刻尔克。[226]他的舰队监控着英吉利海峡往来的船只，并在此抵抗法国对商船的攻击。同时，它还会为临近海岸展开的军事包围攻势提供支援。在这次“秘密”使命中，史密斯的任务是从海上支援在西佛兰德进行的、争夺敦刻尔克附近的尼乌波特（Nieuwpoort）的战斗。因此，7月17日，他的舰队用大炮轰击了法国的围攻部队，当然没有取得多大战果，因为距离太过遥远了。[227]但是，这已足以威胁要将梅特涅送往荷兰的运输船，这艘随波逐流的帆船也因此不情愿地陷入了炮击的交火中，持续了两个小时。虽然不久前梅特涅还曾央求海军上将豪，允许他以观察员的身份去海上观战，但是，真要冒生命危险来看这种热闹的话，他就连做梦都会唯恐避之不及。报纸报道说，他已经被法国人俘虏，以至于弗朗茨·乔治已经准备与法国政府交涉释放事宜——直到听说他已经幸运地安然抵达荷兰才予作罢。[228]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知，梅特涅是在7月的第三个星期再次踏上了欧洲大陆的土地。

奥地利在尼德兰的统治最终还是崩溃了，而且每隔几个星期，不，是每隔几天，边境线就要向后推移，正值此时，梅特涅回来了。从6月13日起，在布鲁塞尔，弗朗茨二世皇帝甚至亲自接管了军事指挥权，并尽了一切努力去稳定军心、鼓舞斗志，表示要用他的生命去捍卫哈布斯堡皇朝的统治。[229]但是梅特涅在伦敦就已作出了正确的决定，绕开比利时，“因为敌人已经进入了‘哈布斯堡皇朝统治的’尼德兰”。在他出发之前，以及在他的行程中，从6月到8月，那些要塞和城镇就像纸牌屋一样纷纷陷落，很多甚至不战而降，包括7月9日布鲁塞尔的沦陷。[230]从罗伯斯庇尔的脑袋掉下断头台的那个月开始，巴黎的恐怖统治就已崩塌，但这并未使法国军队的进攻有一丝一毫的衰减。

起初，梅特涅还相信或许仍能去荷兰赴任，履行公使的职责，因为他写道，他在荷兰等了“相当长的时间”，就是为了从赫勒富茨劳斯出发，去不远处的海牙，然后再前往阿姆斯特丹并去荷兰北部视察。但是，至少从9月10日起，自法国军队从梅尔勒（Meerle）向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进军开始，他就已经不再是公使了。

弗朗茨·乔治作为尼德兰派驻大臣的终结

对梅特涅来说，回到布鲁塞尔的路早已被排除在外。他的父亲弗朗茨·乔治被迫于7月初从布鲁塞尔逃亡，之后的日子非常难过。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他必须解决一系列目标上的冲突，这些目标冲突让后来的历史学家十分费解。[231]

弗朗茨·乔治一直坚贞不渝地奉行他的政策，迎合当地的各等级，并尊重他们相对自治的愿望。这样一来，他就按照利奥波德二世皇帝以及奥地利国务首相考尼茨的精神，在“保守的革命（Konservative Revolution）”的意义上来对抗约瑟夫二世皇帝的专制政治，并安抚了这个国家（奥属尼德兰）。而新皇弗朗茨二世起初还是认可弗朗茨·乔治所做的功绩的，弗朗茨·乔治曾迫切请求各省分摊保卫国家所需的战争费用，但是各省一直装聋作哑，无人响应他的呼吁。他也很早——早在1793年底——就建议将农民武装起来，加入到在比利时边界对抗来势汹汹的法国“全民动员”的军队的作战中。[232]但是，这些措施对弗朗茨二世皇帝来说，走得太远了，因为他更青睐于官僚主义的理政方式，而不是通过与各等级的谈判来进行统治。而此时，偏偏是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在维也纳担任尼德兰事务联络署总管，正是他强化了皇帝在此事上的专制倾向。伯爵执行了约瑟夫二世的违法命令，然后作为弗朗茨·乔治的前任之一，在比利时革命前不得不逃离布鲁塞尔。他诋毁弗朗茨·乔治的等级政策是“比利时的不幸”，并建议尽快进行清洗，弗朗茨·乔治则坚决反对这一政策。此外，他还污蔑弗朗茨·乔治侵吞比利时国库以谋取私利。

弗朗茨·乔治感到他的名誉受到了深深的污辱。当我们后来听说，他的家族财务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只有靠儿子克莱门斯方才免于破产时，他向人们展示了他珍视的另外一面。这位父亲反驳道，他为皇帝和国家效劳，从来不是出于金钱上的利益。他不久前在担任派驻比利时的全权大臣时，自掏腰包，为科隆和明斯特的助理主教助选，以及为1792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皇帝加冕礼承担了大量的费用。他进一步补充说：“我的财产——实际上是我的孩子们的财产——对此有许多捐献故事可讲，而我对这些捐款绝不会感到遗憾。按照我的原则，只要这场不幸的危机持续下去，我出于自愿可以完全放弃所有的薪酬，并将这一贡献附加在我已经自愿送去的6000古尔登之上”。[233]

事实上，弗朗茨·乔治真的在尽他的权限所能，竭力去挽救在比利时的统治。7月4日，当他不得不在法国人兵临城下之前逃离布鲁塞尔时，一次历险漂泊开始了。他先是漂泊到了梅赫伦（Mechelen，7月5日），接着到了靠近布鲁塞尔北部的迪斯特旁阿沃伯德修道院（Abtei Averbode bei Diest，9日），然后前往鲁尔蒙德（14日），最终的落脚点是杜塞尔多夫旁的本拉特（Benrath，18日）。1794年7月23日，皇帝下诏：“兹因比利时各省均已沦丧，至为遗憾，朕意：自即日起，解散各省政府，停发自大臣以降各级官员俸禄。”[234]

8月初，弗朗茨·乔治就已经从秘密渠道得知这一消息，8月14日他收到了解散政府的最终决定，并于18日向跟随他逃往杜塞尔多夫的政府官员通报了这一决定。8月27日，当他决定动身前往维也纳时，写下了自己对此事的评语，字里行间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失望，尽管遣词造句听起来还算友好：“至于我自己，开始享受从事了27年外交生涯之后的自由，其中的22年，我奉献给了陛下的皇室家族，不曾间断。”弗朗茨·乔治同时相信，在维也纳，他将会继续受到重用。[235]

“全民武装”：梅特涅的第一个政治宣言

为什么要这么精确地计算天数？其实，在前述的这段插曲中，从侧面窥视的目光始终紧盯着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他刚刚经历了激烈凶险的战场颠簸，由英伦返回。他在8月初于荷兰走了一圈之后，先来到了杜塞尔多夫旁的本拉特，并正好与父亲一道，直接经历了尼德兰—奥地利政府的解散。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个流亡的影子政府里待很长时间，而是动身前往位于列日和马斯特里赫特之间的弗隆勒孔泰（Fouron-le-Comte），这里是奥地利军队元帅科堡亲王的统帅部，梅特涅必须在他8月21日被克雷费特将军（General Clerfait）取代之前到达。[236]

在这段时间里，他撰写并印刷了自己的第二份匿名宣传单：“一个热衷于普遍安宁的朋友关于在法国边界进行全民武装必要性的倡议书。”[237]虽然年轻的梅特涅知道父亲弗朗茨·乔治对武装人民所作出的具体努力，但是他的文章绝不是出于“父亲的思想”（而且也并非于8月时在伦敦撰写，[238]因为彼时彼刻梅特涅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的想法更多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被发现的范畴。因为在梅特涅到达指挥部前的几天，陆军元帅科堡亲王颁布了一道全民武装的呼吁书。1794年7月30日，他还以此向马斯河对岸的德意志人，以及莱茵河和莫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发出了呼吁。[239]

法国旺代地区是当地农民自我武装的第一个例子，起因是，在1793年的“全民动员”运动中，这些农民要被征召入伍，编入计划中的500000陆军中，于是他们起而暴动。鉴于眼前这个现实的例子，梅特涅的父亲试图将靠近法国边界的佛兰德地区的农民武装起来，而科堡亲王1793年12月底就已确信，没有来自“人民”的援军，正规部队对法军进攻的抵御是无法坚持太长时间的。[240]如今的普法尔茨地区以及莱茵黑森（Rheinhessen）的绝大部分地区，在1793～1794年时，惨遭日益挺进的法军制造的“冬季洗劫（Plünderwinter）”屠戮，他们烧杀抢掠、劫掳人质、暴行累累。1794年初，施瓦本、法兰克、上莱茵以及莱茵选帝侯区的帝国各管区（Reichskreis），正在酝酿的组建地区民兵、保卫边疆的想法已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科堡亲王计划在7月时发放一份传单，来回应一下这种积极的反响。

他要求各地区为保卫边疆出资、提供粮草并招募志愿者，声称可以为筹款开具帝国债务凭证。“千百万人民行动起来，与我们共同战斗，保卫你们的圣坛，保卫你们的家庭，保卫你们的皇帝，保卫你们的自由！”[241]当然，为了宗教、财产、皇帝和自由，不能只要求“偏远地区的人民”为国捐躯流血。科堡亲王借此将整个民族的情感作为呼吁的目标，而他们也听从了他的呼吁：他称呼他们为“德意志的兄弟们和朋友们！”“帝国陆军就像第一道挡风墙，在保卫着德意志的自由，”他向他的听众发出誓言，“确实，德意志人，我们没有搞错，我们把宝、把我们的信任押在我们的德意志精神和德意志血气上。”在奥地利的施塔迪翁伯爵（Graf Stadion）于1809年发出富有民族精神的号召之前，在1813年解放战争（Befreiungskrieg）[242]时出现激愤昂扬的情绪之前，一名皇室成员——他说“我本人是一名德意志侯爵”——就以德意志精神发出了要忠于祖国的呼吁。

这份呼吁以宣传单的形式同时在各大报纸上广为传播。[243]这个榜样刺激了年轻的梅特涅伯爵，他也要动笔撰写文章。对两篇文章加以比较后，则可进一步明确：梅特涅有了新的政治视野。这份宣传单可以理解成他的第一个充分说理的、有根有据的，并显示其发展方向的政治告白。此番呼吁与他一年前发表的《告军人书》中的情感爆发相比，差距是巨大的。在这篇文章中，一个政治方案的基本线索已经清楚地显露出来，而以此肇始，梅特涅终其一生对这项政治方案至死不渝。那么，它的基本线索是什么呢？

[244]" class="reference-link">隐藏的警句：现代全面战争[244]

匿名出现的传单手稿，不仅向我们暴露了梅特涅的作者身份，而且还暴露了一段——在印刷版中被隐藏的——警句，一段他在呼吁书之前就已经讲出来的警句。这段话是：“他们所经之路，血痕累累；他们所到之处，疯狂劫掠，肆意蹂躏，无论是神界还是世俗之物，概莫能免。他们无论男女，不分长幼，不看身份，斩尽杀绝。在第一波泛滥中没有发泄出来的狂热，都在后续的行动中爆发了。”[245]这段警句显示了新型战争的特点，由乌合之众参与的嗜血屠杀战争的对象，早已不分军人平民，早已没有了任何对暴力的羁绊。如果亲历过旺代“嗜血屠杀（Mordorgie）”（米歇尔·瓦格纳语）200000农民——男人、女人、儿童——的场面，那么警句的说法是不会错的。1794年1～5月，“地狱纵队（colonnes infernales）”的恐怖活动达到了高潮，英国的议会辩论和报纸报道均将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作为主题，并因此激化了作出军事干预的讨论。[246]

梅特涅始终会把政治认识用历史包装起来，这样一来，从理论上讲，就将政治认识扩大到了其内心保有的原则上，这将是他未来的典型特征。上述警句，就是他不久前在英国逗留时从教科书中直接获得的，是他从苏格兰历史学家、英国王室的“王家史料编纂官（Historiographer Royal）”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那里引用的，并同时引用了英语原文和自己翻译的文本。罗伯逊的这段话是针对过去日耳曼部族的野蛮而言的，认为是他们摧毁了古罗马帝国的，以艺术、科学和文学为特征的发达文明。[247]在梅特涅的眼中，革命的法国人就是当代的汪达尔人（Vandalen）[248]。他说，他们不是带来文明，而是到文明的欧洲来蹂躏和毁灭它。在梅特涅看来，古罗马帝国，就等同于当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梅特涅用他的警句来坚持他的基本经验，他后来全部政策的伦理依据都是出自这一经验，尽力防止战争发生，并因而使内心得以平静的信条也源自这里。后来他承认，法理和内心的平静是这一政策的根本目的，而对外政策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

他在1794年的宣传单中指出，战争以传统的方式开始，而1793年初是非常辉煌的。他指的是科堡取得的军事胜利，重新夺回比利时，亲历重返布鲁塞尔以及他父亲的第二个政府任期。他说，法国军队处处惨遭失败，甚至全军覆没，并逃回了边界要塞。1793年实行，并通过恐怖高压而得以实现的“全民动员”，彻底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已然走向极端：“儿童、老人、自愿的和被迫的、胆小如鼠的和英勇无畏的，所有的人都是在同一个队列里争来斗去。民众与军队互相磕绊纠缠，小股人群抵挡着巨浪般的人潮；在一个侧翼，成千上万的人阵亡，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替补上来；而另一个侧翼，成百上千的人被消灭，他们的阵地缺口却无人封堵。”

1793年，梅特涅亲身经历了反法同盟军由于日益艰难的进军和撤退，疲于奔命，人困马乏，直到不得不在占领的要塞里度过寒冷的冬天。这些战役告诉人们，用传统军队来对付“全民皆兵”的后果是什么。此外，由于荷兰、大不列颠、奥地利、普鲁士以及瑞典的军队的利益各不相同，相互争夺，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同盟军的实力。在此，非常值得再看一下梅特涅在交付印刷后的宣传单中删除掉的一段文字，它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梅氏的分析。为了衡量传统军队与新型全民军队建设之间的关系，他曾经在草稿中使用了《孩童斗巨人》（Kinderstärke gegen Riesenkraft）里的插图，并在图画下方同样用着重线加上注解：“鉴于欧洲联合起来的实力，这个表达方式（法国人的‘巨人力量’）看起来似乎大得可笑。我再次重复这个表达；一个内部已然错乱失常，并且正在与几个没有完全联合起来的欧洲强国争斗的国家，堪用这一表达，而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抗所有国家的‘人民’的话”，这一“表达”可能就有些过分。换句话说，作为一个21岁的年轻人，梅特涅认识到，旧式的密室政治，面对的是正在联合起来的民族主义的力量。但是他已经预计到，各国“人民”间互相战斗的现代战争，势将升级和扩大。

此外，梅特涅在他的宣传文章中也提到了他父亲的政策，这一政策也是他亲身体验过的：“实行全民武装”的政策，在受到威胁的佛兰德等地已经试行过。农民、领主，他们会高兴地拿起分发给他们的武器。这种新建的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民兵或保安团，他们被分派到正规部队中，并与之并肩战斗，效果显著。新的形势让人们只能选择用“人民群众对抗人民群众这种唯一的战斗方式”。对于梅特涅来讲，法国士兵在会战中所表现的新鲜热情算不了什么，他将其称为“自由闹剧”。这也符合现代历史研究经过无数讨论得出的判断：并非革命热情、英雄气概、政治思想决定革命战争的战役成败，而主要是纯粹的人数优势使然。[249]但是，反法同盟军一次次地进行着自我削弱。比如“不知悔改”的科堡亲王拥兵超过10万，却指挥他们同时向蒙斯（Mons）、布鲁塞尔和那慕尔（Namur）进军。这样一来，就给了装备极差的儒尔当将军（General Jourdan）[250]机会；他于1794年7月9日拿下了布鲁塞尔。[251]梅特涅以自有的方式研究战争，就像他后来所看穿的，使拿破仑1813年在莱比锡不能像1805年在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那样获得机会，对敌军分而治之，进而以少胜多，各个击破。

对“老外交官”的清算以及1789年革命的社会特征

如果能将宣传单中掩藏的大量暗喻一一正确破解，就会清楚地看到，梅特涅是如何毫不妥协地对“老外交官”的政策作了清算。他认为“老外交官”要为1794年8月的失败负责。他在传单中曾欲写道：“国王们和他们的顾问们早已睡着，他们早就认为‘革命’的烈火不足称道，吞噬不了一切。”但是，他后来又将这段话删去，用了一种更为外交式的措辞来替代：“人们认为烈火是不足称道的，吞噬不了一切。”梅特涅对战争进行方式发生转变的认识，使得他要对那些“无聊的人们”进行清算。在他看来，父亲的呼吁是正确的，他这样评论了对弗朗茨·乔治所呼吁的实行全民武装的抵制：“无聊的人们对这一充满希望的方式取得的初步进展抱有反感，这是不可理喻的，他们给君主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紧接着的第一轮控告后，尼德兰政府就发出了禁止‘实行全民武装’的决定。”用明确的话来讲，即梅特涅指责的几个星期前特劳特曼斯多夫针对他父亲实施的阴谋。对梅特涅而言，特劳特曼斯多夫就是那个“无聊的人（schaler Kopf）”，那个过了时的“老外交官（alte Diplomat）”。

宣传单还第一次让人们理解了梅特涅为什么至死都将法国大革命定性为“社会的”而非“政治的”革命。对他来说，1830年的七月革命只不过是一次政变，1848年的革命也仅仅是政治革命。但是全民武装的问题却显示了不同于1789年的革命另外一种特征。因此，梅特涅与伯克一样，属于少数从一开始就能够正确估计这场变革的深远影响的人：“我从方方面面都听到那些大人物——一些将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看作不过是像所有其他战争一样的、将革命自从其爆发开始就看作一场儿戏的……老外交官——向我呼喊：‘什么？！武装人民？将武器交给这帮乌合之众？你们想要自掘坟墓吗？’”

他在斯特拉斯堡亲自了解到，这些“乌合之众”作为群众是如何表现自己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模糊了分析的目光。伯克不是教导过，要将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条件代入自己的判断中，而不要被那些表面的宣言牵着鼻子走吗？梅特涅确认，在大城市，“乌合之众”增长得特别多，他们主要存在于无业游民、无产者这些危险阶级中，他们随时准备起义造反。真正的“人民阶级”与他们是有区别的，主要指那些有财产并随时准备保卫自己财产的阶层，以及市民和有土地的农民；他们会拿起武器来保卫他们的财产、女人和孩子。这些“真正的人民（echte Volk）”在数量上通常远远超过毫无根基的底层人。

于他而言，“社会革命”意味着，在“真正的人民”面前，“乌合之众”可能占得了上风。对他来说，这无异于“所有的社会边界全部解体，基本原则全部毁坏，所有财产均遭掠夺”。他偏偏使这个命题更加尖锐化起来：“人民只有在自我保卫中自救，保卫他的财产，尽管它少得可怜；一无所有、无损失可言、只有在混乱的秩序中浑水摸鱼、能获得一切的‘乌合之众’，只有城市里才有。”因为在农村，依赖他人的就业者，是与当地农民的生存绑在一起的。[252]这种社会模式规定了，政治权利只能给予有产者。对于受到其家庭教师人道主义教育的梅特涅来说，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253]所阐明的，以及英国保守的辉格党人伯克所述说的，与以上观点没有什么不同。那些虽然宣布主权在民和人民代议为合法，但是并不真的信任他们的“人民”，以及因此要将他们的选举权与他们的财产调查挂钩的、后来的三月革命之前的自由党人，也持有同样的态度。即便是以人权著称的权威泰斗，如国家法法学家卡尔·冯·罗泰克（Carl von Rotteck），也反对实行普遍选举。虽然梅特涅想优待贵族，但在他的心目中，这些贵族也仅仅是那些因有功绩才具有资格的精英阶层。这样，古代的西塞罗、那个英国人、年轻的伯爵以及三月革命之前的自由党人，在以精英为核心的这种社会理想中相遇了。在看待针对梅特涅的评判时要注意的是，人们一般不会认为，他是会具有这种社会差异的观察方式，或者不知道他是以这种方式在观察，而正是这种观察方式，将他从所属等级的层次中突显出来。

保住欧洲

方才21岁，梅特涅就以非常罕见的洞察力认识到，近来的内政政策与外交政策已相互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就是说，法国国内陷入缺少物资的困境，决定了其对外的侵略活动：“看来，边界离平时生活在如此繁荣的祖国里的、快要饿死的人民，是如此之近。”结果是，“所有的大型纪念雕塑和艺术作品均惨遭捣毁，整个民族受到奴役”。因此，法国革命威胁着所有欧洲国家走向灭亡，现在当然要保卫祖国。但是梅特涅决定，他写的宣传单要使用的版本是，“要保住欧洲，以及要保住几代人的安宁”，而做到这些需要感谢战斗者。在此处，他又谈到了内部的和平是最终的目的。英国的政治文化，扩展了他看待欧洲的视角，提高了他观察欧洲事务的敏锐性，而他亲历的“欧洲联合”的军事战役中的现实，教会他不能像科堡亲王曾尝试的那样，去向民族主义的德意志精神发出呼吁。这种做法在同盟的多国联合陆军中会取得什么效果吗？何况在联军中，还有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和汉诺威人在战斗。

梅特涅写这份宣传单的目的是什么？他能够期待用这份传单直接改变1794年年中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吗？从英国甫回大陆，他就觉察到，大陆的政治形势已经发展得很快。法国的统治在莱茵河左岸以及帝国的南德意志地区让人日益觉得是一种占领，这促成了要将人民武装起来的倡议。帝国在西南德意志的五个前沿管区，即施瓦本、法兰克、莱茵、上莱茵和下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的管区议会，已经决定进行全民武装。它们从民众那里得到的信号是，至少可以动员150000人。[254]皇帝于1794年1月20日亲自下诏颁布征兵令，并将这个议题交于帝国国会讨论，“由于敌人改变了战争方式，为了帝国及其忠诚的臣民的安全，看看是否有对所有德意志边界地区居民进行全民武装的必要”。[255]但这个打算因普鲁士而告吹。为了在瓜分波兰的行动中取胜，普鲁士需要部队，因此它正日益从西部战场撤回兵力。普鲁士的答复是：“如果帝国想要武装（边界地区的居民），那么帝国的保卫就不要指望由我们的军队来实现；因为那样一来，（我们的军队所需的）同样数量的给养就会立即断供，这甚至已非常可能。”[256]

梅特涅的呼吁是从当时军事政治形势发展到极端的情况下出发的，在他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全民武装是最后的手段。同时，他也以此拟定了自己的第一个重要的政治宣言，在其中表达了他的主导原则，并且作为一个男人——有意无意地——自荐要担任更高的职务。因为，至迟到危机发展到最困难，以及“旧式外交”最终失败之时，人们就会想起他发出的呼吁，而这一情况的确发生在1809年，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他的原则是：旧式外交已然过时。战争，已经作为现代全面战争，完全改变了其本身的性质。法国革命涉及的社会范畴，已经使其同时成为欧洲的事务。战争意味着政治的彻底失败，而和平是政治的最高目标。

这张宣传单并非没有取得任何效果。1796年在维也纳发表的一篇质问“武器的幸运”的短评，就评论到了它，这篇短评在考问当敌人大量涌来之时，莱茵人所采取的态度。评论写道，如果实行全民武装，再得到英勇军队的完全支持，那么“就可以逆转战争，逆转掠夺他们生命、他们女人和他们孩子的种种苦难”。短评说，一位热情和高贵的爱国主义者，在1794年已经发出了这种呼吁。他“使胆怯畏缩政策的危险消散，并指出了一条可以使全民武装成为可能的道路。但是，他的建议偏偏就没有人听：并不是人民没有勇气进行自我武装，而是因为没有人出头领导，没有人掏出必要的资财，掏出十块，以拯救百块”。[257]

最终梅特涅形成了一种同革命的辩证关系，他在1794年的这篇文章中发誓要这样做：新的形势“教育你们，为了扭转如此临近的危险，使用更激烈的方式已成必要。你们要使用两面夹击，这种你们的敌人现在已经运用的方法”。[258]他基本上是在鼓吹实行普遍兵役制，这比普鲁士在解放战争中进行的军事改革早了许多。但是，他的社会模式不是一个单一国家的，而是整个欧洲的。这个模式可以将“所有阶级的正直的人”联合起来，而不是“所有国家”的正直的人，就如《遗存的文件》对宣传单的意思所作的错误的理解一样。并非按照孟德斯鸠的意思，要由战争中各种力量的平衡来维持国家的统一，而是应当完全按照西塞罗的思想，由正直的人为和平目的所达成的共识，即“所有好人的共识（consensus omnium bonorum）”来推行。

逃向流亡地

在1794年夏季和秋季，日益逼近的法国士兵攻城略地，将莱茵河左岸的城市一一拿下：特里尔（8月9日）、科隆（10月6日）、波恩（10月10日），最后是梅特涅出生的科布伦茨（10月23日）。就像所有有产贵族一样，梅特涅家族也别无选择，只有逃亡。家族里当然也对如何应对混乱局面作了内部分工。母亲贝阿特丽克丝自从弗朗茨·乔治8月底离开前往维也纳之后，仍一直坚守在本拉特。这期间，她以极大的怀疑态度注视着反法同盟军的调动，所有这些调动都预示着联军要撤退，并放弃莱茵河左岸的领土。她的沙龙就像一个进行各种推演的参谋部，因为这里聚集了很多军方访客，如贝雷加德将军（General Bellegarde）、列支敦士登的莫里茨世子（Prinz Moritz von Liechtenstein）以及许多其他军官。[259]她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最准确的有关奥地利统帅部将撤往亚琛的消息，以及关于要临阵换帅的考虑。她的不安日益增强，因此，她在附近的农民那里征用了许多马匹，“以备不时之需”。她将一切恐惧置诸脑后，张罗着将家具从科布伦茨和本拉特装船运往维尔茨堡（Würzbrurg），一部分再远行运往富尔维尔肯（Fuhrwerken）。这一切她都可能失去，她写到，它们都有可能毁于战火，而她自己则将踏上前往维也纳的耗资巨大的路程。弗朗茨·乔治希望她过去。

整个行程就像一次历险漂泊。10月11日，贝阿特丽克丝已经到了吕德斯海姆（Rüdesheim），在那里听到了来自科布伦茨的最糟糕的消息——普鲁士人已经撤退。然后，她继续前往法兰克福，目的是到那里向银行家贝特曼（Bethmann）筹集此次行程的费用。10月14日，她从那里报告说，普鲁士的军队已经完全撤出了洪斯吕克（Hunsrück）。她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是去科尼希斯瓦尔特还是去维也纳，已经在半途中的她其实也不甚清楚。囊中羞涩使她在旅途中绞尽脑汁，一路上都得不停地计算，什么样的东西太贵了，可以在哪里省些钱。再没有什么情况比如下两件事更能证明她那时面临的财务窘境：她在考虑是否要将马车卖掉，以及对弗朗茨·乔治的保证，“请你们放心，我非常节省，不会白白扔掉任何东西，这我可以向你们保证”。[260]

贝阿特丽克丝一直关注着政治局势，而现在，她在利奥波德二世皇帝去世时所作的预言，看来要不幸言中了。帝国在崩溃，她写到，莱茵河左岸已经属于法国人，而且（她认为）如果不能取得和平，德意志的土地也会完全丧失。“多么令人悲哀的时代；我的心碎了，真的，我真坚持不住了；我的双目无法面对战争，人们会因恐惧而死，进而对任何事情都已麻木；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受过这么大的煎熬；不会再有比这更令人惊恐的事了，而前景却又糟糕透顶。自从战争打响以来，人们开始愤怒地思考，如果不能以最快的速度联合起来，并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君主们将失败，而贵族亦将与他们同眠。”[261]她说，她老了，她的精力已经日益不济了，她只想要得到安宁。科布伦茨的房子已经放弃。她在逃亡中所写的信，表达了一种末世的情绪，这也道出了整个家族的感觉。

梅特涅对家族账务的第一次修正

9月时，年轻的梅特涅还在美因茨逗留，然后才第一次前往维也纳，到父亲那里去，但仍是临时性的，因为他父亲在梅特涅离开本拉特之前就作过周密的考虑，令他前往科尼希斯瓦尔特去“建立统治”。[262]在梅特涅没有付诸印刷的方案中，这种干巴巴的、行政事务式的措辞，掩盖了背后实际隐藏的事情：让他盘点下家族已一败涂地的财务状况，看看到底还剩下什么资源。弗朗茨·乔治打算得很好，把这件事交给儿子去做，因为儿子对数字和财务更为在行。整个11月梅特涅都在科尼希斯瓦尔特度过，他向看管庄园的人分派任务，并运用自己系统的统计方式获得了家族的财务概况。他不仅检查了莱茵河左岸受威胁地区的状况，也查看了科尼希斯瓦尔特仅存的领地情况。

酒窖管理员贝克尔（Kellner Becker）从莫泽尔和科布伦茨向他汇报了有关情况，称他已作了绝望的努力，试图在法国人到达之前将还可以动用的藏酒卖掉，但是为时已晚，而且葡萄酒农也拒绝交货。他还报告了法国人在整个地区查抄、没收、劫掠粮食、牲畜和马匹的情况。乡下的农民由于受到敲诈而面临着饥荒的威胁。10月23日，贝克尔本人正在科布伦茨，当晚，在短暂炮击后，法国将军马尔索（General Marceau）[263]已经同他的军团一起进到城里，第二天大部队随即进城。此时，市民们已经体验到了他们的城市此前曾为法国流亡者用作筹备军事对抗法国革命大本营的后果。逃亡者留下来的所有财产被洗劫一空。[264]

梅特涅家的房屋也未能幸免。法国人威胁道，如果逃亡的人不返回来，他们的不动产和所有财产将被没收。“［法国］莱茵-莫泽尔军团中的人民代表”布勃特（Boubotte）于1794年11月1日发布告示，将威胁付诸实施。他的布告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发布，并冠以既令人惧怕又引人敬畏的标题：“自由、平等，或者死亡。”贝克尔也给梅特涅送来了一份。布告中，涉及他们家的主要有两条：“第一条：在法国军队收归的地区中，所有已经离开并不在本地的居民，均视为（移出的）移民。……第三条：此前所有领主及移民的物品和动产，宣布为法兰西共和国所有。”[265]

本地政府实施的措施，是在地方报纸上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公布，并声称将“按照人民代表和中央政府的决议，拍卖梅特涅伯爵家族的土地”。[266]梅特涅家族在科尼希斯瓦尔特的管家总结了贝克尔从莱茵地区发来的报告，并作了评价，评价与贝阿特丽克丝的估计基本相同。现在，年轻的梅特涅要坐在办公桌旁审阅、研究账目，要从中得知他们家族所面临的情况：“莱茵河另一边发生的不幸事件……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中特殊的世界现实情况，而且从某个角度看，因之产生了这么多不幸的人，让人也只有遗憾和扼腕叹息，人们能做的仅此而已，对已经消逝了的，人们已找不到更多的言语来形容。”因为人们面对的“是既不顾忌国际法、宗教信仰，又不顾忌人类法则的敌人，所以，他们也没有忠诚和信任可言，就像后来的结果已经多次证明的一样，那些没有移民出走的人，并没有得到善待”。

梅特涅家族的私人藏书则经历了一场特殊的命运安排，选帝侯罗塔尔是这些藏书储备的奠基人。1794年“开战那年”，梅特涅家族出于担心，已经事先将藏书打包，储藏到了埃伦布赖特施泰因城堡（Festung Ehrenbreitstein）中。埃伦布赖特施泰因沦陷后，法兰西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宣布本来属于私有财产的这些藏书“作为原属帝国所有的、现为共和国夺取的物品”。由于这些藏书来自贵族，因而有理由查抄没收。他们从书箱中拿出在他们看来对巴黎有足够价值的东西，然后将剩下的转交给了刚刚成立的科布伦茨女子中学。这些书籍被胡乱堆放在敞开的马车上，从城堡运往科布伦茨，途中有很多书散落在马路上。1818年，当梅特涅第一次回到科布伦茨时，一些居民亲手将他们捡到的书又“交还给我，以证明他们祖祖辈辈对我们家族的忠诚”。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在夺回莱茵各省之后，也将这些藏书归还，使它们至今还能在科尼希斯瓦尔特供人欣赏。[267]此外，克莱门斯还于1794年11月13日安排将领地的档案送往班堡（Bamberg）妥为保存。家族的文化记忆因此而得救。

在审核所剩的财产时，梅特涅下达任务，要求对波西米亚的所有土地和位于美因茨、吕德斯海姆、奥贝雷黑（Oberehe）、科布伦茨以及拜尔施泰因的葡萄种植园（“酒庄”）进行地形地貌的几何测绘，并将测量结果呈报给他。如此一来，他就掌握了梅特涅家族的葡萄种植园、耕地、草场、森林、野地、特许经营权、采邑和庄园财产、作为遗产的及可收取佃租的土地，以及村庄与辖区管理的总的概况。梅特涅深入调查，厘清了历史遗留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所有权和采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莱茵河左岸的所有资产，他没有“进行扣除”，从这个字眼的确切含义上讲：没有扣除掉，并暗自希望，它们有朝一日可能重新归为家族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