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反政变

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人不具备领导角色所需的技能。^[1]

——汉斯·菲尔（Hans Fell），“慕尼黑警察报告”，1923年12月18日

舒伊勃纳-里希特并非唯一对鲁登道夫的决定表达了担忧的人。这“完全是疯了”，在鲁文勃劳演说完后来到啤酒馆外的赫尔曼·埃瑟说。“谁让那几个家伙走的？……这么胡闹的事是谁干的？”^[2]

“小家伙”也觉得难以置信。^[3]他在历史中读到了太多这样的教训：怀着革命抱负的人，绝对不可以让当权政府的领导人来去自由。他和埃瑟回到啤酒馆内，据埃瑟说，两人在里面要了杯啤酒，商谈了一番。

此时的宴会厅基本已经空了，只有冲锋队队员和纳粹党员还在悠闲地喝着啤酒，大口吃着剩下的香肠。掀翻的桌椅胡乱堆在一起。碎玻璃满地都是。看上去就像狂欢节过后的慕尼黑。

天花板上的一个窟窿被认为是开启德国革命的第一枪留下的。纳粹党人马克·塞瑟尔曼（Marc Sesselmann）收集了一个啤酒杯的碎片，^[4]据推测就是希特勒冲上台前砸碎的那个。一部围绕着啤酒馆政变展开的神话，已经开始成形。

晚上11点左右，希特勒、鲁登道夫和其他德国革命策动者乘坐三辆小汽车离开啤酒馆，前往已经被他们夺取的战争部商讨策略。此时他们还是认为，三名巴伐利亚领导人会去那里跟他们会合，制订攻打柏林的计划。

然而古斯塔夫·冯·卡尔没有去战争部，他选择回到自己的公寓。他的公寓和自己的办公室同在一栋楼^[5]——慕尼黑政治权力中心马克西米连街的一座爬满藤蔓的新哥特式建筑。

在被任命为邦务委员——一个为应对空前严重的经济困境而设立的职位，实质上是一个独裁者——的六周里，卡尔多次公开与柏林唱反调。作为出了名的君主派，他不反对推翻共和国，并且有好几次几乎就要参与谋反，甚至自己谋划。但是他担心这一次政变会失败。不幸的是，他当着挤在啤酒馆里的众人的面表达了对它的支持。

他走上楼，和女儿打了招呼，把大衣交给她。^[6]他要了杯茶，然后匆匆换了身衣服，去三楼的125室，他的办公室。他的几名顾问已经在集结力量准备与希特勒对抗。

卡尔似乎被吓坏了。^[7]对于在贝格勃劳凯勒公开表示认同希特勒，他说自己别无选择。然后他责备警方没有采取恰当的预防措施，而这就有些讽刺了，因为正是他自己要求在那天晚上减少警力的。他不想显得自己需要对自己的人民严加提防。

眼下的局势远非不可挽回，他的顾问艾伯哈特·考特尔（Eberhardt Kautter）说。考特尔是个老兵，曾经领导准军事组织“维京联盟”（Bund Wiking）在本地的分支，其前身是其中一个臭名昭著的自由军团体——埃尔哈特海军陆战旅（Marinebrigade Ehrhard）。考特尔说希特勒的行动很不明智，在巴伐利亚的支持者都不多，更别说整个德国了。如果卡尔能迅速行动，依然可以成为赢家。他提了一个建议。

卡尔应该暂废魏玛宪制，宣布建立独裁政权，自称是被废国王的特命总督，或者副王。他可以跟民众说这么做是为了打击共产主义威胁。不少准军事团体肯定会加入进来——他已经调动了自己的维京联盟。^[8]人民也会站在他们这边。棋差一着的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只有听命于卡尔，否则会被革命的洪流淹没。

在考虑这个提议的时候，卡尔显然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摸清他的同僚洛索和塞瑟在希特勒政变上的立场。三名领导人一直没机会在纳粹不在场的情况下坦率地交谈。

正在商谈时，电话响了。来者既不是洛索也不是塞瑟，而是卡尔的副邦总理、偶尔和他作对的教育和文化部部长弗朗茨·马特（Franz Matt）。马特那晚没去啤酒馆听卡尔的演讲，据他说是要和慕尼黑大主教和教廷使节尤金尼奥·帕切利蒙席（Monsignor Eugenio Pacelli）——也就是后来的教宗庇护十二世——参加一场宴会。

“希特勒到底要干什么？”马特问道。

“风风光光进军柏林”，卡尔说。^[9]

那祝他好运了，马特嘲讽地答道。两人结束谈话时，马特已经得出结论，卡尔要么是希特勒的同伙，要么不具备赢下这一阵的能力。总之，他不信任这个人。

马特会在当晚建议内阁同僚向北撤退到六英里外的多瑙河畔城市雷根斯堡。^[10]他们可以在那里作为合法政府行使权力，以保全邦体。然而以当时局面的混乱，这些人无非是成了参与权力争夺的其中一个派系。

与此同时，反对政变的力量正在警察总部集结。

晚9：15前后，^[11]邦警司西格蒙德·冯·因霍夫男爵刚刚上完一堂关于骚乱控制的课。正要离开大楼的时候，一名警探“上气不接下气地”^[12]跑来报告了希特勒袭击啤酒馆的消息。慕尼黑的环境向来容易滋生谣言，不过因霍夫意识到，这次是真的。

弗里克依然在用那套谨慎行事的说辞阻止一切成规模的警方行动。已经意识到这个同事在为谁效力的因霍夫假装同意，但是一等弗里克离开房间，他就开始打电话了。

因霍夫让邦警（因其警服颜色又被称为“绿警”）全员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并派遣其他单位守卫慕尼黑的电话局、电话交换所、中央邮局以及关键政府大楼和桥梁，以防遭到攻击。

这位邦警司的迅速行动保住了关键的通信中心。尤其要考虑到，在他立下这个大功的过程中，警惕的弗里克博士时不时跑进办公室来查看他，还用他那僵硬、别扭的方式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因霍夫在那一晚还有一项功劳，那就是他和正在家中的慕尼黑守备部队指挥官雅克布·冯·丹纳骑士取得了联系，知会这一紧急情况。丹纳立即来到警察局，^[13]他也担心弗里克博士从中破坏，于是很快离开前往他的办公室，那是一座新巴洛克式建筑，同时也是陆军博物馆所在地。和因霍夫一样，他打算尽自己所能全力反对希特勒。

作为一名屡立战功的指挥官，丹纳的军人生涯始于义和团期间前往中国的德国远征军。在他看来，政变是一种反对合法邦政权的举动，是不可饶恕的。此外他还十分不满自己的直接上级冯·洛索将军，因为他不仅禁不住政治的诱惑，还没能管住那帮可鄙的纳粹狂徒。他说洛索是个“可悲的人物”，^[14]更是个“懦夫”。

抵达办公室后，丹纳意识到市内的兵营也已经靠不住。战争部被罗姆的“帝国战旗”占领了，有人在圣安娜教堂看到在行军的冲锋队。丹纳决定在慕尼黑市中心之外建一个与希特勒对抗的新指挥中心，就在城市西北部：深藏于第19步兵团兵营中的一座木头搭建的通讯站里。

他下令驻扎在奥格斯堡、兰茨贝格、雷根斯堡、纽伦堡等地的部队赶来增援，而后又向所有指挥官发出了一条明确的指示：来自冯·洛索将军的命令一概无须执行。丹纳并没有公开对长官的忠心表达质疑，而是称将军目前应被视为“被囚”^[15]状态，所有来自他的讯息应予无视。换句话说，指挥官们只能听从丹纳本人或以他的名义发出的命令。

[1] VI a F 2500/23，December 18，1923，HA 67/1493.

[2] Ernst Hanfstaengl，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R. Piper，1970），138-39. 另见埃瑟的问讯，March 6，1964，Band II，33-35，ED 561/4，IfZ，以及不久后和他有交谈的海因里希·霍夫曼，Hitler Was My Friend，trans. Lt-Col R.H. Stevens （London：Burke，1955），55-56。

[3] Ernst Hanfstaengl，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R. Piper，1970），138-39，以及Helen Niemeyer，“Notes，” 305，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John Toland Papers，FDR。

[4] Sesselmann，Bericht，November 1，1935，HA 5/116.

[5] Karl Rothenbücher，Der Fall Kahr （Tübingen：Mohr，1924），21-22.

[6] NA T84 EAP 105/7，1351.

[7] NA T84/2 EAP 105/7，2052.

[8] NA T84/2 EAP 105/7，1404-5，关于时机和进一步的细节，包括废除魏玛宪制的建议，可参阅NA T84/2 EAP 105/7，2050-53。另见Die Drahtzieher in München，HA 5/116。此事卡尔做出了确认，NA T84/2 EAP 105/7，1711。

[9] NA T84 EAP 105/7，1352，大致在同一时间，NA T84 EAP 105/7，1440。

[10] Telegramm aus Regensburg 9.11 2 Ur 40，HA 67/1491，以及Karl Rothenbücher，Der Fall Kahr （Tübingen：Mohr，1924），22-23。

[11] NA T84/2 EAP 105/7，1167-68；Fritz Stumpf，Police report，Putsch der Nat. Sozialisten in der Nacht v. 8./9. 23，1923年11月13日，HA 67/1490，以及Harold J. Gordon Jr.，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277。

[12] 因霍夫警司，1923年11月15日，MA 104221，BHStA。他在NA T84/2 EAP 105/7，1167中重复了这一说法。

[13] NA T84/2 EAP 105/7，1168-69.关于此次会面的更多细节可参阅慕尼黑司令部日志，No. 4453/I，November 19，1923，StAM，以及丹纳的报告，Ereignisse und Anordnungen am 8. November 1923，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StAM。

[14] 汉斯·卑尔根警监的证词，NA T84/2 EAP 105/7，1872，以及1943-51中丹纳的陈述。

[15] 卡尔和塞瑟也被认为已经在囚禁中，雅克布·冯·丹纳，Ereignisse und Anordnungen am 8. November 1923，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StAM，以及以他的名义发出的命令，NA T84/2 EAP 105/7，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