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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57 “欧洲协调”与1820年代的防御性安全政策
特罗保（1820）、莱巴赫（1821）以及维罗纳（1822）会议
如果地方的革命威胁着欧洲，并蔓延成燎原之势，国际和平将陷入危险，这给了召开君主会议充分的理由。在1818年亚琛会议之后，第一次五国同盟会议于1820年在小城特罗保[195]召开，特罗保位于当时奥地利-西里西亚最东边的一角。那不勒斯的起义促使君主们举行会晤，商讨应对之策。如果仔细地观察一下会议是被如何促成的，所谓东方—西方的陈词滥调马上就会烟消云散。卡斯尔雷和梅特涅认为，按照维也纳秩序，意大利属于奥地利的势力范围，如果奥地利自己去干涉一下也就够了，没有必要召开这么大的会议。是外交大臣卡波迪斯特里亚斯（Capodistrias）以及支持他的宫廷党，强烈要求沙皇亚历山大通过召开一次欧洲会议在同盟中取得优势，[196]梅特涅最后让步了。10月19日到12月25日，[197]三国君主在特罗保聚会：弗朗茨皇帝、沙皇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大公爵（Grofürst Nikolaus）、腓特烈·威廉三世和普鲁士王子。作为外交官参加的有：梅特涅、根茨、涅谢尔罗迭、卡波迪斯特里亚斯以及哈登贝格。作为英国代表出现的则是卡斯尔雷的弟弟、英国驻维也纳公使斯图尔特，他只想要一个观察员的地位，这被误解为英国拒绝任何形式的干涉，不仅拒绝军事干预，还要拒绝召集全体五国开会的这种模式。其对法国代表拉费罗纳伯爵奥古斯特（Auguste Comte de la Ferronay）也是这种态度。
在特罗保，奥地利与俄国之间形成的两种对立，反驳了“东方集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说法。沙皇要 求弗朗茨皇帝立即开展军事打击，而在与沙皇和涅谢尔罗迭长达几个小时的讨论中，梅特涅则激烈地反对这个意见，他的理由是：“我们坚持的原则是，一个君主在道义领域去干涉另一个君主，以及建议与行动相互混淆，在国际法中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可以为那不勒斯王国表达最美好的祝愿，但是，不能颁布内部的行政法律。我们可以对本国说，我们希望最美好的东西永远不会抵制最美好的事物，但是，我们不能决定什么是对其他国家最美好的事情。”[198]倡议必须由那不勒斯国王作出，比起局外人，他更了解自己的国家。
在争论将会议结果公之于众的文件措辞时，第二个对立出现了。梅特涅起草了三条显得比较低调的原则：所采取的行动不仅要给还合法的权力机构——国王——思想和行动的自由，而且通过这次行动，要保证欧洲的安宁与稳定；重建统治的过程必须要顾及这个国家真正的担忧和利益；同样要照顾到这个国家理智的那一部分人的意愿。[199]
这些原则的提出，是有具体的案例作参考的。而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审定的文稿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我们有幸能够追踪一下，1820年11月19日臭名昭著的《特罗保议定书》（Troppauer Protokoll）是如何产生的，其中最惹争议的一句话，最终确定了同盟的干涉权力。同盟“为了使处于动乱中的国家重新回到同盟的怀抱，应该首先采取友好的步骤，其次，不得已才使用不可避免的强迫方式”。[200]后来，人们将这句话与为了镇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而为华沙条约国军队的入侵作辩解的勃列日涅夫主义（Breschnew-Doktrin）相提并论。这样的一个总条款，与梅特涅原本谨慎和有差异的政治思想背道而驰，原因是，比如它为俄国沙皇可以动用他的军队，在任何时间以及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采取行动，打开了方便之门。那不勒斯的例子，已经说明了梅特涅和卡斯尔雷恰恰是要将这种可能性排除掉，此外，也要排除沙皇关于由他的某位外交官来担任调停人的建议。
案文通过一天之后，梅特涅半是受折磨、半是嘲弄地谈到这个议定书是如何产生的：“当我与卡波迪斯特里亚斯面对面坐在会议桌旁数小时之久，不得不看着他那拙劣的文稿，这比听他说话还让我难受，迫使我最后停止了胡思乱想，因为我一直害怕自己也会干这种蠢事。所有从这里发出的文件，思想是我的，而编辑则由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来做，结果经常是，我已经看不出我的思想了。”[201]过了几天，他又补充说，这种强迫的共同工作的结果，并非我所希望看到的。他好像事先预知了《特罗保议定书》造成的影响，于是写道：“我将取得85%的胜利，其余的将由他为了世界的安宁、为了理智的形象、为了健康人理解力的荣誉而带来……卡波迪斯特里亚斯不是一个坏人，但是老实说，却是一个十足的、彻头彻尾的傻瓜。……他生活在一个有时我们的灵魂可能被邪恶的梦魇所替换的世界中。”[202]
显然，从特罗保发出给欧洲各宫廷的对会议决议进行辩解的一封公函，也引发了这种梦魇。[203]卡斯尔雷批评这份在平民院引起强烈不满和反感的文件，在此处人们也误解了他，似乎他在谴责干涉行动本身。恰恰在这一点上不是这种情况，因为英国向那不勒斯派出了一艘三桅快速战舰，从那里将国王斐迪南一世接往的里亚斯特，以便出席即将在斯洛文尼亚召开的莱巴赫会议。如果英国政府谴责干涉政策，就很难被说服去这样做。原来在经过几次长时间的深入会谈后，梅特涅说服了沙皇必须邀请斐迪南一世出席，并且期待着他的同意。其间，在与沙皇亚历山大进行了这样的一次会谈后，他向弗朗茨皇帝禀报：“我已经将其完全搞定，他并且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而且信任我。”[204]1821年1月4日到5月21日，在斯洛文尼亚召开了莱巴赫会议并进行了谈判。实际上，波旁王朝已经认可了斐迪南一世对那不勒斯起义的镇压，并废除了之前已经由国王清理过的宪法，国王辩解说，自己不是自愿进行这种起誓的。在奥地利军队占领之后两个月，斐迪南一世于1821年5月15日返回了他 的王国。梅特涅同时向国王提供了一套对这个国家进行改革的、需要认真对待的方案，让他带回国内。是斐迪南一世用后来所实行的专制政策，将这一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建议毁掉了。
还在莱巴赫会谈之际，在相邻的撒丁王国也爆发了革命。这次倒不需要像那不勒斯那样，通过一条很复杂的途径去解决，因为当地政府立即请求奥地利支援。当一支奥地利部队在皮埃蒙特本地军队的支持下，出现在都灵时，整个起义就已经土崩瓦解。
各国列强也在致力于准备为西班牙这个火药桶召开一个专门的会议，因为整个革命浪潮都是因它而起的。梅特涅反对干涉，但是这次的倡议却是由立宪国家法国发起的，为的是铲除邻国的宪法。在这次行动中，沙皇也提出了立即由他的军队来提供支援的建议。这次行动特别露骨地显示了国家利己主义原则，是如何用花言巧语的委婉表达来加以掩饰的。波旁王朝的复辟政策，将西班牙看作其当然的势力范围，并且明目张胆地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
梅特涅在斯洛文尼亚的莱巴赫进行的国际危机管理历经四个半月，当他于1821年5月26日回到维也纳时，那不勒斯的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斐迪南一世也已重回王位。回到维也纳后，在他面前放着一封皇帝御笔亲书的给他的信，他立即发现，亲笔信的语调亲善诚挚，这位矜持冷淡的统治者，绝少会受到影响而采取这种态度。这封信唤起了对1809年7月的回忆，那时，施塔迪翁由于战争失败而刚刚辞职，皇帝于7月8日先是临时性地，然后又于31日明确地、正式地任命梅特涅为“国务与会议大臣”，以便他能以一个合适的地位与拿破仑谈判和约问题。皇帝对皇朝的这段抹不掉的屈辱历史仍历历在目，只见皇帝写道：
亲爱的梅特涅侯爵！您在十二年的大臣生涯中，为朕和国家努力重建普遍的和平，巩固朕与欧洲列强及欧洲各国之间的友好联系所取得的功 绩，这些功绩由于您不停地操持而日益彰显，尤其是最近两年，您以自己的睿智与大无畏精神，在为维持国家内部与外部的普遍安宁，及法制对破坏者疯狂的胡作非为取得的胜利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维持未来安定的关键时刻，向您公开证明对您的满意与信任，朕以为义不容辞。
朕谨授予您朕之皇室、宫廷和国务首相职，您以幸运的成就与忠贞顺诚，已经在领导这个职务的工作了。
弗朗茨m.［anu］p.［proprio］
维也纳
1821年5月25日[205]
知道弗朗茨皇帝矜持、理智行文风格的人，都会从这道敕令的遣词造句中，听出他对这位大臣无出其右的、溢于言表的赞扬，以及对他功绩的认可。以现在国务首相的级别和职位，梅特涅等同于滑进了一个首相的角色。但是，由于皇帝仍然继续坚持其有违时代发展潮流的躬亲朝政，因而也继续保留着能够任意摆布他的大臣与各宫廷机构领导之间相互争斗的权力。被褒奖者的形象得到了提升，他虽然一直自视为第二个考尼茨，但是现在作为第二个考尼茨也得到了皇帝的公开认可。虽然梅特涅私下声称，他自己对这种晋升无所谓，他的虚荣心除了促成好事已别无他求。他说，如果能从一个鼹鼠洞内做好这件事情，他会同样感到无比幸福和极大的满足。他还强调他的谦虚说：“我的新职位既没有与假发也没有与银鼬皮大衣联系在一起。这个不幸应该是最为恼人的。”但是，他也承认，这一职位大大拓宽了他的影响范围。[206]可是，缺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作支撑，这个听起来很好听的头衔，分量到底是如何的一文不值，在弗朗茨皇帝驾崩后，便显露出来。
希腊问题作为世纪问题的催化剂
当“希腊问题”让所谓整体行动的三个专制制度的东方列强分裂之时，东方—西方—集团组成 的景象就一下子成了问题，这次危机迫使维也纳体系毁于一旦。除了“波兰问题”外，就像梅特涅暗示的那样，他还将“希腊问题”看作世纪问题，因为它与奥斯曼帝国的生死存亡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207]在维也纳会议上，他没有使他的危险形势分析取得突破，因为除了英国，所有参会大国均拒绝将奥斯曼帝国作为第六个帝国纳入维也纳秩序，梅特涅与卡斯尔雷的建议属于空忙一场，未被采纳。
成功地将1820～1840年列强之间所有的外交往来函件研究一遍，在其中找出这些列强是否，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对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大国协调”中的作用的准确态度，则要归功于捷克历史学家米罗斯拉夫·塞迪维（Miroslav Šedivý）的坚忍不拔。研究的结果，开创性地指出了历史上的这一军事行动和剑拔弩张的紧张领域的意义与影响，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还较少被仔细地研究过。研究的结果对欧洲危机地理坐标的判断，也因此获得了决定性的改变，或者更确切地说：因此而进入了正确的方向。[208]传统的研究——除了保尔·施罗德[209]之外——始终将主要目光投向了欧洲南部和西南部（那不勒斯-西西里、皮埃蒙特-撒丁尼亚、葡萄牙和西班牙），瞭望着特罗保、莱巴赫以及维罗纳会议。传统的研究忽视并低估了欧洲东南部——希腊问题这个炸弹——所具有的剧烈的爆炸力。希腊问题没有在这一系列的会议，而是在塞迪维系统地查阅过的、多得汗牛充栋的公使馆通信往来的函件中表达出来。它们透露了欧洲的最大战争的真正爆发点和催化剂究竟在何处，而这场战争可能将所有列强都牵扯进来。像我们所知道的，梅特涅预计的将是一场全新质量的战争，会像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一样，将一切从下到上掀个底朝天。他的预言性的断言偏偏是在1824年[210]发出的，从这一年开始，维也纳体系维护和平的功能开始逐渐失去功效。
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地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那时事关究竟是什么样的火药桶，然后有意识地设想一下，在1568～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竟发生了10次俄土战争，仅仅在梅特涅的生卒时代就发生了4次。1815年以来发生的第一 次欧洲战争，就是1828～1829年奥斯曼帝国与俄、法、英三个盟国之间的战争；1840年又是在东地中海从埃及发展而来的战争；而在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这一体系再一次面临脱轨的危险。在1820年代，有鉴于沙皇明显的扩张倾向，梅特涅提出了大量的倡议，然而所有的倡议均遭到挫败。在人们不得不确认，他是如何以一种“秘密帝国主义”（米罗斯拉夫·塞迪维语）系统性地使近东地区的和平以及同盟的作用能力受到动摇之前，人们除了看到俄国统治者仁爱的形象以外，就什么都视而不见了。[211]
1822～1823年，所有因素和时刻都已会聚一处，显示了南巴尔干冲突没完没了和错综复杂的原因，以及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仅在希腊地区、塞尔维亚和多瑙诸侯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俄国、土耳其以及奥地利的势力范围交织在一起：而且宗教的（基督徒与穆斯林）和民族的对立也突显出来，以一种在欧洲范围内引人注目的战争暴行，掀起了一个事先无法预测的自发势头，在列强之间引起了相互猜忌误解、厌恶反感和烦躁恼怒。甚至一个宫廷中的主张也不尽一致，正如圣彼得堡谋求粉碎奥斯曼帝国的俄国主战派所显示的那样。而主张复辟的沙皇则相反，先是愿意接受梅特涅的影响，同意镇压希腊的起义，以稳定苏丹的统治区域。总之：沙俄帝国主义自始至终都一直在幕后窥伺着，但是有时还不至于致命。“进城”（指伊斯坦布尔，当时人们也这样称呼奥斯曼帝国）的僵化立场、俄国潜在的战争意愿、法国亲俄的倾向、英国的冷淡和漠不关心，以及普鲁士的被动做法，都有助于走向战争之路。[212]梅特涅清醒地看出了俄国政策的虚伪，它说它无意扩张，无意进行战争，而只是想要对自己的军事开销进行补偿，然而由于苏丹不能拿出钱来，沙皇俄国不得不将土地拿走，就是说，临时占领多瑙各诸侯国，它也不得不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塞尔维亚。
人们恰恰可以像教 科书一样，去追踪参战双方是如何开进战争之中的，对于其中一方来说，想返回来是越来越困难了；而另一方，当战争来临时则声称，原本不想打仗。在这场错综复杂的冲突中，梅特涅的两个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国际法的坚持以及他的务实立场，为了缓和冲突，甚至准备最后承认希腊这个国家。
有人声称，国务首相只是想捍卫合法统治者的权利而去对抗起义的人民，而且是从封建正统继承以及“教条主义”的立场出发。梅特涅绝没有按照这样的政治逻辑和思维方式去行事，他已经用自身的例子表明，国际法的原则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愿按照国际法去做，欧洲列强不仅可能进行有利于希腊起义者的干涉，而且还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有利于伊朗人和芬兰人的干涉，英王和沙皇能用什么理由来反对呢？起义者的革命暴力，在原则上会提升到与国家合法权力同样高的位置。梅特涅质问，假如自封的协会宣布自己为爱尔兰政府，那么，英国政府是否准备将这个起义搞得最早和最好的俱乐部，也视作与英国国王具有同样的权力呢？[213]
他的务实主义则符合赞同在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建立由一场革命行动而产生出来的、独立的希腊王国，这样做从根本上是违反1815年维也纳体系的基本原则的。与不久前建立的、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三国同盟完全相反，重建有行动能力的五国共治，对于梅特涅而言，比镇压一场革命运动的分量要重得多。塞迪维澄清了崇尚封建正统的反革命分子梅特涅的形象，与之相反，甚至就是梅特涅本人，赞同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自主”），而不是一个自治体（“宗主”），并且愿意尽快看到其实现。完全的国家独立，比起在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下的自治来说，将会更能阻止俄国的扩张需求，因为这个宗主国将永远会为干涉提供借口。梅特涅的思想是多么的非教条和务实，这也体现在他选择美利坚合众国的国际法架构作为建立新的希腊国家 的模板上，即通过国际社会各国的集体承认而入市，而非通过与各个单一国家去磋商具体的关税。
希腊的起义是由塞尔维亚人的成功起义引发的，1804～1817年，塞尔维亚人通过起义取得了在奥斯曼帝国宗主权下的半自治。希腊人是从1821年开始起义的，这场斗争持续了近乎十年，并且始终带有社会革命的特征，那是由于贫穷的山区农民感觉受到富裕的希腊商人和船商的欺压，以及土耳其人一再以征战侵扰伯罗奔尼撒。没有任何其他问题像在希腊问题上一样，显露了遍及全欧洲的舆论力量，以及政治冲突能够通神一般的意识形态化的能力。现代民族主义也被当作一种解决问题的宗教，渗入到这里的社会和经济落后的地区。1815年之后的政治和社会动乱，被理解为是所谓1789年事件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并被理解为是在“民族革命”的神话中无所不能的万能密码。非常奇怪的是，那些同情者与宣传家在此处与他们的反革命的、在台上统治的反对者们一样，被同样的表面现象所蒙骗。在这里，希腊山区农民争取地区性独立的战斗，突变为一场以宗教为动机的、反对异教的奥斯曼帝国宗主权的自由独立战争，而奥斯曼帝国正准备削减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东正教族长们的权力：原本是为了“经济道德（moral economy）”的前现代的抗议行动，一下子跃升到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民族战争的维度。
与古典的希腊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农民新希腊人，突然作为民主和古希腊国家被压迫的继承者出现，这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在亲希腊人的思想共同体中梦寐以求的。英国诗人拜伦勋爵在抒情诗中控诉希腊人民的命运，而德意志人则发现了他们的同情——就如后来对待波兰人一样——却用这种方式为民族自由运动争吵，暗地里却幻想着本国出现这样的运动。“人民的春天”的乌托邦是不可分割的。
1815～1823年曾一直坚持的共同的欧洲同盟政策现在失效了。这一政策的目标本来 是，将可能重新进行革命的法国关进牢笼。1829年的《阿德里安奥佩尔和约》（Frieden von Adrianopel）[214]规定，整个多瑙河入海口地区和亚美尼亚的部分地区，以及多瑙诸侯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即后来的罗马尼亚，均属于沙俄的势力范围，这样一来，俄国就作为哈布斯堡皇朝的竞争者出现在巴尔干。而这个和约也已经保证了希腊的自治，虽然还没有搞清楚自治具体应该怎样实行，直到1830年，伦敦会议才最终承认这个新的民族国家的自主权。梅特涅则站在了这个国家的一边。
[1] Vgl.Schulz，Normen und Praxis，73.
[2] Vgl.NP 1，209f.
[3] Napoleon war am 1.März zwischen Antibes und Cannes an Land gegangen. In Paris war die Nachricht am 5.März eingetroffen.
[4] Text bei Capefigue，Le congrès de Vienne，2，971-973.
[5] Vgl.Schroeder，Transformation，552.
[6] Text bei Capefigue，Le congrès de Vienne，4，1595-1601.
[7] NP 1，213.
[8] Text bei Capefigue，Le congrès de Vienne，4，1636-1638.
[9] Es unterzeichneten Castlereagh（1769），Wellington（1769），Metternich（1773），Johann von Wessenberg（1773），Hardenberg（1750），Humboldt（1767），Rasumowski（1752），Capodistrias（1776），durch die Präambel eingeschlossen：Kaiser Franz（1768），der englische Prinzregent，ab 1820 Georg Ⅳ.（1762），Zar Alexander（1777）und Friedrich Wilhelm Ⅲ.（*1770）.
[10] Friedrich Carl Fuldas Analyse der wirtschaftlichen Lage der Landwirtschaft zu Beginn der 1820er Jahre（1823），in：Steitz，Quellen，80.
[11] Vgl.oben，384.
[12] Vgl.Mieck，Preußen，123-127，153.
[13] Hamm，Napoleon und Bayern，142.
[14] Ullmann，Steuerstaat，36f.
[15] Vgl.Fischer，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202（Mark in Gulden umgerechnet vgl.201）.
[16] Vgl.Rieck，Friedrich Koenig.
[17] Vgl.Wittmann，Buchmarkt und Lektüre，154-157.
[18] Vgl.Wittmann，Buchmarkt und Lektüre，162.
[19] Vgl.zu den Topoi und der Funktionalität der Rückständigkeit Wehler，Nationalismus，64.
[20] Wehler，Nationalismus，25.
[21] Wehler，Nationalismus，64.
[22] Osterhammel，Die Verwandlung der Welt，904.
[23] Metternich，26.2.1833，an Wrede，in：Bibl，geheimer Briefwechsel，363-366；Siemann，Anfänge der politischen Polizei，138.
[24] Vgl.Bock，Terrorismus，34-36.
[25] Schriftstück Nr.7«Nationalität»，NA Prag A.C.8，Krt.1，8.
[26]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德意志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在德意志18世纪启蒙运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影响了“狂飙突进”时代的兴起和浪漫主义文学，其作品《论语言的起源》（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基础。
[27] Schriftstück Nr.27（ohne Titel），NA Prag A.C.8，Krt.1，8.
[28] Eigenhändige Materialien zu einem Presseartikel，21.9.1829，in：NP 4，597.
[29] Vgl.Siemann，Zwietracht der Nationalitäten，24-34.
[30] 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诗人，曾任哈布斯堡皇朝财务总管，其作品因充满狂飙思想，与当朝的保守派背道而驰而大部分被禁，直到他81岁行将就木时，才为人称道。
[31] Grillparzer，Werke，1，500.
[32] Vgl.Bayly，Die Geburt der modernen Welt，279.
[33] 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德国作家、历史学家、诗人。他的诗歌富于反封建和爱国主义精神，但也有沙文主义倾向，在解放战争中广为流传，是反拿破仑的杰出爱国诗人。他也是历史学家和时事评论家，曾任冯·施泰因的秘书和波恩大学校长，晚年曾试图在民主主义势力与霍亨索伦王朝之间起调停人作用。他是迄今所知我国翻译的第一首德语诗歌《祖国歌》（直译为《德意志祖国》）的作者，即鲁迅先生大加标举的名叫“爱伦德”的德意志爱国诗人。
[34] 由王韬（1828～1897）翻译的德语诗歌《祖国歌》收录在《普法战纪》中，采用的是在今天看来颇显古奥、晦涩的“楚辞体”，故未在译文中引用。
[35] Vgl.Reinhard，Geschichte des modernen Staates，92.
[36] Vgl.Langewiesche，Reich，Nation，Föderation，53，259，261；ders.，Nation，Nationalismus，Nationalstaat，45，49.
[37] 1817年10月18日，第一届瓦尔特堡音乐节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与马丁·路德和歌德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瓦尔特堡举行，德意志爱国主义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在这里庆祝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拿破仑。
[38] So Schulz，Normen und Praxis，73.
[39] Mieck，Preußen，Zitate 112 u.189.
[40] Temperley，Canning，3.
[41] Schulz，Normen und Praxis，72.
[42] Castlereagh，7.5.1814，an Lord William Bentinck，in：Castlereagh，Correspondence，10，18.
[43] Sir Henry Wellesley，24.7.1820，an Castlereagh，in：Castlereagh，Correspondence，12，282.
[44] William à Court，6.7.1820，an Castlereagh，in：Castlereagh，Correspondence，12，279.
[45] Das Folgende nach：«Extraits d’un discours de Mr.Canning en demandant des pouvoirs extraordinaires pour empêcher ou reprimer des casseurs elements séditieux en Fevrier 1817»，NA Prag A.C.8，Krt.1，44.
[46] Vgl. «Report of the Secre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the disturbed state of the country，19.Feb.1817»，«The Habeas Corpus Suspension Act，1817»，«The Seditious Meetings Act，1817»，in：Aspinall，Documents，325-331；die Rede in：Canning，The speeches，3，439-455.
[47] Vgl.Gash，Aristocracy and People，91.
[48] Vgl.zu dem Attentat Stahl，Metternich und Wellington，178f
[49] Österreichischer Beobachter Nr.134，14.5.1819，663f.（=Teil 1 aus der Anklageakte）；außerdem Nr.136，16.5.1819，673-675（=Teil 2）.
[50] Österreichischer Beobachter Nr.141，21.5.1819，699-701（=Teil 3）.
[51] Metternich，22.2.1818，HHStA StK Vorträge Krt.212，Fol.42.
[52] Vgl.Mieck，Preußen，158.
[53] Lemberger Zeitung Nr.249，14.12.1818，774.
[54]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for March，1818，264.
[55] Vgl.Testament de Napoléon. Bruxelles：Auguste Wahlen（Verlag）1824，23；dt.Ausgabe 1825；vgl.auch François G.de Coston：Napoleon Bonaparte’s erste Jahre，von der Geburt bis zur Ernennung als commandirender General von Italien. Teil 2.Leipzig 1840，243f.；（es handelt sich um den 4. Zusatz des Testaments，Longwood，24.4.1821，Absatz 5）.
[56] 1815年建立的德意志大学生统一及自由运动组织，此后学生运动有了统一的政治纲领。
[57] Vgl.Kieser，Wartburgsfest.
[58] Rödiger，Rede，114-127.
[59] Rödiger，Rede，124
[60] Rödiger，Rede，125.
[61] Rödiger，Rede，115.
[62] «Almansor»，in：Heine，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5，16.
[63] Vgl.Ascher，Wartburgs-Feier，25.
[64] Ascher，Wartburgs-Feier，31.
[65] Ascher，Wartburgs-Feier，51.
[66] Ockenfuss，1779～1859，德意志博物学家，是自然哲学派的重要成员，深受康德哲学影响，认为人是万物的顶峰，是宏观世界和宇宙的缩影。他曾创办重要博物学杂志Isis，杂志不仅发表重要的博物学论文，也是传播奥肯民族主义观点的工具，而当时，日耳曼民族主义是一种自由主义运动。
[67] Österreichischer Beobachter Nr.344，10.12.1817，1767.
[68] Österreichischer Beobachter Nr.356/360，25./26.12.1817，1846.
[69] 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5，Fol.135.
[70] Vgl.Siemann，Anfänge der politischen Polizei，76-78.
[71] 此处指罪恶的渊薮。
[72] Mattern，«Kotzebue’s Allgewalt»，209.
[73] 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5，Fol.139.
[74] Die folgende Beschreibung beruht auf：Acten-Auszüge Carl Ludwig Sand，66 ff.
[75] Acten-Auszüge Carl Ludwig Sand，68.
[76] Vgl.Hohnhorst，Vollständige Übersicht，1，35.
[77] Acten-Auszüge Carl Ludwig Sand，74.
[78] Abgedruckt bei Hohnhorst，Vollständige Übersicht，1，187-191.
[79] Wehler，Gesellschaftsgeschichte，2，332 u.337.
[80] Vgl.Hohnhorst，Vollständige Übersicht，1，105.
[81] Vgl.Hohnhorst，Vollständige Übersicht，1，104.
[82] Abgedruckt in：Hohnhorst，Vollständige Übersicht，1，191；daraus im Folgenden die Zitate.
[83] Vgl.Hohnhorst，Vollständige Übersicht，1，113.
[84] Hohnhorst，Vollständige Übersicht，1，118f.
[85] Vgl.Mattern，«Kotzebue’s Allgewalt»，209.
[86] Hohnhorst，Vollständige Übersicht，1，188.
[87] Vgl.bes.Büssem，Karlsbader Beschlüsse；das Urteil bei Schulz，Normen und Praxis，74；«Friedhofsruhe» auch bei Mieck，Preußen，189.
[88] Vgl.NP 1，34.
[89] Metternich，20.4.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m französischen Original bei Hanoteau，Lettres du Prince de Metternich，301；übersetzt in：Mika，Metternichs Briefe，265.
[90] Metternich，10.4.1819，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2，11，in：NP 3，194.
[91] Metternich，18.10.1848，an Tochter Eleonore，NA Prag，A.C.12，Krt.5，46，2，in：NP 8，190；der Mord an Latour geschah am 6.10.1848.
[92] Metternich，20.4.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m französischen Original bei Hanoteau，Lettres du Prince de Metternich，301；übersetzt in：Mika，Metternichs Briefe，265.
[93] Gentz，14.4.1819，an Metternich，in：Wittichen，Friedrich von Gentz，3.1，396.
[94] Metternich，10.4.1819，an Gentz，in：Wittichen，Friedrich von Gentz，3.1，391.
[95] 拉丁语，指仅从个人利害（或偏见）出发（的论证），迎合对方偏见（或利益）的辩论和迎合对方感情的议论。
[96] Metternich，9.4.1819，an Gentz，in：Wittichen，Friedrich von Gentz，3.1，388.
[97] Metternich，10.4.1819，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2，11，in：NP 3，194.
[98] Vgl.Hohnhorst，Vollständige Übersicht，außerdem Feilchenfeldt，Varnhagen von Ense，1，383.
[99] Metternich，23.4.1819，an Gentz，in：Wittichen，Friedrich von Gentz，3.1，409.
[100] NA Prag A.C.5，Krt.2，5.
[101] Huber，Dokumente，1，90.
[102] Vgl.Siemann，Zensur im Übergang，377f.
[103] Vgl.Hans-Heinrich Jescheck，Hg.：Strafgesetzbuch.München 382002.
[104] Das Folgende nach：Metternich，17.6.1819，an Gentz，in：Wittichen，Friedrich von Gentz，3.1，464-470.
[105] Vgl.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1，589-592.
[106] Gentz，14.4.1819，an Metternich，in：Wittichen，Friedrich von Gentz，3.1，396.
[107] Rheinische Blätter Nr.54，5.4.1819，247，NA Prag A.C.5，Krt.2，5.
[108] Bruchmüller，Karl Hases Rhein-und Lenzfahrt，160.Das Zitat wurde fälschlich dem Erzherzog Johann zugeschrieben bei Heydemann，Carl Ludwig Sand，126，und von dort mehrfach übernommen.
[109] Doblinger，Tagebucheintragungen des Erzherzogs Johann，151.
[110] Vgl.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1，282.
[111] Vgl.NA Prag A.C.9，Krt.1，53；das Exemplar ist möglicherweise eine Beilage aus der Aarauer Zeitung，es war in den regulären Tagesausgaben des Blatts nicht auffindbar.
[112] Zit. nach Rumpler，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212.
[113] Metternich，17.6.1819，an Gentz，in：Wittichen，Friedrich von Gentz，3.1，465.
[114] Brief Wilhelm de Wettes，31.3.1819，an Sands Mutter，in：Acten-Auszüge Carl Ludwig Sand，254f.
[115] Metternich，17.6.1819，an Gentz，in：Wittichen，Friedrich von Gentz，3.1，465.
[116] Gentz，25.4.1819，an Metternich，in：Wittichen，Friedrich von Gentz，3.1，415f.
[117] Eigenhändiger Brief Wittgensteins，28.6.1819，an Metternich，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8，Fol.35f.
[118] 1819年8月16日发生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上，对要求改革《选举法》、废除《谷物法》和取消《禁止工人结社法》的集会群众进行镇压的流血惨案。
[119] Vortrag Metternichs，18.7.181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8，Fol.83-88.
[120] Vgl.Huber，Dokumente，1，61 f
[121] «Über die Lage der preußischen Staaten»，eine Beilage zum konfidentiellen Schreiben Metternichs，14.11.1818，an Wittgenstein，in：NP 3，171-178，Zitat 174.
[122] Vortrag Metternichs，25.7.181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8，Fol.93-95.
[123] Vgl.oben，207.
[124] Vgl.oben，426-428.
[125] Metternich，27.7.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4，nicht in NP.
[126] Vortrag Metternichs，30.7.181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8，Fol.159-168；es wird hier aus dem Original zitiert；die NP 3，258-261，kürzen wesentliche Passagen.
[127] Vortrag Metternichs，1.8.181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9，Fol.1-7.
[128] Vortrag Metternichs，31.8.181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8，Fol.173f.
[129] Vortrag Metternichs，1.9.181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9，Fol.1f.
[130] Korrekt abgedruckt in：NP 3，284，das Original NA Prag RAM Krt.140，5226/27.
[131] «Präsidial-Proposition»，NP 3，271.
[132] Metternich，25.9.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4；in NP 3，294 in nicht genauer Übersetzung.
[133] Huber，Verfassungsgeschichte，1，646.
[134] Vortrag Metternichs，18.11.181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20，Fol.104.
[135] Metternich，25.11.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4.
[136] Metternich，28.11.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4.
[137] «Erster Vortrag»，HHStA Wien StK Deutsche Akten Krt.212，138；die Akte enthält alle Protokolle.
[138] “Übersicht der Beratungs-Gegenstände”，维也纳皇室、宫廷和国家档案馆StK Deutsche Akten Krt. 212，138。“第14条”和“集体代表权（Kuriatstimme）”两个问题由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二者均涉及被褫夺权利者，而“资格委员会”则是专门成立的。
[139] Metternich，Ende Januar 1820，an Rechberg，in：NP 3，362 f.
[140] «Grundzüge zur Interpretation des 13. Artikels der Bundes-Acte»，HHStA Wien StK Deutsche Akten Krt.212，138.
[141] 《维也纳最终决议》是卡尔斯巴德会议之后的维也纳会议中有关德意志邦联的决议，并非1815年6月9日签署的121条的《维也纳最后议定书》。
[142] Vgl.Langewiesche，Monarchie.
[143] Metternich，4.5.1820，an Berstett，in：NP 3，372-377，Zitat 374.
[144] Metternich，8.4.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5；in：NP 3，322.
[145] Metternich，10.2.1847，an Canitz，in：NP 7，366f.
[146] NP 3，375.
[147] Vgl.Späth，Revolution in Europa，440-445.
[148] «Vortrag des Herrn Fürsten von Metternich über einige in Antrag gebrachte nähere Bestimmungen des 14. Artikel der Bundes-Acte»，HHStA Wien StK Deutsche Akten Krt.212，138.
[149] Vortrag Metternichs，12.2.181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 221，Fol.80f.
[150] Vgl.Landesmuseum Württemberg，Hg.，Im Glanz der Zaren.
[151] La Renommée Nr.250，21.3.182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21，Fol.142.
[152] Vortrag Metternichs，14.5.182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22，Fol.72.
[153] 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1，282.
[154] Castlereagh，14.1.1820，an Christoph von Lieven，in：Castlereagh，Correspondence，12，179f.
[155] Metternich，2.9.1819，an den Prinzregenten von England，in：NP 3，285f
[156] Castlereagh，14.1.1820，an Lord Stewart，in：Castlereagh，Correspondence，12，189.
[157] Castlereagh，6.5.1820，an Metternich，in：Castlereagh，Correspondence，12，258.
[158] Castlereagh trug dem Gesandten in Wien auf，diese Glückwünsche zu überbringen，Castlereagh，5.5.1820，an Stewart，in：Webster，Castlereagh，2，198.
[159] Lamb，28.5.1820，an Metternich，in：Castlereagh，Correspondence，12，264f.
[160] Vgl.schon bei Koselleck，Zeitalter，221f.
[161] Tagebuch Melanie Metternich，Jg.1820，S.67ff.；NA Prag.
[162] Vgl.Chateaubriand，Mémoires，4，63.
[163] Vgl.Chateaubriand，Mémoires，4，93.
[164] Vgl.Chateaubriand，Mémoires，4，105.
[165] Vgl.Lions，Duc de Berry，58-61.
[166] Metternich，Vorträge，20.2.182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 221，Fol.47.
[167] Metternich，20.2.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5，C19.5.
[168] Metternich，10.4.1819，an Gentz，in：Wittichen，Friedrich von Gentz，3.1，391f
[169] Prokesch von Osten，Aus den Tagebüchern，118；Eintrag vom 6.12.1831.
[170] Metternich，Vorträge，26.2.182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 221，Fol.93f.
[171] Metternich，Vorträge，29.2.182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 221，Fol.101.
[172] Vgl.oben，656f.
[173] Vgl.oben，659.
[174] Metternich，Vorträge，8.3.182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 221，Fol.77f.
[175] Dorothea von Lieven，25.2.1820，an Metternich，in：Quennell，Vertrauliche Briefe der Fürstin Lieven，34-36.
[176] Vgl.Schulz，Normen und Praxis，72.
[177] Castlereagh，14.1.1820，an Lieven，in：Castlereagh，Correspondence，12，179f.
[178] Hafner，Castlereagh，bes.71-75；vgl.zur längst fälligen Neudeutung des verpönten britischen Außenministers jüngst auch Bew，Castlereagh.
[179] Temperley，Canning，4.
[180] Castlereagh，20.10.1818，an Lord Liverpool，in：Castlereagh，Correspondence，12，55.
[181] Vgl.Temperley，Canning，46.
[182] Temperley，Canning，20.
[183] Vgl.Stahl，Metternich und Wellington，254-265.
[184] Vgl.Siemann，Metternich’s Britain，23f.
[185] Anderegg，Die politischen Verhältnisse Englands，33.
[186] Metternich，22.7.1848，an die Tochter Leontine，in：NP 8，172.
[187] Metternich，24.3.1857，an Grafen Buol，in：NP 8，395；vgl.auch Anderegg，Die politischen Verhältnisse Englands，41.
[188] «La politique anglaise est devenu simplement utilitaire. C’est Lord Palmerston qui a été le représentant le plus avaricé de cette politique douteuse»，in：NP 8，322，an Buol 1.8.1852.
[189] Vgl.oben，656f.
[190] Doering-Manteuffel，Wiener Kongress，53；die jüngst erhobene Behauptung von Zamoyski，Phantom Terror，kann nach Kenntnis der Quellen jedenfalls aus meiner Sicht als widerlegt gelten. Vgl.zu einer heilsamen Skepsis gegenüber der Zweiteilung in‹Gute›und‹Böse›auch den zu wenig beachteten J.L.Talmon，Geschichte der totalitären Demokratie.
[191] Doering-Manteuffel，Wiener Kongress，55.
[192] Vgl.in diesem Sinne Heydemann，Konstitution，142；beim Kongress von Verona，135-144，kein Wort zur französischen Intervention.
[193] Vgl.zum Folgenden Daum，Oszillationen，55-63.
[194] Vgl.Daum，Oszillationen，56f.
[195] 捷克奥帕瓦旧称。
[196] Vgl.Schroeder，Transformation，609f.
[197] Nach dem Briefwechsel mit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4.
[198] Vorträge Metternichs，3.11.182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24，Fol.17f.
[199] «Grundsätze für die Interventionspolitik»（Konzept Metternichs），in：NP 3，391.
[200] Abgedruckt in：Droß，Quellen zur Ära Metternich，104-106.
[201] Metternich，20.11.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6，im Auszug in：NP 3，355f.
[202] Metternich，27.11.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6，im Auszug in：NP 3，356.
[203] «Zirkulardepesche der Höfe von Österreich，Russland und Preußen an ihre Gesandten und Geschäftsträger bei den deutschen und nordischen Höfen，Troppau，8.Dezember 1820»，in：NP 3，391-394.
[204] Metternich，19.12.182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24，Fol.107.
[205] Kaiserliches Handschreiben vom 25.5.1821，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26，Fol.198.
[206] Metternich，28.5.1821，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8；im Auszug in NP 3，441f.
[207] Vgl.oben，651.
[208] Vgl.zur griechischen Frage insgesamt Šedivý，Eastern Question，59-337.
[209] Vgl.Schroeder，Transformation，637-665.
[210] Vgl.oben，483f.
[211] Šedivý，Eastern Question，126.
[212] Šedivý，Eastern Question，217.
[213] Šedivý，Eastern Question，175f.；vgl.auch Temperley，Canning，361.
[214] 阿德里安奥佩尔系埃迪尔内旧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