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二十四章 因为什么而死与为了什么而死
——马克斯·韦伯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
引起情绪激动的原因越多，激动的程度就越大。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1]
“我在部队医院的上班时间是13小时，也许我还有机会被派到一座要塞或是类似的地方去。可惜我不能长途行军，因此上不了前线，这真让人无奈。因为，不论取得什么样的战果，这场战争都是伟大的和轰轰烈烈的。”这场随后不久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是伟大的和轰轰烈烈的这句话，韦伯在1914年8月的同一天内向他的出版商保罗·西贝克（Paul Siebeck）又重复说了一遍。十天后，因西贝克的公子罗伯特“英勇就义”，韦伯不得不向他表示哀悼。他在信中写道，罗伯特“为了我们国家和文化的存亡奔赴战场”。10月，战争“尽管残酷无情，但还是伟大和轰轰烈烈的”；它是一场“神圣的卫国战争”，军人的精神“闪耀着光芒”；为国捐躯“乃是命运赋予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最光荣的死亡方式”。只有这样去死，“我们每个人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死”。“每个人才知道”——这句话虽然说得非常婉转，但它所要表达的，却是韦伯自从读了托尔斯泰的作品之后经常重复的感想：死亡对于现代人来说只是不可避免，但绝不是生命的一种有意义的终结。与之相反，“置身于战场的部队将士”感到自己是“视死如归的一个群体，因此他们是最伟大的一群人”。一年后，韦伯时年44岁、患有心脏病的弟弟卡尔在前线阵亡。卡尔生前是布伦瑞克大学的建筑学教授，不顾医生的劝阻多次报名要求上前线。韦伯安慰母亲道：“他在目前唯一有尊严地死去的地方威武不屈，死得其所。”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中出类拔萃的人才埃米尔·拉斯克在加利西亚牺牲。对拉斯克的死，韦伯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他的哀思：如果一个人用死亡的方式把他传授给学生的东西保留下来（亦即义无反顾乃是一种真正的价值体现的标志），这并不是件毫无（！）意义之事。[2]
然而，这种毫无意义的死亡是否反过来向它所证明的论点提出了质疑？这个问题肯定不是慰问者写给死者家属的书信中所应当涉及的内容。尽管如此，人们不得不认为，是韦伯自己主动绕开了这个话题。他没有自觉认识到，人的尊严在前线离人并不遥远，堑壕中的“伟大”并不是真伟大，而且，祖国离这里遥不可及。他的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互动性：相对于事后可以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当事人身上的故事的分量几乎没有给他的类型学带来什么重要意义。韦伯本人从未亲眼见过人的死亡，而且，整个战争期间也将不会见到。与之相关的一切，他均是从书信、报纸报道和书本上了解到的。因此，他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所讲的话，都是停留在纸上的文学。但是，若是有人把他说成是文学家，他或许会火冒三丈。民族主义是韦伯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的一种文人气质。每当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他就以咄咄逼人的方式质询那些不唱民族主义高调的人，他们究竟是否准备接受一种脱离现实的博爱伦理和纯粹的和平主义。对他来说，要么是按照托尔斯泰要求的那样生活，要么是无条件的爱国主义，非此即彼。“若是有人哪怕只是领取别人必须——直接或间接——缴纳的一分钱退休金，或者，若是有人拥有任何一件日用品，或是消费一款不是带着自己而是带着别人的劳动汗水的食品，那么，他就是依靠那种为了生活而进行的、没有爱和怜悯的经济斗争的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不仅如此，这个人过的还是这样一种生活，即与参加战争相比，“对这种生活来说，任何一种能够被人们所认识的‘意义’都不折不扣地是更为陌生的事情”。难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谁若是利用了社会分工，那么他就失去了批判强权国家的可能性吗？或者，谁若是一个国家的公民，那么他就有义务为整个国家承担义务吗？我们看到，在为战争承担“历史义务”的概念下，不仅社会学的光芒暗淡失色，而且，他也不允许别人对自己的价值观加以探讨议论，可他自己却可以随意指责别人的生活是一种虚情假意的生活。[3]
现实生活中，战争对于立即报名充当志愿者的韦伯最初意味着：他被任命为一所部队医院的预备役中尉和“纪律督察官”。作为服役之后的总结，他用组织社会学的术语，针对“一种纯粹业余和自由的管理朝着有序的和官僚主义化的管理”的过渡写了一份报告。他记述道，那时，一切事情都必须临时想办法解决。由于战争开始正值暑假，所以，传达命令的任务最初是由学校的孩子们用脚踏车或是乘坐有轨电车来完成。部队医院本身不仅依靠当护理人员的志愿者，而且也需要海德堡市居民的捐助，以保证医院病房最初设备的就位。韦伯自己开设了培训课，这是他1898年以来首次开课。他紧急建议，在挑选护士时不要选用典型的德国“年轻姑娘”。她们出于热情、多情和无意出风头的需要想要尽自己的一分力量，但她们迷住了病人，并“面临严重出轨行为的危险”。康复中的伤员也同样如此，他们被邀请到海德堡的居民家里做客，经不住人劝，喝了很多酒，还“在别人的挑唆下闲聊八卦吹牛说大话”，以及受人怂恿对医院表示抱怨。只要遇见这种情况，韦伯就予以处罚。他甚至还给总指挥部提交了一份呈文：要求上级从法律上禁止养伤的军人进餐馆酒肆，并随文附了一份他起草的相关规定。[4]喝酒和与年轻姑娘混在一起的士兵究竟想要忘掉的是什么呢？应当不是前线的人的尊严吧。
韦伯虽然谈论捍卫文化的问题，但他并不认为欧洲的这场争端是一场信仰战争以及理想和社会模式的冲突或是“精神之战”。[5]维尔纳·桑巴特则不同，他认为，欧洲存在两种类型的“民族灵魂”，一种是英国人的小商业者意识，另一种是用尼采的精神进行战争的德国人的英雄主义思想。“英国人懂得什么叫自由吗？”针对桑巴特的这个问题，韦伯或许可以把《新教伦理》这本书再次塞到他的手里。但是，由于桑巴特发现，宗教改革是“德国制造”的产物，英国人的贡献只是在于他们适应了商业利益而已，所以，韦伯的做法不会起到什么作用。[6]格奥尔格·西美尔又是另外一种观点，他认为，人们现在终于发现，战争爆发之前他们生活在“非历史之中”，亦即一种永恒的、变化缓慢的生活常态中。[7]恩斯特·特勒尔奇在战争动员之后立刻跑到海德堡市中心，在那里发表了一通爱国主义讲演。随后不久，他又大肆宣扬建立了一个统一国家的“1914年思想”。在这个国家中，所有的阶级斗争和利益分歧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强军的含义归根结底是，我们不仅出于理性的原因珍视和维护我们的军队，而且，我们热爱它也是发自我们内心不由自主的强烈要求。”[8]这时的特勒尔奇与1915年时的特勒尔奇判若两人。他撰文写道，伟大的文化民族——问题始终不离伟大二字——都“经过理性的个人化，它们之间必须容忍共存”。但是，此时的特勒尔奇又非完全判若两人，因为他们始终是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那种德国人。在他们眼里，外国的势力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权。当玛丽安妮·韦伯后来回忆战争开始的情形时，她的笔调也变得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是摒弃自我、共同走向万众一心的时刻”，心中装满了消灭自我和为国服务的激情。同时，她还对当时民众的捐助热情这样评论道：“这是生活的最高境界。”然而，这却是“人类的末日”（卡尔·克劳斯语）的最初时刻，并且是有教养的市民阶级自欺欺人倾向的深渊。在战争爆发的第一个圣诞夜，玛丽安妮在信中提到韦伯用教堂神父般的语调做的一场演说：留在外面的人，都是未来的种子。[9]他指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未来，未有下文。战争期间，韦伯也同样说过一些不着边际的言论（诸如：问题的关键“不是塞内加尔人和廓尔喀人、俄罗斯人和西伯利亚人踏上了我们的国土，由他们决定我们的命运”）。而通常情况下，他在学术研究或政治评论中对这样的言论均予以痛斥挞伐。
尽管如此，韦伯关于战争的闲聊之谈并没有给他的学术研究带来任何改变，他也没有将这些话集结成书予以公开发表。用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10]的话来说就是，愚蠢并非他所擅长。在战争的头一年，他没有对战局公开发表过任何只言片语，相反，他继续埋头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写作，关于儒教的第一部分文字现在即将脱稿。当意大利政府宣布退出与德国和奥地利的联盟并向同盟国宣战时，他在信中写道，冲突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还在医院管理工作于1915年10月结束之前，他就着手努力谋取德国在布鲁塞尔军事管理部门顾问的职位，并且以东欧专家的身份向柏林方面毛遂自荐：“一年前有谁会想到，如今整个波兰和立陶宛的一半都在我们手里呢？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可惜，我‘未能参与其中’。”他建言，赋予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以独立地位，以便利用它们作为对付俄罗斯的缓冲国。韦伯的求职努力无果而终，他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在意大利当教授的罗伯特·米歇尔斯因为战局的原因辞去了《文库》联合出版人的职务，因而遭到韦伯的严厉斥责，指责他没有对和平条件发表意见。当米歇尔斯在一家瑞士报纸上以“一个德国人的见解”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批评德国的文章时，韦伯认为，此举让人大倒胃口，并对“一个外国人对我国的侮辱”嗤之以鼻。稍后，二人分道扬镳似乎只是形式而已。与此同时，韦伯告诉维尔纳·桑巴特（他抱怨《文库》中现在只剩下“国际社会民主派的犹太人的声音”），他的民族主义怒气不仅让自己大吃一惊，而且内容上也难以站得住脚。不过，在这里并没有出现措辞严厉的指责，反犹太主义显然不如针对爱国者激情的批评那么不堪。[11]
然则，在韦伯眼里，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对此，他最初的评论与他私下表达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些评论见于一篇从未发表的关于缔结和平问题的短文和一篇关于俾斯麦外交政策的文章。早在1915年冬，韦伯就认为，和平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由于禁止就战争的目的进行讨论，所以，他只能迂回地就时代历史事件发表意见。出于经济原因的考虑，韦伯反对继续进行战争：国家的消耗超过了它的投入，人民渐渐脱离了生产工作，经济优势转到了美国。[12]现在，他开始着手分析可以结束战争的地缘政治条件。他的想法是：只有在某个大国消除了对德国的厌恶的情况下，和平才有可能。由于俄罗斯绝不会停止构成危险，那就需要西方的缓和政策。为达此目的，应当建议放弃吞并比利时，因为比利时拥有通往英国的海岸，南部边界与法国接壤。德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只会使英国和法国走向结盟。在韦伯看来，占领比利时虽然是件好事，因为这个表面上中立的国家已经单方面倒向了西欧的大国，但是，占领比利时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它作为筹码留在手中。
同样的推论还见诸关于阿尔萨斯、波兰、土耳其、海外殖民地以及“潜艇战策略”问题。人们好像真切地看到，韦伯正在俯身盯着地图，桌上放着报道前线战况、谈判进展和协议公告的报纸。如同沙盘旁的将军（也好似酒桌旁的业余军事家）模拟部队的调动部署，以掌控战局的力量变化一般，韦伯正在描画着一张各方利益的局势图，并试图利用这张图对政策建议的效果进行评估。其时，战争宣传“毫无章法的煽情政策”使他越来越反感愤怒。[13]对他来说，战争不仅是一种军事力量的博弈，在这场较量中，资源储备、财政实力和地缘政治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战争也是一场肉搏，各种期望、失望、宣告、恐惧和丢面子等，同样起着关键作用。在他看来，吞并比利时的呼声恰好说明，赢得了这场战争，却输掉了和平。或者更糟糕的是：二者皆输。潜艇战将美国拖入了冲突之中，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盲目自信和夸夸其谈，使眼见其发生的韦伯怒不可遏。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韦伯对德国的政治越发感到如鲠在喉，并很快将它称作愚蠢的政治。自1915年圣诞节起，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战争问题的文章，主要刊登在《法兰克福日报》上。三年后，文章的数量最后达到了20多篇，大约300页左右。
在这些文章中，韦伯不断变换方式和角度（直至措辞和提法），来探讨他最后几乎可以倒背如流的同样的论题。[14]例如，如同当地一家报纸报道的那样，他应“德国国家争取尊严和平委员会”的邀请，于1916年夏末在纽伦堡给“高级阶层人士”做了一次演讲。他的论证顺序是：在家，人们是因为某种疾病而死，在外，人们是为了某种事业而死。但是，这种事业并不是1914年时的观念，而是1917年时的观念，亦即他认为和平将要回归的这一年。难道他真的是想说，进行战争是为了随着和平一同到来的那些事物吗？这里，韦伯的评论包含着他本人的一个愿望，即战争最终可能会推动德国的民主化进程，诸如通过赋予从战场归来的士兵（不论他们属于哪一个阶层）所有的选举权等。但是，没有人为了选举权而奔赴战场。
那么，在韦伯看来，究竟是什么使1914年8月的战争动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呢？他认为，其他国家的人打仗是由于恐惧或是为了生意，德国人则是出于简单地履行职责和为了荣誉。作为一个大国，德国是被迫为生存而战，它无法避免被其他列强——俄国、法国、英国（从北海）包围的事实。德国这样的国家——对韦伯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德国这样的文化——不能坐视俄国的官僚、英国的商人和法国的富豪瓜分世界。对他来说，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必然的结果。既然有1848年的革命，就会有1866年普奥战争，既然有1866年的普奥战争，就会有1870/71年的普法战争，既然有1871年的德国统一，就会有1914年的一次世界大战：既然是德国，那就应该是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的德国，既然是普鲁士领导，那德国就应该是一个强国，并且在欧洲中部通过战争来证明自己的大国地位。
缘此，进行战争的目的从根本而言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民族的文化共同体”，而且，如今这个共同体甚至应当为子孙后代承担责任：“一个国家的体制结构必须完全以民族所面临的、实实在在的全球及文化策略为依据。”然而，这个文化如今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威胁，韦伯对此没有在任何地方做过阐述。再者，他指出，不是丹麦人、挪威人或是瑞士人会被问及，对于俄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瓜分世界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在这种情况下，他给作为一个民族的德国规定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任务呢？他还是那个不断地给德国老百姓讲解其他民族的意识形态，以及向市民阶级推荐英国的伦理道德的同一位作者吗？我们在韦伯的著作中未能找到说明德国人如此之优秀，以至于他们被迫参加了一场世界大战的任何线索。[15]
然而，在报道韦伯演讲的纽伦堡的报纸上，却出现了他的著作中绝无仅有的一句话：德国的对手谴责德国不再是康德的国家，而成了克虏伯（Krupp）[16]的国家，并且，敌对国家之间常常以只顾自己经济利益的罪名相互指责对方。法国作家、法西斯主义和反德国的“法兰西行动”组织创建者之一莱昂·都德（Leon Daudet）[17]于1915年写了一本名为《对抗德国精神——从康德到克虏伯》（Contre l’esprit allemand. De Kant à Krupp）的书。该书甚至找到了一种非拉丁民族重要人物的连贯特点，[18]其中包括：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19]、叔本华、毛奇（Moltke）[20]和俾斯麦等。相反，马克斯·韦伯认为，德国人对于外界的指责——崇拜克虏伯而不是崇拜康德——采取的是一种欣然笑纳的态度。他希望，德意志帝国不要简单成为一个光做道德、历史或美学理想之梦的国家：“我们的市民阶级和国民教育让我们具备了视死如归的能力。这场战争的根本教训之一在于，在同样情况下，文明之师的实力要高于野蛮军队的实力。”所谓野蛮军队，韦伯在这里指的是俄国的军队。“这是兴登堡（Hindenburg）[21]送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因此，他是德国人民——地球上第一个有教养的民族的伟大英雄。”[22]这里，他所说的“第一个有教养的民族”究竟指的是第一名，还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呢？这句话是只针对在场听讲演的受过学校教育的男人和社会名流说的吗？抑或，我们在这里得到了韦伯的著作没有给出的答案了吗？他洞见了强大的德国与它有教养的精英阶层的特殊存在形式之间存在的关系了吗？在韦伯社会学的教科书《经济与社会》的社会学词汇中，我们却找不到“有教养的民族”这个词。
但是，有教养的民族与世界大战时的德国政治之间却相距甚远。韦伯提出的这个战争理由也许是非常孤立的一种观点。他给周围人留下的是一个难打交道、极少隐瞒自己的学问优势的同时代人的印象。那个年代，韦伯与活跃政客的接触并不多。弗里德里希·瑙曼撰写的《中欧论》（Mitteleuropa）一书提出了非常具体、借助德国与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经济和关税同盟形式重新振兴大德意志方案设想的建议。[23]韦伯公开对这本书表示赞扬，并应瑙曼的邀请，一起参加“中欧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不过，他之所以答应瑙曼的延请，是他对有人企图把波兰纳入哈布斯堡帝国的做法感到大为不解。然而，倘若韦伯以及他的参与制定帝国战争政策的所有建议始终只是处于一种不受重视状态的话，其原因也在于他不愿意懂得，“学者政治”不仅早已过时，而且也不可能简单地通过自以为是的专家意见再度强求之。对此，沃尔夫冈·蒙森曾以韦伯想要介入波兰问题的企图作为例子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官方政治人物对他的提议几乎毫无兴趣，甚至都懒得去反驳他的意见。当韦伯了解到他们的各种考虑时，已经是几经辗转后的第三手情况，并且始终是在他的谏言变得一无所用之后，所以到后来，他除了骂柏林的那帮人无能之外，别无他法。此外，他的不满还带着知识分子惯常的一种解释——有人对他的学识心存妒忌。[24]
因此，韦伯的努力逐渐转到了“1917年的思想”上来，即对战后德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的思考。首先是选举权的问题。他认为，倘若国家要求其在死亡面前一视同仁的参战人员从前线归来，他们必须马上得到与所有人完全一样的选举权。因为，国家不仅不可能要求他们以斗争的方式为自己争得这一权利，而且，参与政治也没有任何理由按照收入、社会地位或受教育程度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如同企业家一样，工人也同样关心通过经济的合理化来“维护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且，为此目的，他们至少要比那些把国家只当作福利和银行看待的人付出得更多。韦伯在某种程度上想促使在战争期间摒弃党派之见、对德国同胞一视同仁的威廉二世皇帝在和平时期也摒弃等级之见。战争结束后，为国家统一的斗争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否则，德国就会因为官僚主义、懒惰、偏袒有钱有闲阶级而“被奥地利化”。战争催生了一种游说集团式的经济。因此，在韦伯看来，对有机的等级制国家的议论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为了财产分配的斗争仍在继续。除此之外，历史上的等级制国家根本不是国家，而只是一种特权体系罢了。[25]
他认为，当今之时，最早脱离自己的职业、受过正规教育并由于能言善辩而特别适合当议会议员的人不是贵族，而是律师。在这个公众和宣传的时代，韦伯批评德国的官员制政府“缺乏对律师的培养”。德国没有一个可以树立为榜样的人群，不仅军官们如此，有政治倾向的大学生也如此。韦伯指责他们“精神上近亲繁殖”和制造了“有色彩的平民”，这些平民只会胡思乱想，幻想自己靠酗酒即可具备领导政治的资格：“没有人愿意接受教养很差的暴发户的领导。”简言之：马克斯·韦伯在被他称为一场为了德国民族的文化战争的战争期间，明确宣布国家的社会分层基础已经过时，它的精英阶层是无法让人忍受的、没有受过良好的礼仪教育而成长起来的骗子。[26]
没有文人雅士、没有传统贵族、没有城市贵族、没有普鲁士道德神殿的居士：“德国人是平庸的民族，或者用大家更想听的话来说，他们是市民阶级的民族。只有在此基础上，一种特殊的‘德国式的’民族才会生长出来。”[27] 难道第一个有教养的民族变成了平庸的民族了吗？显而易见，要解决这对矛盾只有一个条件，即我们假设，韦伯眼里有两个德国：一个是他与之共患难的德国，另一个是他觉得有责任恨其不争的德国。那么，对韦伯来说，有没有一种完全不受谁正在相关国家进行统治问题的左右而存在并建立起责任义务的“民族的独特魅力”[28]呢？
根据他的观点，政治的关键归根结底既不在于朋友和敌人，也不在于集体的决定，而是在于荣誉：失败的政治家并不是他办事效率低下或昏聩无能，而是没有荣誉感。进行战争的意义在于，“为了荣誉，简言之就是：为了捍卫命运赋予本国人民的历史责任”。韦伯认为，命运赋予德国人的“民族荣誉”是：争当一个强大的国家，并通过这场战争来决定之。战后选举法的修改是“政治诚信的责任”，军队捍卫了皇室的“权力和荣誉”。他进一步认为，希望通过议会化来削弱帝国的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一个政党——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可以在没有立刻失去权力的情况下放弃“德国的利益和荣誉”。不久之前，同样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是，“战争持续的时间将不会比确保德国的民族生存和经济的自由发展绝对必要的时间多出一天”。[29]因此，从政治角度观之并将上述两句话结合起来看，经济发展本身是荣誉的问题，而不是消费或供应的问题。况且，荣誉（即鲍姆加滕所说的“男人气概”）由于落后于人们合情合理的期望而常常面临危险。韦伯把德国人称作“绅士民族”，[30]但他并不确定，他们是否能达到这一要求。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那个典型的、并不惧怕道德出轨问题、在韦伯眼里不是理想类型的年轻德国姑娘在人们记忆中所占的地位，要比通过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为地球上第一个有教养民族的荣誉服务的主观臆测更加牢固。倘若某个知识分子行为举止中的有趣敏感点是他情绪容易激动的地方，那么我们发现，当马克斯·韦伯受到触及时，他的敏感点在于：人的尊严似乎成了纯粹的非分之想，而且，有人提出反问，若是荣誉感的缺失被看得比为国捐躯更为重要，那么，人的尊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1]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西方近代哲学史上重要的理性主义者，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
[2] “我在……”，马克斯·韦伯致卡尔·奥尔登贝格的信，1914年8月28日，见MWG II/8，第782页；以下引言，见MWG II/8，第787页（致西贝克的信），第799页（致特尼厄斯的信）；“一个群体……”，见GARS I，第548页，以及马克斯·韦伯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915年9月4日，见MWG II/9，第116页。关于拉斯克，见韦伯1915年6月17日信件，第56页及下几页。
[3] “若是有人哪怕……”和“历史义务……”，韦伯：《两种法则之间》，见GPS，第144页。
[4] 所有引言均引自马克斯·韦伯《医院管理经验总结报告》，见MWG I/15，第32～48页。也可参见LB，第545～560页。
[5] 参见凯勒曼（主编）《精神之战》。
[6] 桑巴特：《商人与英雄》，该书有关“尼采的战争”一段文字，见第53页；关于英国人的自由，见第21页；关于宗教改革的起源国家，见第49页。
[7] 西美尔：《德国的内变》，第13页。
[8] 西美尔：《1914年的想法》，第48页及下页；“强军……”，同一作者：《我们的人民军队》，第16页。
[9] “时刻……”，见LB，第526页；“这是……”，见LB，第529页；“种子……”，见LB，第535页及下页。
[10] 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诗人、作家，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后期的代表人物。
[11] “塞内加尔人……”，致罗伯特·米歇尔斯的信，1915年6月20日，见MWG II/9，第66页；参见GPS，第214页。廓尔喀人是为英国效力的尼泊尔士兵。“有谁会想到……”，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15年8月30日，参见GPS，第113页；“侮辱……”，致米歇尔斯的信，1915年9月9日，参见GPS，第135页；致桑巴特的信，1915年7月30日，参见GPS，第79～81页。
[12] 致弗里德里希·瑙曼的信，1915年11月2日，见MWG II/9，第158页。
[13] 见GPS，第159页。
[14] 见MWG I/15，第648～689页，此处第651页。
[15] “民族的……”，见GPS，第174页；“体制结构……”，见GPS，第218页；“瓜分……”，见GPS，第143页。
[16]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1887），德国埃森市克虏伯家族元老，著名的钢铁大王，兵工厂老板。
[17] 莱昂·都德（Leon Daudet，1867～1942），法国新闻记者和作家。
[18] 莱昂·都德：《对抗德国精神——从康德到克虏伯》，巴黎，1915年，第39页及下几页。
[19] 梅菲斯特是歌德著名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角色。
[20] 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1848～1916），又称小毛奇（因与其叔父老毛奇同名），德意志帝国陆军大将，德军总参谋长。
[21]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和军事家，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22] 见MWG I/15，第667页。
[23] 瑙曼：《中欧论》。
[24] 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第222～241页，特别是第237页，注释二。参见韦伯致弗兰克·奥伊伦堡的信，1916年3月14日，见MWG II/9，第340页及下页。
[25] 《德国的选举权与民主制》（1917年12月），见GPS，第246页，第251页；关于等级制国家，见GPS，第263页。
[26] 所有引言，《德国的选举权与民主制》（1917年12月），见GPS，第272～281页。
[27] 所有引言，《德国的选举权与民主制》（1917年12月），见GPS，第284页。
[28] 布罗伊尔：《民族的特殊魅力》。
[29] “为了荣誉……”，见《两种法则之间》（1916年2月），见GPS，第144页及下页；“民族荣誉……”，见《欧洲列强中的德国》（1916年），见GPS，第176页；“责任……”，见《一部帝国紧急选举法》（1917年3月28日），见GPS，第196页；“权力……”，见GPS，第175页；“德国的……”，见《德国宰相危机的教训》（1917年9月7日），见GPS，第217页；“战争……”，见《德国第七次战争债券》（1917年9月18日），见GPS，第226页。
[30] 《德国的选举权与民主制》，见GPS，第2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