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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34 第一证人
我想，是希特勒先生认为，［啤酒馆目击者的］证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当时可能受到酒精的影响。[1]
——费力克斯·路德维希·波特默伯爵（Felix Ludwig Count Bothmer）将军
经过六天的审理，被告人终于完成了开场陈词。然而对审理的质疑越来越多。《慕尼黑日报》注意到，希特勒和他的同伙每次走进法庭都显得兴高采烈、胸有成竹，[2]宣扬着一模一样的政治极端主义。他们在发言时不用担心被打断，显然想说多久就多久，想不说话就不说。而在气氛紧张起来的时候，奈特哈特会介入，转为秘密审理了事。
警方抱怨他们的部门遭到被告人肆意的攻击，而奈特哈特都懒得“抬抬指头”制止他们。军方也有类似的批评，此外还有多位巴伐利亚内阁成员，这样一场丑剧让他们十分愤怒。
“被告人不是在接受审问；他们是在发表演说，”内政部部长弗朗茨·施威耶在3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厉声说道。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部长称法官的纵容已经严重到居然允许其中一名被告人——韦伯医生——周末离开关押地，在城中散步。[3]
这场审判让媒体忙得不亦乐乎。如果他是主审法官，《巴伐利亚祖国报》的一名记者说，他会终止这场拙劣的演出。[4]不过，他发现其中还有一些未发掘的潜力。应该把审判录下来播出——德国第一家电台四个月前在柏林开播。这样一来，全世界不但能读到，还能听到这出难以置信的闹剧，法庭可以卖广告。他开玩笑说，希特勒的洪亮嗓音可以用来给牙膏或痔疮疗法打广告。
施坦莱恩同样遭到批评。《巴伐利亚祖国报》斥责检察官是个可悲之人，让被告人没完没了地夸赞自己的英勇事迹，准确说是罪行。社会主义报纸《慕尼黑邮报》也这么认为。报道夸大了检察官的名气小，称这是他的“首次登台”，同时预言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对施坦莱恩有好感的人则认为不要急于下结论，至少要等合议庭对检方整理的证据质量有了解后再说。1924年3月4日星期二，审判进入第二阶段，传召第一批证人并权衡证据。
不过那天上午稍稍有些延误，安保人员需要仔细查验各类旁听证和入场卡。然后是已经成为惯例的抱怨和投诉。这一次，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提出了一些严重的异议。
罗德首先想抗议一种蓄意掩盖事实和影响证人的企图。他声称——并非全无依据——这种控制巴伐利亚报纸的做法始于1923年11月9日，它们受命不得刊载任何与古斯塔夫·冯·卡尔认可的官方看法冲突的内容。
在平息对方的反对后，罗德接着说，有两份在传阅的文件对政变过程给出了一个巴伐利亚政府认可的版本。其中一份是长46页、没有署名的所谓“蓝白册子”[5]——这个绰号来自巴伐利亚的传统色。另一份是有冯·洛索将军签名的秘密报告。这两份小册子和备忘录[6]在军队、邦警以及各官员俱乐部内传播。其中指示各部门领导人了解案件“真相”，并敦促他们分享给自己的属下。
罗德拿出了报告的一个副本，上面标有“秘密！”和“机密！”[7]字样。希特勒的律师翻看着文件，把一个圈出来的段落读了出来，内容是禁止对本文件进行复制或摘选。接着罗德查验了文件，并与证人的审前讯问进行比对，观众此时已经被深深迷住。“我发现冯·塞瑟总警监的［审前］声明和这份文件是逐页对应的，几乎是逐词。”[8]
他读出了其中一段来证明他的说法。
主审法官显然有些不安，企图阻止罗德，他建议罗德等一等，要用自己的证据开示来与证人对质。
罗德提醒合议庭，他在谈论的可是一项试图影响本案证人的统一行动——法庭应该在审阅证词之前了解这一真相。他还声称，根据他的调查，这份报告必定是由三巨头传布出去的，可能是冯·洛索将军，起草人是冯·塞瑟总警监，至少也是他的某个邦警下属的手笔。
此外，罗德想要指出一些不寻常之处。德国法律规定每一个证人必须独立做出陈述，但这一点显然没做到。卡尔、洛索和塞瑟是在审前调查的最后分别接受问讯的，然后他们可以阅读此前已有的陈述，甚至用在自己的陈述里。他保证这些严厉的指控都能拿出证据来。
奈特哈特再次阻止了他，称这些目前是无从证实的。
然而罗德不依不饶，并且得到鲁登道夫的首席律师威力巴德·冯·策奇维茨的支持。后者更进了一步。他说，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解释这份机密报告和本案起诉书之间的“惊人一致”[9]，那就是两份文件可能有同一个来源：检方。另外四名辩护律师立即表达了认同。
这时候，施坦莱恩一跃而起，强烈否认他的办公室与这份文件有任何关联。他和下属都完全没有参与机密报告的起草或传发。
无论是从哪里来，鲁登道夫的第二辩护律师沃尔特·鲁特格布鲁恩指出，事实上多名已安排出庭作证的证人收到了这份文件。出于审案的需要，至少应该当庭朗读它的内容。
法官决定退庭审议这项动议。
与此同时，美联社驻外记者惊讶地发现，辩方是可以自由活动的。[10]阿道夫·希特勒在向旁听席的女人献殷勤，吻她们的手，被《汇报》形容“举止如纨绔子弟”[11]。还有人看到他和一名衣着惹眼的男子交谈：此人身穿战地灰色军官大衣，[12]上面别着黑白红三色的帝国帽章，毫不掩饰对魏玛共和国的侮慢。法官已经完全失去对法庭的控制了吗？
奈特哈特走出来宣布，暂不宣读小册子的内容。他承诺到后面会准许宣读，具体会由他来决定。但那一刻始终没有到来。
在法官传召第一个证人前，检方提出闭门审理。这些证人都来自国家防卫军，他们的证词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辩方反对。法庭没有闭门开庭的必要，鲁登道夫的律师策奇维茨说；现在需要做的是防止旁听席里的军中人士对证人进行不正当的影响，甚至是胁迫。他随即吁求主审法官将那些人驱离法庭。
这时候，旁听席里的两名军人站了起来，要求准许他们在作证期间旁听。
法官进入当天上午的第二次退庭审议，五分钟后回到法庭，再次做出支持检方的决定。民众需要离开法庭。奈特哈特还准许军方代表留在法庭。
开始闭门审理后，[13]第一批安排了10名左右证人出庭，第一名证人——58岁的汉斯·蒂绍维茨·冯·蒂绍瓦将军（Hans Tieschowitz von Tieschowa）——当天上午走上证人席，他是步兵学院的指挥官，他的学员是此次政变的支持者。
对于步兵学员在11月8日夜里的这种似属叛国的行动，证人的解释是他们相信一场大规模的全国起义即将爆发。在爱国之情的驱使下，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犯下反对国家的罪行。
随着提问继续偏离对被告重大叛国的审判，转向巴伐利亚领导人串谋的可能性，奈特哈特把证人打发了下去。在闭门庭期第二位出庭作证的是步兵学院教官路德维希·利奥波德上校，就是他在11月9日一大早去通知鲁登道夫，洛索已经决定反对政变。
问了半天没问出什么名堂，直到鲁登道夫插进来问证人是否记得，当时他承诺不会向防卫军或邦警开枪，并要求把这话转告冯·洛索将军。
利奥波德表示确有此事。
洛索反过来是否曾想过捎信给鲁登道夫，也许想警告他防卫军有开枪的打算？
不，他没有，证人表示。
主审法官决定终止利奥波德的作证，并表示其他九名防卫军步兵学院的证人没有出庭的必要。检控双方破天荒头一回都没有反对。对施坦莱恩和埃哈德而言，这些证词可能有损巴伐利亚领导人——他们的主要证人——的名誉，这对他们没好处，甚至可能进一步加深与政变的牵连。罗德和辩护团队也觉得，在闭门审理的情况下，他们准备的那些战术策动和一惊一乍的花招没有多少施展的机会。
那天下午2：52，[14]法庭重新向公众开放，来自慕尼黑警方的一连串证人将依次出庭，媒体因此称这一天是“警察日”[15]。11名证人鱼贯而过，不过不少人只是给审理平添更多的困惑。
其中42岁的政治警察部负责人弗里德里希·贝恩罗伊特（Friedrich Bernreuther）不得不承认，由于弗里克的干预，他并不知道啤酒馆发生的事。他进一步表示，在得知有如此重大的危机时，一名警官的职责是向邦警、市司令官、保安队和刑警报告。
“具体发生了什么，我并不知道，”贝恩霍于特说。[16]
施坦莱恩和埃哈德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弗里克根本没那么做。
另一名证人、慕尼黑警察政治部门的海因里希·巴尔斯（Heinrich Balss）博士说，他曾看到弗里克得知要被提拔为警察总长时的表情。当时他看着弗里克的眼睛，感觉被告对这个消息深感意外，完全不像听到了喜讯。他还证实弗里克从未用这个新官衔自称，也不允许其他人这么称呼他。
埃哈德问，希特勒是真的表示要成为德国的领导人，还是只是声称是运动的吹鼓手？
证人表示记不太清了。他在报纸上看到很多东西。就在埃哈德进一步逼问之时，希特勒插话说，他非常肯定自己宣布过，他希望“承担国家临时政府的政治领导工作”[17]。他拿出一份《慕尼黑最新消息》，[18]在全场的注目之下，希特勒开始大声朗读上面报道的他那场啤酒馆演说。
而后希特勒看着检察官，[19]突然显得异常的激动，仿佛此刻回到了贝格勃劳凯勒。他怒吼道：“对十一月罪人的追责和清算，终归是我的头等大事，检察官先生，就算现在做不到，咱们来日方长！”[20]
欢呼声响彻法庭。
[1] NA T84 EAP 105/7，961.
[2] 1924年3月1～2日《慕尼黑报》。
[3] 1924年3月4日内阁会议记录，Ernst Deuerlein，ed.，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üsseldorf：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8），215-17. 奈特哈特的偏袒引起了广泛注意，比如1924年3月6日《前进报》以及Carl Moser von Filseck，Politik in Bayern 1919-1933. Berichte des württembergischen Gesandten Carl Moser von Filseck，ed. Wolfgang Benz.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Nummer 22/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71），March 2，1924，Nr. 75，153。
[4] 1924年3月7日《巴伐利亚祖国报》。
[5] 小册子署名“我来我见”（Veni Vidi），标题为《鲁登道夫在巴伐利亚，或十一月政变》（Ludendorff in Bayern，oder Der Novemberputsch，Leipzig：Veduka-Verlag，1924）。
[6] “Der Putsch am 8.November 1923. Vorgeschichte und Verlauf，” 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182，487-515，另有一些内容收录于Anlage 4a and 4b，530-35。
[7] NA T84 EAP 105/7，750.
[8] NA T84 EAP 105/7，750.
[9] NA T84 EAP 105/7，760.
[10] 1924年3月5日《高卢人报》。
[11] 1924年3月7日《汇报》。
[12] 1924年3月17日《时代》，以及与希特勒交谈，1924年3月5日美联社。
[13] NA T84 EAP 105/7，774.
[14] NA T84 EAP 105/7，817.
[15] 1924年3月5日《福斯日报》晨间版。
[16] NA T84 EAP 105/7，828.
[17] NA T84 EAP 105/7，861. 希特勒常说他是在狱中产生这个念头的，但是从所谓吹鼓手到领袖的转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将兰茨贝格作为起源地之前早已开始。
[18] 他提到的文章刊载于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19] Nr.57，March7，1924，HA5/114II；以及1924年3月5日《前进报》。
[20] NA T84 EAP 105/7，8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