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前往一个幸运的却无法统治的国家——意大利之旅

梅特涅的三次意大利之旅（1816～1819）

“美丽的意大利”，梅特涅在呈送给弗朗茨皇帝的报告中曾这样称呼它，他们两人在1815年都向这个国家投以极大的关注，从关注的时间长短来看，要远远超过对德意志情况的关注。直到1820年7月那不勒 斯爆发革命，以及后来革命席卷半岛，直至撒丁尼亚-皮埃蒙特为止，梅特涅曾三次前往意大利，而且每次都停留了数月之久。

第一次考察，与弗朗茨皇帝前往重新夺回的以及新赢得的国土，接受当地的致敬和进行交接仪式有关。这位大臣于此制订了他有关奥地利统治亚平宁半岛和实施改造的第一批计划。1816年5月中旬，在与弗朗茨皇帝共同视察时，梅特涅访问了威尼斯、米兰及其他地区，目的是重组伦巴第-威尼托王国。

第二次旅行也属于政治使命的出公差。历史似乎在重演，因为梅特涅再一次承担了“皇室及王室的交接全权代表”的角色，将皇帝的女儿、20岁的女大公爵利奥波丁娜（Leopoldine）作为已经订婚的公主交到其丈夫唐·佩德罗·德·阿尔坎塔拉（Dom Pedro de Alkantara）手中。他是葡萄牙和巴西国王若昂六世（Johann VI）的第二个儿子。梅特涅的任务是，陪同公主与随侍一起，从维也纳出发前往利沃诺港，在那里将她交予葡萄牙王室的全权代表，他们将在那里登船，前往里约热内卢。梅特涅一行人于1817年6月3日从维也纳出发，并于8月12日在利沃诺港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在这座城市，他还访问了意大利最华丽的犹太会堂，并在那里得知，有一万多犹太人生活在利沃诺市，他们在此享有很大的特权。接着，他在卢卡治疗了眼疾，直到月底，并利用这个机会与玛丽-路易莎见了面。

第三次旅行是所有旅行中最为奇特的一次，因为按照方式划分，这次旅行应当算是近代早期贵族的“盛大之旅（Grand Tour）”。建议是皇帝提出的，却给了梅特涅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来弥补他当年作为一个年轻的贵族，由于囊中羞涩而没有实现的愿望。皇帝于1819年2月10日从维也纳起驾，前拥后簇、辎重庞大、车乘相衔，由98人、54辆马车组成。[23]旅行中进行政治会见是免不了的，比如在罗马、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而此行的主要目的却是参观艺术珍藏、自然科学陈列馆、图书馆，当然还有在佛罗伦萨的家族聚会，斐迪南三世大公、大公爵弗朗茨四世·冯·摩德纳（Franz IV von Modena）、玛丽-路易莎·冯·帕尔马（Marie-Louise von Parma），以及从匈牙利赶来的 帕拉丁约瑟夫大公爵（Erzherzog-Palatin Joseph）均参加了聚会。所有这三次旅行给细心的观察家梅特涅，提供了有关这个国家和人民的非常有价值的认识，就像我们此前已经看到的，他的以改革为主导的政策正是建立在这些认识之上的。此外，在这里，应该将其鲜为人知的对意大利的私人印象描述一下。我们可以从他写给夫人爱列欧诺拉、母亲贝阿特丽克丝、女儿玛丽，以及在第三次旅行时增加的写给多萝特娅·冯·丽温的私人信件中获知。

意大利神话

在这之前，意大利就是一个神话。半个世纪以来，罗马同时成了现代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如温克尔曼（Winckelmann）[24]、大卫或者卡诺瓦的圣地麦加。至迟在歌德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第二卷于1795年出版之后，当受过教育的人沉醉于迷娘（Mignon）[25]的动听唱段中时（“你可认识柠檬花开的国度”），方知对意大利的渴望为何物。成群结队的德意志画家、雕塑家蜂拥而至，到罗马来，让大师们的作品启发他们的灵感，在这里，好交友的赞助人卡洛琳·冯·洪堡（Caroline von Humboldt）[26]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向他们介绍住处、订单和生计。[27]当梅特涅来此地旅行时，维也纳艺术学院的学子们，所谓的拿撒勒人画派（Nazarener）[28]，已经作为艺术家移民在罗马定居下来。

现在，奥地利的这位大臣已经接受了这个国家的所有感觉。辛普朗（Simplon）山口三英尺厚的积雪还记忆犹新，在向下走到波河河谷（Poebene）的途中，他就感到了这里的景色更美，太阳更亲切，他写信给他的母亲说，比起她在格林贝格（Grünberg）的房子，她肯定会更喜欢“贝拉岛（Isola bella）”。[29]1815年12月，他第一次结识了威尼斯，而在1817年6月，他感到威尼斯就像是变成了另外一座城市。[30]由于靠海，它已经没有那么炎热。每天晚上都会吹起阵阵小风；圣马可广场充满着许多巨大的帐篷。人们在大街上逗留到凌晨，咖啡馆到早上5点才打烊。他感到，威尼斯“有如《一千零一夜》中的某个城市”。女人们不会被冻得脸蛋通红，鼻子也不会被冻得发青。

只要在路上遇到景点，他就会去参观博洛尼亚的图书馆，佛罗伦萨的皮蒂宫（Palazzo Pitti）、精美艺术学院以及乌菲齐美术馆（Uffizien）。总之他看到的一切都远远超出他的期待。佛罗伦萨展现了一个人所能期望的所有的美好和伟大的一切。他看到的一切，让他大为惊叹：“天啊！过去那些时代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托斯卡纳的景色美不胜收，文明的发展堪称楷模。这里的气候在他看来简直绝妙非凡，在11～17点的酷热过后，黄昏、晚上和夜间就像天堂一般。他一路上都在赞赏植被：橄榄树林、无花果树、楸树丛、农家的橙子园、长满迎春花的栅栏、石榴树、葡萄架，以及布满大街小巷的花花草草，让一切都散发着芬芳。让他不开心的则是夜间成千上万的蚊子。

在比萨，他参观了大教堂、斜塔和浸礼教堂。他感到在全意大利，统治者是多么受到欢迎，而雅各宾党人则到处在躲躲藏藏。如果要让他作出去哪里安身立命的抉择，他会选择这里，而她——爱列欧诺拉可以作证，他会在一刻钟之内就作出决定。他接着访问了罗马，以及伊特拉斯坎（Etruskisch）[31]的菲耶索莱（Fiesole）；在菲耶索莱，靠近橄榄树林有个椭圆形露天剧场遗迹。所到之处的景色、古迹及思古幽情，让他深感震撼，比如，从皮斯托利亚（Pistoria）到沃尔泰拉山谷（Tal Volterra）的游走就是如此，卡蒂利纳（Catilina）[32]即战败于此。

从他1819年夏季的意大利之行中，他更详细地表达了对罗马的感受。身临其境，他才理解了罗马曾经是如何成为世界的中心的。所有的建筑都宏伟无比，不是一般的超乎寻常；一切的一切都使人的思想回到过去。皇宫的巨大废墟，帕拉廷山的建筑拱门，断垣残壁的墙体，可以容纳80000人的罗马圆形剧场，可以容纳3000人的、豪华大理石装饰的卡拉卡拉（Caracalla）室内浴场，浴池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游泳池。他干巴巴地评论道：“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渺小。我真的担心，新闻自由能不能将人类社会再次带进过去的状况之中。”[33]

他在托斯卡纳发现，人们相互之间非常文明的交往方式令人惊异。每个普通的农民讲起意大利语，都是咬文嚼字却非常优雅，如同佛罗伦萨秕糠学会的成员在演讲。与这些正派诚实的人聊天是非常奇特的，他们的语言是沙龙的语言，完全没有俚语俗言，也没有大呼小叫，没有在意大利其他地方耳熟能详的扯破嗓子的激情。一个他看起来长得像半个非洲人的葡萄酒农为他做导游，这个酒农给他讲解一切时，就像一个考古学家解释掌故那样。在梅特涅的报告中，人们看到了：梅特涅讲意大利语，并且一点也不畏惧与普通人打交道。他并非根茨在许多的讽刺挖苦中声称的那样，是个对普通人的意见充耳不闻的宫廷佞臣。

对基督教的矛盾心理

旅行中他头脑中产生的那些幸福的意大利印象，在此只能举几个例子来形象地说明一下。梅特涅有一项观察在这里要特别地予以强调，因为对这个观察的描述，同时也是对他本人性格的刻画，这就是在他看来具有典范意义的事务——基督教。他回忆起好像是在帕多瓦看到的一幅小画，这幅画的基本思想让他吃惊。基督在画中被描绘成一个胜利者，他在一个巨大的岩洞里，手中擎着直立的十字架。这个地方是通向地狱的入口，而右侧恭敬地站立的（基督教的）鼻祖，他们喜极而泣。施洗者约翰召唤着一群从岩洞中拥出并奔向四方的灵魂，聚拢在自己身边，向它们展示了十字架：“画中被一种神奇的灵感笼罩着。这已经不再是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而是战胜死亡的基督，并且让正义之魂分享他的胜利，让其进入他的王国。各个形象都焕发了既期待着什么而又幸福满满的表情，基督本人情绪开朗，圣徒约翰则更被赋予灵感，人们似乎可以听到他正向着深渊呼喊：‘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34]

两年之后的意大利之行，梅特涅更加深入地研究了基督教。这是在参观君士坦丁大帝风格的圣保罗大教堂“门前”发生的。建筑巨大而粗犷，拼花图案离经叛道，“且极其堕落变质”。他将其评价为衰落——鉴于这些建筑的纪念性质让他油然而生的评价——并解释为“中世纪艺术的完全堕落”。他认为这些艺术堕落的原因是君士坦丁大帝确立的基督教宗教。

基督教的东西与异 教的东西不能结合在一起，基督教为了扫清和纯洁自己的地域，在开始占领行动之前必须去毁灭（别的宗教）。……第一批基督徒肯定会去寻衅，将那些使庙宇熠熠生辉、创造异教神灵偶像的艺术，彻底地铲除。……圣母的画像永远不能让人联想到维纳斯的魅力，或者朱诺的高贵，她不能用罗马年高望重女人的、风姿优美的长袍来围裹。……基督徒们充分利用了帝国的崩溃，以毁灭令他们憎恨的、异教用来祭祀的纪念碑和纪念物。没有比牺牲者转变为刽子手更经常的了，基督徒们在异教生活的残留物上，发泄着他们的仇恨。[35]

梅特涅将这种认识作为他的人类学的一面镜子，他的这一学说，彰显了他在人性堕落的悲观主义面前的自由精神，正如康德在《永久和平论》（Zum ewigen Frieden）中向他阐明的。[36]康德那里的用来雕刻人的“弯曲的木头”，在梅特涅这里则表现为基督徒们毁灭的遗嘱，这种毁灭是跟随在基督教身后到处出现的现象：“这就说明，如果胜利没有被破坏行动的痕迹包围，好事是不能成功的。我的朋友，人性是极其危险的东西，人性是由完全反对的事物组成的，并且从极端的事物中汲取营养，并在这些事物中活跃着，而理智则永远是后来才会出现的、最终的解决方式。”

结论：“内部改良”

1817年8月底，梅特涅作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让他对意大利作出了一个精彩的判断：“我离开了一个不大，但是在各方面都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在我心中确实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un souvenir bien doux à mon cœur）’。我在这里的觉醒——人们对我这样说——就像一场公众的灾难。我有幸改正了许多错误，并纠正了许多愚蠢的事情，而且我还阻止了，在最近的和远期的将来，重新犯这些错误，这对于一个正在准备转变为接受另外的统治的国家来说，非常的重要。我又重新开始坚信，只有自己亲自做的事情，才能够做好，而为了将事情做好，就必须到处去看看。”[37]

就是说，对于梅特涅来讲，重要的不是通过有效的监督来维持意大利的安宁。他奠定了公约协定 形式的、不以谋求政治优势为目的的、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开端，比如关税协议、贸易协议、扩大邮政网点和交通网等。他给予伦巴第-威尼托王国在哈布斯堡皇朝内以特殊地位：授权这个王国可以直接与奥地利所有的驻意大利公使馆进行通信联系。梅特涅在这方面令人瞩目地将只能由中央政府——就是说由他的相府——主导进行的政治外交业务，与很多具有外交形式的活动相区分。因为在米兰，有着很多掌握了意大利语并涉及外交事务的人。[38]

梅特涅当时认为意大利不能在民族国家意义上融入的看法是正确的。现在，如果他还活着，就可以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来体验，自己当时的做法已被世人认可。罗马这个城市在2011年举办了一个纪念意大利国家统一150周年的展览，却选择了一句意义表达完全相反的口号作为标题：“意大利的地域和见证，1861～2011（1861-2011，Regioni e Testimonianze d’Italia）”。[39]这个国家无法统一的信念，是与三月革命之前的“复兴运动（Risorgimento）”的民族激情相悖的。尽管如此，从长远看，梅特涅发现了在政治上也能够使半岛达到对其最为有利的统一的方式，这使人感到有些辩证法的味道。帝国主义者在多民族国家的组成过程中，也曾观察到这个方式，比如美国。在19世纪初，从水平方向上看，美国与意大利在建国问题上分摊了负面的新闻消息。统一的动力来自于各单一国家从连年战争中产生的债务，这些债务必须由中央政府出面来抹平。就像梅特涅在意大利使用的方式，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完整，杰弗逊采取的也是建设基础设施等措施，比如扩建通邮公路、减少贸易壁垒，以及缔结涉及共同利益的法律协议等。通过这些举措，创建了“全社会的信息环境”［沃尔夫冈·克诺布尔（Wolfgang Knöbl）语］。国家的内部建设主要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在德意志邦联的各个邦国中，则是各邦议会的立宪制在起作用。现代社会学将所有这一切称为“内部改良（internal improvement）”。[40]梅特涅也指望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所谓的逐渐进化，而不是断然的革命。1820～1822年南欧的革命浪潮，以及后续的1830年的七月革命，则明显超出了这个范畴。它们改变了 梅特涅的政治坐标系：从建设性的安全政策过渡到防御性的安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