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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四章 绅士、罗特医生和种族问题
天才并不是靠有一个特殊的大脑半球。
奥古斯特·魏斯曼[1]
在世界大会做完报告之后，马克斯·韦伯紧接着于1904年9月末在圣路易斯利用吃早餐的时间会见了一位同事。此人曾经于1892年至1894年在柏林和海德堡留学，其间还听过自由职业讲师韦伯开设的讲座课。后来，他以一篇关于美国南方州的农业发展的论文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并被聘为亚特兰大大学的历史和经济学教授。他就是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其名字经常被简写为W.E.B.Du Bois。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大致评价韦伯重要性的人，而且，他也是韦伯能够争取到为自己的《社会科学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撰稿的唯一的美国人。
这位同事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他是第一位黑人社会学家。就像是思想史上的一次巧合，杜波依斯跟韦伯同样都是胡格诺教派信徒的后代。他的祖先是巴哈马群岛上的一个殖民地领主，此人把跟一名黑人与白人混血的女奴隶所生的私生子全都送到康涅狄格州受教育。这个女奴隶的后代，即杜波依斯的祖父母和父母已经不是奴隶，而是小本经营的商贩。关于他的祖父，他本人撰文写道：“他不是‘黑鬼’，而是一条汉子！”杜波依斯上过小学和中学，后来在纳什维尔（Nashville）[2]进了为非洲裔美国人开办的私立菲斯克大学。从那里，他投考哈佛大学被录取，并在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3]教授门下学习哲学，22岁时拿到了一份留学德国的奖学金。[4]在柏林，他遇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是右翼党派，因为社会主义在他眼里意味着国家权力，并且对工人们对此表现出的热衷感到惊讶。另外，工人们在德皇生日那天高唱德国国歌使他深受感动，因为这在他自己那个不承认他是正式公民的国家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杜波依斯把非洲裔美国人和德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同异，以及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之间的同异带回了美国，并且以他从施莫勒教授那里以及从保罗·格尔的产业工人调查报告中学到的方法，开始对“黑人”问题进行研究。[5]
这次短暂的与马克斯·韦伯的重逢本身无须赘言。但是，韦伯听从了杜波依斯的建议，改道经过亚拉巴马州去访问了那里的“塔斯基吉师范和工业学院”，这是美国第一所为黑人设立的职业学校。同时，与杜波依斯的结识还为弄清马克斯·韦伯在他学者生涯之初和他开始成为社会学家那些年之间的思想变化提供了线索。因为回过头来看，虽然这件事看起来十分奇怪，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种族”概念和探究种族差异意义的问题在韦伯的著作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换言之，社会学的历史也是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告别的历史。[6]
1895年，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弗赖堡大学就职演讲（大约20年后，他说这次演讲“在许多方面相当不成熟”[7]）的第二句话中就公开宣布，他“要弄清各民族之间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种族差异在以生存为目的的经济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8]回首观之，这句话听起来似乎不像是一个赋予受利益驱使的个人行为以优先考虑地位的社会学创始人在这里讲课。而且，在讲课过程中，韦伯也没有采取任何办法来消除他给人留下的自己是民族问题上种族论的支持者的印象。比如，他没有提出德国人和波兰人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的问题，或者反过来，哪些社会阶层是“德国文化和波兰文化的代表者”。这里，我们为什么要用“某某文化”这一表达方式呢？难道说，德国人和波兰人各自都有自己特殊的可以世代相传的秉性吗？事实上，韦伯的论点还要更加尖锐。他向自己的听众这样解释道：人们倾向于“相信一种两个民族以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种族素质为基础的、对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生存条件的适应能力的差异”。换言之：波兰人骨子里有的，是能够适应恶劣的环境条件的能力，而且与德国人不同，他们几乎没有寻求社会地位提高的雄心和抱负。韦伯在这种不同的适应能力中，发现了德国东部民族结构变化的原因：“波兰的小农户获得越来越多的土地，其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在吃地里长出来的青草，但是非也，其原因在于他根深蒂固的心理的和精神的生活习惯。”
一个“种族”排挤了另一个种族——这样的现象必然会引起一个人的担忧。此人认为，被排挤的民族属于这块土地，而不是另一块社会土壤，虽然相对吃草这种让人酸楚的诱惑而言，这块社会土壤能够给这个民族带来更多的收获。由此，韦伯用一种矛盾的观点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做了补充：地位更高者为弱者让路，因为，贫弱意味着无欲无求，强大意味着雄心壮志。其中，韦伯认为有两种强者的形态：“文化”和适应能力。“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发展程度较低的人的类型取得胜利，以及高度绽放的精神和情感生活逐渐死亡的现象，倘若作为此二者载体的人群由于其社会组织或是由于其人种素质失去了对生活条件的适应能力的话。”
与此同时，韦伯认为，将东部地区的德国人与波兰人联系在一起的天主教信仰所起的作用要比民族的属性更加重要：在波兰人占人口多数的影响下，以及由于缺少“受过德国教育的神职人员”，属于“民族文化群体”、信奉天主教的德国人在逐渐消失。缘此，为了保护“人种素质”，教育还很必要吗？对此，当韦伯说，人们必须“在人群中培养起某些品格[……]，这些品格被我们与一种感觉联系在一起，即它们构成了人性的伟大和我们天性的高贵”。那么，这句话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人的教育难道变成动植物培育了吗？培养出来的行为方式究竟怎样才能成为自然的、可以传承的秉性？为什么信仰天主教的德国人沦为了波兰人（如果他们没有继续受到普鲁士的关怀的话），而不是相反，即把波兰人教育成德国人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回答。这里，我们所见到的是一种在1890年前后流传甚广的新拉马克主义。[9]
针对这类问题，持不同观点的文人学者一时间纷纷登场，竞相争鸣。对于这种澎湃的热情，我们必须加以理解：31岁的韦伯对他这一辈人随声附和人云亦云的做法非常愤懑。他文笔尖锐，措辞犀利，在当时就喜欢语出惊人。由于他把政治说成是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并且“使用了”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概念的民族主义式的语言，从而使台下的听众大为震惊。的确，甚至还有一种版本解释说，韦伯在此次演讲中把他的民族主义淡化成了他个人对事物的评判，所以，演讲的锋芒不是针对政治，而是针对科学理论，因为，归根到底他只想说明，存在和道义不是同样的事物。[10]
事实上，韦伯不只是使用了一种语言，他自己心里也是这么认为的。他的措辞用语不仅犀利，而且犀利到让人当场对其中的矛盾感到吃惊的程度。另外，在当时那个年代，人们把民族当成种族来看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他把波兰人称作地位低下的种族可能激怒了在场的有些听众，但韦伯并没有违反学术界的普遍共识。这种情况不只见诸生物学范围内的种族概念，比如，当时最有名的“种族卫生学家”和医生阿尔弗雷德·普罗茨（Alfred Ploetz）[11]是这种看法的代表人物。普罗茨从人口调查的统计数据中得出了关于“地位下降的种族”（“法国人”“美国佬”）、“地位上升的种族”（“西雅利安人”“日耳曼人”“欧洲犹太人”）和“最优秀的种族”（西雅利安人和犹太人再度上榜；这个后来的纳粹党人当时还出于遗传生物学的原因提出建议，这两个人种应当合二为一）的结论。[12]除此之外，对于不接受这种标准和分类乱象的知识分子来说，“种族”也是一个流行的文明群体的同义词。比方说，韦伯在寻找文化的决定性因素过程中引述过其观点的海德堡大学罗马语族语言文学专家卡尔·福斯勒（Karl Vossler）[13]认为，意大利诗人鲁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14]和法国作家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5]之间的区别——就二人的主题选择而言（前者喜爱骑士和魔术师，后者擅长动物和植物）——已经“通过环境和人种几乎做出了充分的解释”。[16]被福斯勒本人提到过，而且他的“所有作品”属于“精彩至极的大杂烩”（韦伯于1902年在罗马时非常认真地读过[17]）的法国哲学家和文学社会学家依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18]，被人们认为是通过“种族、环境、特征”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的学者。在此过程中，他没有把“种族”作为生物学的概念加以使用，而是当作了“民族性格”的同义词。[19]
然而，韦伯于1895年不仅将民族性格统统放在为了生存的斗争之中，而且也丝毫没有让人怀疑，他把文化想象成了一种生物学意义的事物。在美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同样是新拉马克主义信徒的莱斯特·弗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20]那里，人们发现，这种生物学的事物被表述为：正是德国学者强大的科学研究能力表明，从先辈那里得来的特征在一个民族中被世代传承下去，因为，日耳曼人在中世纪时还是蛮族，从他们的遗传物质中，从来不可能遴选出如同人们在“德国专门家的现代人种”中所看到的那种从事科学工作的能力，虽然这种能力在生存斗争中根本不是什么具备优势的东西。[21]这里，种族被赋予了集体的特征，而且，由于作为“民族文化”的集体特征一代又一代始终保持稳定不变，因此，这必然是一种遗传的过程。同时，韦伯和沃德一样，他们都与诸如英国社会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这样的进化论学者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在于：他们不愿意把社会的完善化简单地交给自然的过程来完成。生存斗争——以及为了上述集体特征的斗争——要求人们对之加以控制。“听起来很奇怪：人们总是把强者武装起来对付弱者。”尼采于1888年在一篇韦伯未知的遗稿中这样写道。[22]后来，韦伯以一种苦涩和玩笑式的幽默，将这个主题用来反对种族卫生学家的观点：社会政策并非一定是一种对弱者有利的手段，它不仅完全可以赋予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强者以生殖繁衍的可能性，而且也同样可以将之赋予缺吃少穿的弱者。
虽然韦伯于1895年还把有关文化培养的计划看作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但他几乎没有动手对之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或者哪怕只从经验方面对之予以支持。他研究过奥古斯特·魏斯曼的著作吗？其时，他正试图借助这样的文章成为魏斯曼在弗赖堡大学的同事，而且，沃德针对德国学者的讽刺也包括魏斯曼在内。在1894年以来作为他讲课基础的关于“普通国民经济学”的笔记中，我们找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线索。那里，有一整段关于“社会生物学和人类学基础”的文字，其中有涉及魏斯曼理论的提示：“否定所有获得的属性的遗传性。”[23]但是，这个否定的具体含义是什么，韦伯没有继续深究下去，并对此表示怀疑。在他看来，值得存疑的问题是：一种类型“是否真的仅仅源自选择和培养”，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他坚持认为：“由于经济状况的改变导致了巨大的变化——与传统主义的决裂，追求利润。首先不是人种。但是：也——也有气候。”[24]
早在1883年，生物学家魏斯曼就在弗赖堡的一次讲课中反驳了生物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可以遗传的论点。在韦伯做就职演讲的那年，魏斯曼与赫伯特·斯宾塞陷入了一场争论。他教导斯宾塞说，人的小脚趾的弯曲既非常年穿靴子挤压所致，也非身体这个部位功能上的无关紧要所致（斯宾塞认为是“不使用的影响的遗传”）。[25]因而，那种认为劳动道德或文明的进取心作为一个民族在人类学方面可以确定的素质在各民族中能够遗传的观点，已经与当时人们对遗传的认识相抵触，而且至少说明，人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要谨慎为之。韦伯同样没有接受这样的反对意见，即“斯拉夫特性”是用来称呼一个民族的相当狭义的概念，若是完全撇开民族差异不谈，在这个民族中同样有上流阶层、市民阶级、工业、商业和大学等。
其间，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韦伯与种族观念逐渐保持距离并开始寻找另外的替代概念：他发现，生物学的解释方法不符合他把不同民族中的行为理想看作社会冲突的命题的需求。他于1904年写道：“把一种统一的‘民族特性’赋予17世纪的英国人，这在历史的角度上是完全不正确的。‘骑士党’[26]和‘圆颅党’[27]都认为，他们不仅是两个政党，而且是极端不同的两类人。只要仔细观察，任何人都必须承认他们说的是对的。另外：英国商人冒险家与德国古老的汉萨同盟商人之间秉性上的对立是无法找到的，这就如同中世纪末期时一样，英国特征和德国特征除了直接通过不同的政治命运得到解释之外，它们之间的另一种深层的差别同样是无法确定的。”随后，韦伯在脚注里补充道：“自宗教改革以来的整个时代可以理解为两种类型的英国人相互之间的一场搏斗。”[28]他自己希望两种德国人之间发生一场搏斗，一种是他著作中所设计的德国人，另一种是他认为在德国越来越多地见到的德国人。
同年，韦伯批评道，不同民族之间愈演愈烈的政治和贸易政策冲突也对社会学研究产生了影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中又再度在人类学范畴上大做文章。[29]从这个角度来看，提出种族思想的，已不再是承载民族特点的种族，而是民族主义。与此同时，韦伯再次强调，在他眼中，“种族”和“国家”是完全等同的事物，而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赫兹（Friedrich Hertz）[30]在当时就已经指出，种族思想在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交往蓬勃发展”、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均强调群体感情的时代，“制造了邻里之间和一国人民不同人群之间的沟壑”。[31]从生物学角度思考的种族学家没有把“德国文化的承载者”想象为所有的德国公民，对此，这位犹太裔社会学家或许比韦伯有着更为深切的感触。
韦伯并没有与种族观念彻底告别，而是只把它看作暂时没有帮助作用而已：“如同涉及‘环境’或是涉及‘时间状况’问题一样，把文化现象从因果论上归结为‘人种’的原因，这只证明了我们的无知。大家希望，这种状况将通过方法论上有良好素养的工作得到克服。”[32]他认为，只有当具体的结果能够被归结到这个因素之上的时候，人种生物学才有帮助作用。在1920年撰写的关于宗教社会学文集的前言中，韦伯还强调要高度评价遗传物质的意义。他说，由于对这个“目前情况下尚且”未知的因素在不同的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占的比重无法准确把握，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对其他的因素展开研究。[33]韦伯落笔成文，虽然他之前曾几度在种族观念中碰到过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并提醒人们不要将德国贵族缺乏优雅和高贵的气质归结为人种的原因。“虽然同属一个民族”，德意志奥地利人至少不缺少这种素质，“无论他的其他弱点是什么”。[34]
因此，韦伯在美国的时候对那里被称作“种族问题”的课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相对于美国经济而言，这个问题对美国的南方地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否定各种建立在血统论基础上的特权的美国式建国理想，另一方面是更多地形同一种亚种姓而非一种社会下层群体的存在——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关系。雨果·明斯特贝格在他关于美国问题的著作中写道，这个国家人民“灵魂的平等”，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组成的美国人的共同心态，必然要让那些把所有历史都归结于种族差别的人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种共同心态的核心是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人的自决权。[35]自决权的对立面就是奴隶制。因而，更为奇特的是这样一种矛盾现象：恰恰是在这个社会中，种族主义已经变得如此明目张胆和如此结构化。
当时，韦伯与塔斯基吉的黑人学校校长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36]互有书信来往。他在信中写道，华盛顿领导的黑人学校是美国南方他所见到的唯一热情激昂的地方。相反，这个地方的白人却完全漫无目标，失去希望。这位黑人民权主义者在他有关“品格培养”的论著中，主张在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冲突中采取温和的路线。1895年，他在一次演讲中用形象的比喻说了一句后来成为俗语的名言：“你在哪里就在哪里汲水”（号召人们在船停靠的地方汲水，而不是开到其他地方找水）。借此，他建议黑人采取一种谨慎的、避免过激要求的立场。他说，社会进步的取得，与其说是通过政治代表方式或法律上的平等相待，毋宁说是依靠个人能力的培养。有鉴于韦伯当时与白人就种族问题所做的交谈，这种看法不失为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即便是那些把布克·T.华盛顿看成是自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37]和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38]之后最伟大的美国人的人也认为，平等，甚至仅仅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社会交往都是永远不可能的。[39]
与之相反，杜波依斯认为，黑人若是没有真正的公民权，他们的经济和职业的发展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品格的培养更无从谈起。在韦伯怀着巨大同情心阅读的、1903年发表的《黑人的灵魂》一书中，杜波依斯描述的美国黑人的状况不禁使他联想起自己国家的市民阶级：杜波依斯认为，人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布克·T.华盛顿在布道坛上向黑人宣讲劳动和致富的福音，而生活中更高的政治和法律问题却因此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由于美国内战和内战的结局，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然而，这种情况使人们的种族观念变得更加强烈，对黑人（Negroes）的偏见日益增多。因此，对杜波依斯来说，居于从属地位是不可取的：“在几乎所有人种和民族的历史中，危机情况下行之有效的箴言是，男人的自尊比房屋和庄园更为重要，而且，一个甘愿放弃这样的自尊或是放弃追求自尊的民族，没有资格被文明化。”[40]这句话若是出自韦伯之口也不无可能。
六年后，韦伯公开发表了与杜波依斯会面的回忆文章，目的是对那些有种族观念的理论家予以回击。在1910年于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一届德国社会学大会上，与会者针对发明了“种族卫生”一词以及于1904年与其他人共同创建了“种族和社会生物学档案馆”的阿尔弗雷德·普罗茨所做的发言进行了辩论。种族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信奉的口号是：“社会是作为整体的种族的组成部分。”[41]早在学生时代，普罗茨就对种族的强化问题满腹忧虑，而且在布雷斯劳（Breslau）[42]还担任过一个名叫“太平洋”的大学生殖民主义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是社会主义和泛日耳曼思想，亦即追求所有种族学上的德国人大联合的乌托邦思想的信奉者。为此，普罗茨甚至跑到美国去考察过建立殖民主义社群的可能性。由于俾斯麦的社会党人法，该协会的成员于1887年遭到起诉（普罗茨逃往瑞士，因而躲过一劫）。早年也是“太平洋”组织成员的作家格哈德·豪普特曼在他1889年创作的戏剧《日出之前》（Vor Sonnenaufgang）中，不仅为他年轻时的这种思想，而且——借助阿尔弗雷德·罗特这个剧中人物——也为阿尔弗雷德·普罗茨树立了一个不清不白的纪念碑。罗特所代表的是通过改变生活来造福世界的严肃主义，这种严肃的生活态度为了自然主义的健康伦理原则而牺牲了人道主义的行为，因为，它所遵循的行为判断标准，是这个行为体现了强大还是代表了羸弱。体现强大的最佳方式就是当人们面对弱者之时。[43]在一个有酗酒和乱交习俗的乡村环境中，禁欲主义者罗特对农民女儿海伦妮·克劳斯的爱情最终归于失败：当他发现她们全家都是酒徒时，他建议她不要去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44]，而应该去读菲利克斯·达恩（Felix Dahn）[45]写的《为罗马而战》（Kampf um Rom）。由于他认为酗酒有遗传性，这就排除了他与海伦妮结婚生子的任何可能。于是，海伦妮自杀身亡。
借助罗特这个角色，豪普特曼描述了一种于1900年前后流传甚广但时至今日依然有生命力的世界观的代表人物。这种世界观有着把生活的内容简单化的倾向，即把诸如吃饭、穿衣、劳动等不重要的事务简单化，目的是在诸如思想、爱情、群体生活等重要事务上把事情复杂化。各种不同的民族被简单地定义和评判为一个整体，并且，一个人是否喝白兰地酒，这是他是否让人看得起的标准。然而，当涉及拯救这个女孩的关键问题时，人们就像在博爱问题上一样，搬出了种种难以解答、涉及极限经验范畴的形而上学做挡箭牌。对此，吉尔伯特·K.切斯特顿（Gilbert K. Chesterton）[46]曾经加了一句旁注：“一个因一时冲动吃鱼子酱的人比出于原则吃葡萄籽的人简单得多。”[47]
于是，这位出于原则而为大众健康满心忧虑的阿尔弗雷德·普罗茨在法兰克福社会学大会上以德国社会学理事的身份发了言。当初，韦伯本人举荐他进了理事会，而且在学会成立大会上对他的表现明确表示赞赏。[48]普罗茨发言的主题是种族卫生学家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倘若不是唯一受青睐的话题的话）：关于“天赋能力低下的人”的生育给社会带来的后果。他认为，博爱以及基督教应该对后果负有同样的责任。韦伯在发言中先是以讽刺挖苦的口吻，并针对中世纪修道院和骑士教团中“身体和精神素质并不低下”、被排除在传宗接代之外的那些人群的论述，回击了普罗茨的观点。他提示并补充道，加尔文教以其针对穷人和失业者严苛的宣判没有给博爱精神以应有的地位。此外，他还怀疑，近期的事态发展走上了一条“恰恰让博爱的盛行在我们的社会中变成了一种紧迫的危险的道路”。[49] 大会记录写道：“听众发出笑声。”
随即话锋一转，韦伯提到了他个人的情况，而且，这次提他个人情况的方式比他上任当教授的那堂大课明显有所不同。“诸位，假如我们这里理解的‘种族’是外行人通常认为的那种事物，也就是在生殖共同体中所培养的那种遗传类型的话，那么我个人的情况就很尴尬了，因为我感觉自己是多个种族或多个人种学上特殊民族性的混合产物，而且我想，在场的许多人可能都是类似的情况。我部分是法国人，部分是德国人，而且作为法国人肯定以某种方式被凯尔特人感染过。假如说德国的社会状况现在是一派繁荣景象，或者应该是一派繁荣景象，那么，这些种族中的哪一个种族——因为我们把‘种族’这个词用到了凯尔特人身上——正在我身上绽放出繁荣景象，或者必须绽放出繁荣景象呢？”[50]1894年时，他绝不会以下述方式向他的听众介绍自己：作为一个有英国杂交血统的胡格诺教徒的孙子，他至少不希望德国人的遗传素质给德国带来欣欣向荣的景象。两年后，他指出，德国人把一个“几乎没有一滴德国血液”的人（“比如特赖奇克”）称作他们自己的同胞。即便是这样一句既简单明了又令人信服的话，也需要由一位早已摆脱了出于文化培养雄心的不成熟观点的社会学家来说。
韦伯讲到，他在美国没有见到任何一种当地的人种培养以之为基础的“本能”。未洗澡白人身上散发的味道同未洗澡黑人身上的味道完全一样。然而在白人眼里，印第安人与黑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当过奴隶。从这点可以看出，人们对强迫黑人所从事的那种劳动采取的是一种瞧不起的态度。韦伯认为美国的种族主义是一种欧洲化的过程，其代表人物在达尔文、尼采的影响下（或许也受到普罗茨医生的影响）假设，只要你对某个族群的人采取歧视态度，你自己就成了贵族。并且，就所谓黑人是低贱人种的谬论而言，没有任何此类事情得到过证实：“我想指出一点，美国最杰出的、没有白人可望其项背的社会学家是个有色人种——伯格哈特·杜波依斯。”假如来自南方州的一个绅士与韦伯和杜波依斯共进早餐的话，“他当然会认为杜氏在智慧和道德上低人一等：我们发现，像任何一个绅士一样，他这是自欺欺人”。[51]
在对社会学理事会议期间的种族言论直接予以坚决回击之后，韦伯询问普罗茨对维尔纳·桑巴特倡议成立的“社会生物学”分部的看法。对此，我们是否应当认为它是容易引起误解的举动呢？其次，韦伯为了第二届社会学大会，提醒应当对“国家和种族”问题进行讨论，因为这里有澄清概念的必要。这是否也是容易引起误解之举呢？再次，韦伯建议，为此提名普罗茨作为发言人。[52]这是否同样会招致误解呢？倘若我们假设，虽然韦伯本人相信种族生物学的观点不会带来什么学术结果，但他并不想出于能够对此学说混乱的理论和空洞的主张进行攻击的目的，将其发言人排斥在一边，这样做肯定不是对他的立场的一种美化。
维尔纳·桑巴特在他1911年发表的著作《犹太人与经济生活》（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中讲道，对社会理论家来说，对一种“集体心理”的推测“是一种思考的必然性”，尽管民族心理学很容易受到业余水平的情绪化的影响。[53]韦伯从大学就职的第一堂课开始，中间经过对生活方式的民族心态和文化的兴趣，直到在保留某些学术实践意见的情况下对种族观念的背弃为止——在这条学术之路的最后，他得出了一条相反的结论：倘若除了一知半解之外，无法从中得出更多的结果，那么，民族心理学就没有多少研究价值。韦伯用他在1905年前后的科学理论著作中发展出来的标准来抵御自身的偏见，以使历史研究摆脱各种未经分析的概念。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他要求种族理论家们做出回答：不同种族在对现实情况做出反应时，它们的反应究竟在哪里有所不同，“因为，不是我们意识中的文化内容，而是心理-身体机器才是遗传的对象”。[54]当遗传学还处在早期阶段，并且形而上学的概念还掺杂其中的时候，韦伯心中所系的是澄清人们在遗传问题上的猜测。因此，他改写了本来必须由遗传学来完成的解释方案，使之更加具有清晰的轮廓（只因为遗传学离此还相距甚远）。然而，韦伯自己却转向了针对诸如“国家”“民族”和“种族”等概念的社会学定义工作：不是民族是什么，而是当一个民族将自己称为民族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不是一个黑人是什么，而是当他被看作黑人而不是“绅士”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1] 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1834～1917），德国医生、组织学家和动物学家，被称为19世纪继达尔文之后最重要的进化论学者、新达尔文主义的创立者。
[2] 纳什维尔（Nashville）是美国中南部田纳西州的首府。
[3]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和作家。
[4] 杜波依斯自传：《黑水》，第一章。
[5] 贝克：《海外留学生W.E.B.杜波依斯》。
[6] 《关于价值判断争论的评估》，见鲍姆加滕《马克斯·韦伯》，第127页。
[7] 《关于价值判断争论的评估》，见鲍姆加滕《马克斯·韦伯》，第127页。
[8] 见GPS，第2页及下几页。
[9] 例如海克尔《世界之谜》，第34页；相同作者：《生活奇迹：关于生物哲学的通俗研究》，1904年，莱比锡，第480页，第483页及下页；艾默尔：《种类的产生》，第84页及下几页；沃德：《新达尔文主义和新拉马克主义》（“人种问题的应用”），第64页及下几页；用于概览，参见戈伊伦《相近者》，第42页及下几页，第154页及下几页。
[10] 亨尼斯：《马克斯·韦伯与修昔底德》，第62页及下页；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第45页；凯斯勒：《马克斯·韦伯》，第22页；施卢赫特：《宗教与生活方式》，第一卷，第31～34页，第173～182页。
[11] 阿尔弗雷德·普罗茨（Alfred Ploetz，1860～1940），德国医生和种族研究学者，创造了“种族卫生”一词。
[12] 普罗茨：《论我们种族的勤劳强干》，第61页及下页，第78页及下页，第130页及下页。
[13] 卡尔·福斯勒（Karl Vossler，1872～1949），德国文学史家和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罗马语族语言和文学学者之一。
[14] 鲁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意大利语写作：Ariosto，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代表作《疯狂的罗兰》。
[15] 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法国诗人，名著《拉封丹寓言》的作者。
[16] 福斯勒：《论语言作为创造和发展》，第49页。
[17] 见LB，第267页。
[18] 依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法国哲学家、文艺批评家，著有《拉封丹及其寓言》和《19世纪法国哲学家研究》等著作。
[19] 维勒克认为，“泰纳的种族不外乎是陈旧的‘民族精神’之意”。维勒克：《文学批评史》，第28页。
[20] 莱斯特·弗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1841～1913），美国植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曾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第一任主席，他的可以科学地控制社会的观点在当时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兴趣。
[21] 沃德：《新达尔文主义和新拉马克主义》，第66页。
[22] 尼采：《反驳达尔文》，第303页及下页；对此处的提示，见戈伊伦《相近者》，第87页及下页。
[23] 见MWG III/I，第352页。
[24] 见MWG III/I，第358页。
[25] 魏斯曼：《遗传论》；相同作者：《遗传问题》，第5页和第51页。
[26] 骑士党（Kavaliere，英文：cavalier）指的是17世纪英国内战时期追随查理一世国王的一个政党，他们多数是大地主和维护王室及正统教会的保守派。
[27] 圆颅党（Rundköpfe，英文：Roundheads）指的是17世纪英国国会中与骑士党相对立的一个党派，其最大的特点是，身为清教徒的议员皆将头发理短，以示与贵族的区别。由于没有长发或假发，显得头颅较圆，故而得名。
[28] 见GARS I，第81页。
[29] 见WL，第167页。
[30] 弗里德里希·赫兹（Friedrich Hertz，1878～1964），出生于奥地利、后移居英国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31] 赫兹：《现代种族理论》，第1页。
[32] 见WL，第167页。
[33] 见GARS I，第15页及下页。
[34] 见GPS，第282页及下页。
[35] 明斯特贝格：《论美国人》，第2页、第55页及下页。
[36] 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1856～1915），美国政治家、教育家和作家，是1890至1915年之间美国黑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37]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1801～1809年期间任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之一。
[38]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1789～1797年任美国第一任总统，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殖民地军总司令，美国国父。
[39] 斯卡夫：《韦伯在美国》，第109页及下页。
[40] 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第50页及下页（“a people who voluntary surrender such respect […] are not worth civilizing”）。
[41] 普罗茨：《种族与社会》，第10页。
[42] 布雷斯劳（波兰语Wroclaw，中文译为弗罗茨瓦夫）位于波兰西南部的奥德河畔，波兰第四大城市，历史上是德意志人和波兰人混居的地方，很长时间是普鲁士帝国的一部分，二战后属于波兰。
[43] 豪普特曼：《日出之前》，第103页。
[44] 德国文豪歌德的一部爱情小说，1774年出版，讲述了主人翁青年男子维特和青春少女绿蒂的爱情故事，因爱情失败，维特自杀。
[45] 菲利克斯·达恩（Felix Dahn，1834～1912），德国作家和历史学家，《为罗马而战》是1876年发表的一部历史小说。
[46] 吉尔伯特·K.切斯特顿（Gilbert K.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神学家，擅长写推理小说。
[47] 切斯特顿：《异端》，第5章。
[48] 伦格尔：《维尔纳·桑巴特传》，第202页及下页。
[49] 见GASS，第457页。
[50] 见GASS，第458页。
[51] 《第一届德国社会学大会讨论发言汇编》，1911年，图宾根，第164页。
[52] 对此，参见伦格尔《维尔纳·桑巴特传》，第203页及下页。
[53] 桑巴特：《犹太人与经济生活》，第29页；此处参见伦格尔《维尔纳·桑巴特传》，第203页及下页。
[54] 见GASS，第4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