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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4章 教宗的魔法
1848年将被证明是欧洲历史上的关键一年，这是革命暴力的一年，是君主被推翻、血腥的独立战争爆发的一年。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启蒙时代的喜悦已在降临。人民将自由地决定他们自己的统治者，享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
庇护九世在新年的第一天就得到了即将降临的戏剧性变化的暗示。之前的一天，也就是新年前夜的晚上，教宗的警务总管多门尼科·萨维利蒙席（Monsignor Domenico Savelli）前来见他。这位总管以残暴著称，人们都称他“蒙席斗牛犬”——因为他的脸和斗牛犬十分相似。萨维利并非一个受欢迎的角色，他向教宗发出警告：“革命四起，有人打算趁教宗的新年祈福来利用群众发动一场暴乱。”也许连他本身都相信确有其事，尽管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计划。他提醒教宗，最近有关禁止公众聚集游行的敕令执行得并不是很好。教宗指示他，希望能确定全罗马市民依然知悉这一方针并未改变。
“但是如果他们无视禁令，继续聚集的话，”萨维利问，“那我们该怎么做？”
“你可以自行判断使用什么手段。”教宗回答。
萨维利渴望能彰显政府权威，他当晚颁布了紧急令，将市民卫队从睡梦中拉起来，连同其余的教宗国武装力量随时待命。在下着雨的清晨，奔流的雨水混着泥巴，冲刷着罗马城的鹅卵石街道。民众纷纷动身前往奎里纳莱宫祈福。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骑兵已经守住了宫门，而且有大量警察和卫兵命令人们离开。[1]
民众们愣住了。为什么庇护九世教宗要把自己困在宫殿里？许多人，包括明托勋爵在内，认为这是反改革势力阴谋的一部分，以此来挑起暴力冲突，给外国军事介入提供口实。“很难说这里到底是什么情况，”明托在给伦敦的报告中说，“可能是因为存在于罗马行政系统的每个部门的无知、愚蠢和误判；但一定是有什么设计，无论如何也要在政府和人民之间造成撕裂，没有任何疑问，我就是这么看的。”
1月2日星期日，新成立的城市委员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觐见教宗以向他确认不存在威胁。他们催促教宗在公众面前露面以安抚人们的情绪。当天下午，庇护九世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在又一个灰暗的雨天中出现在了宫殿前。[2]
接下来的事被法国大使的助理描述为“千真万确的革命场面……是对法国大革命东施效颦般的拙劣模仿”。教宗爬上了他的马车，没有平时的陪同者，马车慢慢地穿过罗马城的主要街道驶向科尔索大道。这个法国人写道：“300个最差劲的人，”围着他的马车，怒吼“耶稣会士见鬼去吧！”紧跟着教宗马车的是民众英雄“雄辩者”，他被法国外交官们形容为“屠夫变成的公仆”。他手里拿着一幅大标语，上面写着“圣父大人，请给人民公正”。因此，据这位年轻的外交官观察，这位耶稣基督的代理人起身赶往奎里纳莱宫，周围的游行人群“一半是无套裤汉（sans culottes）[3]，一半是狂欢节游客”。他继续写道：自从1792年巴黎的无套裤汉迫使路易十六国王（King Louis XVI）戴上革命者的锥形红毡帽，残忍地羞辱他以来，就没有人再见识过如此侮辱性的场面了。[4]
明托勋爵认为，新年前后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让教宗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危险”。到目前为止，据他观察：
品德高尚的教宗缺少足够的能力，也就是说对一位君主而言，面对由这样一群愚蠢和背信弃义之人组成的政府，并且还需要亲自选任首领大臣，庇护九世的才学根本无法胜任。他希望带给人民快乐，给他们好的政府、好的法律和各种舒适与繁荣。除此之外，他最希望得到的，是人民的爱戴和信任。然而，后来他决定所有的一切都只能出自他个人的意愿……他中意的是自由的举措与专制的统治。[5]
庇护九世想要取悦人民，他同情人民对一直以来的无能、腐败和残忍的圣职统治感到厌烦。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他不可能对让意大利从外国统治中获得自由的呐喊无动于衷。但是，他周围的高级教士在不断提醒，他的职责是延续前任所铺设的道路，由此他深深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淖，一直传出不清晰的信号。1月10日，当教宗举起双手祝福宫殿外的群众时，他开始说一些对爱国者而言胜似音乐的话：“上帝保佑意大利！”但是在成为第一位祝福“意大利”的教宗后不久，他用警告的口吻补充道：“不要要求我做我不能做的，我必须停止，我不想要这样。”[6]
*
1月9日，西西里的都城巴勒莫，有一份宣言出现在城墙上。这将成为让全欧洲星火燎原的第一颗火星。
西西里人！……抗议、请愿、和平示威已经被证明是无用的，费尔南多二世已经展现了他们的眼里只有藐视，对我们来说，自由的人民已被拴在了悲惨的锁链上。我们还要耽搁多久才能拿回我们的正当权益？拿起武器吧，西西里的儿子们，我们拿起武器！
密谋者们把揭竿而起的日子定在了1月12日。那天早晨，人们开始涌上街头，举着代表意大利的红、白、绿三色旗。带头者开始匆忙地分发他们手上为数不多的武器。
叛军的前途看起来很暗淡，双方实力严重不均。几百名草草武装、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彼此间几乎没有协同，要面对费尔南多二世五个兵团的军队，另外还有王家战舰停靠在港湾中，包围着城市的各处城堡皆配有重炮，更不用提城里的警察了。但是军队并没有受过如何应对游击战的训练，也没有受过训练如何在城市街道上射击和进攻，士兵们很快就后撤了。起义的核心是巴勒莫高度政治化的工匠们，他们本身就有着悠久的叛乱历史，并且得到了城中众多穷人的支持，这些穷人在波旁王朝统治下的这个国家里受到了悲惨的对待。
随着王家军队撤退，起义者们宣布成立临时政府。除了把西西里从拿破仑家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外，人们还呼吁民主。人们呼喊着“意大利万岁！”，其间还交织着“庇护九世万岁！”的呼声。随着叛军继续呼喊教宗的名字，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将令整座西西里岛上的王家军队前来镇压。[7]
随着叛乱很快蔓延至内陆，教宗开始担心那不勒斯会很快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失去圣座国务卿成了一件很尴尬的事。他的第一位国务卿吉齐枢机主教只在任了一年，现在他的第二位国务卿，教宗的堂兄弟费雷提也辞职了，他才干了半年。他们二人都对教宗想要迎合所有人的需求感到绝望。庇护九世的新选择是朱塞佩·博丰迪（Giuseppe Bofondi），他去年才刚当上枢机主教，看起来也不会比前任们更加成功，事实上，他本人并没有在这个职位上坚持太久。[8]
糟糕的天气更助长了罗马市民的情绪。已经下了40天雨，这个湿漉漉的城市散发着腐气。“大雨、大雨、还是大雨，暗得像黑夜一般，”玛格丽特·福勒在1月末的一个下午写道，“蔬菜少见又难买，除非是糟透了的圆白菜，罗马市民特别喜好这一口。”她因为被困在家里而心烦意乱，冲着“恶心的街头手风琴艺人”摆手，这个艺人死赖在她的窗外想要讨点钱，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段“哥本哈根华尔兹”的旋律。[9]
在1月末，当抗议在他自己的国都爆发，那不勒斯国王费尔南多二世不惜一切地安抚那些想要反叛的臣民，他不情愿地宣布将准许宪法，并宣称让立宪成为“亲爱的臣民们的普遍意愿”。在他所勾勒的立宪体系中包括一个经选举而成的平民大会——这在君主制中是一个革命性的创举——以及一个由国王选定的上层人士组成的议会。在王国内，教堂举行弥撒的钟声响彻各地。在意大利半岛的更北边，这条讯息让那些推动改革的人异常兴奋。如果长久以来都被视作意大利最保守、最压迫的那不勒斯王国都能拥抱立宪，那么其他地方的统治者又怎么会拒绝效法呢？[10]
对于梅特涅和他周围的人来说，收到费尔南多国王接受立宪的讯息着实令人震惊。施瓦岑贝格侯爵（Prince Schwarzenberg）写道：“游戏结束了，”他不久之后将接替梅特涅成为奥地利帝国的总理，“国王和他的大臣已经完全失去了头脑。”梅特涅对此的回应是：“我蔑视那些沉迷于他们从来不曾有过的权利的大臣。”几周之内，都灵的撒丁尼亚国王和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大公也宣布了立宪，建立起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并保障个人权利。对教宗来说，要作出同样决定的压力已变得无法承担，它早已紧绷起来。[11]
庇护九世最近才让首位世俗信徒，即一名罗马贵族以战争大臣的身份进入内阁。罗西担心情况可能很快就会脱离教宗的掌控。他认为，教宗是否能把温和的自由派拉到自己一边来，进而孤立激进派是至关重要的大事。[12]
*
毫无疑问，在罗马发生的夜间示威远非未经筹划的行动。游行中的人群拿着印刷好的《人民宣言》（Proclamation of the People），上面用大写字母印着“让教士—官员见鬼去吧”。人们要求政治世俗化，建议所有人“更为自由，并且更加真心地拥护意大利的志业，也就是独立和自由的志业”。
那天跑到街上观摩事态的荷兰大使回忆：“我所听到的骇人威胁”，“来自眼中充满血丝、手里拿着大刀的人们之口。”只有在罗马市议员科西尼亲王（Prince Corsini）同意将宣言的副本拿给教宗后，暴力才舒缓下来。人群焦急地等待着，科西尼从宫殿中现身赶往人民广场后，人们如潮水一样紧随前往。在那里，他爬上广场中间的方尖碑外围的平台，告诉人们教宗说他将很快回应大家的要求。[13]
两天后，教宗以一份长篇布告的形式作出了回应，这份布告被张贴在罗马的大街小巷中，卷首印有教宗的徽章。“罗马人民！”布告的开头这样写道，“教宗听见了你们的渴望和恐惧。”过去的两年中，庇护九世已经多次表现了对人民的爱，他努力地在界限之内改善政府，这条界限就是教会所赋予的责任。他将继续走在这条相同的道路上。“伟大的上帝”，教宗宣称，“保佑意大利，并保住你最珍贵的礼物，信仰！”[14]
庇护九世再一次发出了令人混乱的讯息，他想要取悦所有人，可惜事与愿违，一切只是变得更加糟糕。罗马市民抓住“保佑意大利”的文辞，把它看作教宗向意大利独立战争发出了祝福。上千人聚集到人民广场发声支持驱逐半岛上的外国军队。在下午5点，一队匆匆忙忙集结起来的游行队伍前往教宗宫殿。市民卫队举着条幅前进，还有支持他们的司铎也拿着白黄两色的教宗国国旗加入到意大利的三色旗中。乐团也加入了盛况，演奏着爱国歌曲和教宗颂歌。看热闹的人爬上了奎里纳莱宫周围房子的屋顶，密密麻麻的，人数众多。这时候来了一队由小孩组成的队伍，他们穿着缩小版的市民卫队制服，挥舞着白色的教宗旗帜。
庇护九世
庇护九世感到自己被围住了，他在奎里纳莱宫召见了新任的战争大臣，一同前来的还有市民卫队的领袖和教宗国军队的指挥官。在被问到是否能依靠他们的忠诚时，这些人都保证他们会忠于教宗。用了一句他尤其喜欢挂在嘴边的话，教宗告诉他们，他宁愿被撕成碎片也不愿准许教会遭到削弱。
随即他下令打开阳台的门，随从们拿来了一条红色织锦并将它放在了扶手上。人群已经超过万人，正在传出阵阵的呼喊声。多位举着火把的高级教士出现在阳台上，身后跟着一位举着十字架的高级教士。随后，在雷鸣般的欢呼中，庇护九世向前迈了一大步，左侧是战争大臣，右侧是市民卫队领袖。当教宗抬起右手后，广场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人们纷纷跪倒在地。“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用拉丁语诵道。他富有感染力的、雄壮的声音一直穿透整个广场。广场上的人群回应道：“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得帮助，”教宗宣称，“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随后又是上千人的回应，紧跟着山呼海啸般的“阿门”。
“我全心向上帝祈祷。愿这个高贵的祝福能到达每个人，到达每个地方和整个意大利。”虽然在祝福“意大利”时，教宗只是简单地祝福这个半岛上的人，但是那些致力于意大利统一的人再次选择相信他是另有所指。当庇护九世准备继续致辞时，人群中传来了一声呼喊：“政府里不要再有教士啦！”
教宗吓了一跳，停顿了一下。“有一些呼喊并非来自人民，而只是少数人的要求，”他说，“我不能，绝不能，也不会允许。”
“是，没错！”人群中传来这样的喊声，出自于他们对教宗的爱。
“只要你能保持你对我的承诺，”教宗继续说，人群再次安静下来，“我会用我灵魂的全部来祝福你们。”
在教宗说这些话的时候，下面的50000人貌似乐意将他们的生命献给他。“他是天使，他是天使”，有人这样喊道。教宗的脸被泪水润湿，散发着喜悦。[15]
给教宗施压以让他准许立宪的努力仍在继续。英国的外交大臣和首相都给明托勋爵写信建议他支持这条道路。明托带着自己对罗马动荡局面的第一手观察，持有不同的意见。现在允许立宪，恐怕会“给人民错误的经验，让他们觉得必须要用胁迫来达成自身的渴望”。[16]
荷兰大使，在罗马担任外交官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和明托勋爵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也担心庇护九世的踌躇不定和面对人群要求时无休止的让步会削弱教宗的权威。类似的事情已经在法国大革命中发生过了，这是不能忽视的，他如此观察。那时的状况也是这样，身处民众动荡中的国王被迫接受了限制自身权力的宪法。[17]
教宗此时的心情可以从他和朱塞佩·帕索里尼（Giuseppe Pasolini）的谈话中判断出来，后者是他前不久刚刚任命的商业大臣，他是一个33岁的温和派人士。在他和教宗的第一次谈话中，帕索里尼回忆说，庇护九世的话总是转回到他已经为人们做了那么多好事，而人们却不心存感激的委屈上。“多么的不知道感恩啊！”教宗这样说道。人民难道不感激他已经放下教会权威来取悦他们吗？天性温和、慷慨、乐于交际而受人爱戴的教宗还有另外的一面，它即将出现。这种愤怒的感觉会越积越多，就像那把后来让他变得著名的怒火一样。[18]
*
2月22日，抗议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示威游行在巴黎爆发。路易·菲利普是在1830年通过反对查理十世的保守统治而上台的，他把自己表现成一个更倾向开明自由的国王。他的君主立宪制度拥有一个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主要成员是富有的市民阶层。但是经济危机、工人无产阶级的增长、基本食物的涨价、新社会主义者和乌托邦观点的传播正在一点一点地蚕食这位法兰西国王的受欢迎程度。学生们组织了第一次抗议。在左翼议会代表的鼓动下，学生们受到了国民卫队的同情帮助，示威规模迅速扩大，大量的工人加入到示威中。当最初抚平抗议的努力演变成对大量抗议者的屠杀后，示威游行随之变成了一场全方位的起义。几天之内，国王被迫出逃，起义者成立了临时政府。[19]
庇护九世最初将法国的叛乱视作为教宗国辩护的正当理由。如果他遵循枢机主教的建议拒绝改革，他深信自己也将遭受和路易·菲利普一样的下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教宗告诉各位访客“这就是用强迫统治而不是用爱统治导致的后果”。但是庇护九世的估计太过乐观，也可能是太过迟钝了。英国外交大臣认为，“可怜的教宗，对于他这样的一个迟缓的水手来说，事情变化得太快了”。[20]
来自巴黎的消息给维也纳带来了恐慌，富人们冲进银行提取存款。3月13日，面对维也纳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梅特涅侯爵辞职了。这位主导欧洲大陆好几十年的人不得不化装出逃，前往英国避难。抗议人群填满了维也纳的街道，要求新闻出版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一名学生领袖在政府宫院中对着支持者发表长篇大论时遭到了逮捕，他愤怒的同伴冲破了人数远远落后的防守线，砸碎了窗户并大肆报复。在城市的另一边，抗议者们试图占领军火库，但遭到了军队的反击，街道上留下了许多尸体。
当夜色降临维也纳，抗议者们呼吁支持者在各家的窗台上摆上蜡烛。那些没有蜡烛的窗户会被石头砸破，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大使也在自己的窗台上摆好蜡烛。两天后，当皇帝同意给人民带来宪法，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到教廷大使府外。他最初时很害怕，但是他的恐惧在听到人们呼喊的口号后便一扫而空了。在人们高呼的“皇帝万岁！”中间，他还听到了“庇护九世万岁！”[21]
*
教宗决定，正如他所厌恶的那样，除了允许立宪之外已别无选择。在得知了这个决定后，两个月前才担任圣座国务卿的枢机主教博丰迪告诉庇护九世他无法继续效力了。他拒绝让自己成为在罗马拆解教会权威的一分子。
教宗现在需要再找一位圣座国务卿了，他决定任命枢机主教贾科莫·安东内利，教宗信任安东内利会在前途渺茫时和他站在一起。和这位两年中第四位上任的国务卿一起，教宗组建了新政府，成员只包括三名高级教士，却有九个世俗信徒。[22]
庇护九世把预备立宪的任务完全信赖地交给了圣职。其中的一些内容和那不勒斯、都灵以及欧洲其他地方颁布的宪法相同。独特的地方在于这份宪法尝试将民选政府和公民权利与继续存在的神权政治统合起来。政府将会有一个上议院和一个下议院：上议院的成员由教宗钦点；下议院，类似法国的众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成员须由选举产生；但是还有一个拥有更高权威的机构。宪法宣布：“枢机主教团由至高无上的宗座选举人组成，是教宗不可或缺的参议会。”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在天主教会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中，即便是枢机主教也无法限制教宗，若没有教宗的许可，任何决定都无法通过。
庇护九世知道，立宪政府以及随之而来的公民权利，和神权政治的教义并不相配。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直接违反了几百年来的教会教导。在预备立宪期间，教宗尽力地保护教廷和教会等级制度的各种特权。但既然已经允许立宪，庇护九世实则已助长了人们的期待，人民想得到和其他立宪国家一样的权利。同时，因为允诺立宪，教宗也助长了一团无法满足的火焰。
3月中旬宣布的立宪在人群中释放出巨大的喜悦。当人们传播着喜讯时，上千人挤满了洒满阳光的奎里纳莱广场，人们心中喜悦、毫不怀疑，在罗马下了几个月的倾盆暴雨后，终于能走出户外了。当时，一位圣职举着一个大十字架走了出来，教宗跟在他身后走上阳台，奉承的人群发出的欢呼声足以给庇护九世心中的怀疑带来一丝慰藉。每一个能看到广场的房顶上全都挤满了兴奋了的围观者。
那天晚上，乐队在罗马的每个街角演奏，节日般的游行队伍穿过灯火通明的街道。上千人同声赞颂教宗。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越来越多的罗马市民出现在街道上，他们将意大利三色丝带骄傲地披在自己的外衣上。但是前方的危险并不难预见，人们呼喊着“庇护九世万岁！”时，还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奥地利人去死！”和“耶稣会士去死！”的怒吼。[23]
再一次，由于害怕失控，教宗在城墙上公布了新的讯息。他第一次提到了对自己的子民使用武力的可能：“罗马市民，所有教宗的孩子和臣民，请再听清一次，这是爱你们的圣父所发出的声音。”罗马，他提醒市民，是耶稣基督教会的圣座所在之地。“我们邀请、力促所有人都要尊重这一事实，永远不要挑战上帝的可怕怒火，那些攻击上帝指定人选的人将会遭到上帝的惩罚，”教宗继续警告说，“动荡如果继续下去，我们将依靠市民卫队的忠心和所有的力量来维持公共秩序。”[24]
*
当罗马市民在庆祝他们的新宪法时，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属于奥地利帝国的伦巴第-威尼托王国爆发了叛乱。在威尼斯，起义者驱赶了奥地利军队并宣布威尼斯共和国重获新生。当月在米兰爆发的起义被证明是更为血腥的一场叛乱。米兰人搭起了街垒，并在街道上同82岁的老将约瑟夫·拉德斯基（Joseph Radetzky）率领的14000名奥地利军人作战。经历了被称作“荣耀五日（Five Glorious Days）”的五天巷战后，奥地利军撤退了，义军宣布组成临时政府。随后，伦巴第和威尼托的其余各地也纷纷揭竿而起，拉德斯基遂将自己的部队撤退到从曼托瓦（Mantua）到维罗纳（Verona）一线上的各座堡垒中，这条战线处于米兰和威尼斯的中间。[25]
广阔的奥地利帝国看起来正摇摇欲坠。1848年的前三个月已经动摇了欧洲各国统治者的基础：从北方开始，维也纳的叛乱已经让梅特涅被迫逃亡；在东边，匈牙利人正在要求属于自己的代议制政府；在南部，不只是威尼斯和伦巴第，连托斯卡纳也正在经历叛乱。在法国，君主已经被推翻，人们宣布成立共和国；在柏林和莱茵兰（Rhineland），革命也在爆发；在法兰克福，好几百个代表团正聚在一处呼吁全部男性的选举权，并呼吁把各德意志邦国和侯国统一在一个德意志国家的名下；西西里则处于公然的叛乱中，费尔南多二世国王已经被迫允诺那不勒斯王国也将像撒丁尼亚的国王卡洛·阿尔贝托（King Charles Albert）那样颁布宪法。
米兰和威尼斯起义的消息刺激了罗马。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的作战已经打响。人们挤满了广场和科尔索大道。教堂的钟声敲响、圣天使堡的炮火轰鸣。愤怒的人群聚集在奥地利大使馆所在的威尼斯宫（Palazzo Venezia），他们用梯子倚着巨大的正门，要把代表奥地利帝国的双头鹰标志损毁。在梯子顶端，一个留着茂密络腮胡子的粗壮工人握着斧头，胡乱砍着帝国徽章，他在梯子下面的同伴则用绳子将双头鹰雕饰扯了下来，哗啦一声摔落在地，人们骂骂咧咧地又踩又踏，进而彼此热情地拥抱，高喊着“奇迹啊！”“上帝的礼物！”他们把双头鹰雕饰系在一头驴的后面，让它拖着走到了科尔索大道，人们欢呼着见证这一场面，一群小男孩跟在驴子后面跑，往上面丢泥巴。在科尔索大道尽头的人民广场，狂欢的人群拍着手，把帝国徽章扔到一个临时搭建好的葬礼火堆上，无处不在的“雄辩者”则帮忙让火焰越烧越旺。[26]
在第二天3月22日，新上任的圣座国务卿枢机主教安东内利给罗马的所有外交使团发了一封公函，表达了教宗对“一群无法无天之人”对奥地利大使馆发动暴动的“痛苦和愤怒”。无政府状态，或是接近于此的类似情形如今正在基督教世界的首都肆虐。[27]
目前，整个意大利似乎都在起身作乱，到处弥漫着将奥地利人赶出半岛的呼声。统治意大利西北部的君主、撒丁尼亚国王卡洛·阿尔贝托看到了将自己的统治向东北部扩张的机会。他毕竟是手握最强大军队的意大利国家领袖，他统治的领土和奥地利人掌控的伦巴第有着长长的边境线。
这位国王是一个古怪的人，特别忧郁、冷淡、朴素，在社交场合中会感到浑身不适。英国外交大臣在10月时曾观察说：“心态如此不稳定的撒丁尼亚国王的一切未来行为都还无法确定。”有传闻说，这位国王在空闲时会玩圣徒图像的剪纸和玩具兵，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帮助他稳定心绪。[28]
如果有一种方式能让这位国王激发臣民的热爱的话，那就是把他打造成支持意大利独立和反抗外国的并与之作战的军事英雄。他宣布，实现意大利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3月24日，阿尔贝托国王带领军队进入伦巴第，按照他所说的，目的是保护刚刚从外国人手中获得的解放。他补充说，通过这么做，他确信“在上帝的援助下，祂确实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祂给意大利带来了庇护九世，上帝的智慧已经给予意大利独自站立起来的地位”。[29]
当卡洛·阿尔贝托搬进伦巴第，呼唤教宗来给他的志业作出正当辩护时，罗马市民正在招募一支志愿军赶往北方，以支持他们的意大利同胞将奥地利人赶出伦巴第和威尼托。近40000人在3月23日当天涌入了竞技场，爱国的巴尔纳伯会修士亚利山德罗·卡瓦吉（Alessandro Gavazzi）高谈阔论地对着观众呼吁“圣战”，将奥地利人说成“比穆斯林还要野蛮1000倍”。“让我们把十字架挂在胸前，”卡瓦吉修士劝导说，“就像十字军那样！”[30]
撒丁尼亚国王卡洛·阿尔贝托
被公众压力压垮了的庇护九世勉强同意让军队和新组成的志愿军向北进军。他任命乔瓦尼·杜兰多（Giovanni Durando）作为领袖，指示他只需带兵进发到博洛尼亚以北就停下，那里是和伦巴第相邻的教宗国一方的边境。在离开城市北上以前，士兵们聚集在他们曾接受教宗祝福的窗户下面。当军队向北而行时，他们唱起了献给庇护九世的赞歌：
武器已经擦亮
在庇护的旗帜下
遣自上帝
解救意大利
庇护九世万岁！
意大利万岁！
统一万岁！
自由！[31]
在授权军队北上时，庇护九世面对着他无力阻止的事情作出了让步。他痛苦地感到自己对罗马的掌控正在慢慢地溜走，他匆忙地准备了一封密函，向枢机主教们指示需就流亡一事召开一场秘密会议，他应该死在永恒之城以外吗？[32]
主要由职业人士和部分贵族组成的罗马人俱乐部已然成为罗马的反奥地利运动中心。它的成员给教宗发去了一封请愿书，他们宣布“意大利人民都是同一个家庭的孩子”，因而应该团结在一个国家里。他们催促教宗在罗马召开一届由他领导的全意大利议会。“圣父大人，”他们恳求，“在这个时刻，大地上的所有势力都在衰败，在这个欧洲国家重整秩序的崇高时刻，只有一个力量能够幸存。”只有教宗一人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他有机会“给教廷和宗教”增添“新的辉煌……不仅给罗马带回道德和公民至上，也不只是在意大利，更是在欧洲和全世界将它们一并带返”。[33]
米兰的守卫们正等待着强大的奥地利军队的新一轮进攻，他们给庇护九世发去了志愿请求。“意大利独立的伟大志业，是得到了您神圣的祝福的，”他们写道，“现在我们的城市也取得了胜利……以您的名义，最受祝福的圣父，我们已准备好战斗了。我们已经将您的名字写在我们的旗帜上，也写在了我们的街垒上。”[34]
撒丁尼亚国王也发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要庇护九世以教宗的名义公开宣布支持把外国军队逐出意大利。教宗拒绝了这个要求。“如果我仍然签我‘马斯泰’的名字的话，”他回答，“我会拿起笔的，要不了几分钟就完成了，因为我也是意大利人。但是我必须以教宗庇护九世的名义签字，这个名字要求我在上帝面前低下头并乞求祂无限的神圣智慧来指引我。”教宗的这段话和他之前与奥地利大使的谈话内容一样。“作为意大利人，”庇护九世告诉他，提到那些要把外国人逐出意大利的呼声，“我没法指责他们。作为君主，我渴望跟奥地利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作为教宗，我寻求上帝的帮助来让各国之间取得和平。但是，”他补充道，“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必须要履行我的责任。”身为一名意大利人的感受和作为教宗的深刻责任感之间的冲突将庇护九世来回拉扯，在意大利爱国者的请求和教宗身边如此多的高级教士要他坚守职责的呼吁之间，教宗的苦痛愈发明显。但是，更糟糕的情况才刚要来临。[35]
*
当一些圣职已经被爱国热忱席卷之时，众所周知的反改革象征，即耶稣会士们——他们主要是奥地利人——仍挣扎着在捍卫旧秩序，反对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已经给政教合一造成威胁的运动。教宗本人对耶稣会士的感觉十分复杂，一部分原因是他对扬·卢特汉（Jan Roothaan）十分不以为然，此人是耶稣会的荷兰总会长（Superior General），为人苦修禁欲、毫无幽默感。一边是擅长交际、感性的教宗，他总是脸上挂着微笑，甚至很爱开玩笑，另一边是冷淡、一板一眼、精明谨慎的卢特汉，除了个性的差别之外，庇护九世还很反感这位耶稣会领袖对任何一点点的改革都持尖锐的反对意见。在教宗前几个月想要把教宗国带进现代的各项努力中，他已经面临了耶稣会的敌意。他们反对改革思想，他们的成员不成比例地出身于精英阶层，他们已然成为教宗身上的一根芒刺。[36]
早在2月，愤怒的民众就把耶稣会士从撒丁岛上的两个主要城市赶了出去。类似的场景很快将在意大利反复上演，而罗马是这个教团最后的避难所之一。教宗先前虽然顶住了将耶稣会士赶出基督教世界首都的压力，但是到了3月末，他不得不告知总会长，他将无法再提供庇护。他恐怕若是耶稣会士继续在罗马现身的话，会激起更多的社会动荡。耶稣会的领袖卢特汉抱怨道：“政府的腰已经深陷泥潭。”[37]
虽然从西西里到阿尔卑斯，教宗都被歌颂为意大利的伟大英雄，但是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庇护九世深知自己的名字在这场运动中远非代表着宗教层面的启示或意向。他能做什么呢？他不是一个花时间深思历史或政治哲学问题的人。他从未有这种智识倾向，他受过的宗教教育是有限制的，在任何情形下，这种教育都不会培养出对教会指导思想的批判性检视。他无法了解在精神领袖和国王的角色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可协调性。对庇护九世来说，教宗—国王是上帝创造的职位，所以这样的问题是不容置疑的。现代将会削弱上位者的统治，人民不再乐于将政府交给圣职们管理，可这样的问题教宗并没有进行过深刻的思索。他早已度过了那个认为自己所作的各种让步实属明智的阶段。他害怕如果向民众提出的最新要求低头退让只会更加削弱教会的权威，他已经作出最大的努力去应对民众的要求，但是他正在打一场没有任何希望获胜的战争。
从教宗的角度来看，庇护九世正面对着前任教宗们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麻烦。几十年来，奥地利统治者早就掌控了意大利半岛，服务于旧秩序，是教宗统治的主要捍卫者。但现在梅特涅已经流亡，奥地利军队也从意大利北部撤退，而且，奥皇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是一个愚笨的弱智。另一个天主教强权是法兰西，但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他们对教宗国的关注如同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奥地利一样，完全靠不住。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欧洲新时代的降临，要求教会要顺应时局。而把教会的宝完全押在奥地利帝国身上，就像1814年复位以来的每任教宗所做的那样，已经不是没有风险的选择了。庇护九世早已竭尽全力，他认为只有上帝可以拯救他。
[1] Minto to Palmerston，Rome，January 13，1848，doc.168 in 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1，pp.296-97；Minto diary entry，8 January 1848，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2，pp.290-92；“I primi due giorni del 1848 in Roma，”1 e 2 gennaio 1848，BSMC，FS；De Cesare，Raffaele. 1907. Roma e lo Stato del Papa dal ritorno di Pio IX al XX settembre. Vol.1.Rome：Forzani，pp.23-24.
[2] Rossi à Guizot，Rome，8 janvier 1848，MAEN，RSS 409；Minto to Palmerston，Rome，13 January 1848，doc.168 in 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1，pp.296-98.
[3] 法兰西贵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出身平民的革命党的蔑称。
[4] De Broglie，Albert. 1938. Mémoires de Due de Broglie，avec un préface di son petit—fils. Vol.1.Paris：Calmann—Lévy，pp.176-77. 但并非所有人对于游行的印象都和德·布若戈利（De Broglie）一样。按照玛格丽特·福勒的记载，庇护九世“穿过了城市的主要街区，人们跪倒着高呼‘圣父大人啊，不要放弃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听信敌人的话……’教宗常常要拭去泪水并回答人们，‘不要害怕，我的孩子们，我的心属于你们’。”她总结说：“在那一刻，就像教宗每一次直接出现在人们眼前时一样，困难消解了。他慷慨的慈爱之心将会永远挂念人民，拨开遮住光亮的乌云。”见：“The Pope and His People，” Rome，New Year’s Eve of 1847，dispatch 21，in Fuller，Margaret. 1991. These Sad but Glorious Days：Dispatches from Europe，1846—1850. Edited by Larry J.Reynolds and Susan B.Smith.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p.188。担心流言的快速传播，圣座国务卿在1月4日给教廷大使们写了一封信。他解释道，由于聚集在罗马的坏天气，教宗已经决定停止举行惯例的新年聚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教宗患了很严重的感冒。在解释随后的教宗游行时，虽然承认有一些“仇恨口号”出现，但是他告诉教廷大使们，并没有扰乱秩序的事情发生。正相反，他总结说，人民表现得比以往更热爱教宗。ASV，ANV，b.329，ff.2r-3r；ASV，ANM，b.312，ff.28r-29v.
[5] Minto to Palmerston，Rome，13 January 1848，doc.168 in 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1，pp.296-98；Minto to Palmerston，Rome，16 January 1848，doc.178 in 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1，pp.309-10.
[6] Rossi à Guizot，Rome，8 janvier 1848，MAEN，RSS 409；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1，p.298；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203；Viaene，Vincent. 2001. Belgium and the Holy See from Gregory XVI to Pius IX. Brussels：Institut historique Beige de Rome，p.475；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1，p.327.
[7] Francia，Enrico. 2012. 1848：La rivoluʐione del Risorgimento. Bologna：Il Mulino，pp.99-105；Ward，David. 1970. 1848：The Fall of Metternich and the Year of Revolution. London：Hamish Hamilton，pp.122-23；Arcuno，Irma. 1933. Il regno delle Due Sicilie nei rapporti con lo Stato pontificio（1846—1850）. Naples：Perrella，pp.50-51；Scirocco，Alfonso. 1996. “Ferdinando II di Borbone，re delle Due Sicilie.” Diʑ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
[8] Rossi à Guizot，Rome，18 janvier 1848，MAEN，RSS 409；Rossi à Guizot，Rome，28 janvier 1848，MAEN，RSS 409. 博丰迪（Bofondi）有法学背景并且在教宗国的北部省份做过官，但是他没有任何关于中央政府和外交事务的经验，而且他只会说意大利语。Martina，Giacomo. 2004. “I segretari di stato di Pio IX.” MEFRIM：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pp.191-92；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Comte，Rome，29 janvier 1848，doc.VII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9.
[9] Fuller，Margaret. 1856. At Home and Abroad. Edited by Arthur Fuller. Boston：Crosby，Nichols，pp.296，300.
[10] Francia，Enrico. 2012. 1848：La rivoluʐione del Risorgimento. Bologna：Il Mulino，pp.108-9；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130-31；Quazza，Guido，ed. 1952. La diplomaʑ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ʑa. Vol.3，Relaʑioni con il regno delle Due Sicilie（gennaio 1848—dicembre 1849）.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p.xi-xxii；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197-98.
[11] Ward，David. 1970. 1848：The Fall of Metternich and the Year of Revolution. London：Hamish Hamilton，p.124；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229. 关于梅特涅允诺在那不勒斯行宪的分析可以参考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发给弗朗索瓦·基佐的长篇报告，这篇文章讨论了大使和奥地利首相的谈话，基佐把这份报告的副本寄给了身在罗马的罗西。Ambassade de France à Vienne，a à Guizot，Vienne，5 février 1848，MAEN，RSS 273.
[12] Rossi à Guizot，Rome，8 février 1848，MAEN，RSS 409.
[13] Rossi à Guizot，Rome，11 février 1848，MAEN，RSS 409；Viaene，Vincent. 2001. Belgium and the Holy See from Gregory XVI to Pius IX. Brussels：Institut historique Beige de Rome，p.476.
[14] A copy of “Pius Papa IX. Proclama rivolto ai romani” is found in BSMC，FS.
[15] Rossi à M.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Rome，14 février 1848，MAEN，RSS 409；Saint-Albin，Alex de. 1870. Histoire de Pie IX et de son pontificat. 2nd ed.Vol.1. Paris：Palme，p.41；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1，pp.340-43. 按照当时在人群中的南丁格尔的回忆，庇护九世“以一种听者都将难忘并且饱含热烈的爱和真理的方式在说话”。Florence Nightingale to Miss Nightingale，Embley，Rome，February 12，1848，letter XLV in Keele，Mary，ed. 1981. Florence Nightingale in Rome：Letters Written by Florence Nightingale in Rome in the Winter of 1847—1848. 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pp.234-39. 两天后，教宗用世俗信徒替换了三个高级教士来担任政府的大臣职位。示威者们以庆祝活动来迎接这个消息。这一次，伴随着白黄两色的教宗国国旗，由意大利三色旗领路，人们在日落前的一个小时涌入了教宗住处前的广场。士兵、学生、教士、女人和乐队的长长的列队汇聚到一起，跟在“雄辩者”的后面，他带着自己的一群人领头进入了广场。当教宗现身向人群致意祈福时，“教宗庇护九世万岁！”和“立宪！”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另外还有人高喊着“马志尼万岁！”，以此来向流亡中的共和主义及意大利独立的领袖致敬。Pasolini，Pietro. 1887. Giuseppe Pasolini. Memorie raccolte da suo figlio. 3rd ed. Turin：Fratelli Bocca，pp.77-79；Radice，Gianfranco. 1972. “Pio IX e Antonio Rosmini alla luce di nuovi documenti d’archivio.” Pio IX，p.26.
[16] 在给明托的信中，首相补充说：“但我必须要怀疑的是教宗是否和我们一样睿智。他肯定可以保留他教会和宗教上的权力，但要给他的现世政府一部宪法。”Russell，prime minister，to Minto，Downing Street，12 February 1848；Palmerston to Minto，Foreign Office，12 February 1848；Minto to Russell，Naples，15 February 1848，docs.250，251，and 258 in 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2，pp.30-31，43；Rossi à M.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Rome，17 février 1848，MAEN，RSS 409.
[17] 荷兰大使观察到，教宗是一个好人，他的意图十分单纯。但是，他补充说，施行统治的能力“在他身上是完全缺乏的”。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Comte，Rome，12 février 1848，doc.XI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p.13-15；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p.ix-xii.
[18] Pasolini，Pietro. 1887. Giuseppe Pasolini. Memorie raccolte da suo figlio. 3rd ed. Turin：Fratelli Bocca，p.83.
[19] 法国国王出逃和宣告成立共和国的消息在3月初传到了罗马。最初的震撼过后随即而来的是奔涌而出的喜悦。罗西得到的官方传话是他要向新任外交部部长，即诗人、外交官阿尔丰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报告。“先生，”新任部长写道，“您已经知道巴黎发生的事了，人民的胜利，他们的英雄主义……法国是一个共和国了。”Lamartine à Rossi，Paris，4 mars 1848，Choffat，Thierry. 2008. “Louis Napoléon candidat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et présidentielles de 1848.” In Napoléon III，l’homme，le politique，ed.Pierre Milza. Navarre：Napoléon Éditions，p.95.
[20] 法国外交官的助手阿尔贝·德·布若戈利（1938，pp.189-90）将此解读为教宗幼稚的又一个例子。庇护九世可能已经受到了法国教士对新政权所持积极态度的鼓舞；Collins，Ross W. 1923. Catholicism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Ph.D.diss.，Politic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pp.48-53. For Palmerston’s comments，see Palmerston to Minto，24 February 1848，doc.276 in 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2，p.76.
[21] Nunzio Viale，Vienna，a Antonelli，Roma，12 marzo 1848，14 marzo 1848，and 18 marzo 1848，docs.11，12，and 16 in Lukács，Lajos. 1981. The Vatican and Hungary，1846—1878：Reports and Correspondence on Hungary of the Apostolic Nuncios in Vienna.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pp.233-35，235-237，and 242-44；Stearns，Peter N. 1974. 1848：The Revolutionary Tide in Europe. New York：Norton，pp.95-98.
[22] Pareto al Conte di S. Marzano，Roma，10 marzo 1848，doc.8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78-80. 安东内利当时好像也拥有人民的爱戴，因为在人民上个月交给教宗的公告中，他们也把安东内利的名字和世俗信徒人选的名字放在了一起，要求教宗将他们安置在政府中效力。安东内利受到的爱戴将不会持续很久。
[23] Liedekerke au Comte，Rome，18 mars 1848，doc.XVI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p.21-24. 3月29日，玛格丽特·福勒哀叹了罗马冬日里的天气：“雨下起来没完没了，从12月16日下到3月19日。路上的泥泞阻拦一切，罗马既阴暗又荒芜。在冬天来到罗马是巨大的错误。光辉伟大的太阳终于回来了。”Letter XXIII in Fuller，Margaret. 1856. At Home and Abroad. Edited by Arthur Fuller. Boston：Crosby，Nichols，p.303.
[24] 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174-76；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1，pp.351-66. The text of the papal warning is given in 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2，pp.118-20.
[25] 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161-76；Ward，David. 1970. 1848：The Fall of Metternich and the Year of Revolution. London：Hamish Hamilton，pp.166-73；Johnston，R.M. 1901. The Roman Theocracy and the Republic 1846—1849. London：Macmillan，pp.115-17；Francia，Enrico. 2012. 1848：La rivoluʐione del Risorgimento. Bologna：Il Mulino，pp.134-35.
[26] Herzen，Aleksandr. 1996. Letters from France and Italy，1847—1851.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udith E.Zimmerman. 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pp.114-15；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88-90；Fuller，March 29，1848，Rome，letter XXIII in Fuller，Margaret. 1856. At Home and Abroad. Edited by Arthur Fuller. Boston：Crosby，Nichols，p.306.
[27] Cardinale Antonelli，“Circolare. Dalle stanze del Quirinale，22 marzo 1848，a S.E. il Sig. Ministro Plenipot. di S.M. Sarda，”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91；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Comte，Rome，24 mars 1849，doc.XVII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24.
[28] Palmerston to Minto，29 October 1847，doc.64 in 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1，p.128；Stroud，Patricia T. 2000. The Emperor of Nature：Charles-Lucien Bonaparte and His World.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p.165；Giovagnoli，Raffaello. 1894. Ciceruacchio e Don Pirlone. Ricordi storici della rivoluʐione romana dal 1846 al 1849 con documenti nuovi. Rome：Forzani，pp.28-29；Vecchi，Candido Augusto. 1851. La Italia. Storia di due anni 1848—49. Turin：Perrin，pp.20-23.
[29] 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180-82，204. 提到意大利独自站起来是为了防止米兰人转而寻求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帮助而不是寻求这位国王的帮助。
[30] Francia，Enrico. 2012. 1848：La rivoluʐione del Risorgimento. Bologna：Il Mulino，p.144.
[31] Ordini del Ministro delle Armi，23 marzo 1848，doc.XI in Ovidi，Ernesto. 1903. Roma e i romani nelle campagne del 1848—49 per l’indipendenʑa italiana（con documenti inediti）. Rome：Roux e Viarengo，p.307；Demarco，Domenico. 1947. Pio IX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del 1848：saggio di storia economico-sociale. Modena：Società tipografica modenese，pp.62-63；Hales，Edward E.Y. 1962. Pio Nono：A Study in European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arden City，N.Y.：Image，pp.78-79. Domenico Pareto a Lorenzo Pareto，Roma，24 marzo 1848，doc.25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92-93；Agresti，Olivia Rossetti. 1904. Giovanni Costa：His Life，Work，and Times. London：Gay and Bird，p.29；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2，pp.151-53. Antonio Bonelli，Privato giornaletto d’un Legionario Romano nella campagna del Veneto della Militare Divisione Pontificia，MCRR，“Archivio Michelangelo Pinto，” b.887，f.33.
[32] 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Comte，Rome，24 mars 1849，doc.XVII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28；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1，p.362；Martina，Giacomo. 1966. “Nuovi documenti sull’Allocuzione del 29 aprile 1848.”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p.552-53. The pope’s secret instructions were dated March 25.
[33] 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2，pp.141-42.
[34] “Il Governo provvisorio di Milano alla santità di Papa Pio IX，” Milano，25 marzo 1848，BSMC，FS.
[35] 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208-10；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152.
[36]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183.
[37] Boero，Giuseppe，S.J.1850. La rivoluʐione romana al giudiʐio degli imparʐiali. Florence：Birindelli，pp.82-83；Rocca，Giancarlo. 2011. “Religiosi e religiose nel’48—’49.” Barnabiti studi，pp.75-78；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138，211；Demarco，Domenico. 1947. Pio IX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del 1848：saggio di storia economico-sociale. Modena：Società tipografica modenese，p.70；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220；Engel—Janosi，Friedrich. 1952. “French and Austrian Political Advice to Pius IX，1846—1848.”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p.18. 教宗在3月30日政府的官方公报上刊登了一则声明，其措辞让人可以感受到他被迫驱逐耶稣会士的苦涩，他将耶稣会士们描述为“在上帝的葡萄园中不辞辛劳的园丁”。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2，pp.16-17. 但是1846年12月8日，在和佩莱格里诺·罗西会面的时候，庇护九世在解释驱逐耶稣会士的理由时说：“公众意见是一个客观现实；我必须接受。”Engel—Janosi，Friedrich. 1952. “French and Austrian Political Advice to Pius IX，1846—1848.”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