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俄国、社会主义和有组织的社会

因为，如果听话服从是用面包换取的，那你认为，自由在哪里呢？你回答说，人不是单靠面包活着。但你知道吗，地下的鬼神正是借面包的名义起来反抗你，与你较量并打败你。

费奥多尔·M.陀思妥耶夫斯基[1]

马克斯·韦伯对有超凡个人魅力的统治历史的浓厚兴趣，只有在他对未来的悲观预测的背景之下才好理解。他不仅担心人们有一天“会像古代埃及国家的费拉赫人一样”不得不束手无策地服从于一种“未来的奴性”，而且担心现代社会由于其自身的特殊理性而完全僵化：在这样的社会中，有意识的决定战胜了传统，市民阶级的工作效益伦理取得了对封建统治的胜利。但是，现代社会最后都把这些胜利诠释为异化现象。新型的专门家具有解决非同寻常问题的能力，但同时他又被“盲目的操作”击败，而且政治上被动消极。于是，各种团体组织应运而生，它们上升为社会的真正活跃分子，可以被委以各种任务，甚至是对整个大陆进行开发的任务。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阻碍一切个人主动性的官僚主义。在韦伯看来，人们“像羊群一样”受人管理，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牵挂维系在日子过得好坏之上。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一种现代的奴隶制度由此而生。在这种制度中，被统治者用他们的自由与技术优势和物质利益做了交换。于是就出现了“缺乏精神的专门家和不讲良心的享乐者”。[2]

韦伯认为，若要摆脱这种文明是不可能的。相反，他问道：什么样的“精神”将主导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倘若这个精神已经不再是近代早期的、反专制权威的和自愿有所放弃的宗教日常伦理观的话？从社会学的类型角度来看，位居政府官员和普通雇员之上的领导者最终不可能是政府官员本身。因此，1908年之后，韦伯门下最有才华的弟子——从罗伯特·米歇尔斯到格奥尔格·卢卡奇直至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3]——都参加了想把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统治与现代组织理性的优势相结合的极端政治势力：米歇尔斯追随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卢卡奇热衷苏维埃政权，施米特紧跟民众票选的纳粹元首国家。

他们认为，资产阶级世界已经江河日下，并因其自身的矛盾和谎言正在自行消亡。米歇尔斯于1908年12月在大学任教的首次讲课中，明确宣布经济领域中的个人主义时代已经结束：被资本主义分裂为单独个体的工人虽然通过工会和合作社的形式被组织起来，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地“从资本所有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随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人们却发现，这些组织也同样未能避免脱离其成员成为独立的领导者集团（寡头政治）的规律。反之，资本主义本身却以企业家组织、卡特尔和康采恩（托拉斯）的方式组成了各种合作形式，并似乎借此“在排除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为一种社会生产合作组织的可能性提供了活生生的证明”。[4]

关于这个历史的过渡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拥有最深刻的研究理论。虽然观点不尽相同，在韦伯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流的科学成就”。[5]针对差别巨大的社会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6]“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7]在其他社会领域，资本主义没有留下很多差异：冷静观之，政治、艺术、宗教、法律、科学和家庭或多或少都是经济的所有权制度复杂的功能领域，它们皆服从于阶级的利益。格奥尔格·卢卡奇进一步往前发展了这一学说，并声称，所有这一切均不是彼此分离的领域，因而并不遵循其特有的规律。这只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一种假象而已。如果有人要砸烂资本主义，这就意味着，他将发现，社会是可以用理性的方式作为一个统一体被建立起来的。[8]用《共产党宣言》中经常被人们借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作用力的名句来说就是：“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9]

就冷静清醒而言，恐怕没有人可与马克斯·韦伯相提并论。但是，在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中，他却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等级的和停止的东西并没有瓦解，正如一个社会可以被纳入理性的组织形式中一样。对韦伯来说，前者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诸如资本主义这样的“现代化”力量影响下，这个国家将经历一种什么样的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而且，人们对民主和宪法国家的呼吁迄今为止均徒劳无益一无所得。在日俄战争中连吃败仗并遭受了一场重大的经济和饥饿危机后，1905年初，在俄国的多座城市爆发了反政府的抗议行动，政府使用武力来对付游行示威。随后，罢工、哗变、起义、镇压、地方性的没收财产以及相关的大屠杀和军事行动接连发生，直到沙皇于1905年10月在一项声明中承认公民的自由权和同意成立议会。

一个帝国轰然倒塌，韦伯对此备感震惊。除了针对俄国的移民劳工问题曾经要求关闭德国边境外，韦伯迄今为止与俄国没有打过任何交道。如今，他立刻开始学习俄语，以便能够阅读俄文的报刊文献。如同玛丽安妮后来信中所写的那样，他“一头扎进了俄国人民的灵魂和文化之中”，[10]并计划去俄国旅行，但最终未能实现。一段时间以来，他与生活在海德堡三月街4号的俄国留学生多有接触。此地是1862年设立的俄文阅览室，留学生在这里经常上演家乡的革命党派之争和各种冲突。例如，时年21岁、当时还在威廉·温德尔班德门下学习的费多尔·斯特凡（Fedor Stepun）[11]于1905年在阅览室做过一次关于“思想贫乏的俄罗斯革命”的讲演。他指责彼得堡的革命者，说他们跟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相比，缺乏与他们时代的先进哲学思想的关系：他们打算“在物质主义世界观早已被克服的偏远外省的后院里建设一种新生活”。[12]韦伯通过格奥尔格·西美尔的学生、法学家博格丹·基斯迪科夫斯基（Bogdan Kistiakowski）[13]结识了费多尔·斯特凡，与之交流关于托尔斯泰的看法，读了他所推崇的宗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Wladimir Solowjew）[14]的著作。

这个时期，俄罗斯的人文智慧正享有关于文明社会不同见解的巨大声誉。1900年前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被人们当作关于现代社会状况的形而上学预言来读。在他们的著作中，西方世界与俄罗斯的专制制度一样，均被从外部的视角予以观察并加以否定。格奥尔格·卢卡奇认为，如果说德国或法国作家的小说中对市民阶级生活的否定是市民阶级的个人行为的话，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展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罗曼蒂克，当中的人物既非社会动物，也非孤独的内心世界，而是人本身。[15]这即意味着：他们是自己的最终决定的承担者，并且不允许自己被生活的习俗剥夺这些决定的权力。例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他让耶稣回家去，因为教会不希望他再回来；《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尼科夫：他的故事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什么是自由；《群魔》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所有这些角色都是不妥协的小说人物，也必定给韦伯留下了深刻印象。韦伯曾经设想写一本关于托尔斯泰的书，[16]并多次引述托尔斯泰的话用于一种终极的道德观。这种终极道德观完全按照自身的前提生活，丝毫不在乎世俗的功名利禄，而这些前提最终都建立在一种充满神秘主义观念的、没有任何对象属性为依据的兼爱基础之上。简言之：此时的俄罗斯还完全没有受到已经席卷整个西方的那种“死板僵化”、循规蹈矩、具有可预见性以及所有文化之间道德观的相互适应和社会的相互平衡的过程的影响。

政治分析家韦伯把一个尚未完全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国家的这种完全未被人们所认识的状况，看成历史学的一个尚未解答的问题：俄国今后的发展既不能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推演出来，而且它的进程也非必然。举例而言，在1905年的革命中，各种社会利益被归结为资本和劳动的冲突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所理解的农业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与无产阶级的自我授权，毋宁说是与“对土地的渴望”密切相关。另外，韦伯认为，正如小资产阶级与自由主义立场的关系一样，资本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关系也是十分疏远的，这是因为，俄国的小资产阶级都是反犹太主义者。因此，正如自由经济的发展会给所有人都带来经济利益这个思想的明确性受到人们质疑一样，对民主制表示赞赏的文化条件似乎也同样值得怀疑。在马克斯·韦伯看来，1900年前后的俄国告诉人们，社会变革的历史顺序无法简单地在现有样板的基础上被再次重演，而且，民主和个人主义也同样无法简单地作为经济发展的伴随现象而出现。[17]资本主义的繁荣与自由之间并没有一种选择性亲和力的关系，形成欧洲的自由概念的基础是海外扩张、资本主义早期的中产阶级和科学技术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俄罗斯，这些条件均不存在。沙皇帝国处在警察镇压和功利的官僚制度的统治之下，社会革命者用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和各种暗杀对之做出回应。但是，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国家官僚机构中务实的理性主义者有时轻易地就能投靠到社会革命者的阵营中来，就像激进的大学生摇身一变就成为专制体制的官员一样。时下，没有人能够预见，农民们有朝一日的选举对象是谁。军方的利益也是五花八门，军官们完全可能向他们的家庭成员开枪射击。工会、农民银行、无政府主义和温和的斯拉夫主义者、“士官生”、铁路职员和地方长官、内阁大臣候选人和实际的内阁大臣——他们统统都深陷于混乱不堪的局势之中，甚至连一个月内的形势都无法预测。

韦伯笔下所描述的是一个政治的魔鬼地狱。在这个魑魅魍魉的世界中，愤怒、精神麻木、“假扮的蒙古人伎俩”和“真正的蒙古人式的阴险”及“最为恶作剧的亚洲人伎俩”、“‘神圣的’自我舍弃”、残忍、“狂热的嫉妒心”、所有参与者的财产和物质占有欲，以及沙皇极端的自以为是等，都成了这种状况的驱使力量的组成部分。“这是一场反复不停和胶着僵持的搏斗，伴随着大量的野蛮谋杀和冷酷的疯狂之举，以至于这种恐怖行为最后成了习以为常的惯例”；没有一场为了自由的斗争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发生过，这里的一切都是对人的神经的考验。

对此，韦伯更加显示了自己高屋建瓴纵览全局的能力。他不仅觉得自己得心应手轻车熟路（比如对策略性的权力现象的分析），而且对人们试图借以遏制国家危机的俄国自由宪法草案饶有兴致地加以评论。他认为，这部宪法草案只是反映了一种徒有其表和欺世盗名的立宪主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韦伯的俄国问题研究的许多重要主题：关于市民阶级命运的问题（在一个市民阶级是少数阶层的社会中）；农民在向资本主义过渡期间的关键地位；对革命成功的条件的认识：国际资本允许哪个政府推行债务政策（“交易所用行情上涨来对莫斯科街头的第一滴血表示欢迎”[18]）；社会分裂成敌对利益的团体，这些团体不仅组成了充满矛盾的联合体，而且对它们行动的后果毫无意识。[19]

然而，尤为重要的是：借助俄国的例子，韦伯检验了他稍后将要为德国做的工作以及他在青年时代给赫尔曼·鲍姆加滕的信中已经做过的试手练习——一种以“编年史”形式撰写的对政治的时代诊断。这个政治的时代诊断不仅包括所有相关的参与者，而且也包括这些参与者在其中活动的政治框架的结构条件，以及他们在各种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利益。韦伯这项工作最主要的动机是：面对一盘散沙的俄国以及死板僵化的德国（他看到了它们之间有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他要“‘趁着天还亮，抓紧去工作’，因为时间不等人”。他发现，市民阶级的自由主义精神几乎只体现在对他们过去的伟大时光的回忆之中，所以，他对自己时代的政治危机和精神危机感到兴奋：因为，市民阶级的主体性和个人的自由“通过危机并且只有通过危机”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凡是在这些危机中没有争取到的东西，以后恐怕再也无法争取到了。[20]

当马克斯·韦伯于1918年6月在维也纳为奥地利军官做一场题为“社会主义”的报告时，世界时钟的指针已经又向前走过了一段时间：1917年初，俄国士兵拒绝向由于糟糕的粮食供应被迫走上圣彼得堡街头的游行群众开枪。2月，工人起义爆发，3月，沙皇退位。议会和工人委员会以一种双重代表的方式在国内实行统治，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在维也纳报告的几个月前，韦伯就已经简明扼要地针对“俄罗斯向假民主的过渡”进行过评论。他认为，沙皇不仅缺乏管控自己和保持沉默的能力，而且无知浅薄好高骛远（韦伯这样评论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是影射德皇威廉二世），他的虚荣心导致了俄罗斯帝国的灭亡。然而，与俄罗斯资产阶级不同，俄罗斯的大众人群其时没有信用可言，因此，若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参与，革命将无法持续。除此之外，迄今为止，凡是信仰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在他们上台执政的地方，都以“资本主义发展有意识的推动者”的面目出现，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工作和就业。把他们与人口的大多数——农民联系在一起的，除了感情上的支持外，几乎别无他物。兼之，农民在世界大战的前线作战，反革命派一定想把他们留在那里，目的是阻止关于国家未来的全民公决。与俄罗斯帝国的少数民族问题一道（少数民族在民主情况下会立刻走到台前提出他们的独立要求），所有这些现实情况限制了民主在俄罗斯的发展。[21]

尽管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如今已经向世人宣告，他们没有资产阶级也同样能够夺取国家政权，但是，韦伯在维也纳的报告中所描绘的，是一幅并不富有戏剧性的社会主义图景。社会主义与民主制度一样（韦伯想让军官们对民主制度做好思想准备），都具有把所有政治和经济决策予以官僚主义化的倾向。社会主义者所抨击的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既非特殊的经济事实情况（大学和军队中的“办公资料”也属于公家而不属于个人），而且，恰恰是社会主义也不愿意放弃集中管理的生产力优势。

韦伯从事物的功能出发思考问题，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明确这样说：如果有人想消灭某种事物，那么他就必须说明，什么样的事物可以取而代之。举例而言，假如有人想取消资本家的利润，那么，他就必须号召国家公务员来替代资本家的工作。然而，出于什么原因人们要把这些公务员想象成比私有财产所有者对工人阶级更为友善呢？有人认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经济竞争在战争期间被停止了，这是一件得到充分证明的好事，因此，大家应当在和平时期把这一原则发扬光大。韦伯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妄想。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妄想是对由德国的组织体系炮制出来的、与西方个人主义和“1789年思想”进行对抗的“1914年思想”的左派式的解读。[22]韦伯提醒道，试图将国家和经济合二为一的做法导致的结果，不是国家对经济的统治，而是经济对国家的控制，因为工业出身的官员要比国家监督人员具有无可比拟的专业优势。另外，议会中的工人议员所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不等同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因为，国家作为财产所有者必然对低工资情有独钟，而议会则对高工资青睐有加。与私有经济的区别仅在于，人们无法对国家使用罢工手段。“若如此，国家本身就不得不承受工人阶级如今针对资本家的那种仇恨。”[23]

在韦伯看来，《共产党宣言》中对人民群众的普遍贫困化的预言并没有出现。企业界所形成的垄断——倘若的确出现过的话——没有产生更多的无产者，而是产生了更多的白领职员，这是因为，垄断组织乃是分支机构和子公司的庞大管理者。况且，白领雇员非但没有想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做出抉择，他们反而发展出了自己的等级意识。对人们造成威胁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行政机关的统治，至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如此，即如果人们对韦伯的追问不予理会的话——公务员究竟应当遵循哪些经过协调的“统治性的”目的？不唯如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预测，韦伯也并不认同，因为在他看来，经济和政治都有自我修正的能力。面对破坏性的竞争所造成的阶段性危机，中央银行政策和经济政策以及企业界将通过形成卡特尔的方式来应对之。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不是韦伯用以反驳那些认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的人的最重要的论据。相反，他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将取代资本主义？谁将在工业领域取得统治地位？是工会还是社会主义政党？显而易见，如同社会主义不是由无产阶级设想出来的这一事实一样，[24]工会组织也并非必然都有社会主义思想。再者，职业政客同样不是工人的阶级同志。因此，倘若由于党派和工会都被把持在完全受自身利益观念驱使的干部手里，那么，工人就应当自己来担任领导吗？倘若企业的领导权交到了工人手中，那么，这是一种经过理性思考过的企业领导方式吗？“因此，不论他们是否愿意，他们本身也同样都将依赖于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非工人代表和思想家。”[25]

于是，在韦伯眼里，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原因就在于，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并对之加上末日论和民族主义色彩的都是知识分子。当韦伯论及“大罢工的浪漫主义”以及“革命希望的罗曼蒂克”时，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矛头直指的是他离经叛道的学生罗伯特·米歇尔斯和格奥尔格·卢卡奇——这两个在他看来在政治上偏离了日常生活的既睿智又典型的代表人物。尽管如此，他在阐述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政党问题时，说了一句有所保留的话：“俄罗斯现在是一场伟大的实验。”[26]

那么，按照韦伯的看法，共产主义和列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对于韦伯来说，共产主义既非一种原始的集体财产制历史的开端（从中产生了私有制），也非历史的终结。

[1] 费奥多尔·M.陀思妥耶夫斯基（Fjodor M. Dostojewski，1821～1881），俄国作家，著有《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重要作品。

[2] “未来的奴性……”，见WuG，第835页；“羊群……”，见WuG，第64页；“专门家……”，见GARS I，第204页。

[3]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提出了著名的决断论概念，在社会学研究方面深受韦伯思想和方法的影响。

[4] 米歇尔斯：《社会哲学的问题》，第17～26页，第38页。

[5] 见GASS，第504页及下页。

[6] 以下两段引言的中文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和第3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第463页。

[8] 卢卡奇：《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第39页和第49～50页。

[9]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第465页。

[10] 见LB，第342页。

[11] 费多尔·斯特凡（Fedor Stepun，1884～1965），俄裔德国作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

[12] 斯特凡：《往事与永恒的事物》，第138页。

[13] 博格丹·基斯迪科夫斯基（Bogdan Kistiakowski，1863～1920），乌克兰法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友人。

[14]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Wladimir Solowjew，1853～1900），俄罗斯哲学家、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

[15] 卢卡奇：《小说理论》，第168页及下页。

[16] 见LB，第474页。

[17] 马克斯·韦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势》，载于GPS，第33～36页，此处见：第43页，第63页及下页。

[18] 《关于形势》，见GPS，第56页。

[19] 参见马克斯·韦伯《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过渡》，载于GPS，第69～111页，第107页，第109页。

[20] 《编年史》，见GPS，第106页；“时间不等人……”，见GPS，第65页；“通过危机……”，见GPS，第65页。

[21] 《俄罗斯向假民主的过渡》（1917年4月），载于GPS，第197～215页。

[22] 对此，有代表性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者约翰·普伦格的著述：《论革命者的革命化》，1918年，莱比锡，第33页及下几页，以及《论深化社会主义》，1919年，莱比锡，尤其见第38～89页。

[23] 《社会主义论》，见GASS，第492-518页；“国家本身……”，《社会主义论》，见GASS，第504页。

[24] 参见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功绩》，第27～30页。

[25] 见GASS，第513页。

[26] “浪漫主义……”和“伟大的实验……”，见GASS，爹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