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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4 执行新路线的大臣：对内防守政策与对外和亲，1809～1810
灾难管理：《申布伦和约》后的局势
1809年11月27日，弗朗茨皇帝和梅特涅相隔数小时，先后回到了国都。维也纳人聚集在街道两旁，用真诚的欢呼来欢迎君主归来。在他们眼中，皇帝就是法国的占领终于成为过去的保证。梅特涅径直去了位于考尼茨宫的相府，开始作为正式任命的外交大臣和皇帝身边最重要的谋臣履行他的职责。他将第二层的房间作为办公室布置起来，并计划在上一层的其他房间安置自己的家眷。在他一生中类似这样的交叉路口中，他思考的总是关于他自己、他本人的人生之路以及在时代的大潮中他所处的位置。在战争之前，他再次从维也纳前往巴黎任职已有一年，而从巴黎动身启程也过去了七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世界再也没有接近过安宁，也从未离它毁灭的边缘如此之近。这是些什么样的事件和挑战啊！幸运的是，上天给了我健康和永不疲倦的感受力，任何东西都不能将我从我的既定路线引开，它恰恰就像我的心脏……而我，的的确确，会成为一个幸运儿，假如我——既有生存保证，但是又能独立——能够循着我的意愿做事，这种意愿与一直围绕着我的、可怕的运动完全相反。我不顾忌奥地利不得不承载的负担有多少，我也不顾忌还要接受多少目前我正在承受的负担。”那么现在他已经在担当“第一主角”了。对当前这个时间节点的意义，梅特涅概括道：“在1809年这个时候出任奥地利外交大臣，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221]
很多传记将这种自我评估解释为梅特涅以自我为中心、自恋、自负、自高自大，而并没有对他这些说法中的核心含义作出评价。外交大臣是在剧变的形势下走马上任的，时值国家正处于最严重的危机之中。梅特涅自有一套纲领，他也预计到这个纲领会遭到巨大的反抗。在纲领的实施上他依赖的是皇帝，这对他来讲是绝对必要的。而且这还取决于他自己，因为已不再像任公使时那样，他现在已然可以独立行事，并且能够预先制定方针政策——至少开始的时候他相信应该是这样的。
皇帝和梅特涅是如何看待灾难性的《申布伦和约》后国家的局势，他们如何在政治上治疗这个创伤，以及他们——首先是梅特涅——会在其中制订什么样的纲领计划，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这些问题丝毫没有进行足够的观察。这样一个纲领在和约签署后几个月的时间内已经显露出来，并且在宫廷和相府还在托蒂斯办公时就已显露。而现在正在系统执行的、目的明确的新政，理所当然与“会巧妙避风头”的大臣（施塔迪翁）的设想完全矛盾，1809～1813年的这段时光对他（施塔迪翁）来说，不过是个“过渡期”而已（西尔比克语）。[222]
梅特涅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抓住弊病的根源不放，还是11月在托蒂斯时，他就已经开始改组相府，将施塔迪翁时期混乱不堪的工作程序和分工予以清理。此外，他还为自己的路线方针作了一个几乎无人注意到的原则决定，这一决定处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世界统治”的禁令之中。他的结论是：“我把社会革命看作欧洲担负的灾祸的原点，就像它在法国1789年开创时的那样。”[223]在过去二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它一直在试图用社会的、有时候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来“感染”德意志和奥地利。不是在宪法的政治纲领中——对此他同样进行批评——而是在对旧欧洲社会秩序的攻击中，梅特涅认识到了真正的挑战。德意志各邦大部分都未受到感染，“因为各邦人民不愿意接受通过武力、作为善举向他们提供的社会说教”。
相反，在法国，“社会革命”导致了用断头台进行的内战。1795年，年轻的拿破仑在巴黎指挥用大炮轰击示威和起义的市民，实际上是他对当时局势作出的目的明确的反应，而他的机会则完全要归功于这次乱局。梅特涅称他最大的对手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是社会革命“系统的、顺理成章的后果”，因为正是这场革命，才招致了“拿破仑内心的、以最高方式表达的军事暴政”。正是拿破仑本人“在法国，以及在他的铁腕弹压下的那些国家里，筑起了抵抗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大坝”。拿破仑曾在梅特涅面前亲自解释说：“是我粉碎了革命（J’ai écrasé la Révoltion）。”[224]
这个对1809年还有效的结论，也说明这位新任大臣明确表示将社会问题置于次要位置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社会问题不够敏感。在法国，拿破仑用专制的方式将社会问题压制住，因此在梅特涅看来，在这方面德意志在初期不会再有来自外部的危险，因而他首先要集中力量“保住核心，在不幸的战役之后组成奥地利帝国的核心”。那么，他所谓的核心具体指什么呢？在他的优先名单中，除了社会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当人民欢呼庆祝皇帝归来，并认为已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时，梅特涅则在展望遥远的未来。“拿破仑在欧洲各国眼中取得了无法抵抗的权力，欧洲在他的桎梏下不得不完完全全地屈服。”[225]自此之后，这一事实一直影响着梅特涅的政策。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可能给这位新帝王提供的任何哪怕是很小的借口，否则他将再次侵入奥地利的腹地，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在梅特涅看来，奥地利在很难预测的将来，就会完全无助地任其摆布。皇帝和他的大臣坚信，必须对内采取镇压手段，对外则采取谨慎措施，方能在拿破仑面前将这个国家带往安全的境地。
早在法国革命时期，梅特涅就一直遵循一个原则：研究对手并向对手学习。而现在他也见样学样，在奥地利复制拿破仑的镇压体系的结构和成效。并非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原则影响了1809以来的政治变更，而是新的、“现代的”、建立在恐吓之上的拿破仑的教育专政，为此提供了蓝图。虽然听起来是那样的荒谬和似是而非：如果不将“现代的（modern）”这个概念与“进步（Fortschritt）”等同起来，而是认为它只是组织实施政治和控制人的一种新的、技术上的和工具式的方式，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在公众舆论、宣传、通信检查、基础设施以及内部安全等领域，是以同样的方式在激发现代化的冲动。在1809～1813年间，奥地利的内政外交双重地遵循着“拿破仑体制”：从外在上看，在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作为一个大国已经从地图上被抺去；从内在上看，在谋求保住所剩下的一点点独立，方法是用一种统治制度对社会进行控制，而这种制度的实质性内涵，是在照抄拿破仑的制度。路线改变后的新政，开始编织控制这个国家的防卫性大网，并且很少是在反对启蒙的意图上，而是在尽可能地抗拒拿破仑的咄咄逼人上。这一点可以以那些重要的行动领域作为例子来进行观察。
将引导舆论作为防范拿破仑的措施
新闻检查和印刷品检查在哈布斯堡皇朝早有传统。专制统治，无论它是多么受到启蒙思想的激励，是不会与自由的、符合社会要求的公众舆论相融合的。在约瑟夫二世和利奥波德二世皇帝尝试较为自由开放地与新闻界打交道时，没过多长时间，就搞明白了这一点。他们的继承人弗朗茨皇帝严重怀疑他们的做法，将流传下来的新闻检查又完全恢复，特别是当怀疑像玫瑰十字会（Rosenkreuzer）、光明会、共济会成员以及“雅各宾党人”秘密的政治和革命的串联，企图推翻当今社会之时。
可是，仅仅是新闻检查看起来对弗朗茨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要怎么对付每天在外国出版的、数量巨大的宣传单和报纸呢？在与拿破仑签署和约之后，能够不加评论地让它们在奥地利肆意流通吗？如果它们显露了“明显的有害倾向”该怎么办？弗朗茨想到的是来自法国、意大利以及莱茵邦联的报刊，因而他想到了一个主意，“能否在这类文字刚一出现时就将其驳回，使其失去影响力，这样做是否适当，以及对对外关系会不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他建议，办一家忠于政府的新闻机构，由自己主导并影响公众意见，进而让梅特涅对此事先作一个评估。[226]这样做有悖于传统的观念，即“政府最不适合在任意的一种公众舆论面前发表意见和进行解释”。[227]相反，弗朗茨皇帝于1809年11月初开始主张奉行一种积极的新闻政策。为此，他当然需要一些思想先驱，他找到了梅特涅和他的父亲。
新任外交大臣在巴黎任公使期间，就曾起草过一份影响新闻舆论——首先是除了奥地利之外讲德语国家的新闻舆论——的计划。早在1808年中期，梅特涅就曾提醒过，认为“与公众舆论打交道（parler avec le public）”是多余的和有失尊严的，是所有政府，特别是奥地利政府所犯的巨大错误。他说，必须向公众讲明真相，停止那种不向公众讲话的做法，好像这样做很危险似的。自从法国革命以来，法国人对付公众舆论似乎轻而易举，那是因为他们占领了记者办公室的阵地。他们拿起了当权者曾经蔑视的，从而也不使用的武器，现在他们将子弹射向了各国政府。
在这个问题上，梅特涅完全是现代派的做法，很清楚要将新闻作为一种先进的大众媒体来加以利用。他作为那个时代非常少有的政治家已经明白，他所处的当代——指的是“话语的时代”——媒体已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因为新闻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权力。正因如此，他预言性地宣布：“公众意见是最有力的手段之一，一种——如同宗教一样——可以穿透政府影响不到的、最隐秘角落的手段。蔑视公众意见如同蔑视道德原则，是十分危险的。……与公众意见打交道，需要一种特殊的崇敬心、持久性和不疲惫的耐力。后世的人们几乎不会相信，我们曾经将沉默不语看作是有力的武器，以对抗对方的呐喊喧嚣，而这种事却恰恰发生在‘话语权的世纪里（dans le siècle des mots）’”。[228]在他看来，关键是要操纵新闻舆论，并且去掉官方色彩，而没有什么比这么做更容易的了。他指名道姓地以拿破仑为榜样，这个榜样教他认识到，报纸可以起到一支300000人军队的作用。遵照皇帝的最新旨意，1809年11月，大臣梅特涅马上想到了自1809年6月24日起出版的《奥地利日报》（Österreichische Zeitung），这是由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领导的、出自卡尔大公爵指挥部的报纸。[229]“每一个不是昨天才诞生的政府”要做的事就是，竭尽一切力量去反对那个近年来试图“扼杀公众精神或者至少要毒化公众精神”的政党。至于另一份《维也纳日报》，则是奥地利政府可以用来发布官方文告的报纸。但是仅仅这样做，对于大众获取新闻的需求来说仍远远不够，还要考虑到现在正处于一个“每天都有灾祸消息”的时刻。由于作为政府报纸，《维也纳日报》不可能不带倾向性意见地写作和发表文章，所以很少引起反响。因此需要“定期发表一些表面看起来不受官方影响的文章”。[230]于是，梅特涅立即集中精力，系统性地着手设立“文献资料室（literarisches Büro）”，并从这里对新闻进行操纵。自从他主政之后，就一直在搜罗知名的知识分子，吸引他们进入他的领地，并让他们为奥地利的政治撰写文章：在莱比锡有亚当·米勒（Adem Müller），在1813年的布拉格有弗里德里希·根茨，而在维也纳则是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
梅特涅总是从大的历史关联性角度出发看问题。早在1808年，他就感觉到自从法国革命以来，来自法国的文章总是深刻地影响着德意志的公众舆论。为了对此进行控制，原本希望与法国签署一纸协议，以便清除“那些每天进行讽刺谩骂的（有政治倾向性的）文章”。这一次，又是法国皇帝来影响事情的方向：“不管一种武器是多么的下三滥，到了拿破仑手中就是一件重要武器，他决不能让别人从他手中夺走。”当然，梅特涅也不主张实行过于严格的新闻检查，因为这只会引起不必要的骚动。因此，他建议使用“比较理智的、原则比较坚定的、能够不偏不倚的、不用左顾右盼的人”来做新闻检查官。他想要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以便让新闻这个“巨大的权力”能够为反制对手效更大的力。[231]
同时，根据梅特涅的建议，各地区首脑均收到一道圣谕，提醒大家，现在正处于与法兰西及其盟国的和平状态；圣谕要求，“在帝国中出版的报刊用语的腔调也要与此相适应，出于同样的原因，所有那些（会引起不满的）回忆内容要全部删掉”。这一点也说明，在拿破仑“不高兴的抱怨”面前要多么小心翼翼。[232]
到目前为止，人们忽视了梅特涅的这个新闻政策，实际上它原本来自于外部的推动，因为人们对这种推动，从“三月革命之前”的意义上，进行了过度的解读——并将它作为与自由派组织竞争，以及弹奏爱国主义的、“祖国”的调子的努力来看待。这种解释对后来的时代是合适的，但是其基本的推动力却是缘于对强大的外部敌人拿破仑的恐惧。
恰恰是皇帝，而不是梅特涅一人，不断地注视着新闻和新闻检查，而且也是皇帝要求强行实施和大力推进系统性的监视和控制。他害怕在被认为是官方报纸的《维也纳日报》上刊出“考虑不周的”报道，并且害怕出现“既给朕的各个省又给外国留下印象和引起轰动的”文章。当梅特涅由于拿破仑与玛丽-路易莎的婚事，在巴黎逗留数月之时，皇帝召来他的父亲弗朗茨·乔治，在维也纳临时代行儿子的工作。他委托这位效力多年的帝国伯爵，对现行的新闻检查条例进行评价，并希望能够进一步更有目的性地组织监视。[233]
弗朗茨·乔治在儿子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自作主张地制定出一个到目前为止不为人知的、经官方确认的新闻政策。从1810年2月起，他就制订了有组织地引导舆论的计划。1810年10月31日，在将工作重新交回到儿子手上时，他拿出了一份成熟的规划，明显地运用了他45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他在布鲁塞尔时的执政经验，当时在与英国和革命的法国的媒体政策的斗争中，他第一次产生了反宣传的想法和推行新闻检查的设想。[234]当儿子克莱门斯作为主管大臣集中管控和重新构建新闻检查和宣传工作时，依赖的就是父亲所做的、专业特点非常明显的前期工作。
弗朗茨·乔治明确地指出，像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正在“以最大的努力试图通过报纸、杂志和传单对公众意见施加影响”。[235]也是梅特涅的父亲建议，要设立一个收集所有数据和信息的“文献资料室”——他这样称呼它。这个文献资料室要在相府的监督下与皇室内务署及警务署联合起来开展工作。此外，还要设立三份机关报：一是设立《奥地利帝国总汇报》，刊登国内的消息并影响外国的关于奥地利的民情舆论；二是设立一张政府公报，主要刊登官方的公告、布告，并发给各省的所有机构；三是设立一份主要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普及知识性报纸（工业、农业、货币金融、艺术）。
文献资料室真的于1810年4月开始运行。甫一成立它就拥有自己的图书馆，长期订阅“期刊和报纸”，包括国内外政治小报和周刊，并拥有独立的预算和特别的人员编制。[236]资料室的刊物《业务报道》（Geschäftsjournalen）每天都会提供一份新闻汇总，内容来自国内外的新闻，配上警告性的、重点突出的或者评估性的评论注解。引人注目的是对时代的分析判断，弗朗茨·乔治将这一分析判断作为整个项目的基础，它显露了思想在政治上的彻底转变：“时代的紧迫性决定并要求各国政府在奉行对外政策时，要努力提高与国情不间断地关联起来的关注程度。”[237]在新闻媒体与公众意见中，外交与内政已相互交叉；而在对待拿破仑的问题上，不再允许将内政与外交截然分开。
用“政治警察”对付内部的外来敌人
此外，拿破仑还在奥地利的内部国情中投下了另外一道阴影，梅特涅称之为“法国在我们国家的内部观察的阴谋诡计”。在维也纳以及在法国人长期占领过的所有较大的城市，“都存有形式上的有组织的秘密警察”。必须除掉这些秘密警察或者至少让他们无害化。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不想刺激拿破仑，那只有“通过目的明确的、完全以同样形式的、静悄悄的行动才有可能，即组建一支与其同步化的反秘密警察部队”。只有这样才能渗透到间谍和秘密特务中去并让他们销声匿迹。在普鲁士，在1809年，柏林警务署长尤斯图斯·格鲁纳（Justus Gruner）在相同的情况下——即也有法国的军人和特务在国内活动——组建了同样形式的秘密反间谍机构。[238]
而梅特涅则显而易见地完全复制了法国的样板，特别是富歇的体系，但是在做的时候，则有意识地为哈布斯堡皇朝引进了一套全新的东西，对此他还创造了一个特别的概念：“我将其看作独立于一般警察，因而本身也仅仅涉及国家的内部管理，我几乎想将其称为政治警察——之所以特别这样想，是因为它在法国确实是作为政治警察（politische Polizei）来对待的。”[239]据他说，他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但是他敢肯定，在整个皇朝中，“他是唯一熟知法国内外政府系统秘密动力弹簧的人”。由于人们对法国警察系统知之甚少，因而也很少知道，如何从法国国内参与运作在国外的活动。梅特涅的机构革新的重点在于，皇室警务署今后要始终与外交部保持沟通，对此皇帝毫无保留地给予支持，而梅特涅则获得了向警务大臣哈格尔（Hager）派发任务的权力。
当然，人们不能视而不见的是，在所有的侦查和措施建议方面，皇帝最终还是把缰绳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事实——这种情况后来在许多事情上一再出现——也使得无处不在的对“梅特涅体制”浅薄无知的非议成为问题。即使对重要的“涉外”案件，警务大臣哈格尔也是首先向皇帝禀报，比如在普鲁士发生的“道义联盟（Tugendbund）”的阴谋颠覆活动，或者一个被称作费希特教授的人在柏林的“邪教”活动等。他是从偷偷拆开的（Interzepte）通信中获知的，而弗朗茨皇帝只是任其意愿地将一部分情况告知了梅特涅。梅特涅知道后要安排进一步的调查，尽管在没有通报他的情况下，皇帝已经采取了自己的措施。[240]
处处平静与蒂罗尔反抗拿破仑的起义
《申布伦和约》之后，应该已到处是一片安宁，不能公开出现侮辱法国皇帝的只言片语，新的警察和新闻机构要对此负责。但是在一件事情上，弗朗茨皇帝在道义上的处境却非常的尴尬，时而让他经受着良心的折磨。1809年4月战争爆发后，蒂罗尔人就坚忍地进行着反拿破仑和莱茵邦联国家巴伐利亚的斗争，以至于梅特涅在格林贝格拜访萨瓦里时，萨瓦里逼迫他介入此事，进行调停。10月14日和约签署后，蒂罗尔人仍然在战斗，因为长期以来他们相信，皇帝已经放弃了他喜爱的蒂罗尔纯粹是个谣言。即使了解了更多的事实真相之后，他们还在高唱着《安德雷亚斯·霍弗尔之歌》中的歌词：“吾皇弗朗茨万岁，蒂罗尔与之永存！”这样做本来也是有原因的，因为1809年4月18日，弗朗茨在向“我亲爱的、忠诚的蒂罗尔人民！”发出的呼吁书中，呼吁他们一起参加战斗，让古老的哈布斯堡皇朝统治与奥地利再度融合。[241]5月15日，他甚至将蒂罗尔人的首领安德雷亚斯·霍弗尔（Andreas Hofer）晋升为贵族，以褒奖他的鼎力相助和英勇无畏的精神。[242]皇帝走得更远，在5月29日阿斯佩恩对拿破仑一战获胜后的印象鼓舞下，他赞扬“他的忠诚的伯爵领地蒂罗尔”，“它再也不会从奥地利帝国的身体上分离出去，朕再也不会签署除了这块与朕的皇朝永不分离的（领地的）和约以外的任何和约了”。[243]
众所周知，《申布伦和约》将蒂罗尔划给了巴伐利亚，但是和约保证“完全彻底地原谅蒂罗尔和前阿尔贝格地区参加起义的居民”，就是说，给他们以完全的赦免，不进行法庭审判以及不查抄财产。意大利的副王欧仁·德·博阿尔内在10月25日发布的《告蒂罗尔人民书》中，通告蒂罗尔人的首领，和约已经签署并将实行大赦，要求他们放下武器。[244]
对于奥地利来说，蒂罗尔问题既是一个国际问题，也是一个国内问题，因为自1805年以来它属于巴伐利亚，处于莱茵邦联庇护者拿破仑的宗主权之下，但是历史上却一直与哈布斯堡皇朝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任外交大臣对这个冲突不能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为了缓和危机，他以皇帝的名义起草了一封呼吁书，“朕闻听你们还将继续抵抗，直至你们从朕本人处获悉真正的和平为止。朕遂向你们承诺此事”，并且同时表明要实行完全的大赦。在谈及皇帝之前所作出的承诺时，他以作为皇帝在这种毫无出路的情况下别无选择来解释，“处在被敌人重重包围，遭受主要方面的多点同时进攻的危急之中”。[245]
他想将呼吁书托付给皇室代办鲁道夫·冯·赫布纳伯爵（Rudolph Graf von Wrbna），让他通过法军指挥部转交给蒂罗尔人的军事主管。在这份梅特涅为皇帝起草的呼吁书中，也透露了他是如何摆脱拿破仑逼迫的窘境而采取行动的：“在我采取的这一步骤中，法国宫廷必须看到我的态度以及我的愿望的诚意，它们有不容置疑的证明，证明我知道一些善良的人民离开战争的残暴恐怖和蹂躏破坏已不遥远”。不像他在私人信函中经常承认的，梅特涅很少在官方正式的文告中谈及他对战争的厌恶。但是，皇帝显示了他并非一个唯命是从、任人摆布的木偶，虽然他经常会被人描绘成是这样的傀儡。他完全没有听从梅特涅的建议，而是简明扼要且干巴巴地御批道：“蒂罗尔局势不清，此事顺其自然，至少目前不予置理。”
梅特涅以皇帝的名义起草的《致蒂罗尔人呼吁书》，1810年1月1日
但是，梅特涅并没有置之不理，因为蒂罗尔人的反抗仍在继续，最后皇帝终于于1810年1月1日诏准，颁布了经过修改的呼吁书。
蒂罗尔吾民
汝等对寡人之拥戴及追随，招致牺牲无数，亦无数次证明汝等忠贞。朕谨要求汝等顾及家人与安宁。和约已签（1809年10月14日）。汝等历经悲伤困苦者众，朕心尤为不忍。汝等民族生存延续、终止喋血，实朕心所系，万望思虑并顺应之。
奥地利皇帝
弗朗茨一世
对这份呼吁书，梅特涅字斟句酌，因为文字内容不能伤害蒂罗尔人的感情，特别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鼓励他们再继续战斗。但是文字内容又不能引起人们获得这种印象，似乎奥地利还想染指蒂罗尔，这是法国和巴伐利亚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梅特涅给皇帝所作的解释应当这样来理解：“我非常看重生存延续一词，它说明了一切，不会以任何方式有损名誉、有失体面。”[246]
在安德雷亚斯·霍弗尔一案中，梅特涅看到了拿破仑的军事司法是多么的毫无怜悯。弗朗茨皇帝获悉，法国士兵抓捕了著名的小饭店老板安德雷亚斯·霍弗尔，并且得知，因为他拒绝了博阿尔内的建议（在缴械投降的情况下给予赦免）并继续战斗，他们要将他判处死刑。皇帝遂命令梅特涅：“您要运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去解救他，让他免于死刑，并努力将释放他作为与法国友好的标志去商谈，并说话算数。”[247]他的这番话也是他暗指即将举行的拿破仑与他女儿玛丽-路易莎的订婚典礼。1810年3月22日他得知已然行刑，霍弗尔写给约翰大公爵的求救信是很晚才送达的。此外，皇帝的话令人沉思，他说，是“已经生效的与法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使得霍弗尔本来的请愿——让蒂罗尔回归奥地利——成为不可能，对霍弗尔的遗属要给予优抚。皇帝作出的决定中含有一个申明，而这个申明再一次明确无误地表明，应该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去理解他的政策：“朕愈是感到应该给予支持，就愈是不得不智慧地和谨慎地行事，以避免出现任何不利的现象。”[248]如果知道拿破仑是如何与人打交道的话，就不要相信他后来当着梅特涅的面对霍弗尔之死所承认的话：“这是发生的一件违背我的意愿和喜好的恶劣事件。霍弗尔是个勇敢的男人，我曾指望他，让他使蒂罗尔安定下来。请向您的君主转达我的歉意。”[249]
拿破仑寻亲
如果在维也纳展望未来，就会一再提出同样的问题：拿破仑将来还会有什么计划，他在欧洲的优势会持续地存在下去吗？这个世纪暴发户，这个很愿意自诩为思想进步的人，却克隆了遭人唾弃和被消灭的旧秩序的统治方式，因为他在找寻皇朝式帝祚永延、代代相传的根基，具体地说就是：在找一个血脉传人，因为1763年出生的皇后约瑟芬，不能再给他生产这样的传人。要选的人须是欧洲名望显赫的皇室贵胄，或出自极富传统的王侯世家，目的是利用嫁接而来的旁系，使拿破仑的家族血脉高贵起来。波拿巴家族的很多成员，已经或娶或嫁了德意志中小邦国的统治家族中，或至少是传统旧贵族家族中的女儿或公子，比如：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娶了符腾堡国王的女儿卡塔琳娜（Katharina，1807），拿破仑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娶了后来的巴伐利亚国王的女儿奥古斯特（Auguste，1806），而拿破仑的妹妹波利娜（Pauline）则嫁给了出身古老贵族博尔盖塞家族（Borghese）的一名军官。如果娶了一个等级不相符的女人，就会像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Lucien）那样，造成兄弟间反目成仇、家族不和。对于拿破仑本人来说，只有最高等级的对象才是不二之选：一位出身于罗曼诺夫家族（沙俄）、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或者阿尔贝提纳家族（Albertiner，萨克森/波兰）的新娘。他完全清楚将具有现代特征的现象移用到过去的时代是荒谬的，他自己就曾在1807年将一个立宪君主制的国王的“优越性”，比如他的弟弟热罗姆，吹嘘成“高于一切专制的诸侯”。[250]而现在，他又将自己打扮成似乎“他是被迫要与各国君主和人民的受其奴役的、18世纪的世界观作个了断”。[251]
至迟到1809年秋，有关皇帝是否离婚、寻找一位新的皇后以及找一个什么样的新娘的猜测，搞得拿破仑的宫廷以及整个巴黎居民的神经都紧张兮兮。在10月初进行维也纳和平谈判期间，驻巴黎公使馆秘书、梅特涅最信任的人恩格贝尔特·约瑟夫·冯·弗洛雷特骑士（Engelbert Joseph Ritter von Floret）就已经注意到，法国方面正在谈论玛丽-路易莎入选的可能性。[252]但是，直到1810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在沙皇的妹妹叶卡捷琳娜拒绝了求婚之后，她的妹妹安娜（Anna）还在人们的考虑之中。是拿破仑的亲信拉博德侯爵亚历山大（Marquis Alexandre de Laborde），首先将与哈布斯堡皇朝结亲的设想纳入了梅特涅的视野。他是法国皇帝行政法院——国务议事会——的“监察（Auditeur）”，类似于财政专员，与奥地利皇室关系极好，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当梅特涅从他的口中听说此事时，起初并没有认真对等，而是将这种说法当成了“痴人说梦”。[253]
当梅特涅的继任者、驻巴黎公使施瓦岑贝格侯爵卡尔·菲利普（Karl Philipp Fürst zu Schwarzenberg）于1809年11月底抵达巴黎，并听说了那里的传闻和猜测后，情况变了。10月12日，17岁的商人弗里德里希·施塔普斯（Friedrich Staps）在维也纳对拿破仑行刺未果，这次事件之后，波拿巴家族惊恐万状，并开始认真思考拿破仑的继承人问题；首选考虑的是拿破仑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他是皇后约瑟芬与前夫的儿子。但是，家族中的“博阿尔内反对派”则开始提议让皇帝离婚并再结婚姻，目的是产生一位血脉亲生的皇位继承人。
在施瓦岑贝格于11月26日第一次拜见拿破仑时，他看到主持这一庄重仪式的拿破仑情绪极坏——约瑟芬皇后因身体不适而未出席——并且获悉，人们正在斟酌，由谁来取代现任皇后。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考虑的新方向是哈布斯堡皇朝，而将此事通报施瓦岑贝格的条件是严格保密。施瓦岑贝格于12月4日报告给了梅特涅决定性的提示，在两个统治者家族之间的联姻关系，可能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机会。[254]如何在这件棘手的事情上表态，新任公使请求给予指示。
不久，当拿破仑于1809年12月15日在位于杜伊勒里宫正殿旁的大内阁厅召见家族议事会时，选新娘的问题已经在公众舆论中流传得沸沸扬扬。拿破仑当着约瑟芬皇后，荷兰、那不勒斯、西班牙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和王后们的面，还有意大利副王及波利娜公主的面，开宗明义地宣布了不容置喙的决定，他要结束当前的婚姻，组建新的家庭。第二天，这个消息就已经出现在《箴言报》上了，同一天召开的参议院会议也作出了解除婚姻的正式决议，离婚夫妇将分房居住，拿破仑住在大小两座特里亚农宫内，约瑟芬与侍从则前往马尔迈松城堡。[255]
按照“考尔纳手法”举行哈布斯堡皇朝式婚礼
梅特涅已经得到了事件整个过程的通报，现在对他来讲，提出问题的时机已然成熟，即这件事是否提供了一个不容犹豫、要立即抓住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很多东西还悬而未决：还不能肯定拿破仑是否已经拿定主意，他是否还在向圣彼得堡方向张望；也不能肯定，弗朗茨皇帝以及求婚对象玛丽-路易莎本人是否同意，特别是后者将拿破仑看成一个“敌基督”，并且得到她的继母——皇后卢多维卡（Ludovika）[256]的支持。[257]还要考虑到在皇室内部有一个广泛的阵线，首先是大公爵们，其次还有一个强大的“俄国帮”，其代表人物是圣彼得堡驻维也纳公使以及巴格拉季昂公爵夫人和萨甘女公爵。
现在重要的是要能列举出不可辩驳的理由。12月25日，梅特涅拟定了一份给施瓦岑贝格的指示，指示也是代表奥地利政策新的定向的关键性文件，[258]这项指示标注着“只限公用（reservé）”的标签。文件以对欧洲局势的判断开头：在西班牙被征服后，要估计到拿破仑向欧洲东部运动的新动态。拿破仑的生涯轨迹非常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这样一个搞阴谋诡计的家伙，那些他自己创建的、完全彻底臣服于他的体系的国家，照样很少能逃脱毁灭的命运，更不要说那些体系外的国家了。荷兰就是第一个例子。那些小同盟国也一样会屈服，如果拿破仑不想让它们在表面上存在的话。这些部族的所谓独立，在一个诸侯面前能感到其所受的限制——拿破仑——这位头衔为“皇帝”的人唤起了人们对历史上帝王思想的回忆。痛苦的结论是：
自此以后，力量太弱，无法单打独斗地去对抗法国皇帝的毁灭意愿；如果法兰西帝国的联合暴力出现在东部边界，对我们来说，从一个固定的角度去担负我们本应出任的角色，已经不再可能。预计俄国有朝一日会醒悟，则仍是遥远之事。……如果说我们未来的角色……要屈从于很多的、无法预计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这种角色当前已经由事物的自然规律来支配了。我们不得不避免任何的麻烦和纠缠，并且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假如在我们面前出现新的问题，则不至于将我们带到一条使我们恰恰在这一时刻失败的道路上去。
要极其谨慎地、小心翼翼地从被孤立的困局中解脱出来，沉住气，等待将来可能出现的反拿破仑同盟所致的时机：这里包括作为政治准则的、对时代最阴郁的诊断。为了将奥地利带出孤立和持续的危险境地，与拿破仑联姻看起来不失为一条合乎逻辑的出路。在同一封信中，施瓦岑贝格得到了对联姻的指示。在梅特涅任公使时，他结识了巴黎宫廷中奉行对欧洲进行有限变革思想的“一派”。他想到了塔列朗，塔氏可以在联姻的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梅特涅让施瓦岑贝格知道，时刻将国家的安宁和安全放在首位的皇帝的旨意是，迎合法国方面的问询，但是在做的时候要尽可能地减少正式的色彩。
为结亲曲线铺路
为订婚决定所进行的小心翼翼的、试探性的接触，实际上快得耸人听闻，这符合拿破仑的举止做派。许许多多的逸闻趣事在坊间流传，比如，据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化装舞会上，拿破仑问化了装的梅特涅夫人爱列欧诺拉·冯·梅特涅，“她是否相信，玛丽-路易莎女大公爵会接受他的求婚，她的父亲，奥地利皇帝，是否也会同意这桩婚事”。[259]但是，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些零零碎碎的试探，拿破仑从他身边的人那里获得了许许多多的消息，比如说通过人脉关系极广的拉博德侯爵，并且他自己也能够制造很多机会，以便获知更多的确切情况。
在宫廷所办的刊物《巴黎公告》（Bulletin de Paris）的每日消息中，几乎全部围绕着已经离婚的这对前夫妇之间的错综复杂的麻烦纠缠，以及充斥着对可能成为新皇后人选的猜测。[260]在一次见过拿破仑之后，约瑟芬皇后透露，他不会在一个俄国公主和一个奥地利公主之间作出抉择（12月25日）。对法国宫廷气氛的变化感觉最为明显的，是战争爆发后一直生活在巴黎，并自那以后一直遭受冷落和排斥的梅特涅夫人爱列欧诺拉及其家人：而现在她们突然受到宫廷的待见，甚至受到波拿巴家族最核心圈子的欢迎。
她接到邀请出席12月31日在皇宫举行的贵妇会见（Damenaudienz）。当她抵达时，拿破仑正在看文件，但是，当下人禀报说她已经到达时，拿破仑一改整日的坏情绪，笑脸相迎，并亲切且意味深长地对她说：“啊，夫人，您一直逗留在这里，那您可以利用一切机会了。您的先生担负着美好的职务，他可以为自己创造荣誉；他又熟悉这个国家，可以为这个国家做些好事。您的孩子们怎么样？”所引用的上述这段《巴黎公告》的文字，几乎逐字逐句地印证了爱列欧诺拉对此次会见的个人印象。她在写给丈夫的信中说，拿破仑说梅特涅可以对这个国家“有用”。她对这个措辞感到吃惊，并有鉴于在此后数天内经历的所有事情，她将这理解为一种暗示。她对丈夫解释道，虽然她在联姻这件事上没有确切的消息可以传达，可是她已得到了如此多的敬意，在这么短的篇幅里根本说不完。她说，她受邀出席皇帝“最亲信圈子”的聚会，拿破仑主动接近她、恭维她，并开始询问她的家庭和所有亲戚的情况。皇帝的这个引人注目的关照给人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使得接下来所有的达官显贵、元帅大臣都在围绕着她频献殷勤。她用她特有的酸涩的嘲讽语调评论道，此事可以促使人们对人情世故、沉浮变迁进行哲学上的反思。[261]
当爱列欧诺拉从最高层的权威方面，也就是从被直接涉及的一方那里得到确认之后，她报告她的丈夫，事情在此间已经进行到了非常认真的地步。约瑟芬皇后的一个女侍通知她，皇后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在1月2日见她一面。当爱列欧诺拉抵达马尔迈松城堡时，正好碰上了荷兰王后——拿破仑的继女奥坦丝·博阿尔内（Hortense Beauharnais）。她将爱列欧诺拉拽到一边，并对她说：“您知道，我们从内心上讲都是奥地利人，但是，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哥哥会鼓起勇气向皇帝建议，向您那方的女大公爵求婚。”爱列欧诺拉还没有从她的吃惊中回过神来，约瑟芬皇后已经进来，并公开大倒苦水：“我正在无例外地进行一个计划，并且只有我自己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即我准备好作出牺牲，而这种牺牲并非完全徒劳无功，这个计划就是，皇帝将迎娶您那方的女大公爵；我昨天与他谈过此事，他对我说，他还没有最终作出抉择，‘但是，’他这样补充说道，‘我相信，将会是她（女大公爵），如果他能被贵方接受的话’。”
爱列欧诺拉回答道，她本人将这次婚姻看作一个伟大的幸事，但是，她也不能隐瞒不说的是，对奥地利女大公爵来讲，嫁到法国来也是令人痛苦的。谁都听得出来，这是在暗指玛丽娅·安托瓦内特的命运。皇后答道：“我们会尽力安排好的。”并表示，遗憾的是爱列欧诺拉的丈夫克莱门斯没有在场。然后，她又补充了一句意义不能过分高估的意见：“应该让贵国皇帝清楚，如果他不同意，他本人以及他的国家肯定就毁了。”她还说，她今天还要与拿破仑共同进餐，如果有什么积极的进展，她会让爱列欧诺拉知道。
如此看来，将玛丽-路易莎选作新娘“这一计划的始作俑者，究竟是拿破仑还是梅特涅”，已经是毫无疑问、板上钉钉了。[262]爱列欧诺拉写给她丈夫的信不容置疑地证明了，是拿破仑本人采取了主动，而梅特涅作为主管大臣，只处在一个主持人的角色上。他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考虑，非常希望能“玉成好事”，并同时知道，聪明的做法是在此事上不要违抗拿破仑的意愿。正是因为梅特涅对玛丽-路易莎本人的态度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此，不得不运用他所有的外交艺术，为这桩棘手的“交易”来穿针引线，而且不要使本国利益受损。由于不能在这个敏感微妙的事情上直接与尚帕尼或者甚至是直接与拿破仑进行谈判，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既能表达意愿，又不会给人以过分纠缠献殷勤的印象。
由于拿破仑选择了间接的方式，爱列欧诺拉又被利用作为中介，梅特涅于是从他这一方出发，于1月27日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施瓦岑贝格公使的正式信函，另一封是写给爱列欧诺拉的私人信件，但也抄写了一份交予施瓦岑贝格。梅特涅嘱咐施瓦岑贝格，让他说是出于信任，将写给爱列欧诺拉的信念给拉博德听，并将信交给他，这样就可以确保，拉博德会将信呈送到拿破仑手中。在这封私人信件中，梅特涅将皇帝家族原本糟糕的情况大大地美化了一番，并传递出他对皇帝家族会同意这门亲事的信心。他用这个说法有力地论证了，奥地利的公主们几乎不习惯按照自己的心愿选择自己的夫婿。一个像女大公爵这样的、受到过如此良好教养的孩子所具有的对其父皇意愿的尊重，使得他满怀希望地相信，求婚在她那里不会遇到障碍。他说，自己发现弗朗茨皇帝对这种情况就像在遇到其他情况时一样：没有成见、直来直去、君主主义、坚持原则、意志坚定。他说，自己也在此事上认识到，皇帝是一个伟大帝国的主宰。梅特涅进一步解释道，他的主君奉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并用了一个恰恰是针对拿破仑的眼睛和耳朵而作的自白来强调这一点，：“我将此事看作眼下欧洲所作的最重大的事情；我将拿破仑皇帝所作的选择看作对一种秩序的可能的保障，这种秩序是更符合许多民族的普遍利益的，这些民族在经历过如此令人恐惧和如此之多的动荡后，正在谋求和平，这比保障（我）这个侯爵的特殊利益要大得多。”[263]
1810年2月14日，当巴黎早已作出决定之后，梅特涅也得到了玛丽-路易莎的允诺。现在他可以告诉爱列欧诺拉，“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大公爵女士的同意。如果要历数我所经历过的最困难的谈判，那当然要数这一桩最为困难——谢天谢地，终于完全谈成了，我相信可以肯定地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成功，为了这个成功，需要尽我所有的力量来支撑我所持的态度”。[264]对这桩婚事激烈的反对情况，梅特涅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在这一刻，他已经知道巴黎作出的决定是以一种多么奇特的方式在进行。
拿破仑逾期未兑现的结婚条件
尽管越来越多的暗示表明，拿破仑本人更属意玛丽-路易莎，但是他先不作决定。1月28日他把家族议事会全体成员召集在一起，并在会上展开来讲述他选择的可能性：沙俄、奥地利、萨克森的公主，另一个来自德意志或法兰西君主家庭的人选或者是一个法国女人。这里大多数在场的人建议与奥地利结亲，但是皇帝本人还不想敲定。然而，当盼望已久的信使2月6日从圣彼得堡赶回后，情况有了变化。拿破仑从其派驻俄国的公使科兰古的信中得知，沙皇没有在限期至1月16日的另一个考虑时间内给予答复。这样一来，与沙皇妹妹结亲的计划，对于求婚者来说就此告吹，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玛丽-路易莎。
拿破仑不想再推迟了，并要尽快作出决定，于是在2月7日再次召集家族议事会。塔列朗也出席了会议，并向会议报告了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如同国务会议一般，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要充分说明理由，然后投票表决，作出决定。[265]帝国大宫廷总管康巴塞雷斯、缪拉和富歇赞成迎娶俄国的女大公爵安娜，查理·弗朗索瓦·勒布伦则投票赞成与萨克森王室结亲。塔列朗的理由给人的印象最深，因为他阐述的是他“最钟爱的题目”，拿破仑曾在埃尔福特训斥过这一题目，因而印象深刻：关于法国与奥地利结盟。塔列朗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由此一来（通过联姻），奥地利反拿破仑的欲求即可确保，我当然没有表露出来。”塔列朗最后阐述的理由具有决定性意义：奥地利可以将法国从那个恶名中解脱出来，因为在欧洲的眼中，由于谋杀玛丽娅·安托瓦内特，这个恶名一直困扰着法国，这一行为一直以“背信弃义的流氓恶棍”的罪名出现。假如作出与奥地利结亲的决定，拿破仑就将会与整个欧洲和解。这个理由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塔列朗写道，再加上在场的一些人早已对“无休无止的战争感到厌倦”，而拿破仑也早已不再自称“革命之子”了。
拿破仑未作任何评论，便离开了会议，但是当晚即派遣了一名内阁信使前往维也纳。并在此前将消息先送达施瓦岑贝格，他被利用来代表他的皇朝，在法国外交部于正式的婚约上加盖封章——尚帕尼则代表拿破仑签字。施瓦岑贝格惊呆了，表示抗议，因为他根本没有被授权签字盖章。尚帕尼对施瓦岑贝格回应了什么话，可以用施瓦岑贝格紧接着用恳请的话语来试图说服梅特涅予以解读：他说他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拒绝，就会引来拿破仑以及全法国人民的仇恨。尽管女大公爵将要作出极大的牺牲，但是，对于受苦受难的大多数国人来说，这就像一个和平天使发出的光芒——她一只手阻断了血流成河，另一只手同时在治愈所有的新鲜伤口。为了祖国的生存，要消除一切成见。“毫不犹豫地顺从是必要的。”[266]施瓦岑贝格派驻巴黎公使馆的秘书、梅特涅最信任的人弗洛雷特带着所有文件返回维也纳。但是，在他抵达目的地之前三天，法国驻维也纳公使奥托伯爵（Graf Otto）就已经得知了全部情况，并于2月15日早上8点前往相府拜会梅特涅，向他通报了最重要内容的急件。
对于皇帝和梅特涅来说，事情如此进行是极其令人愤怒、倍感受伤和深受侮辱的，这种程度对于一个君主要比对于一个大臣更为深重。在枫丹白露和阿尔滕堡，梅特涅早就领教过这种肆无忌惮的突然袭击，并且这种做法再一次印证了，如果不能与拿破仑建立特殊的关系，此人将变得多么凶险。原本打算从这桩婚事中讨价还价，争取捞回一些政治筹码的机会，显然被这种突然袭击搅黄了。弗朗茨皇帝感觉受到了伤害，因为欧洲最古老的皇室家族被一个暴发户将婚姻强加于身，形同逼婚，没有经过向新娘求婚，没有像贵族家族之间通常的做法一样，缔结一份形式上的婚约，也没有遵循皇室之间应有的、体面周到的仪轨礼节。虽然如此，他也还是准备于2月21日完成交换文书。
这次婚礼的开支花费，只有看一看如今英国王室的婚礼排场，才能体会到其奢华的程度，而且这仅是开始，因为同样的仪式要举行两次，先是于3月11日在维也纳的奥古斯蒂纳教堂举行。按照拿破仑的明确愿望，阿斯佩恩会战的胜利者卡尔大公爵全权代表新郎出席仪式。有不尽相同的研究均曾指出，梅特涅曾以不知趣和伤人感情的方式，让人从皇室档案中将有关1770年玛丽娅·安托瓦内特出嫁时的档案找出来，以便作为这次婚礼的模板加以参考。这些解读是错误的。因为只有梅特涅对法国皇室的人员最为熟悉，因此他受委托去准备送给法国的皇亲贵胄、世家大族以及其他参加婚礼的客人的礼品和赠物。奥地利皇帝在钱财上的小气和抠门是尽人皆知的，要想从他的手里要钱，是一件棘手且颇费周章的事。为了获得有说服力的并且可信的证据，以便说明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馆以前曾因类似的婚事，额外获得了多少拨款，梅特涅不得不去翻陈年旧账，追溯1770年的开销数额，并认为由于物价上涨，这些开销现在已远远不够。此外，更何况这次要嫁的对象是法国当朝皇帝，而非那个当年要嫁的王储。[267]
旧帝国和皇帝象征的“再现”：金羊毛勋章与梅特涅家族
如果人们按照正规的、政治—历史象征的轨迹去思考一下，那么，与拿破仑历史性的、轰动一时的着装事件完全相反，梅特涅几乎同时经历着和构建着一个象征性世界，这个象征性世界对于这位前帝国伯爵来说，就是真实存在的神圣罗马帝国。在他看来，只有这个象征性世界才真正具有约束力和榜样意义。就在婚礼举行的前一天，3月10日，在一个特别举行的隆重仪式上，皇帝向他的这位大臣颁发了金羊毛勋章。这个颁授仪式透露了关于梅特涅家族和皇室家族的许多信息，这位大臣由于重建了与法国的和平，功勋卓著而获此勋章。所谓的功勋当然不是指《申布伦和约》，梅特涅认为这个和约谈得非常糟糕；而是指建立在即将确立的两个皇室家族联姻基础上的、显然也是对皇朝的生存给予了保障的新的和平状况。
向克莱门斯·冯·梅特涅颁发金羊毛勋章的证书，1810年3月15日
出自15世纪勃艮第的金羊毛勋章，历史悠久、举世景仰，这一勋章只能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作为（中世纪的）骑士团大团长亲自颁发。梅特涅不无自豪地向他在巴黎的夫人报告了这一喜讯，并且让她得知，当时在维也纳的法国代表对于他们在此处看到的场景是多么的惊讶，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见过拿破仑创立的新贵族。[268]这种强烈对比，也可以说成是在仪式举办上的竞争，他是完全清楚的：“这是事实，只要我们想要干事，那么我们的富丽堂皇与法国人比起来，就像是拿纯金白银的餐具与镀金镀银（Plated）的餐具作比较。”他所比较的是真正的贵金属与在简单的基础材料上镀上廉价合金的玩意儿。
由于这独一无二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地方描写过的两个仪式活动的巧合，维也纳的宫廷社交圈逐渐意识到梅特涅家族现在在维也纳的重要性。1794年，他们作为逃难者从莱茵河畔流落到哈布斯堡皇朝的大都会，而现在，他们已然处于皇室光环的中心。父亲弗朗茨·乔治和儿子克莱门斯共同代表着业已表明的象征意义、仪式和传统。这一次，皇帝拒绝了所有其他的候选人，而唯独让克莱门斯一人出席（加入秘密社团的）入会仪式，并通过此种方式将他的这位大臣突显出来。而他，梅特涅，则成为这场宫廷大戏的中心，这场宫廷大戏是在皇帝的监护下，由骑士团于霍夫堡的舞会大厅中上演。[269]卡尔·冯·利涅侯爵（Karl Fürst von Ligne）曾作为骑士团主教（名誉职位）中的元老，也是他后来给维也纳会议起了个外号，一句非常流行的表述——“跳舞的会议——舞会”——但是他将行使仪式活动的职权委托给了副主教弗朗茨·乔治。父亲弗朗茨·乔治按照骑士团流传下来的仪式和规矩，将等候在门口的儿子引进骑士大厅，引至皇帝的御座前，这位君主与四位在场的、身着全套礼服的骑士围绕着他。弗朗茨·乔治将放在一个巨大的天鹅绒枕头上的勋章和绶带展现给皇帝。皇帝以剑拍击受勋者的颈部和肩部，之后，父亲弗朗茨·乔治将勋章和绶带系到了儿子的脖子上。在由托马斯·劳伦斯（Thomas Lawrence）创作的梅特涅肖像上，日后的国务首相也戴着绶带和这枚勋章。
一个同时代的观察者详述了这件似曾相识的“奇特”事件：他回忆起17年之前在维泽尔时，比利时宫廷在弗朗茨·乔治的带领下，在法国人到来之前第一次逃亡的情况。[270]当时，1792年12月12日，时年19岁的儿子，马耳他骑士团骑士，也完成了一个类似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他受皇帝之命，授予其父一把荣誉之剑，将绶带系到他的脖子上，并给了他一个骑士团式的兄弟之吻。[271]而现在，当克莱门斯·冯·梅特涅自己身着全套骑士礼服，在皇亲贵胄、世家大族以及高坐在宝座上的皇帝等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从其父亲手中接受同样的荣誉时，他感到似乎这一切回到了“查理五世的皇宫”。查理五世是法国国王们在世界政治上的最大天敌。当他父亲在他身上履行骑士团大团长的职责时，他看到，大厅里有三分之一的人的眼泪夺眶而出，而拿破仑的元帅、讷沙泰勒亲王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Louis-Alexandre Berthier，Fürst von Neufchâtel）则“由于感动，泪流不止”。不久以后，1810年4月2日，梅特涅将在杜伊勒里宫接着举行的拿破仑婚礼盛宴上，看到拿破仑与奥地利竞争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节目。
托马斯·劳伦斯绘制的《戴金羊毛勋章和绶带的梅特涅》，18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