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统治的组织工作：权力中心—网络—利益—阴谋

66 相府的主人

政治统治的磁场

从表面上看，读者们会认为，到目前为止已经共同经历了主人公一段政治生涯的晋升过程，直到他1821年坐上哈布斯堡帝国国务首相的位置，这从头衔上来看已有了充分的显示。现在我们遇到了1848年革命的一次波折。直到1847年10月，一个来自萨克森的年轻外交官到了维也纳之后，还认为这位此时已经74岁的人非常令人赞叹不已：坚强有力的姿态——就像威灵顿，这个“铁腕人物”——鲜活有朝气、像年轻人一样招人喜欢，简单一句话，是个当代很少出现的杰出人物。^[1]另外，又可以将他评价为是这个包括“暴君塞德尼茨基和梅特涅”在内的、“令人耻辱的精神被奴役”时代的“梅特涅体制”的完美化身。^[2]对他的看法尽管如此针锋相对，在两个见证人看来，他还是欧洲最强有力的国家的引导者。因此，非常有必要更清楚地认识一下，到目前为止，在他所进行的斗争和他的政策中，哈布斯堡皇朝有哪些权力中心以及网络正在发挥作用，而梅特涅也不得不屈从于它们。需要考虑的是，梅特涅在其政治生涯中，侍奉了从弗朗茨到斐迪南两任皇帝，而在皇朝的统治中，他们两位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两种最极端的例子：事必躬亲的前者是个控制狂，事无巨细均要亲自拍板；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他的因欠缺统治天赋而不得不被实行摄政的皇位继承人。因而，梅特涅则不得不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基本条件下工作。弗朗茨皇帝——“他的朋友”，在弗朗茨皇帝的遗嘱中，梅特涅以这样的称呼而英名永存——形象地说是为梅氏建造了一堵墙，即一堵 可以为这位大臣提供保护和依靠的墙，特别在面对大多数对其持有不甚友好态度的皇亲国戚时，比如皇后，在她对梅特涅在拿破仑面前实行策略性的绥靖政策不理解时，或者在约翰大公爵自作主张，认为自己有能力发动一场反拿破仑的革命战争时，这堵墙都对梅特涅起到了保护作用。这堵墙也多次使他免于被革职，无论这种革职的要求是出于皇亲国戚的圈子，还是来自一位强有力的沙皇。有了这种靠山，梅特涅就可以不依靠同盟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主行动，当然，前提是，他的行动与他君主的想法是相一致的。

弗朗茨死后，斐迪南被摄政时期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再也没有墙的保护了，梅特涅也就需要同盟者了，而他看到的，是皇亲国戚组成的强大阵线，这还未算上他在内政上的最主要对手：前布拉格城堡军事总管（Burggraf，也译堡伯，实掌波希米亚总督权）、来自波西米亚的领主、老于世故的贵族弗朗茨·安东·冯·科罗福拉特-里普施泰因茨基伯爵（Franz Anton Graf von Kolowrat-Liebsteinsky）。弗朗茨皇帝于1826年9月26日诏其前来维也纳任国务和会议大臣。作为一名金融和预算专家，他懂得如何使自己立即成为这位时刻都在为国家的财政状况担忧的统治者的不可或缺之人。^[3]因此，有必要将梅特涅在一个强势皇帝和一个弱势皇帝面前，在各种会议、各部以及宫廷各部门复杂的体系面前，在各个等级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影响面前的作用解释清楚。在奥地利以外对梅特涅人生的叙事或者其他出版物中，看问题的这个视角通常过渡到了“欧洲国务活动家”的层面。但是，从本章开始，才能回答这样一个急迫的问题，梅特涅的行动范围到底有多大？

在古风遗存的行政丛林中首获经验

直到1801年被任命为驻德累斯顿公使之前，梅特涅已经看到了在大臣图古特导演下的国家顶层的相互牵制的体系的运作情况，这种对阴谋诡计、尔虞我诈、自负专横的了解，使他反感，以至于他考虑到底要不要进入公职为国效劳。^[4]直到他的提携人科洛雷多加入公职，他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真正看透政治的运作，已是他1809年被皇帝任命为国务大臣，并开始亲自、定期与皇帝打交道之后的事。

19世纪初哈布斯堡皇朝政府构成

细心的观 察者会发现一个还带着出自玛丽娅·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时代特点的、互相缠绕在一起的国家体制。这不仅涉及各省内部宪法的大多数，而且还涉及维也纳宫廷自上而下的统治方式。核心是君主，围绕着他转的是各种各样的机构、委员会，集中的是国务议事会的参事会，它负责审议宫廷和地方各部门给皇帝上的奏折。^[5]各部门之间的交往基本上都要通过公函文字，并直接上呈给君主。负责外交和军事的政客们不知道财政、内政和贸易部门的首脑们在做些什么，反过来也是一样。大臣们、宫廷各机构主管以及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在皇帝那里争相邀宠，原因是缺少一个大臣会议（部长会议）一样的机构，以便大家在一起共同讨论问题，也没有会议主席（首相、总理）这样一种职务。这样一来，就可能导致君主的躬亲理政，带有相对的局限性或者出现疏忽，而最后的决定权，却又永远在皇帝手上，因为虽然他的国家仆人们都是集体讨论，但也正因如此，就不用像分工主管大臣那样负个人的责任。一桩小事可以形象地说明，即使在1815年之后，皇帝也不愿从这种严格的权力划分的格局上偏离半步。而正因如此，被认为权压群臣的梅特涅，很快就受到了申斥。

1817年7月，法兰克福邦联大会正在谈判关于“追加征税及免税”的问题，也就是保证避免从一个邦国转移到另一个邦国的财产被征税，比如遗产、赠予、出售或者陪嫁物等。梅特涅虽然是奥地利驻邦联公使的直接上司，并可以对其发号施令，但是这次事关征税且同时属于内政问题，驻法兰克福公使在没有得到内政部门审核的特别指令的情况下，就投了否决票，而出自梅特涅之手的指令却被皇帝视为废纸一张。皇帝训斥道，梅特涅应当知道他的无知［！］造成的损害，因为他应该知道，“本朝内事，相府无需知晓，亦无法得知，故此有谕：凡此类事务，均需征得本朝各部门同意，如此，尔等今后所有相关奏折之审查，实属多余，可详加阐述，径呈朕阅”。^[6]而如果设立一个大臣会议，外交与内政方面的大臣就可以共同开会协商，并在重要事务上各自知晓对方的重要事务，而不是到了弗朗茨皇帝那里才得以知道对方的“秘密”。自然而然的，也就缺少了一个从一开始就可以将重要与次要事务区分开来的过滤器。

各省的等级贵族的影响力，比如首先在决定应该缴纳多少赋税问题上的影响力，也绝不可小觑而等闲视之。各邦国对强化国家的抵抗是卓有成效的。在其公职生涯的整个时间内，梅特涅对这一点的认识是日益深化的，直到他无可奈何地适应了1840年代的保守主义，或者换句话说，将他在内政事务上的话事权打入了冷宫。

1809年，当他意气风发地进入外交部时，他还相信，对“组织混乱的国家管理机构”进行改革，具有极大的可能性。^[7]就像他的未付印的回忆录透露的那样，自认为是个革新者的梅特涅，从一开始就想向这种混乱局面开战。^[8]他发现，没有一个部是法国革命以来（在其他国家）普遍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部，政府业务是在各部门的一个主管领导下，同事式地进行运作。现在这个主管的头衔被称作宫廷事务署总管，负责其属下的一个宫廷事务署。与匈牙利事务、波西米亚事务、特兰西瓦尼亚事务、意大利事务以及尼德兰事务等相对应，都设有这样一个事务署。父亲弗朗茨·乔治作为驻布鲁塞尔派遣大臣，以前没少与尼德兰事务署进行激烈的争论。重要的部门则是皇室、宫廷和相府兼而有之。在其整个职业生涯期间，梅特涅都试图从与其他宫廷事务署的竞争中超脱出来，拼命努力成为置于这些机构之上的“总理”，而弗朗茨皇帝却让他的意图破灭。

重新改组相府

新官上任的大臣遇到等待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从施塔迪翁手中接管过来的相府混乱不堪的烂摊子。^[9]1809年4月初，施塔迪翁随着军队统帅部到了上奥地利，但是没有将相府的领导权交给任何人，而是继续掌控在自己手里，虽然他人已经不在此处办公了。也就是说，只有三个留守在这里的宫廷参事在工作，他们分工负责宫廷与各驻外公使馆之 间的文书往来，每个人都分别径直将报告呈送大臣，并从他那里领取指示，但是他们均不清楚其他同事在做些什么，也根本没有一个总务署来负责领导相府的人事事务。关于档案室和在那里保存的文件，人们只知道钥匙在档案员和收发员手中。几年前就给他们派发任务，将档案整理好，但是由于忙于日常事务而没有做成。而且要知道：1805年战争时期，为安全起见，所有的文件档案都被隐藏了起来，送到了普雷斯堡（今布拉迪斯拉发）。由于缺乏目录指南，所以自从这时起，就没有人知道，哪些东西到底要在哪些地方才能找到。

当拿破仑1809年向维也纳进军时，相府的宫廷参事胡德里斯特（Hudelist）完成了他一生之中的英雄壮举。因为施塔迪翁忽略了考虑军事失利的可能性，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将档案送往安全的地方。在他看来，这“完全是过分的担忧”，不允许大声喧哗，这会动摇军心、葬送取胜的意志。然而当危险确实出现之后，施塔迪翁将一切托付给了胡德里斯特。在不到六天的时间内，胡德里斯特将相府的文件装了满满61箱，每箱至少600磅，还有26箱尼德兰和意大利事务署的文件，再加上相府的账本等，并且将所有这些都送到了一艘租来的船上，在两名官员的陪同下，于5月4日从维也纳驶向泰梅什堡（Temesvar），并于5月10日抵达普雷斯堡。

从宫廷流亡地匈牙利的托蒂斯（陶陶）返回维也纳之后，（当时的）新晋大臣梅特涅头一次经历了为一个宫廷机构听差员额的编制，与节俭成癖的皇帝费尽口舌、讨价还价的艰难。而皇帝的御批经常是详尽异常，与奏折所占篇幅相差无几。大臣想扩大人员编制，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拒绝，并在奏折中经常读到这样的御批：“财政形势迫使我们不容置疑地有必要贯彻执行任何不致使公务中断的节约政策。”^[10]

尽管如此，梅特涅仍然一意孤行，在返回维也纳之前就开始着手对位于舞厅广场的相府建筑进行彻底的修缮。两个地下室圆厅、底层以及上面三层的建筑，组 成了梅特涅赖以从维也纳向欧洲实施政策的整个宇宙。在地下室，后来储藏的是约翰尼斯贝格葡萄酒；烘焙房、马厩、马车工具库、工勤、家仆、厨师和马车等都位于底层，相府的官员则在二层办公，档案室、信件解密室、图书馆，以及用于府内各部门交流的会议室也在这一层；第三层用作外交活动，维也纳会议就曾在此举行，此外还有接待厅、会见厅、宴会厅、私人书房，以及主人夫妇的卧室；第四层是孩子们以及管家、马厩主管和仆从们的房间，此外，这一层还有梅特涅家族负责家产的管事房，并且弟弟约瑟夫，这个全城知名的怪人，也住在这里。^[11]

新晋大臣也留任了50岁的约瑟夫·冯·胡德里斯特，他曾在驻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柏林和圣彼得堡的公使馆工作了18年，1803年开始在相府任宫廷参事，1813年梅特涅提升他为国务和枢密顾问，这是梅特涅直属的最高职务，当大臣出差不在时，胡德里斯特可以作为相府总管代表他，所有送呈梅特涅的文件都要先经胡氏过目。当人们批评他，要其为相府的档案状况负责时，他辩解称，他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和放弃任何一种生活享乐为代价，招来的却是自己同事的妒忌”。

梅特涅按照合理化的原则，重组了相府，并且让人重新修订了档案目录，责成一位（来自相府第五部门的）宫廷参事对此事严格负责。他也明确了五个部门的权责，将业务分成：①与大国关系交往；②与莱茵邦联交往；③与奥斯曼帝国交往；④与国内机构交往；⑤收发公文与档案保管。^[12]

1815年，梅特涅不得不让这种组织结构去适应新的要求，因为帝国又扩大了，重新占有了在拿破仑时期失去的驻国外代表机构，与此相应，也增加了更多的外交人员。每一次提薪、每一个新的编制都要极其详细地说明理由，进行辩解，直到皇帝同意将这些要求从厉行节约的圣谕中作为例外摘除。

1816年上半年，在皇帝前往意大利去视察新成立的伦巴第-威尼托王国的途中，梅特涅向他展示了重组相府的新方案，以及提升相府的地位和大幅提升工资的方案。他给皇帝算了一笔账：“在法国占绝对优势的年代里”，帝国只与四个方向有交集：法国加上莱茵邦联的诸侯、沙皇俄国、普鲁士以及“隘口”（奥斯曼帝国），如今相府则保持着与30个宫廷的交往关系。在各个不同时期，工作人员一直维持在30人左右，只是在1815年之前减少到了23人，缺少的岗位应该重新补齐。身份相当于雇主的一部之长，不仅要庇护他的机构，还要让他的工作人员证明他们能始终如一地以同样的忠诚和努力去工作，并“通过最符合义务的对君主的效忠而凸显业绩”，他们理应受到“应得的鼓励”。

如果按照过去在拿破仑时代的做法，皇帝对待此类奏折，一律会当即拒绝：薪俸之事以“官员不饿死”为准。现在他的圣谕则是：“朕全额［！］诏准奏请之人事及俸禄，所需资费，（全额）悉充善举。然卿须努力，视情而为，以裁减冗员为荷。”^[13]梅特涅为他的奏折制作了一张特殊的简表，就像在透视仪上可以清晰看到的一样，这个对国家如此重要的部门，其内部是如何设置的，其在1816年帝国重新开始的新时代是如何壮大起来的，以及其需要多少费用，一目了然。简表反映了这个机构的建制、所主管的业务范围和所辖部门的分工，一个工作合理而高效的领导，在率领这台“机器”。

后来，在每年一度的预算讨论中，在涉及相府的年度预算时，梅特涅均会陷入与宫廷财务署及财政大臣的持续不断的冲突中，尤其是当布拉格城堡军事总管弗朗茨·安东·冯·科罗福拉特-里普施泰因茨基于1826年就任财政大臣之后。他成了梅特涅的一个对手，知道如何针对这位貌似强大的国务首相建立一条内部阵线，从而使得皇朝陷入了一场系统性的危机，为在其中爆发革命创造了条件。这是梅特涅生平中的重要一节，却很少有人会翻开阅读。然而，要是不知道这一环，那对梅特涅在政治中的作用，只能算是一知半解。

1816年皇室、宫廷和相府人员名单及薪俸标准

1816年皇室、宫廷和相府人员名单及薪俸标准-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