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世界大战：灾难与解救，1814

30 反拿破仑的最后战斗和维也纳秩序的预告

梅特涅将1813年8～9月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以来的反拿破仑战争，分成三大“战役”。第一场战役是从奥地利1813年8月10日加入战争到同盟军进驻法兰克福为止。第二场战役自同盟军1813年11月最终决定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并进军法国，到1814年1月中旬占领了在战略上极其重要的高地朗格勒（Langres）为止。第三场战役包括了在法国领土上进行的所有战斗，直到1814年4月同盟军进驻巴黎为止。这三大战役的情况在国际关系史上无疑是非常独特的，因为所有这些战争行动，一直由参战各方从未间断的外交交流伴随。按照沙皇亚历山大和格奈瑟瑙及布吕歇尔身边的军事领袖们的意见，对拿破仑来个毕其功于一役，强迫法国接受和约，才是正确的做法。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对拿破仑的权力和军事手段的认识是多么的无知和幼稚，梅特涅在他对法国皇帝的研究中，以及从前五次的反法同盟战争中，已经学到了足够多的经验。是他一个人始终不渝地以一再更新的、共同促进的和平建议，伴随着战役的进程，直至1814年3月。

当反法同盟军到达法兰克福之后，并没有一致决定是否将战役继续进行下去，进而挥师法国。普鲁士国王声明，他坚决反对渡过莱茵河。就连维斯瓦河都不愿意渡过的沙俄将军们，则试图劝阻沙皇不要再继续进军。而梅特涅的观点则完全不同，他与施瓦岑贝格共同表示，要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已经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这是他始终如一坚持的信念。[1]1813年11月9日，在他位于法兰克福的行营举行了一次决定性的会谈，在会谈中，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将领们就共同的行动计划达成了一致，内容是，施瓦岑贝格的主力部队穿越瑞士，从南面进军法国，并与在意大利的奥地利军队以及从西班牙赶来的、英国威灵顿公爵的军队建立联系。布吕歇尔则从东面进军，在美因茨越过莱茵河，而贝尔纳多特王储则穿过被法国吞并的尼德兰地区，从北面包抄，这样就形成了对拿破仑的集中包围之势。战略上要求在包围行动中仍然继续奉行相互协调的进退迂回战术，待到以这种方式将拿破仑削弱、拖累得差不多之时，再与其进行最后的决战。在梅特涅行营中参加会谈的还有哈登贝格、施瓦岑贝格和拉德斯基；会谈责成施瓦岑贝格将商议结果汇总，书面呈报沙皇。[2]

梅特涅借口推托的和平倡议

战争将继续进行，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但是梅特涅坚持，与拿破仑谈判的可能不能中断。拿破仑在莱比锡提出的和谈建议至今还未给予答复。民族大会战之后，鉴于失败，拿破仑曾将被俘的奥地利将军默费尔特作为传话人释放。而同盟军也见样学样，同样俘虏了法国驻哥达（Gotha）和魏玛（Weimar）宫廷的公使圣艾尼昂男爵（Baron Saint-Aignan）。但是，梅特涅却认为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动，[3]他自己就曾在巴黎被拿破仑如此对待过。当然，也可以将这个过失弥补一下，把被俘的人作为报信人释放，将他送回巴黎。

同样是在1813年11月9日，梅特涅召集施瓦岑贝格侯爵、英国代表阿伯丁勋爵，以及同时也代表哈登贝格的涅谢尔罗迭伯爵到他那里会晤。在会晤时，梅特涅在行事策略上极其巧妙，因为他没有拿出任何文字的东西，而是在圣艾尼昂在场的情况下，口头阐述了一项和平计划。男爵不得不自己将内容记下，特别是有关法国应该保持在其“自然边界”的范围之内，即在阿尔卑斯山、伊比利亚半岛以及莱茵河边界范围之内的建议。建议要求给予德意志、西班牙（在原王朝的统治之下）、意大利及荷兰以独立。建议只提出了召开和谈，而没有提出缔结和约。停战或者只限于欧洲大陆的和平则被完全排除在外。[4]

英国的部分舆论以及卡斯尔雷对圣艾尼昂的使命非常恼火，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到底有何意义。直到今天的历史叙事，都将梅特涅在此事上的所作所为定格成“狡猾（slippery）”，因为他绕过了英国和普鲁士的利益，而在这个行动失败之后，他又否认了这个行动。[5]但是，如果了解梅特涅的长远战略，特别是了解他从一开始就将时常向拿破仑发出的谈判建议可能会失败这一点预估进去的话，那么这种评价是站不住脚的。1813年6月，他就已经在奥波奇诺宫当面向沙皇作了说明，并透露了这个“庞大的计划”。他让圣艾尼昂给科兰古带封信，信中说：“圣艾尼昂先生将向您报告我们的谈话内容。我不期待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我再一次尽了我的职责——‘拿破仑不会制造和平，这是我的基本信条（Napoléon ne fera pas la paix，voilà ma profession de foi）’。”[6]

就像梅特涅之前将莱茵邦联邦国从拿破仑体制中争取过来一样，他也以同样的做法对待拿破仑最后的盟友：瑞士、丹麦和那不勒斯。当他将这些国家同样从与拿破仑的联结中解脱出来后，对这些国家就不再讲和平谈判了。德累斯顿会谈之后停战协定的延长所达到的目的，是圣艾尼昂的秘密使命所同样要达到的：为动员军队争取时间。梅特涅在发给他的相府总管的绝密信息中透露：“我不相信拿破仑会给此事一个结果。但是，从任何方面考虑，我们必须走这一步，目的是要看清楚，并且同时要为我们的国家搞到武器。”[7]

从莱茵邦联过来的同盟新成员，必须承担为继续进行反拿破仑战争提供新兵源的义务。在此，梅特涅的联邦性的德意志政策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回报。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梅特涅给予了决定性的推动：“我们在军事方面对德意志进行了临时性的全面重组，并且固定下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德意志提供了120000人的前线部队，以及120000人的主动防御部队，并组织了从瑞士边界直到波罗的海的，对位于黑森林、奥登森林与威斯特森林及施佩萨特山和哈尔茨山中城市的进攻。”[8]在所有这些要由前莱茵邦联各邦尽其义务的事务中，施泰因作为中央管理委员会主席，特别是在1813年11～12月提供了大量的、无法估价的帮助。但是，这当然不足以使他成为“反拿破仑同盟战争”中的关键人物，[9]因为这场战争足足进行了9个多月，在这9个多月中，施泰因并非一直作为决策者出头露面。他的作用有些类似根茨，是一个幕后的政论作家、一个出主意的人、一个监工，最终作出决定的则是其他人。

1813年12月1日的声明：对法国人的宣言

梅特涅没有看错拿破仑。11月25日，他从外交大臣马雷手上看到了拿破仑的答复。信中完全忽视了所有的和平建议，满篇都是关于所有国家的独立和皇帝本人的普遍的和平愿望的空洞言词。这封信后来被梅特涅用来作为下一个策略性步骤的资料，因为他向同盟国建议，起草一份告法国人民的宣言书。这个声明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梅特涅是用什么样的政治和历史的配合将其联系起来，只有通过了解他自1792年以来所走的道路，才能得出结论。对于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到过。

这就需要回忆一下，梅特涅1792年在美因茨逗留时，曾经经历了不伦瑞克公爵那臭名昭著宣言的炮制过程。[10]几个月之后他注意到，这份宣言中包含的要摧毁巴黎的威胁，在巴黎激怒了国人的情绪，被法国国民公会用来作为借口，向“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王国”宣战。梅特涅将自己看作“一个透彻了解法国公众精神的人”，要尽一切努力，“不要将这种痛苦加在自己一方身上”。[11]同盟军新近要进行的干涉，可能会在法国内部引发如1792～1793年那样的激进革命浪潮，这使他坐卧不安。他所经历的那种灾难性的场面，二十年后还像一种永远洗不掉的染料一样，影响着他的思想。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理解他为什么偏偏将1813年的这份宣言，解释为自己一生中最为棘手的工作，这是他“发自心底的”呼声。[12]

几个星期以后，当梅特涅面对着布吕歇尔由于没有耐心而急于向凡尔登开进时，他的脑海里马上出现了“类似1792年的那次结果极其糟糕的军事行动”，他想到的是在瓦尔密遭到炮轰之后的撤退。[13]还在特普利采组成同盟之时，梅特涅就考虑到，签署的这些协议在巴黎会被错误地理解为是按照1792年的模式建立的一个进攻性同盟。他曾经从相府档案中将1792年的协议文本找出来，并参照其内容——像他所说的——“小心谨慎地”草拟新的协议：“我竭尽全力遵循着我们的最高标准——‘适度’——我甚至将个别可能会导致法国人直接作为借口攻击我们的条款，放在了另外的一个协议里，这个协议只有三国皇（王）室知道。”[14]在他的没有付梓的那部分回忆录中，梅特涅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意图，这些意图隐藏在他策略性奉行的1813～1814年和平政策的背后：“在我的眼中，拿破仑就是革命的代表者，革命也在热烈地支持着他。如果各大国就反抗‘革命代表者’的占领欲的行动，赋予占领意图的性质，那么，他们就会加强那些正要被削弱之地的反对派的力量。”[15]

“不要像1792年一样”——梅特涅也参照这个标准来起草宣言。他在宣言中先是恭维法国人的“民族自爱”情结，并向他们承诺，同盟各国会保证法国的“领土范围，是他们在过去的各位国王的统治下从未见到过的范围，因为一个富于骑士精神的国家，不会由于遇到自己造成的事故就沉沦下去”。[16]梅特涅以这样的方式改写了这个国家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为“自然边界”的说法。他宣称，盟国不是在与法国打仗，而是与破坏了欧洲大陆上的均势，从而给欧洲也给法国带来不幸的拿破仑在进行战争，还称拿破仑也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和平建议。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梅特涅解释了他的意图：“进一步将拿破仑与这个国家区分开来，并以此对法国军队施加影响。”因为他知道，很大一部分的法国将军早已厌烦战争。在他的宣言中，他也没有忘记提及法国人民最不舒服的一件事，法国还要再征兵300000人。

宣言以梅特涅最典型的欧洲和平愿景作结：不仅仅只有法国愿意和平，“别的国家也都想要和平、幸福和安宁。他们想要的是一种通过智慧的力量分配与合理的均势产生的和平状态，为的是各国人民不再继续经受二十多年来加在欧洲身上的苦难。在欧洲的国家秩序重新确定之前，在不容改变的原则对肆意的侵略取得胜利之前，在神圣的条约最终保证欧洲真正的和平之前，他们是不会放下武器的”。在这里，奥地利的外交大臣看起来已经将他在维也纳会议上的理想目标预先确定了，这个目标也是他还是一个年轻人时，就已经确定下来的。

对宣言的预期完全准确。梅特涅得知，民众接受的效果非常之好。他让人在法国散发了20000份传单；后来从科兰古那里听说，他击中了拿破仑的要害。拿破仑的警务大臣萨瓦里将在巴黎得到的第一份传单，立即呈交给拿氏过目，法国皇帝评论说：“起草这份传单的，除了梅特涅不会是别人。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为边界的说法，完全是在耍滑头。只有像他那样对法兰西了如指掌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17]

瑞士的表面看起来受到损害的中立

1813年12月初，瑞士和法兰西帝国之间的联盟尚还存在。但是，按照拉德斯基的军事行动计划，军队穿越瑞士领土向朗格勒高地进军已不可避免。沙皇亚历山大对此行动坚决反对，并宣称此事涉及 他的个人名誉，他过去也没少这样说过。他曾公开承担过义务，要捍卫瑞士的中立，并担心这样做会使他丢脸。这个冲突也发展成了梅特涅用其政治考虑和政治行动来引导军事活动的诸多案例中的一个。

以瑞士中立作为理由是十分荒谬的，因为自1798年以来，赫尔维蒂共和国（Helvetische Republik）——与莱茵邦联完全一样——就与拿破仑结成了防御和进攻联盟，并且提供了16000人的部队。不久前各州的代表大会——州代会——这个鼓吹所谓中立的机构，新征了300名士兵，送到在法国为拿破仑效力的瑞士旅中服役，一个从法国逃回瑞士的奥地利军官也被重新引渡回法国。[18]梅特涅重又运用对付莱茵邦联体系的做法，并当面据理说服弗朗茨皇帝——即将对瑞士的干预，实际上不是干预：“不是我们想干涉瑞士的事务，但是我们必须消除业已渗入瑞士所有阶层的法国影响。我们必须摧毁法国的大厦，但并非要取而代之，即并非在其基础上建立奥国的大厦：我们要重新建立的是瑞士的自由。但是，瑞士人自己在这方面必须为我们提供手段。”[19]

通过秘密谈判，梅特涅促成了伯尔尼州决定向同盟发出呼救，来帮助自己。梅特涅的行动支持了瑞士国内的“独立派”，同时打击了“亲法派”。此外梅特涅还预计，格劳宾登州和苏黎世州将效法伯尔尼州，加入同盟。在施瓦岑贝格和拉德斯基也一再坚持表示支持梅特涅的意见后，弗朗茨皇帝同意了梅氏的干预计划。1813年12月21日，奥地利军队在巴塞尔、劳芬堡（Laufenburg）和沙夫豪森（Schaffhausen）跨过原有的大桥越过莱茵河，未遇任何抵抗。虽然后来与沙皇的反目和争吵是很难抚平的，但是沙皇也不得不承认，对瑞士的行动在军事上是必要且正确的：同盟军不可能容忍有一个与拿破仑结盟的国家像桥头堡一样，在地理位置上横亘在奥地利驻意大利军队与从西班牙赶来的威灵顿公爵的军队之间。

战场与外交：梅特涅前往巴黎的途中

已经过去的历史真实，比后来的历史叙事所能发掘的东西要复杂得多。这一点特别适合用来形容1814年1～4月在法国战场上发生的事情。政治和军事行动在这里相互交织，轮番施加影响，简直纠缠不清。大量的军事行动出自陆军的各指挥部，而这些指挥部不停地变换着地点。施瓦岑贝格的统帅部曾经较长时间分别设在勒拉赫（Lörrach）、朗格勒高地、特鲁瓦、肖蒙以及奥布河畔巴尔（Bar-sur-Aube），另外也曾短暂设在了旺德夫尔（Vandœvre）、科隆贝（Colombey）以及塞纳河畔巴尔（Bar-sur-Seine）。各国君主的皇室大营和大臣们的行营有的会紧挨着指挥部设立，有的会在空间上与它们分开。与这些指挥部迁移并行进行的，是在2月3日到9日以及2月17日到3月19日之间，同盟国代表与科兰古进行的两次有关和约条件的谈判，在此期间，科兰古已经接替马雷出任法国外交大臣。在朗格勒举行的特别峰会以及大臣特别会议上，谈判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特别是在3月初，联盟已经更新为四国同盟，从而得到了加强。

为便于理解，还要开动脑筋，想象一下当时的军队不停地变换驻地，军旅在不停地调动，为的是从侧面或者从后方夹击拿破仑，因为除了施瓦岑贝格的统帅部之外，还有布吕歇尔、维特根施泰因、弗雷德和贝尔纳多特的部队在行动。如果想统计一下，当时在军事上同时开展了多少行动，那就必须以日为基础，进而逐日地记录所有的细节。要想这样做，就得像许久之前的军事作家卡尔·冯·普罗妥（Carl von Plotho）一样，他就是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用编年史的方式逐日作了记录。[20]所有的、在各地区进行的不同的行动——当时正值隆冬，饥饿寒冷，给养不足，又是在陌生的国度里——都要相互协调配合，如果不想被拿破仑各个击破和被歼灭的话。而且还要想象一下，对法国方面也要作同样的统计，当然，关于法国方面，由于蒙罗·普莱斯的研究，人们已经有了更加详细的信息。

到目前为止，历史叙事还没有成功地以一个总系统中各个行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模式，来解释直到拿破仑退位这段时间的历史发展进程。只有这件事做成了，才能算清楚每个 单一的行动参与者在总体中所占的分量。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到目前为止，研究这段历史时，总是些选择性的视角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梅特涅则没有被纳入视野。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倒是做得颇为容易，因为我至少知道，梅特涅什么时间到了什么地方，以及他在解决哪些基础性的冲突中，参与到了什么程度。因为原则性的争论还在继续：什么是正确的军事策略？法国和欧洲如何重新整顿？由谁来统治战败了的拿破仑帝国？哪部分领土要留给这个国家？正因为很少有人同时具备既冷静又聪慧的足够天赋，来驾驭这个异常复杂的局势——沙皇、格奈瑟瑙、布吕歇尔或者施泰因肯定不行，在军事问题上施瓦岑贝格以及拉德斯基当然还可以，[21]而在执行领域，唯有梅特涅堪当此任。当然，如果冲突升级，那么，这个冲突会在沙皇和梅特涅作为两个主要对手之间爆发，但是自1月19日起，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结盟伙伴，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站到了梅特涅的一边。

三个突出的决定性地点，形象地展示了梅特涅的危机管理才能：1814年1月27日至2月1日在朗格勒召开的危机会议；2月25日在奥布河畔巴尔召开的扩大的战争议事会；以及3月初在肖蒙召开的巩固四国同盟的会议。而在沙蒂永（Châtillon）并行召开的会议也占据了一定的篇幅。

1814年春梅特涅穿越法国前往巴黎的路线

第七章 世界大战：灾难与解救，1814 - 图1

1814年春梅特涅穿越法国前往巴黎的路线-续表

第七章 世界大战：灾难与解救，1814 - 图2

大危机：策略性的和平建议或者向巴黎进军朗格勒，1814年1月底

按照梅特涅的划分计划，位于上马恩省的朗格勒高地是第二次反拿破仑战役的目的地。在那里要作出决定，部队是要继续进军——这是沙皇亚历山大、格奈瑟瑙、布吕歇尔和施泰因催着要继续做的——还是先休整恢复一下，因为正值隆冬，要等待补给的到来。施瓦岑贝格在一份备忘录中建议休整，并得到了梅特涅的支持。

军事问题实际上是与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到底是不是还要进行和平谈判？如果要谈，那么拿破仑还能作为一个谈判对手被接受吗？沙皇突如其来地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建议，并挑起了争论，他建议，宣布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这位拿破仑的前将军——出任法国的统治者，或者让“法国人民”来表决由谁担任拿破仑的继任人。亚历山大想召开全民大会，由全民大会选举出席巴黎议会的代表，再由这些代表来决定宪法问题和国家元首问题。梅特涅强烈反对这一建议，“这是（法国）大学生联合会的翻新版本，是再次煽动革命，是拿破仑曾经制服过的革命！”[22]在此处，背景和经历不同的两个世界发生了碰撞：梅特涅作为一个早熟的年轻人，对革命暴力的爆发及其煽动群众的效果，以及对反对派的人身进行物理消灭的，并升级到激进化的情况，是曾亲身经历过的。与此相反，比他年轻四岁的沙皇亚历山大，此时正生活在遥远的圣彼得堡，正在受着卢梭的崇拜者、思想自由的共济会成员弗雷德里克-塞萨尔·德·拉阿尔佩（Frédéric-César de Laharpe）的教育。沙皇没有看到1814年存在什么危险，并想指令同盟军去吓唬选民，称拿破仑已经完蛋，谁也不愿意再听到他的消息了。沙皇甚至想让他老迈年高的帝师拉阿尔佩来主持这些事务。由拉阿尔佩让那些议员作出选择：是要共和国还是要贝尔纳多特，他们无疑将会选择贝尔纳多特。

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竭尽全力反对这个计划，因为他们担心，用这种方式会鼓励雅各宾党人或者专制主义者发动政变。塔列朗用他的预言证明了，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贝尔纳多特登上皇位，他只会“促成一个革命的新阶段”。[23]对于梅特涅和卡斯尔雷来说，只有波旁王朝才有考虑安排的可能。在梅特涅威胁奥地利要退出同盟之后，沙皇的暂时成功，也仅仅限于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已。此时真正棘手的问题是，是否还要与拿破仑进行谈判。到目前为止，沙皇对梅特涅主张的进行策略性谈判的战略，还是同意的，但是到了1814年1月，沙皇要毕其功于一役将拿破仑消灭，并对胜利进军巴黎的渴望已非常强烈，再也不想听到梅特涅的这些想法了。

我们知道，梅特涅策略性的理由是，如果拿破仑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和平建议的话，策略性谈判可以争取法国的公众舆论以及巴黎的大小官员，鼓动他们反抗拿破仑。在朗格勒，这位大臣于1814年1月27日在呈送给弗朗茨皇帝的“原则奏折”中，对他的理由有了新说法：“同盟可以用来反对拿破仑的强大武器，就是‘撕下他的和平假面（arracher la masque pacifique）’，就是在这副假面的掩盖下，他进行着一个接一个的征服。”接着，梅特涅解释了作为长期战略成果，皇帝应该采取的政策，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政策：“陛下深谋远虑，为此政策明指方向，同盟各国，全力奉行。唯派性偏见，否认此策硕果累累，获益良多。此得益于同盟逐步成长，步步均具适度、合法及和平之特点。”[24]他说，就是现在，也不能让这个强大的武器从他手中失落，因为一旦用错，它也会调转枪口，瞄准同盟。在这里，梅特涅非同寻常地明确透露了，向世人公开地玩弄和平的熟练技巧，对于他来讲，不过是个宣传手段而已，根本不是他所奉行政策的目标。

他在这次起草的奏折中一改平时的做法，没有用德语，而用了法语。这样一来，从一开始就清楚了：他想在下一次会议上，向所有的参加者发放奏折的文本，而且也的确这样做了。梅特涅的宣传策略还包括，盟国要将自己定义为欧洲的代表，并且要绕过拿破仑，将其和平建议直接发给法国的公众舆论。因为欧洲是要与法国谈判，而不是与拿破仑谈判。欧洲要将自己看作一个体系，一个要按照已经商定的大国均势思想重新建构的体系。

梅特涅外交的标志性特点是，他总是试图争取多数，以达成广泛的共识。他将他的奏折分发给卡斯尔雷、涅谢尔罗迭、哈登贝格、施塔迪翁以及安德列·拉索莫夫斯基公爵（Fürst Andrej Rasumowsky），后者到1807年为止担任俄国驻维也纳公使，现在作为顾问在陪同沙皇。在1月29日的会议上，要就奏折的内容进行谈判。梅特涅还出了个主意，在沙蒂永同时另行召开一个有科兰古参加的（代表）大会，对可能提出的和约条件向大会作出解释。所有四国代表均同意在朗格勒召开会议，并委托梅特涅，为代表们出席沙蒂永大会撰写一份指南。[25]

因为现代历史叙事中所清一色充斥的判断是，直到最后一刻，梅特涅还试图与拿破仑达成和平谅解，以便最后能保住他的皇位，那么，认真详细地叙述一下他是如何用所撰写的指南在战略上指导沙蒂永大会，就非常重要了。梅特涅为出席沙蒂永大会的代表们写了一份战争目标纲要，其中最具刺激性的条件是：“法国回到革命前［！］的边界中去。”在这份纲要中不再谈论“自然边界”了。总而言之，纲要意味着拿破仑帝国的完全解体。法国必须放弃超出其自身边界之外的所有影响，即对意大利、德意志和瑞士的保护国统治。所有与之相关的统治头衔将全被废除，巴萨诺公爵（Duc de Bassano）、塔兰托公爵（Duc de Tarente）、瑞吉欧公爵（Duc de Reggio）、埃尔欣根公爵（Duc d’Elchingen）、卡斯奇里恩公爵（Due de Castiglione）、阿布兰特什公爵（Duc d’Abrantès），讷沙泰勒亲王（Prince de Neufchâtel）、帕尔马亲王（Prince de Parme）、埃克米尔亲王（Prince d’Eckmühl）、维琴察亲王（Prince de Vicenze）——他们将失去与他们那些人为制造的头衔联合在一起的、油水极大的俸禄。旧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要重新建立。由斐迪南七世领导的波旁王朝将重新统治西班牙。在奥兰治亲王 的统治下，将重建荷兰。在指南中，对德意志有一个确定未来指向的定义，并事先划定了即将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讨论此问题的空间：“德意志是由自主的诸侯组成，并由一条联邦制纽带连在一起的，这条纽带保障和保证德意志的独立。”在此处，这个说法第一次在梅特涅的笔下出现，而不是一个月之后在《肖蒙条约》中才出现，并且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在卡斯尔雷的所谓的决定性影响下才出现。这个说法作为梅特涅提出的基本条件，已经写进了《特普利采协议》。[26]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不能不将指南理解为“是一个包装在不可满足的要求中的、向拿破仑发出的要其下台的命令”（威廉·昂肯语）。[27]

拿破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来自沙蒂永的信息的。1804年5月18日，他作为皇帝隆重发出的誓言音犹在耳、历历在目：要保护“共和国国土的完整”。从拿破仑的秘书范恩那里我们得知，拿破仑拿到沙蒂永大会指南时勃然大怒。法国皇帝立刻明白了，人们要求他做什么：他不仅必须放弃继续征战，而且必须归还经过征伐占领的他国国土。他必须将法国还原到比他现在所见到的缩小许多的范围中，就是说，他得食言。他感到这样的要求无法容忍，只能用阴险卑鄙、背信弃义、无耻羞辱、荒谬透顶等字眼来发泄。[28]梅特涅也没指望他能有比这更好的反应，这种反应也正好说明，他对拿破仑政治性格的估计非常准确。

但是，梅特涅要避免在巴黎的社会政治精英和法国民众那里，造成一种外来干涉的大国要强加给他们一个统治者的印象。因此，他在给朗格勒会议与会者的报告中，只是用复杂的句子和费解的措辞，将问题提了出来，如果拿破仑被赶下台，下一个王朝应该怎么称呼？同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进行直接的干涉吗？他们应该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还是作为次要问题提出来？他们应该以挑战性方式将问题提出，还是仅仅对结果表示支持？

这个报告也驳斥了广为传播的有关梅特涅想要使拿破仑在皇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判断，以及是在施瓦岑贝格 于1814年3月21日的突破性作战之后，同盟军向着巴黎胜利进军时，他才放弃了这一努力的说法。[29]梅特涅非常清楚，拿破仑是坚持不下去的。这个意思表达得最明确的，是他向威廉米娜·冯·萨甘谈起朗格勒会议时说的：“多少年来我一直对自己说，‘我要杀死拿破仑’，并且要建立世界和平。……假如拿破仑活着，假如他还在统治——那么他就必须成为一个小一号的人，如同从来没有进行过统治的人一样！”[30]

同盟面临失败：1814年2月14日梅特涅的危机外交

2月3日，出席沙蒂永大会的代表们已经到达会议地点，其中施塔迪翁是同盟的发言人，卡斯尔雷是英国代表团团长（阿伯丁、卡思卡特、斯图尔特），洪堡代表普鲁士，俄国的代表是拉索莫夫斯基。当会议进程显示，科兰古可能会接受梅特涅指南中提出的苛刻条件时，沙皇亚历山大于2月9日撤回了他的代表，中断了会议。他的理由是，如果战争状况发生了变化，指南中有一项条款允许更改条件。同盟军取得的一些胜利，助长了沙皇不再顺从施瓦岑贝格的束缚，而是要直接进军巴黎，他要亲自摧毁拿破仑的军队和拿破仑本人，并且让人们自由选举未来的国家元首。他的理由还有同盟军在数量上占有的优势，却忽略了自己队伍中有50000伤病员；他也同样没有看到部队的补给和供应情况是灾难性的，而施瓦岑贝格对此则顾虑重重。

在这种情况下，梅特涅再一次显示了对保持同盟的团结和坚持同盟的路线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沙皇威胁说，如果同盟不跟着他感觉的政策走，他就让同盟解体。鉴于此，盟国的大臣们匆匆忙忙于2月10～15日在朗格勒召开紧急会议，卡斯尔雷亲自做沙皇的工作，要其回心转意，却无果而归。其他参会人士也纷纷写信给沙皇，而他则一律不作答复。于是，大家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梅特涅，梅特涅表示，2月14日将与沙皇进行直接的谈判。他将一切押在了一张牌上，并威胁说，奥地利将撤出战争并与拿破仑另外单独签署和平协议。这样一来，沙皇让步了。让步的原因还加上在此期间布吕歇尔在与拿破仑的战斗 中遭到了几次失利。从2月17日起，又可以在沙蒂永继续谈判了。

一天以后，梅特涅带着稍许的嘲讽之音，向威廉米娜·冯·萨甘描述了盟国如释重负的轻松：“那是一群傻瓜，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笼络住了你的可爱的朋友［亚历山大］，如果他们继续这样玩下去，他们将毁掉整个世界。”他说，是自己承担起责任，独自一人与亚历山大正面交锋，并大获全胜。“我的朋友卡斯尔雷对我说：‘您是全世界的首相（le premier ministre du monde）。’我请求您原谅的是，我并不能每次都给您送来（他所说的）同样的知心话。普鲁士国务首相（哈登贝格）拥抱了我，我的皇帝（弗朗茨）追着我不停提问，普鲁士国王则冲着我微笑，而你的美男子［亚历山大］则对我说，他爱我，因为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懂得他的心思，他想要什么，并且还能始终如一，坚守己念。”[31]

1814年2月25日，奥布河畔巴尔的战争议事会

在施瓦岑贝格看来，在整个法兰西战役中，同盟军一再重犯1813年8月底在德累斯顿失败中已无以复加的错误。布吕歇尔的固执己见，让总指挥一而再，再而三地抱怨道：“他又开始愚蠢地突进，根本就不考虑他迎面的敌人可能很弱，但是两翼却有强敌。如果这种肢解包抄没有再一次陷他于灾难的话，那简直就是奇迹。”[32]2月中旬，由于同盟军曾在好几次战役中相互之间缺少协调，拿破仑虽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是他那危险的军事天赋却闪耀出光彩，最终取得了胜利。再加上同盟军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正处于绝望的状况，被施瓦岑贝格用一句惯用语来形容：“如果我将我的军队分散，那他们将被各个击破；若将他们聚拢起来，那他们将会活活饿死。”[33]

危机迫使同盟各国于2月25日相聚奥布河畔巴尔，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召集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战争议事会。弗朗茨皇帝、沙皇亚历山大、施瓦岑贝格、梅特涅、卡斯尔雷、涅谢尔罗迭、哈登贝格、拉德斯基伯爵（奥军总参谋长兼军需总监）、沃尔孔斯基公爵（Fürst Wolkonski，沙俄总参谋长）、冯·迪比奇（von Diebitsch，沙俄副总参谋长）以及冯·科内塞伯克（von Knesebeck，普鲁士国王侍从武官长）聚集一起，沙皇亚历山大亲自作记录。仅凭这份长长的出席名单就可以推测，危机是多么的严重。施瓦岑贝格向自己的夫人描绘了沙皇的态度：“沙皇亚历山大又一次被经常作弄他的、极其细致的‘恶作剧’所击倒。”[34]他说，他羡慕拿破仑或者威灵顿，他们可以做一个无牵无挂、无所顾忌的独立指挥官：“我们却是各个国家组合在一起，忍受着他人的可悲的判断，即，要承受三个君主……的指挥。被傲慢的、虚荣的、无知的、扮演军人的君主们所折磨，简直是在受酷刑。”[35]

会议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重新回到既有战略上去，按照这一战略指引的道路，曾经一路凯旋，直到取得了莱比锡民族大会战的胜利。这个战略就是，“不要让整场战役的命运，遭受到某些一般战斗不幸结局的影响和操控，而是要逐渐地消耗拿破仑的兵力，直到最后取得胜利”。[36]再次重回已被证明是成功的战略一事——虽然这个战略一再遭受攻击——突显了梅特涅在危机管理中的关键作用和地位，因为在对抗俄国和普鲁士的反对声中，他给了奥地利的军事领袖施瓦岑贝格和拉德斯基以政治上的支持。会议同时决定，开始向巴黎进军。鉴于整个政治的、军事的和人际关系的困难局面，还促使梅特涅和卡斯尔雷权衡考虑，需要重新巩固同盟的基础。

梅特涅与卡斯尔雷：“真诚的伙伴”

在卡斯尔雷于1月19日抵达巴塞尔之前，梅特涅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这位英国外交大臣的到来，他们从那里共同启程前往朗格勒，并于1月25日到达。两人在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深入交谈后发现，他们之间的观点是何其的相似与一致。他们有相同的在大国均势之下的涉及欧洲和平政策的政治愿景，这种大国均势会基于原则和结盟而得以巩固。梅特涅感到，自己像一个保守的辉格党人一样，被他的英国谈话伙伴所理解——他自己本来也非常愿意成为一个埃德蒙·伯克意义上的辉格党人。两人都想褫夺拿破仑的权力，都想让波旁王朝复位。而且两个人都担心，在法国可能从巴黎兴起，重新出现雅各宾党人的革命。通常在与政客交往的过程中，梅特涅极少谈论友谊，然而在与卡斯尔雷的交往中，以及后来在威灵顿那里，他却大为破例。在朗格勒，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第一次在外交平台上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成了“真诚的伙伴（Entente cordiale）。”如果说，第六次反法同盟取得了成功，那就不得不将他们二人称为自朗格勒会议以来取得成功的扛鼎人物，是他们精力充沛、竭尽全力地促成了成功。3月初在特鲁瓦，施塔迪翁就曾当着法国保王党的一个信使以及当着达尔贝格的面，用下面的话形容梅特涅在谈判中的地位：“另外，除了他以外，不需要您转达任何信息。梅特涅先生就是连接各位君主的纽带。在这一刻，他既是沙皇的大臣，也是奥皇的大臣。”[37]通过在巴塞尔、拉施塔特、德累斯顿、柏林、巴黎和维也纳的活动，梅特涅在政治眼光上已比对大陆事务缺少经验的卡斯尔雷高出一大截。当然，英国大臣本身也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一个外交大臣允许自己离开英伦本岛，在大陆上逗留数月进行政治谈判，是极其不寻常的。

两个人的关系是如此的不同寻常，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为详细的描述，才能更好地学会理解梅特涅。英国的着装与法国时装比起来有些奇特，梅特涅非常清楚这一点。[38]卡斯尔雷在巴塞尔现身时，身着红色及膝的裤子与蓝色镶花边的长袍，很像1780年代的高等教士身穿的法袍。但是梅特涅没有像威廉·冯·洪堡第一次见到阿伯丁勋爵时那样，肆意嘲笑这身装扮，而是将其看成一种英国人可爱的特征，应当予以包容。卡斯尔雷立即就感觉到了这些反应，在与梅特涅长谈数小时之后，他对阿伯丁说，他虽然与很多有名望、有教养的男士一起工作过，但是还从未遇到比梅特涅在仪表上更具“礼数（galantry）”的人。

阿伯丁立刻将这些话通报给了梅特涅，而这却令受到赞扬的梅氏非常吃惊，因为他感到在见卡斯尔雷时，自己过于直白地冲着他发话，表现得非常不外交：“大人，我们没有时间相互试探着、揣摩着来慢慢了解对方了。在您知道我在想什么之前，我没有权力从您那里得知，您在想些什么。我想用四句话告诉您——就四句，不多也不少：①如果您像我一样思考，②如果您想要的也是我想要的，③那世界就有救了——④如果您不这样想，那世界就会完蛋。您将在我们这里逗留几个星期，您可以选择，或者将好事马上做起来，或者从长计议，慢慢为坏事的到来作准备。”卡斯尔雷连眉毛都没抬一下，立即答道：“如果这是您想要的；那么我们就算在原则上达成一致了？”“是的。”梅特涅答道。在一封写给威廉米娜·冯·萨甘的信中他评论说：“从那以后，我们就像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作的两个雇员一样，共同努力了。”[39]

在卡斯尔雷于1月19日刚刚抵达巴塞尔后，梅特涅就试图尽可能近地将其拉向自己一边。他与其长谈数小时，直到嗓子沙哑。为了向他的谈话伙伴介绍欧洲的情况，他整整挨过了一整天的时间，“像弄碎一块奶酪一样，掰开揉碎地去讲解”。他看到，卡斯尔雷对他很满意，并兴奋地写道：“我与他相处得很好，就好像我们一辈子都一直生活在一起似的。他冷静、深思熟虑、有担当、挺得住、头脑清醒。”卡斯尔雷也对梅特涅充满信任，称他为“我尊贵的朋友（mon honorable ami）”，甚至将威灵顿公爵的一封信展示给他看。梅特涅吃惊地发现，信中逐字逐句说的几乎都是他的立场，甚至发现信中还使用了他曾使用的成语。[40]而卡斯尔雷在1813年从伦敦开始推行英国的对大陆政策时，还对这位奥地利政治家充满着极大的猜忌。那时，他还不清楚梅特涅的长远战略，不清楚这是一个不得不在拿破仑面前进行伪装的战略。哈布斯堡皇朝与拿破仑的联姻、1812年春季的结盟、1812年夏天拿破仑开始进攻俄国之前在德累斯顿会晤时（对梅特涅）公开进行的友好接触，等等：所有这些，当时在卡斯尔雷的眼中都是理由充分的证据，让人怀疑，能不能将梅特涅作为一个可靠的结盟伙伴来看待。

这种迅速发展起来的相互之间的推崇，绝非来自一时的热烈气氛，而是激活了梅特涅内心中的、向英国校准了的政治指南针，这是他在1794年就已经获取并早已融于心中的。两位大臣的观察力中都带有同样冷静的保留成分，都兼具嘲讽的色彩，均感到有义务奉行政治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并且两人都承认，自己属于1770年代的世界主义的一代人。虽然卡斯尔雷在前往巴黎的途中，还要从梅特涅那里学习不少有关大陆事务的经验，但两人奉行的是同样的原则，也正是这些原则，使两人成为维也纳秩序的建筑师。

是真正的友谊将这两个男人确确实实连接在一起，这一点后来在英国摄政王于1821年访问汉诺威，向梅特涅谈到卡斯尔雷时得到了证实，他说：“他理解您，他是您的朋友，这就说明了一切。”[41]而卡斯尔雷对于梅特涅来说非常的重要。1822年8月末，梅特涅在一封私人信件中透露，当时他刚刚得悉卡斯尔雷可怕的死讯：“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幸。这个人是无人可以取代的，特别是对我来讲。一个充满智慧的人的一切都可以取代，但是经验除外。伦敦德里侯爵（Marquess of Londonderry，卡斯尔雷）在他的国家里是唯一一个积累了外交经验的人，他学会了理解我。……这是个我遇到的最可怕的灾难。我的内心、我的灵魂已然委身于他，原因并不仅仅出于个人对他的爱慕，而是出于信仰。……我在此（在维罗纳会议上）等待着他就像等着第二个我。如果有他为我分担工作，我的工作量会减少一半。”[42]作为“唯一或许能够勉强替代他的人”，梅特涅看好威灵顿公爵，事实上威灵顿公爵后来也成为梅氏的另一位英国朋友，直到他1848～1849年流亡伦敦，威灵顿都对他一直忠诚不贰。[43]

“欧洲大国协调”的诞生时刻——《肖蒙条约》（1814年3月初）

拿破仑在1814年2月取得的还能算在他头上的胜利，不仅仅导致同盟国在奥布河畔巴尔召开了大型的战争议事会，而且也使同盟国的政治家们对战争可能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感到满腹狐疑。因此，3月的第一个星期，正在肖蒙的四大国的大臣梅特涅、涅谢尔罗迭、卡斯尔雷和哈登贝格有了一个想法，将同盟置于一个新的协议基础之上。现在很难确定这个倡议是出自卡斯尔雷还是梅特涅，两位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是并行不悖的。卡斯尔雷早在1805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就已经赞同欧洲和平秩序的想法，并于1813年4月将备忘录交给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卡思卡特作谈判之用。[44]梅特涅在科赫和福克特那里上学期间，就已经怀有根植于国际法的欧洲和平秩序愿景了。在肖蒙，两人所处的不稳固的战争同盟，正陷入困境之中，他们两人亟须找寻更多的支持——比一个纯粹军事防御或进攻同盟所能给予的要更多。在3月第一个星期的谈判中，他们赋予了梅特涅的谈判政策以新的品质，而这一谈判政策致力于欧洲的和平，曾不断遭受批评。

同盟国家遂以协议的方式相互重新保证，不会在战胜拿破仑之前分道扬镳，并且这一次接过了1813年9月《特普利采协定》的大部分内容，甚至照抄了原文，同时，又加入了一些原则性的新内容，对“完美的协作（parfait concert）”达成了一致，就是说，对赖以在欧洲建立普遍和平的体系达成了一致。在这个普遍和平体系的保护下，所有国家的权利和自由会得到保障。在这个巩固了四国同盟的协议里，他们也对军队出兵的数额，以及各国应分担的费用达成了谅解。作为主要目标，定义了应对法国的安全概念。这其中包括成员国中某一国遭到法国进攻时，其余国家要尽皆驰援。协议的客体被形容成一个防御联盟，“目的是保持欧洲的均势，保障各国的安宁与独立，防止它们遭到多年来多次陷世界于不幸的突然袭击”。因此，四大国承诺，在今后的二十年内，遇到情况需要时，仍要联合应对。

一条秘密条款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梅特涅为沙蒂永大会所撰写的指南中有关战争目的以及缔结和约的条件。这也说明了梅特涅对倡议所作的决定性的参与。如此一来，人们的目光又投向了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同样，具有宪法意义的关于德意志的定义又一次出现：德意志由自主的邦国组成，要通过联邦制纽带，以德意志独立为目的联合起来。[45]

保尔·施罗德将《肖蒙条约》评价为一个“愿景”，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里要求形成一个由独立自主的国家组成的欧洲，尽管这些国家在实力、责任和影响力方面各不相同，但是在法律、地位和安全上是平等的。[46]当梅特涅1813年10月将巴伐利亚从莱茵邦联中解脱出来时，他就已经在实践这种模式了。如果谁将四国同盟的革故鼎新，仅仅说成是“英国的胜利”，[47]那他就没有认识到在其产生、形成和最终实现的过程中，梅特涅所作的贡献。就像已经表明过的，梅特涅在沙皇面前说的话，比起卡斯尔雷要有分量得多。梅特涅虽然没有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开炫耀，说同盟打上的是他的烙印，但是，在威廉米娜·冯·萨甘面前他却透露说，沙皇亚历山大的反复无常和优柔寡断，对人真是一种精神折磨，而无休无止的争论，又是多么的令人难以忍受和疲惫不堪。另一方面，如果认为一切都是按照梅特涅的愿望做的，那当然也是错的。他在肖蒙所使用的，更多的是他在无休止的讲话和反驳中，最终能将分歧的意见引导到达成一致的本事。

梅特涅感到自己正行驶在“普遍和平（la paix générale）”的道路之上，不仅仅是大陆的和平，而且是包括英国和各殖民帝国在内的和平。这个目标，他早在1813年5月就通过施塔迪翁在莱辛巴赫的使命，对外作了宣布。总之，他懂得历史关键时刻的特别之处，因为在他看来，肖蒙的谈判是到那时为止世界历史有记录以来所绝无仅有的。四国同盟具有双重的面孔：它看起来像是梅特涅和卡斯尔雷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未来设计，但同时，梅特涅又将它视作可以操控的宣传媒介。按照大臣梅特涅的意见，恰恰由于它那温和的原则，可以“在欧洲公众中产生最好的印象”。[48]

梅特涅的远离现场与1814年5月30日《第一次巴黎和约》

由于同盟国认为它们的要求未得到满足，3月19日，同盟各国中断了与拿破仑在沙蒂永的谈判，谈判是由科兰古代表法方进行的。这样一来，“世界大战”的最后战斗打响了。而在对形势转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些天里，梅特涅却自1813年6月以来，第一次不处在事情发展的中心，是的，偏偏是在这个时刻，在对战略和战争目的以及对“世界大战”的最终结局作出决定的时刻，他却不在现场。到目前为止，一直以来所希望的皇帝的大营与施瓦岑贝格的统帅部尽可能地接近，现在却成了致命的妨害。因为在3月19日之后，这样近的距离，有使皇帝的大营可能落入敌手的极度危险。因此，皇帝的大营就得不停变换地点。3月19日先是从特鲁瓦迁往塞纳河畔巴尔，又于21日转移至奥布河畔巴尔，在24日最终移至第戎。这天傍晚，拿破仑正是在他岳父当天早上刚刚撤离的那栋房子里过的夜，哈登贝格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此事。[49]

在奥布河畔巴尔，弗朗茨皇帝、大臣们和外交官们喜闻施瓦岑贝格于3月20～21日在附近的奥布河畔阿尔西（Arcis-sur-Aube）取得了决定性的大捷，这给了梅特涅在4月10日进入巴黎之前最后一次机会，对形势的发展再一次施加影响。3月23日晚，同盟国成员聚集在奥布河畔巴尔，起草了一份《同盟国在沙蒂永谈判中断后的声明》。[50]宣言明确强调，同盟国不是想要来占领欧洲各国的，而是欧洲应该按照在大国之间合理的比例进行重建。

施瓦岑贝格的军事突破使得同盟军有可能继续向巴黎开进，拿破仑已经无力抵抗大军的进攻了，当然，他还会对奥地利的大营构成威胁。因此，为谨慎起见，施瓦岑贝格建议弗朗茨皇帝，与他的随从一道，移驾至南方部队的大炮射程之内的第戎，并在这里坚持到没有危险时，再行计议。塔列朗的猜测当然也不无道理，这样做，是不想让奥地利皇帝亲眼看到他女婿被褫夺权力，以及不想让他亲眼看着他的女儿——法兰西皇后——不得不被流放，这是更为合适的做法。[51]在施瓦岑贝格这里，他让他的主力部队与西里西亚方面军会师，并与腓特烈·威廉三世和沙皇亚历山大一同，挥师向着巴黎开进。

3月25日，下述人物齐聚第戎：弗朗茨皇帝、梅特涅、卡斯尔雷、阿伯丁、哈登贝格、洪堡和施泰因。梅特涅感到好像一下子从战争杀戮的场景，进入了一个乡村田园诗般的和平环境中。这些外来的造访者，在这里受到了极好的接待——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解放者，因为整个勃艮第都是保王党人的地盘。当看到四头牛拉的牛车在面前缓缓走过时，他感动了；当看到一只公鸡带着12只母鸡以及一个农妇在门槛旁织毛衣时，他兴奋了。24小时之内，这个城市的面貌完全变了：三色国徽变成了白色国徽，白色是波旁王朝的颜色。[52]

在这种孤独寡欢、离群索居的环境中，威廉·冯·洪堡诱导梅特涅去考虑和体验不同的爱情和幸福之感。而这位大臣则边写信、边陷入可以想象得到的对威廉米娜·冯·萨甘的爱情思念之中，他向她描绘着第戎和平的田园风光。同时也写信给他的夫人爱列欧诺拉，描写乡村般的城市生活的类似景象，并爱意深深地表达了他对家人的担心。此外，他还充满着父爱，给他还不到17岁的女儿玛丽写信，同样向她描绘了第戎，[53]同时还寄给她一份于5月23日发表的同盟国声明，进而向她说明了战况的进程。梅特涅对情人、夫人和女儿的爱，与古典教育的宣喻者威廉·冯·洪堡向梅特涅推荐的爱情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对照。每天晚上7点，威廉·冯·洪堡都要接待一位从城里来的“姑娘”，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6点。当他在办公室处理案头公务时，那些姑娘就坐在旁边。“那她们也写点儿什么吗？”梅特涅问道，因为他对此类召妓调情的勾当毫无概念，并且想了解了解。“不，她们就呆坐着，看着壁炉里的火，然后我们就上床做爱，她们真的妙不可言。”洪堡认为，第戎之所以比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美丽的原因，即是这里的女人会曲意逢迎、伺候周到、尽态极妍。梅特涅则干巴巴地评论说：“即使世界毁灭了——只要这些女人在世界毁灭的过程中给洪堡提出合适的嫖价——他就会感到满意。我身边围绕的一群人，他们一点儿也不缺少幸福感，因为他们的心思全放在了这类不同的事情上——由于每人的口味、乐趣和幸福观不同，所以因人而异，但是也有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比起洪堡来，要理智得多。”[54]

梅特涅、卡斯尔雷和哈登贝格在这两个星期被强制不能出门期间，经常碰面，一起吃饭或者聊天。在这些时候，他们已经着手解决后来在维也纳会议上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意大利和华沙公国的未来问题。他们如饥似渴地研究从各场战事发来的消息，对来自巴黎的报告尤感兴趣。他们知道，自3月31日起，沙皇亚历山大与腓特烈·威廉三世和施瓦岑贝格就已经开进了巴黎。他们也清楚，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派了一名信使去拜见沙皇，“商讨”和平事务——商讨“他（贝尔纳多特）在巴黎的阴谋”，哈登贝格在他的日记中如此写道。[55]因此，梅特涅有理由恼火，因为沙皇亚历山大有可能打破同盟各国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达成的一致。

3月30日，拿破仑的马尔蒙元帅将巴黎拱手交出，沙皇亚历山大进城后立即搬入了塔列朗的宫殿，并作为行宫在那里安顿下来。进城之后，同盟军心中非常没底，不知道在巴黎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在数不清的会议上，他们无数次在头脑中冥思苦想，会出现什么情况：会爆发雅各宾党人的革命吗？人民会与拿破仑——这位成功地将自己装扮成将敌人包围之中的民族拯救出来的救世主——站在一起吗？皇位问题该怎么解决？能够冒险在法兰西这个将波旁国王路易十六斩首的国家里，让他的弟弟作为路易十八继承拿破仑的王位？会不会发生在拿破仑的追随者与波旁王朝激进的保王党人之间的内战？多次声称已经厌烦战争的法国人又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以上问题，使人们基本上都想到了要依靠一位无所不知的顾问。现在，塔列朗的机会来了。他已经把缰绳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谢天谢地是在他的手里，据说梅特涅这样感叹道，因为他是法国政治精英中最有经验的人，也是唯一懂得如何以和平的方式，将一个帝国过渡到王国的人。他的人脉关系四通八达：与拿破仑的人，与波旁王朝，与国家机构，特别是与起决定作用的巴黎的参议院，以及与同盟各国。他具有全面的威信，并且知道具体应该去做什么。沙皇以他头脑简单的思维方式相信，可以利用塔列朗。而实际上，塔列朗也确实成了其编织的政治上难以捉摸的游戏中的主角。比如塔列朗鼓动沙皇亚历山大发表一个公开宣言。沙皇显然没有征得弗朗茨皇帝的同意，就大胆地以同盟的名义发表了声明。他让人在大街小巷和住家门口张贴了数千张声明，声明以同盟国的意愿宣称，“他们将不再与拿破仑·波拿巴以及任何一个他的家族成员谈判，但是，他们将要承认法国人民自己满意的国家宪法”。[56]

塔列朗让人将这个声明送到了参议院，并且利用这个声明提出议案废黜皇帝，召回波旁王朝，但是要有宪法作为担保。4月1日，参议院在记名投票表决后，通过了上述两项法令，在投赞成票的参议员中，曾经投票表决同意处死路易十六的也大有人在。[57]立法机构（Gesetzgebender Körper，当时各省特别代表大会的称谓）确认了法令。拿破仑皇室的高官，首先是审计署和最高上诉法院的高官，纷纷改换门庭。是否召回路易十八来继位，可以由法国人民自由选择。4月4日，拿破仑最忠诚的将军们——内伊、麦克唐纳、勒费弗尔和乌迪诺——将退位诏书的草稿放到了拿破仑面前，他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沙皇再一次将贝尔纳多特的名字作为王位继承人提了出来，塔列朗则完全按照梅特涅的意思说服了他，理由是，如果法国真的需要一个当兵的来做他们的国家元首，那他们可以保留现在的这个人：没有比现在这个人更合适的了，因此只有波旁王朝可以考虑。在他的回忆录中，塔列朗透露了促使他这样做的真实原因。作为曾效力拿破仑的前法国元帅，贝尔纳多特在即将召开的和谈中所占的分量，远比合法的波旁王朝要小得多。对于塔列朗来说，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挽救法国的国际地位。[58]参议院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委托塔列朗组建临时政府，让他从条约法律上，将制度变革一以贯之地做完。4月11日，拿破仑、奥地利、普鲁士和沙俄草签了《枫丹白露协议》。协议中，法国皇帝声明其本人及子嗣退位，皇帝的直系亲属可以保留头衔，并可获得优渥的俸养。拿破仑可以获得已经升格为侯爵领地的厄尔巴岛，皇后玛丽-路易莎将得到帕尔马和瓜斯塔拉（Guastalla）的公爵领地。在4月11日的文件上，也有梅特涅和哈登贝格的签名。[59]

梅特涅和哈登贝格两位政治家是在4月10日才从第戎穿越战场，到达巴黎的。沙皇亚历山大则用他的这一招，出其不意地给两个人来了个突然袭击。梅特涅立刻断定，从长远看，将拿破仑这种性格的人放逐在距离法国大陆如此之近的厄尔巴岛上，根本辖制不住他。因此，他要求在签署协议之前，与施瓦岑贝格和卡斯尔雷先行磋商。但是由于沙皇已经公开地敲定了此事，将其再一次看作一个有关他个人名誉的问题，并且同时威胁说，如果不接受这个协议，战争会立即再次爆发。在回忆录中，梅特涅用非常外交化的手段对自己作出判断的用词进行了修饰，他确定，自己所预计将出席的签字前的会议，“将会是我公众生涯中最奇特的一幕”。[60]在信中，他说得更为坦率：假如他提前三天赶到巴黎，他将会阻止选择厄尔巴岛，然而，他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沙皇亚历山大“干了好多的蠢事，而他的表现，像一个又逃脱了老师监管的学生。老师回来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61]关于沙皇亚历山大，他下面的话写得更加清楚：“他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男孩！是他开始把好事变成坏事，现在，好多事得要我们去收拾残局，但是，他在逃脱我们的监督最初的那段时间所做的烂事，却得让我们付出更长的时间去忍受！”[62]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梅特涅从早到晚不停地参加会议，修改和约条款，如果遇到讨论涉及欧洲定义的条目，还要开会到深夜。关于塑造和平，他看到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实行复仇，或者是达成“大国之间尽可能的政治均衡的立场”。这就意味着要适度，因为只有这样，欧洲才能获得持久的和平。因此，梅特涅也抵制“占领体制”方案。在着眼于未来秩序的同时，总体上，他不谈制度复辟，而是使用“为重建帝国和国家而建立和恢复等值的制度（等值替代项）”的说法。[63]

1814年5月30日，《第一次巴黎和约》为拿破仑的条约体系画上了句号：所有的自主权、宗主权、在法国境外的所有占领地被宣布为完全非法。[64]条约文本的起草者想“将不幸事件造成的、压在人民肩上的重负的痕迹，一律清除干净”。这其中就明显有梅特涅的印迹，是他在附加条款中加进去：从现在起，宣布《维也纳和约》（1805）与《申布伦和约》（1809）无效。同时，《第一次巴黎和约》为在维也纳召开的“未来的会议”奠定了基础，也在此一并宣布。

尽管波旁王朝又被重新确立，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变了样子的国家。1789年开始进行的财产大变革，不应触动；在拿破仑时期从全欧洲的档案馆中掠走的档案、地图、计划以及各种各样的文件，必须立即归还给所涉及的国家；相反，抢夺走的艺术品则留存在卢浮宫；法国不必向同盟国交付战争赔款；法国国界限定于1792年1月1日所定边界的范围之内；莱茵河左岸所出售的国有土地——其中包括梅特涅家族被侵占的领地！[65]——归属于那些通过购置而获得的购买者。

波旁王朝重返王位六个星期之后，同盟国的军队就离开了法国。但和约内容还涉及超出法国范围之外的规定：对于德意志各邦，则保留了原来由梅特涅于1814年1月在朗格勒首次向世界提出的模式。然而，在著名的、被多次引用的第6款中，不再使用自主诸侯的说法，而仅仅被描述成独立邦国，这些国家应该通过联邦制纽带统一起来。奥兰治家族治下的荷兰，以及瑞士，被宣布获得独立；意大利的一部分重归奥地利，其他部分由独立的邦国组成；马耳他受英国主权管辖；殖民地的瓜分参照1792年1月1日时的情况进行。有关世界上殖民地的瓜分条款要远比关于欧洲的条款详细得多，仅此一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除英国和俄国之外，法国依然继续被列为“全球竞争者”。